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快樂的往事</h3><h3>——記70年代的青蔥歲月</h3><h3>2019年12月13日，一個極其普通的日子。我、武江濤、湯生樂三位老朋友在相隔40多年后，再次聚在了一起。把酒言歡，滄海桑田，當年“鐵三角”的友情歷歷在目。不由又泛起那段快樂的單身漢歲月。</h3><h3>1970年9月6日，16歲的我初中畢業(yè)分配到杭鋼耐火車間。</h3><h3>我的文藝特長使我還未及去車間上班，便被抽調(diào)到杭鋼文宣隊，參加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的演出。次年二月，我才和同在文宣隊的兩屆生：褚潔和趙水根結(jié)束演出生活，再次分配到杭鋼制氧站。分別分到甲班、乙班和丙班這三個運行班。</h3><h3>此時，正逢工廠人才青黃不接。老工人都50多歲了，中間骨干也都三四十歲了。我們是第一批進廠的十七八歲的小青年。正當我感到孤單寂寞時，大批的新工人分配進廠了。最先是東陽、海鹽的，后來是紹興、長興的。同是50后的湯生樂與武江濤就是這樣成為我的工友。我和江濤還住同一間集體宿舍——當時稱為老九幢的106房間。湯生樂則住在二樓。</h3><h3>由于年齡相近、趣味相投，那時的我們真是無話不談。上至國家大事、世界形勢；下至雞零狗碎、男女情事。有時候三人就擠在一個被窩，說我們?nèi)碎g的悄悄話。我們的要好，全站聞名，真成了鐵三角。</h3><h3>三人中，就我是杭州人。節(jié)假日去城里玩，我就是當然的組織者。記得有次我們?nèi)齻€加上女工毛春蘭、金善孝、李金蘭和席連云，大家騎著自行車去花圃和花港公園玩。剛學(xué)會騎車的毛春蘭路上摔了好幾跤，把一條嶄新的的確良褲子摔出兩個大洞，心痛不已。后來才發(fā)現(xiàn)，她借來的自行車前輪是癟胎，怪不得她更難駕駛，老摔跤。那天，我們又逛公園，又聚餐，晚上還去看了場演出?；貜S時，離我上夜班只有40分鐘了。我為了不遲到，一個人飛車先趕回半山。從艮山門到廠區(qū)，9公里陸，只騎了25分鐘，真是貼著地皮飛起來的速度。青春的熱力真是不可估量啊！</h3><h3>在那計劃經(jīng)濟的年代，三年學(xué)徒工的月薪分別是15元、16元、18元。我們制氧工算熟練工，頭兩年月薪是22元，第三年升為一級工，月薪31元。雖然錢少，但沒一點窮的感覺。相反，我還是同齡人中佼佼者，既有正式工作、又有固定收入，與大部分分配去農(nóng)村、農(nóng)場、支邊和留城待分配的同學(xué)比起來，已足顯優(yōu)越了。那時，我還沒長足個頭，最小的工作服穿在身上都嫌大，但當上工人的自豪感，讓我覺得這是最漂亮的衣服，節(jié)假日都舍不得換掉。</h3><h3>大約是1971年9月。因為備戰(zhàn)備荒，杭鋼由部隊（空五軍）支左官兵帶領(lǐng)，組織職工去分批開展步行“拉練”。當時的口號是“練出鐵腳板、踩死帝修反”。杭鋼文宣隊的臺柱董淑儉、金小薇，還有我們制氧站的李鳳娟、湯生樂和我分在一個支隊。一路上，我們背著行李包，曉行夜宿，長途跋涉，直走得兩腳起泡、肩頭紅腫，但我們沒一個叫苦和掉隊的。隊伍一停下來，我們幾個文藝骨干就忙著為大家表演小節(jié)目，頗有當年紅軍宣傳隊之風。董淑儉不但戲唱得好，還會拉京胡，我們幾個都能歌善舞，把湯生樂看得心癢癢的，羨慕不已。