<h5><p>《半個世紀的回望：圖說我的知青往事》下篇</p><p><br></p><p><br></p><p>不要為青春嘆息</p><p>生活從來不表示歉意</p><p>不要對明天猶豫</p><p>自己的路別人無法代替</p><p><br></p><p><b></b></p><p style="text-align: center;"><b>留在延長</b></p><p style="text-align: left;"> 從1971年開始，延安知青的格局發(fā)生了變動，一大批知青因招工、招干、招生，陸續(xù)離開了農村。1972年12月初，我接到延長縣革委會組織部門通知，我被招收為國家干部，要求盡快報到。私下里我得到消息，如果本人拒絕留下，今后的招工不予考慮。</p><p> 那個年代大多數(shù)知青的人生選擇，只能是被動地漂浮在時代大潮中去碰運氣。雖然我內心一直殘存著當音樂指揮或電影導演的夢想，但自知希望渺茫，至于是潛伏在縣城還是工廠等待時機，我無所謂。</p><p> 就這樣，我的人生旅途拐上了另一條道路。</p></h5> <h3> 從衛(wèi)星圖片上看，延長縣城就像一條帶魚橫在延河與山麓之間。當年我初次在縣城閑逛時，就曾感嘆延長街道竟如此單一，從西到東只有一條大概不超過3里的“長安街”。</h3><h3> “長安街”兩邊沒有高樓大廈，居民住房就不用說了，即便是公家單位也多為平房或石窯，很少有樓房，就算是樓房也沒有超過兩（三）層的，因為自來水上不了樓。</h3><h3> 插隊四年，我進延長縣城的次數(shù)屈指可數(shù)，早先是跟著踅梁社員挑擔進城賣農產(chǎn)品，后來是隨安溝公社知青宣傳隊到縣城演出或路過縣城去延安。如今，這里將是我新的安身之處，還是那句話，我不知道會待多久，也許兩三年，也許五六年，也許更長。不管怎么樣，按照農民的說法，我畢竟“進城了”。</h3> <h3> 報到后，我被分配到縣知青安置辦公室，當時叫“安置辦”，后來改為“知青辦”。</h3><h3> 與我同樣招干的東方紅知青金德本被分到雷赤公社任團委副書記，這大大超出他的思想準備，請求組織上重新考慮，遭到拒絕。金德本一咬牙一跺腳，毅然赴雷赤履職。后來，已到延安地區(qū)革委會當干部的東方紅知青邵明路返回延長，被任命為交口公社黨委書記，他把老同學調到身邊當助手，兩人在交口掀起改革風暴，干得風生水起。1977年高考，金德本考上南開大學，畢業(yè)后曾在國務院港澳辦、駐港聯(lián)絡辦等部門工作，直至當上司局級高官。我想，在金德本不斷進取的仕途之路上，當年東方紅插隊的磨難和農村基層干部的歷練，一定讓他獲益匪淺。</h3><h3> 事情就是這樣，當你陷入某種“山窮水復疑無路”的困境時，最好硬著頭皮給自己找出一點曙光，以鼓舞士氣。不然怎么辦？路還要走，飯還要吃，生活還要繼續(xù)。與其垂頭喪氣，不如垂死掙扎，殺出一條血路。</h3><h3> 正式報到后，離新年只有半個多月的時間了，縣里給我們放假去處理私人事務。當我再次回到東方紅，已經(jīng)成了這里的客人?；犻_了歡送會，女子小子們紛紛送我小本、紙煙、瓜子，禮輕情意重。知青小組的歡送會已經(jīng)變成禮節(jié)性的了，被歡送的人越來越多，而歡送的人日漸減少，送就是了，無歡可言。接下來的時間，我又以延長人的身份，陸續(xù)送走一批批奔赴工廠的安溝知青宣傳隊戰(zhàn)友和東方紅的插友。</h3><h3> 1973年的新年鐘聲對我而言，仿佛是新征程起跑的發(fā)令槍聲。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可我不再是那個知青了。我將以一個新的身份、新的形象繼續(xù)在延長這塊土地上奮斗，譜寫新的篇章。</h3> <h3></h3><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部分知青干部在延長毛主席故居</h5><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知青干部</b></h3><h3> 延長縣留了多少知青干部，我沒統(tǒng)計過，估計有三十來人吧。反正從縣委縣革委到各公社，從公安局到廣播站，從學校到縣醫(yī)院，延長縣許多重要部門都有知青干部的身影在晃動。說句玩笑話，要是在革命年代，這些人可都是起義的骨干。