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2021年1月16日，是父親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馮航君的父親馮鉉伯伯的忌日。35年前，我在寒風凜冽的冬日，含淚送別了馮鉉伯伯。55年前，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也是在一個寒風凜冽的冬日，在西苑機關的大院里，我第一次見到馮鉉伯伯時，他正在被造反派圍斗。但是，馮鉉伯伯冷峻的臉上，唯有堅毅和無畏。</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1931年，馮鉉伯伯加入了少年共產國際。他當過電車工人，領導過哈爾濱電車工人的罷工運動。1933年，他去了蘇聯(lián)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1936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任新疆“新兵營”政治處主任，參加了星星峽營救紅軍西路軍突圍的將士，極大的保護了革命力量。1939年，馮鉉伯伯到了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社會部一室主任。在中國共產黨情報系統(tǒng)的初始階段，為調查研究工作培育了堅實的基礎。1946年，馮鉉伯伯任北平軍調處執(zhí)行部中共代表團秘書處長，在周恩來總理、葉劍英元帥和李克農部長的領導下，英勇機智地與馬歇爾為代表的美國政府和張治中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做了堅決的斗爭。1947年，馮鉉伯伯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副部長，并兼任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正式編制的海外情報機構——大連情報處處長。在中國共產黨開展海外情報、統(tǒng)戰(zhàn)、聯(lián)絡和為當時東北地區(qū)在解放戰(zhàn)爭中的情報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作為新中國派出的第一批駐外大使，自1950年至1959年，馮鉉伯伯擔任駐瑞士公使和駐瑞士首任大使，長達10年之久。在此期間，馮鉉伯伯不僅親自安排了許多重要的科技人才回國參加祖國的建設，而且還曾兩次隨周恩來總理參加日內瓦會議。在所有的有關周恩來總理參加日內瓦會議的影像檔案中，都有馮鉉伯伯的不倦的身影。1959年，馮鉉伯伯任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同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1966年，馮鉉伯伯陪同劉少奇主席訪問南亞多國。在四十多年的情報工作中，馮鉉伯伯為我黨我國培養(yǎng)了大批的調研、情報和外事工作的優(yōu)秀人才，為中國共產黨的情報工作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馮鉉伯伯的祖籍在江蘇省武進橫林鎮(zhèn)余巷，我父親的祖籍在江蘇省武進觀莊，兩地相距二、三十里地。1961年，我的父親母親從上海調至中央調查部工作并被派往瑞士后，一直在馮鉉伯伯的領導下工作。當時，中國除了與英國有代辦級的外交關系外，與西方國家都沒有外交關系。幾乎所有的對西方國家的調查研究工作，都由中國駐瑞士的外交機構完成。而當時中國駐瑞士的外交機構的工作人員，又幾乎都是由中央調查部派出?？梢韵胂?，當時的工作有多么的復雜和繁重。文化大革命中，馮鉉伯伯和我的父親共受磨難。1969年前后，他們先后去了中央調查部山東鄒縣的“五七干校”下放勞動。由于與軍隊和中央調查部的合并格格不入，1970年后，他們先后被中央調至中共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和外交部工作。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副部長的馮鉉伯伯，直接參加了由中共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部長耿飚接管、清理、整頓中央宣傳口的工作；時任中國駐伊拉克大使的我的父親，被直接派往中央上海工作組工作。</p> <p class="ql-block"> 馮鉉伯伯和我的父親平時都言語不多，但是，他們只要在一起，就會不停地使勁抽煙，長時間的交談。馮鉉伯伯的兒子馮航君，與我是北京101中學的同學。我們同年入伍，同在一個連隊、一個排，又同年復員。足足半個多世紀親如手足的歲月，使我們的友誼愈加彌堅。</p><p class="ql-block"> 我的父親在晚年時多次說過：“我的一生中，在西苑工作的十年，是我最愉快的十年?！蔽业母赣H母親自進入中央調查部工作后，便與我黨的隱蔽戰(zhàn)線的工作有了不解之緣。我的父親直到最后在上海工作時，也一直掌管著各政府部門和部隊系統(tǒng)在上海的情報工作。2012年，為了表彰在隱蔽戰(zhàn)線工作50年以上的工作人員，國家安全部授予了我的躺在病床上的母親一枚勛章和第00005號榮譽證書。</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正是由于有了馮鉉伯伯等一大批忠誠、無私、智慧、黙默奉獻的隱蔽戰(zhàn)線的無名英雄們，才能創(chuàng)造出那個時代中國共產黨情報工作的巨大輝煌。可以毫不夸張的說，他們是新中國的大廈中，埋藏的最深厚的、最堅實的一塊基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