很快我便把他也拉進文藝圈，成了我說對口詞的最佳搭檔。</h3><h3>這段生活的真實背景，我到50年后才知道。當時中國其實是危機重重。國際上，蘇修集團在珍寶島戰(zhàn)役吃了虧，正準備以他強大的核武實力要和我們開戰(zhàn)；國內(nèi)，林彪“九一三”事件爆發(fā)，中央出現(xiàn)嚴重分裂。文化革命正處于后期，國民經(jīng)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但我們這些不知內(nèi)情的百姓，卻是無知者無畏，滿腔的革命熱情，一身的青春活力，生活得無憂無慮。在舞臺上，照樣是“東風勁吹紅旗飄，革命形勢無限好”！</h3><h3>這之后，我迎來了人生的第一個黃金時期。</h3><h3>由于杭鋼重視文藝，我的文藝特長便得到了充分發(fā)揮。很快我就被提升為舞隊隊長。我旗下立馬招聚了湯生樂、嚴宜春、俞文祥、陳震爾、陳金定、陳震祥等小伙伴。我們每天早晨在杭鋼游泳池練功、排練。一時兵強馬壯、名聲大噪。后來吸引了一大幫男女中學(xué)生來跟我們學(xué)練，其中5位美女分別成為我們“五虎將”的入門弟子。那時幾乎是天天鶯歌燕舞，早上晨練，白天上班，晚上訓(xùn)練徒弟，周末喝酒盡興。</h3><h3>那時候，各單位都重視革命文藝。我所在的動力分廠和制氧站也同樣。每年重大節(jié)日都要搞文藝匯演。每個班組都要出節(jié)目。這時候，我便成了紅人。當時，分廠是陳德芳和章賢法負責；制氧站是陳曉山負責。工會主席陳曉山是當時制氧站著明的三座大山（另兩人是李德山和肖名山）之一。每次要搞匯演了，他第一個要抽調(diào)的人就是我。這使我所在的車間班組長很頭痛。大班長康明武、小班長王柏林因此而對我很感冒。因為我抽出去搞文藝，我的生產(chǎn)崗位就得由別人頂。有時實在沒人，就只能由班長自己頂。而我卻最喜歡脫產(chǎn)搞文藝，一到舞臺上，仿佛整個人都在放光，感覺特爽。和我同為文藝骨干的還有演過李鐵梅的李金蘭和演過田大嬸的席連云。制氧站的技術(shù)骨干翁心德也是我們的同道。不過，他更擅長于節(jié)目創(chuàng)作和演奏樂器。那時候，我們演過舞蹈《送糧路上》《洗衣舞》《拉木歌》《大刀舞》和我編創(chuàng)的歌舞劇《制氧新歌》《戰(zhàn)高爐》以及翁心德編創(chuàng)的快板劇《高爐的故事》等多種歌舞節(jié)目。其中小舞劇《戰(zhàn)高爐》還去杭州演出過，當時的《杭州日報》專門做過報道。翁心德編的快板劇也反響良好。劇中我是兒子，席連云演我媽，談谷初的老公演我爸。好長一段時間，工友們都把我們?nèi)朔Q為一家子。還有一次，我和李和平演二重唱的劇照放大成海報在廠部廣場展出。幾個調(diào)皮的中學(xué)生居然從櫥窗里偷出照片，在生活區(qū)游展，事情鬧得沸沸揚揚。那段時間，我成了半山的名人，很是風光！</h3><h3>武江濤雖受我影響，也一度跟我們學(xué)練基本功，但畢竟因缺乏文藝細胞，漸漸退出了文藝圈子。但他熱愛文學(xué)、鉆研技術(shù)的興趣和我相同。我們?nèi)允菬o話不談的知心朋友。</h3><h3>在文藝創(chuàng)作上正趕上“工人階級必須領(lǐng)導(dǎo)一切”的潮頭，我那些只有熱情沒有深度的革命文藝作品，居然也在報刊上連連發(fā)表，以致很快成了杭州市青年詩歌創(chuàng)作組和浙江省工農(nóng)兵歌曲創(chuàng)作組的成員。