</h3><h3> 知青干部的到來，無疑給延長干部隊伍注入了新鮮血液，經(jīng)過兩三年的鍛煉，其中的佼佼者被提拔重用，擔任了公社黨委書記、團縣委書記、縣婦聯(lián)主任等重要職務。</h3><h3> 說到這兒，不能不提及當時的縣委書記李忠發(fā)。李書記是個改革型領導干部，他懂農業(yè)懂經(jīng)濟，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jīng)驗，同時他又具有大局觀和創(chuàng)新意識。他深知，要想改變延長的面貌，干部是決定因素。他之所以大膽啟用知青干部，就是要借用知青干部思想活躍、眼界開闊、敢想敢干的優(yōu)點，去沖擊延長干部隊伍思想保守、因循守舊的一潭死水。而知青干部也在基層實際工作中增長了才干和經(jīng)驗。</h3> <h3></h3><h5 style="text-align: center;">1990年后，在北京的部分知青干部聚會</h5><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3><h3> 我不知道延長的知青干部后來去向何方，從事什么工作，但我相信，和金德本一樣，插隊和基層工作的磨練，將會成為一筆精神財富，伴隨他們一路同行。</h3> <h3></h3><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縣安置辦干部合影</h5><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下鄉(xiāng)</b></h3><h3> 在縣級政府工作，下鄉(xiāng)鎮(zhèn)、去農村是家常便飯。那個年代不比現(xiàn)在，我印象里整個延長縣委縣革委只有幾輛北京212吉普，是為主要領導服務的。普通干部包括局委辦等中層領導下鄉(xiāng)，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奔馳00”牌自行車和省油省電但廢鞋的“11路”，順道了，就坐一天一班或幾天一班的長途汽車。</h3><h3> 參加工作后，在長達6年的時間里，我無數(shù)次下鄉(xiāng)，就憑著這三種交通工具，穿越在延長的山川溝壑中。我有過身陷困境的時刻，第一次下鄉(xiāng)，在我準備返回縣城的當天，大雪封路，班車停運，我愣是從交口公社步行90多里回到延長。有一次下鄉(xiāng)，“奔馳00”壞在半道上，我只好頂著酷熱的驕陽，推車40里回到縣城。還有一次，我繞道延安去雷赤公社下鄉(xiāng)，車到宜川縣云巖公社時，司機借口大雨把路沖壞，死活不去雷赤，害得我啟用廢鞋的“11路”步行了40里。</h3> <h3> 我第一次下鄉(xiāng)，也是工作后的第一個任務，是去劉家河公社和交口公社調查知青現(xiàn)狀。我對安置辦劉志忠主任的安排十分不解，他不但不給我這個菜鳥配備師傅，反而讓我獨自一人出行。也許是人手緊張，每個人都得獨擋一面；也許他想檢驗我的能力，看我是否能堪大用。出發(fā)前我做了一些準備，閱讀了有關資料，擬定了調查提綱，盡可能做到心中有數(shù)。</h3><h3> 我在劉家河和交口待了10天，跑了5個大隊9個生產(chǎn)隊，和20多名知青或開座談會或單獨聊天，也向隊干部了解了情況。說實話，真正下去實地接觸未走的知青，他們的境遇之差，困難之多，精神狀態(tài)之沮喪，大大出乎我的意料。</h3><h3> 招工未走的知青大概分四種情況：因家庭問題過不了政審關的，占大部分；因病或其他原因長期留京不歸錯過招工的，有一定數(shù)量；招工批準了，但本人不愿去或體檢不合格刷下來的，是第三位；最后一種是本人表現(xiàn)不好，未被推薦的。這些知青情緒波動較大，思想包袱沉重。家庭包袱讓他們感到?jīng)]有出路，經(jīng)濟包袱讓他們生活艱難，身體包袱讓他們不知今后該怎么辦。更有個別人，三種包袱同時壓在身上，幾乎喘不過氣來。</h3><h3> 對這些知青的境遇我既同情又嘆息，卻愛莫能助，唯一能做的，就是如實將情況寫進調查報告，并提出建議，以期有關部門能采取措施，盡快緩解他們的處境。這次下鄉(xiāng)促使我多側面地認識了知青的生存狀況，相比踅梁和東方紅，真的是“東邊下雨西邊晴”。</h3> 獨自下鄉(xiāng)最大的好處是行動自由，跟領導下鄉(xiāng)，各種束縛隨之而來。