并和湯生樂、嚴宜春一起成為首批杭州市工人文化宮舞蹈隊成員。文藝激發(fā)了我的創(chuàng)作潛力。那時候，滿腦子都是文藝作品。上下班途中，也在構(gòu)思。半夜里有了創(chuàng)作靈感，常常跳起來，開燈寫作。這段時間，文思噴涌，創(chuàng)作出了大量的詩歌、歌曲和舞蹈作品。那年去建德三河人民公社搞詩歌采風，寫作之余，還幫當?shù)匚男爠?chuàng)作了一部小歌劇《三河情》，演出反響還相當不錯。雖從藝術(shù)上來說，沒什么成就，但它無疑提升了我的文藝素質(zhì)。為后來的參加高考、勝任記者工作打下了基礎(chǔ)。這段如火如荼的日子，就在激情燃燒的狀態(tài)下逐漸遠去。</h3><h3>那時，我們一間18平方米大的宿舍，要住6位工人。我、武江濤、宋福昌是同齡人；孫忠根、朱榮星、虞明增是60年代畢業(yè)的中專生，比我們大十多歲。開水要到半山腳下的開水房憑票打水；吃飯在生活區(qū)的一食堂。每月的住宿費是兩毛錢。當時我們的夜餐補助就有兩毛錢。為了省錢，我買夜餐時總買半份菜，每頓可省下一毛。大夜班下班睡覺醒來往往是下午了。我就在電爐上烤個饅頭，用淀粉泡個糊就充午餐了。一個月的生活費還不到10元。湯生樂和武江濤有家人來看望時，往往帶點家鄉(xiāng)土特產(chǎn)。這就是我們大飽口福的時候了。幾個朋友買幾斤黃酒，再去一食堂添點菜，就比過年還高興。有時，俞文祥會去運河里抓來螃蟹，在一食堂工作的陳金定又會多打點菜給我們，整個寢室那就成了奢華的宴會廳。歡樂的聲浪會響徹整個老九幢。</h3><h3>酒足飯飽后，同寢室的孫忠根就會吹噓起他年輕時的風光。說他當年是杭州市青年足球隊的前鋒，在球場和情場上如何春風得意。朱榮星則會尖著嗓子唱起越劇，吹噓他如何與幾位姑娘同時談戀愛的風流史。虞明增較少說話，有一次，他老家?guī)淼囊淮庐a(chǎn)的晚米，燒了給我們吃，那香糯的味道我們至今難以忘懷。如今孫忠根已不知去向。朱和虞都已作古。真是不勝唏噓啊！</h3><h3>快樂的日子總是短暫。1977年恢復(fù)高考后，我首先踏上進大學(xué)、補文化之路，繼而考入杭報當了記者，從此離開了杭鋼，同時也告別了文藝舞臺。湯生樂大學(xué)畢業(yè)后從技術(shù)員做起，一直升為杭鋼動力公司總經(jīng)理。武江濤則通過實干、苦干也成為杭鋼氣體廠廠長。</h3><h3>如今，我們?nèi)挥帜苊撊ヒ磺兴讋?wù)，無牽無掛地舉杯共飲，仿佛又回到了無話不談的當年。這份濃濃的情意，真如香醇的陳年老酒，余香不散，久久縈懷。</h3><h3>2019年12月19日</h3><h3> </h3> <h3>從左到右為湯生樂，陳勇，武江濤。</h3> <h3>杭鋼舞隊集體照。</h3> <h3>紅旗指路！</h3> <h3>我和馮志邦，劉英跳舞蹈《送糧路上》造型。</h3> <h3>獨舞《唱支山歌給黨聽》。</h3> <h3>制氧團支部參觀南湖紅船。</h3> <h3>刀舞。</h3> <h3>洗衣舞。</h3> <h3>楊子榮。</h3> <h3>1975年，我開始談戀愛。</h3> <h3>1977年我去北京鋼鐵學(xué)院進修。到這時止，我都輕度近視，還沒帶眼鏡。此后，脫產(chǎn)讀大學(xué)起，近視眼鏡便成了我的標配。</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