我倒不是怕領導，畢竟我是在機關大院長大的，小小年紀就見過不少被稱為叔叔伯伯阿姨的處局級甚至部級干部，所以，我與各種領導相處從來不緊張局促?？晌耶吘鼓贻p，有些規(guī)矩不太懂，難免會冒犯領導。<br> 我從安置辦抽調到“整隊辦”（全稱可能是整頓大隊領導班子辦公室）后，有一次隨整隊辦主任趙保國下鄉(xiāng)檢查工作，同行的還有辦公室的第一筆桿子（抱歉我實在記不起他姓甚名誰了，且用“筆桿子”代稱）。剛開始下鄉(xiāng)吃派飯，我就像在踅梁那樣，一進窯洞就跳上炕沿兒坐下，并沒意識到有何不妥。趙主任皺皺眉什么也沒說，“筆桿子”卻教導起我來：“你這個小吳呀，不懂規(guī)矩，領導還沒上炕，你咋就先上去了！”我一愣，心想吃個飯還有長幼尊卑的講究呀？馬上跳下炕，禮讓趙主任和“筆桿子”上炕端坐后，才把邊兒入座。<br> 一路上，只要“筆桿子”一說“你這個小吳呀”，肯定是我哪兒又出問題了。比如酒席上，比你職位高輩分高的人不入席你不能先坐下；主賓沒動筷子，你不能第一個先吃；別人敬你的酒你一點不喝就失禮了；酒杯空了，你不能只給自己倒，還得替別人滿上。參加座談會，你最好把嘴忘在住地，領導講話是他的職責，你別動不動也想說兩句。討論調查報告，你發(fā)言領導可以隨時插話，領導講話你萬萬不可隨意打斷，等等。我知道“筆桿子”的教誨并無惡意，他既要維護領導的尊嚴，又要防止我出乖露丑給縣政府丟臉，同時也在引導我這個小老弟入鄉(xiāng)隨俗，讓我這個對人情世故、鄉(xiāng)約民俗一竅不通的知青“大老粗”多有受教。 下鄉(xiāng)調研、檢查工作只能算走馬觀花，真正鍛煉人的是駐隊蹲點。在去整隊辦之前，我被抽調參加第三期路線教育宣傳隊，在張家灘公社張家灘生產(chǎn)隊駐隊五個月。<br> 駐隊和插隊截然不同，在農民眼里，你不再是知青，而是“公家人”，你代表的是縣政府。農民評價一個干部，首先看你辦事公道不公道，敢不敢碰硬；其次看你有沒有辦法解決實際問題，至于是不是貪圖享受，多吃多占，農民并不特別在意。窮鄉(xiāng)僻壤，多吃能吃多少？多占能占什么？哪像現(xiàn)在，老百姓第一恨的就是貪官污吏和早就該回家賣紅薯的昏官庸官。 <h3></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參考圖片：挑水抗旱</h3><div><br></div><h3 style="text-align: center;"> </h3><h3> 在農村蹲點，你無所作為，老鄉(xiāng)就輕看你；你什么都敢碰，就得有兩把刷子，否則會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我沒有基層工作經(jīng)驗，只能以不變應萬變，像在踅梁和東方紅那樣，以誠相待。我選擇參加勞動作為切入點，向老鄉(xiāng)表明，我不是那種“白天看看報，晚上放大炮（宣講文件），早上睡懶覺”的蹲點干部。插隊四年打下的底子發(fā)揮了作用，挑水抗旱，我和社員一樣揮汗如雨；往山地送糞，一趟來回十里，男勞力每人四趟，我一趟不落。勞動使我與社員找到了共同語言。農民不喜歡來虛的，他們都是受苦人，你能受苦，他們就認可你，心就貼得近了，你說的話他們就能聽進去。</h3><h3> 張家灘最讓我頭疼的問題，是干部不團結。大隊支書老郝和前任隊長老任多年不和，兩人又都是能人，身后各有一群支持者。任搞生產(chǎn)有一套，許多社員擁護他當隊長，郝是書記，總有辦法讓任當不成隊長。其實，郝和任的恩怨起因于一件小事，由于缺乏溝通，憋在心里，日積月累，造成了長期隔閡。我多次找郝和任聊天談心，苦口婆心地化解他們的心結。人心都是肉長的，我的努力總算有了回報，兩個人終于坐到一起，把憋在心里多年的話說出來，并在社員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后來在郝的支持下，任重新當選生產(chǎn)隊長。</h3><h3> 當時我曾擔心，二人和好是給我一個面子，會不會等我走后又舊病復發(fā)？四個月后我參加一個會議，見到張家灘公社的干部，他們告訴我，郝和任看來是真的團結了，宣傳隊撤離后，他們倆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張家灘的革命和生產(chǎn)很有起色。聽到這個消息，我十分欣慰。</h3><h3> 當年，我從北京上山下鄉(xiāng)，來到地處黃土高原的延長；四年后，我又一次上山下鄉(xiāng)，走遍了延長的山山水水。第一次下鄉(xiāng)，“我們種下青春，收獲了成長”，第二次下鄉(xiāng)，我們經(jīng)受磨練，走向成熟。我不知道今后還會不會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只希望無論采用什么形式，都應該讓未來國家的棟梁有機會深入社會最基層，接觸最普通的勞苦大眾，這樣，他們才有可能真正把大地踩在腳下，把國運扛在肩上，把老百姓裝在心里。</h3>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如魚得水</b></div> 從1973年到1976年，不管我在哪個部門工作，除了下鄉(xiāng)，我干得最多的差事是寫材料，什么調查報告、匯報材料、年終總結，偶爾被拉去給縣領導寫講話稿，那種按一定套路寫作的官樣文章把我弄得苦不堪言。我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跳出苦海見晴天，去從事可以發(fā)揮想象力創(chuàng)造力的文藝創(chuàng)作。 <h3></h3><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縣文化館館全體成員</h5><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3><h3> 在分管農業(yè)的副書記和分管文教的副縣長扯皮一年多后，1977年1月，我調到縣文化館任副館長。其實，在此之前我已多次應老館長盧云峰之邀，協(xié)助文化館編排節(jié)目，組織晚會，并隨延長代表隊參加過地區(qū)文藝匯演，所以，去文化館是順理成章的事。</h3><h3> 我如愿以償，如魚得水，到文化館后抓創(chuàng)作、選苗子，辦油印刊物，輔導基層單位排練節(jié)目，也干得風生水起。除了相聲，我還嘗試了以前未曾涉獵過的文藝形式，創(chuàng)作了陜北說書、陜北二人臺、坐唱、啞劇、小歌舞等節(jié)目。</h3> <h3> 1977年6月，縣文化館組團參加了延安地區(qū)第二屆群眾文藝匯演，在事先不被看好的情況下后來居上，取得不錯的成績。我們的小歌舞《給毛主席拜年》獲得表演獎。我和搭檔胡龍紀表演的反映學雷鋒熱潮中干群關系的相聲《送雞蛋》獲創(chuàng)作表演獎。</h3>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在延長說相聲</b></div> 我說相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小學四年級我11歲的時候。那時我在北京三里河三小上學，記不清是在開學典禮還是某次學校大會上，我和另一個同學表演了相聲《香蕉皮》。<br>我第一次寫相聲，是在5年后的1964年8月7日，我在北京四中上初三。為什么記得那么清楚？因為這段相聲處女作諷刺的是美國武裝侵犯越南后謊話連篇的丑態(tài)，已經(jīng)發(fā)黃的稿紙上記載著：于參加示威游行當天中午寫就。<br> 自編自演相聲，既是我的愛好，又是我不同時期人生經(jīng)歷的見證。留在延長工作后，我先后寫了6段相聲，最早是和安溝公社知青、當時在團縣委工作的李連元合作，后來換成了城關公社的知青干部胡龍紀（小毛）。我和小毛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我已記不清了，反正我們一拍即合，日漸默契，從延長演到延安，從延安演到西安，一路捷報頻傳。<br> 1973年3月我在安置辦工作時，根據(jù)在農村的生活體驗，構思了一個老革命支書帶領群眾學大寨的相聲《英雄贊歌》，這是插隊以來我寫的第一個相聲。作品在延長縣歡迎延安地區(qū)文化工作檢查團的晚會上首演，獲得好評。作品經(jīng)過修改，于1975年10月參加了延安地區(qū)第一屆群眾文藝調演，獲創(chuàng)作、表演獎?！蛾兾魅請蟆?1月30日發(fā)表時更名為《大寨花》。12月陜西人民廣播電臺在省政府禮堂對演出進行了錄音并隨后播出。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在西安演出的化妝照</h5><br> 1976年4月，作品改名為《老書記》，代表延安地區(qū)參加了陜西省曲藝調演，經(jīng)過組委會、專家、群眾三個評審組評選，在十個相聲作品中名列第一，初定為代表陜西參加全國職工文藝調演的作品。誰知正式宣布前出現(xiàn)變故，時任省文化局革委會主任的軍代表插手，指責該作品歌頌老干部而不寫年輕干部，手段傳統(tǒng)而沒有新意，下令取消赴京參演資格。雖然許多人為我抱不平，但這點打擊對我來說已經(jīng)不算什么了，我回到延長繼續(xù)等待明天的太陽。<br> 1977年7月6日，一場歷史上罕見的特大山洪襲擊了延河川道上的所有村莊。事發(fā)當晚，我就在嚴陣以待的防洪隊伍中，當轟隆隆的聲音從遠處傳來時，我們立即向高處撤退，立足未穩(wěn)，洪水就像發(fā)狂的野獸奔騰而來，漫過公路，呼嘯而去。我此生第一次看到如此兇猛的洪水，驚得目瞪口呆。<br> 經(jīng)過20天緊張的抗洪救災，文化館接到三天后在表彰大會上演出的任務。我僅用一天時間就寫出了相聲《銀線傳友誼》，贊頌了兄弟地區(qū)供電局為搶修延長供電線路所做的奉獻。這種速度在我寫相聲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h3> 從《英雄贊歌》、《老書記》到《送雞蛋》、《銀線傳友誼》，我自編自演的相聲演出過多少場已經(jīng)淡忘了，我只記得，當時我和小毛說的相聲，成為延長晚會上廣受歡迎的節(jié)目。</h3><h3> 在這里我想對胡龍紀說：小毛，還記得我們在延長說相聲，在延安、西安說相聲的情景嗎？我逗你捧，配合默契，給多少人帶來歡笑，我們自己也從中獲得樂趣和成就感。若不是省文化局軍代表粗暴干涉，我們就能代表陜西赴京參加調演了，這也許會是我們人生精彩的一頁。恨也罷怨也罷，都是過去的事了，讓它隨風而去吧。謝謝你當年的合作和付出，祝你晚年安康，全家幸福！</h3> <h3></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盲人藝術家</b></h3><h3> 1977年10月下旬，正在北京探親的我收到電報，讓我去西安參加陜西省文藝創(chuàng)作會議。會議開了9天，平淡無奇，感覺有關部門好像是奉命行事，擺擺樣子而已。撥亂反正的年代，受害者和加害者都在忙碌，控訴與辯解，揭發(fā)與掩蓋，平反與拖延糾纏在一起，撥而仍亂，反正不易，開一次會難有什么效果。</h3><h3> 我倒是另有收獲。作為延安地區(qū)的代表，我與陜北說書老藝人韓起祥住同一個房間。韓起祥在中國曲藝界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出身貧苦，3歲患天花失明，6歲父親病逝后，母子相依為命，乞討為生，曾因被人欺侮投河自盡獲救。他13歲學藝，開始說書生涯。1938年23歲時他從老家投奔延安，之所以說“投奔”，有書詞為證，“想紅軍，盼紅軍，我彈三弦跟紅軍”，說明了動機。</h3> <h3> 韓起祥在延安編新書說新書，逐漸享有盛名。1946年8月，韓起祥先后為毛主席、朱總司令說書，毛主席稱贊說:“書，你說得好。今后你要為工農兵多說新書?！?958年韓起祥當選中國曲藝家協(xié)會副主席、陜西分會主席，后來在參加全國曲藝匯演時又受到周總理接見?！拔母铩逼陂g，這位盲人藝術家卻被誣陷為“三反分子”、“黑幫”，遭到迫害。我估計，參加創(chuàng)作會議時的韓起祥正處于已經(jīng)平反，尚未啟用的階段，否則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哪輪得到我與他同住。</h3><h3> 有一天半夜，我被吵醒，見韓起祥仍坐在床前，嘴里念念有詞，什么“三弦就是機關槍”，什么“瞄準四人幫”，原來他在創(chuàng)作打倒四人幫的陜北說書。我說：“韓老，這么晚了您還不睡呀？”韓起祥的回答把我逗樂了，他說：“白天黑夜對我來說還不是一樣樣的?！?lt;/h3><h3> 經(jīng)過幾天相處，我了解到韓起祥許多身世，分手時他還送給我?guī)妆疽运硎绖?chuàng)編的陜北說書《翻身記》，這是韓起祥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正是看了《翻身記》的部分篇章和有關報道，我萌生了以韓起祥傳奇經(jīng)歷為素材寫一部電影劇本的想法。</h3> <h3> 1978年4月，我隨韓起祥及其女弟子回榆林老家橫山，當汽車來到無定河畔，韓老一下車就撲倒在沙攤上，200多斤重的身軀在沙灘上忘情地翻滾，口中不停地喊著：回來了！回來了……他對家鄉(xiāng)的眷戀之情深深打動了我。</h3><h3> 同年6月，我的電影劇本處女作《光明曲》完成，經(jīng)西影廠報名推薦，獲北京電影學院78屆編劇進修班入學資格。</h3> <p></p><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安溝駐延辦”</b></div> 我到縣安置辦工作后，我住的窯洞就成了迎來送往的“大車店”，為叫著文雅，我稱之為“安溝駐延辦”。原東方紅的知青，不管是仍在農村還是已當干部的，只要路過延長，就到“駐延辦”休息、蹭飯，有時還留宿。還有踅梁的老鄉(xiāng)，進城辦事也到我這兒歇歇腳，喝口水。不久前，原東方紅知青崔希通在一個帖子里提到，當年他回延長辦戶口，吃住全靠我，我還找了輛馬車送他遠行。吃住肯定沒問題，只是我實在記不起，我從哪給他弄的馬車，莫非我這兒真是大車店？<br> 能在“駐延辦”和我同炕而睡的，肯定是關系很近的人，我記得祝文、邵明路、金德本等就是?？?。我們躺在炕上談天說地，無外乎是近況、困境、計劃、將來，當然還涉及情感的私密話題。工作幾經(jīng)變動，“駐延辦”也幾度遷址，最后落腳在縣文化館。<p></p><p> 1977年10月21日，中國各大媒體公布了將于一個月后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高考的消息。其實，在此之前早有小道消息流傳出來，有心者已經(jīng)在摩拳擦掌，蠢蠢欲動了。此時的我正在北京探親，對是否參加高考猶豫不決。我當然想上大學，可我念念不忘的音樂、電影類院校沒有招生消息，理工科我想都不想，文科似乎也沒有太大誘惑力。<br> 11月中旬，當我從西安開完創(chuàng)作會議回到延長時，發(fā)現(xiàn)“駐延辦”已經(jīng)被占領，與我相熟不相熟的知青在金德本、吳北玲帶領下開設補習班，為高考做最后沖刺。這個時候距高考只有十多天了，在這么短的時間里，要我將放下十多年的數(shù)學公式塞進腦瓜里，談何容易。<br> 俗話說“一心不可二用”，可我卻一邊心不在焉地復習，一邊張羅送水做飯，一邊又滿腦子想著韓起祥的劇本。一心三用的結果可想而知，最終，我陸續(xù)送走了領到錄取通知書的“駐延辦”過客，自己仍堅守陣地，等待下一撥客人。<br></p><p><br></p><p></p><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幸運列車</b></div> 沒有上成大學我既不遺憾也不沮喪，似乎一切早在意料之中，我開始心無旁騖地構思、寫作關于韓起祥的電影劇本。都說機會只留給有準備的人，我不敢說善于抓住機會，只能說碰巧遇到了機會。<br> 1978年4月，我剛從橫山回來，就接到通知，去參加為期半個月的延安地區(qū)第一次電影創(chuàng)作會議。會上討論了11個本子，我的《光明曲》只有提綱和已經(jīng)寫出的前兩章，卻受到關注，西影廠參會的編輯韓俊峰認為，選題不錯，已寫出的部分能打動人心，是值得扶持的好苗子，我就此認識了老韓。<br>5月我得到消息，北京電影學院招收編劇進修班學員。我快馬加鞭，趕在6月份完成劇本初稿，送到推薦單位西安電影制片廠，在老韓的幫助下，總算搭上了這班幸運列車。<br><p></p> <h5><p></p></h5><h5 style="text-align: left;"> 延長縣副縣長、宣傳部長、文教局長及文化館同事為我上學送行</h5><p style="text-align: left;"><br></p><div><br></div><p> 不管怎么說，我都得感謝命運的眷顧。如果沒有舍棄高考復習時間參加省創(chuàng)作會議，就不會結識韓起祥；如果沒有被韓起祥的傳奇經(jīng)歷打動，就不會有劇本《光明曲》；如果沒有及時完稿的《光明曲》，西影廠的推薦名額也不會落到我頭上；如果沒有電影學院編劇進修班的學習，就不會有后來我人生旅途上的西影歲月和青影時光。碰上了才算運氣，抓住了才叫機會，但前提是，時刻準備著。否則你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曾經(jīng)有運氣和機會與你擦肩而過。</p><p> </p> <h3></h3><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北京電影學院朱辛莊舊址</h5><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編劇進修班</b></h3><h3> 1978年9月至1979年6月，我在北京電影學院編劇進修班學習。此時的電影學院臨時棲身在北京昌平縣朱辛莊原北京農業(yè)學校所在地。給我們授課的專家學者，不少是當時電影界的權威大腕，內容涉及中外電影史、美國、蘇聯(lián)等國家電影概況，以及電影類型、劇作分析、劇作技巧等等，相當全面。那時我們每周都有幾天坐班車進城，在中影發(fā)行公司和電影資料館觀摩普通群眾看不到的中外電影，八個月下來累計有幾百部。我如饑似渴地學習，拼命吸收著養(yǎng)分，為后來從事電影劇本編輯、創(chuàng)作做了充足的儲備。這次學習讓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就好像陜北老農進了京城，才知道好吃的東西不光有米酒油饃攤米黃，還有滿漢全席、哈根達斯和拉菲干紅。</h3> <h3> 78屆編劇班人才濟濟，許多人后來成就斐然。有當選中國影協(xié)副主席、省文聯(lián)主席、省影協(xié)副主席的，有成為國家一級編劇、擔任電影廠文學部主任的，有獲得國內各種影視編劇獎、香港電影金像獎編劇獎、曹禺戲劇文學獎的，不一而足。</h3><h3> 他們的名字影視圈外的人未必熟悉，但如果我說出《大決戰(zhàn)》《大進軍》《離開雷鋒的日子》《月亮灣的笑聲》《焦裕祿》《苗苗》《似水流年》《愛情與遺產(chǎn)》等作品的名稱，相信50歲以上的人都耳熟能詳，這些作品就出自他們之手。</h3> <h3> 編劇班的大多數(shù)同學，分別四十年我再未見過。這些年不管是一帆風順還是歷經(jīng)坎坷，有一點肯定相同：都已進入人生晚秋時節(jié)。看著照片上同學們當年風華正茂的英姿，不禁感嘆歲月無情。</h3> <h3></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路在何方</b></h3><h3> 編劇進修班結業(yè)后，來自電影廠或文化系統(tǒng)的同學回到原單位，其他同學開始八仙過海自尋門路，為自己找一個能學有所用、施展才華的單位，其實就是希望由此改變自己的命運。</h3><h3> 當時，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研究所和西安電影制片廠想從編劇班補充新鮮血液，分別與我進行了接觸。電影所搞理論，制片廠搞創(chuàng)作，我左右為難。但北京的誘惑更大，見面了，談話了，鴨子掛進爐里了……可惜白忙活，進京沒指標！</h3> <h3> 西影那邊也出現(xiàn)問題。原來想要的七八個人也因為進省會的指標卡了殼，包括我在內的三個陜西學生尚有一線生機。</h3><h3> 延長方面也遇到麻煩?？h里雖聲稱一定放我，卻又糾纏著商調和調令有別而始終不松口。為此，我不知找過縣領導多少次，他們總是和顏悅色地安慰我不要著急，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面對這些太極高手，我哭笑不得。</h3> 我焦急地等待著命運的裁決，路在何方？我心里實在沒底。不過，經(jīng)過這么多年的磨練，我已經(jīng)學會處變不驚，不會再因為事情懸而未定就魂不守舍，自亂陣腳。就算去西影的事告吹，那又怎樣！命運讓人難以捉摸，唯一能把握的，是你自己準備怎么辦。當時我擬定了一個五年學習、寫作計劃，做好了在延長打持久戰(zhàn)的準備。 <h3> 實際上，在北京活動工作單位時，我已經(jīng)在構思第二個電影劇本了，用現(xiàn)在的話說，這是一個殘疾人勵志的故事。經(jīng)編劇班同學介紹，我認識了史鐵生。我到史鐵生家去過幾次，與他進行了長談，史鐵生還將他的日記、書信拿給我看。史鐵生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不裝。他沒有因為引人注目而在外人面前豪言壯語，從他嘴里說出來的，無奈就是無奈，困境就是困境，他并不刻意表現(xiàn)堅強和樂觀，卻又從骨子里滲透出做人的尊嚴。</h3><h3> 與史鐵生的接觸，對我確定劇本的立意和主人公的基調頗有幫助?；氐窖娱L后，我用個兩個月的時間完成了劇本《春風輕輕地吹》。劇本打印出來后，我寄給了電影學院的老師，編劇班的同學和插隊時的好友，收到的反饋是令人鼓舞的，峨眉電影制片廠的同學讓我對劇本精雕細刻，由他們向廠里的導演推薦。</h3><h3> 1979年12月下旬，事情突然出現(xiàn)轉機，西影為了表示誠意，專門派人來延長協(xié)商我的調動。當面鑼，對面鼓，兩天后，來人帶著我的檔案返回西安……</h3><h3> 又是幾個月的等待，終于塵埃落定。路在何方？路在腳下，直指西安。</h3><h3> 我前腳剛離開延長，峨影廠為我請創(chuàng)作假的公函就到了，可惜晚了一步，我已經(jīng)是西影的人了。我是在一個月后才收到從延長轉來的這封信，初到西影，諸事纏身，我最終沒能去成峨影。就這樣，“春風輕輕地吹”過之后，便沒了蹤影。</h3> <p></p><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我離開延長前組織的最后一臺演出</h5><br> 離開延長時，我差三個月就滿32歲了。從1969年2月到來，到1980年7月離去，我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近12年，這可是我人生最精華的年月??！<br> 有人不堪回首，有人刻骨銘心，有人百感交集。每個知青都有權利對自己這段青春做個評判。我不強求你，你也不要強求我。將來歷史如何評說并不重要，只要我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p></p><p> 別了，延長！在這塊黃土地上，我留下過姓名，留下過身影，留下過汗水和淚水，苦悶和激情，所有這一切終將隨著時光的流逝風吹云散，水過無痕。<br> 然而，我?guī)ё叩乃寄顚殡S我一生一世。<br><br> 捧一把黃土離開家<br> 天南海北忘不了它<br><br> 山在水在石頭在<br> 人離開了心還在<br><br> 延河在我心上流<br> 夢里唱起信天游……<br></p> <h3></h3><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參考圖片：今日延長縣城</h5> <h3></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r></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收尾的話</h3><h3> 在微信群發(fā)布《半個世紀的回望：圖說我的知青往事》之前，我已經(jīng)十多年不參加各種聚會了，除九十多歲老媽的群，其他群我一概不入。人生苦短，來日無多，我總算學會了按照自己內心的意愿去生活，能放下的我都放下了。</h3><h3> “知青往事”完稿時，本來只打算發(fā)到我和老伴各自的知青群，讓當年的插友分享我的回憶。沒想到許多人轉發(fā)給熟人，熟人又轉發(fā)，漸漸就到了兩千多人的規(guī)模。我知道，是因為它喚起許多與我的經(jīng)歷背景相同、環(huán)境相似、故事相異的老知青共同的記憶。</h3><h3> 隨著我人生旅途走入不同階段，與我有共同記憶的人越來越少，而且說實話，除了插隊，再沒有能讓我夢魂牽繞的歲月了，也就再沒有能讓我“圖說往事”的激情了。</h3><h3> 在寫作兩個“往事”時，翻看日記，回憶歷史，浮想聯(lián)翩，感慨萬千，我仿佛又重新走過了一遍自己的青春。終于完成了一樁心愿，我可以安心的歸隱鄉(xiāng)間，繼續(xù)去過不被打擾的晚年生活。</h3><h3> 我曾經(jīng)的同學、插友以及有緣相識的故人，多數(shù)人我還記得名字，記得你們當年的音容笑貌。相見不如懷念，各自珍重吧。</h3><h3><br></h3><h3> 信天游</h3><h3> 2018年7月于北京密云</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