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吳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今日，轉(zhuǎn)載一篇范敬宜所寫的《范敬宜：心懷全局 筆寫蒼生》長文，愿載《人民網(wǎng)》。內(nèi)文深情回顧了他被打成右派后，文革中又走五七道路，到遼西建昌縣老大杖子鄉(xiāng)大北勾大隊，我家也到了同一個公社范杖子大隊。我和范敬宜的長子范迅又是同班同學（后來他77年考上北京鋼院，我考上東北工學院），因此我們兩家兩代人都很相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后來，又因著我的岳父、建昌縣委書記馬漢卿力主為范敬宜“平反”，主張吸收他入黨，這在當時就是逆天的舉動，為此老岳父不惜“戴高帽、掛牌子去游街”。據(jù)后來中組部長張全景親口告訴老范（原諒我們都喊他老范，而沒有后來的官稱）。這些事我們當時都不知道，即使是岳父也沒有說過。</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老范因著這些事，和建昌的干部、農(nóng)民都成了最好的朋友，真誠到能敞開心扉講心里話、講真話。所以，當對三中全會的懷疑論甚囂塵上時，老范又去了建昌調(diào)研。他找到馬漢卿、張化成以及農(nóng)民座談時，大家都認為放得還遠遠不夠，農(nóng)民種田的積極性還遠未釋放時，那種迫切的心緒躍然紙上，一篇在中國新聞史上載入史冊的重磅文章就一定要出籠，就得那篇《莫把開頭當過頭》。這也是老范從《遼寧日報》到《經(jīng)濟日報》總編輯，一步步跨到《人民日報》總編輯的重要原因。</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回顧這些往事不是為了炫耀與箏功，而是緬懷我們上一輩人在國家尚貧困之時，為國家為人民做的那些好事，他們確是襟懷坦白、堂堂正正、做人做事。永遠值得我們學習。</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范敬宜：心懷全局 筆寫蒼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2px;">作者： 范敬宜 </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那時特別高興，有一種被重用的感覺。更重要的是公社所在地每天晚上七點到九點用柴油機發(fā)兩小時電。我在大北溝半年都聽不到廣播，看不到報紙，世界上發(fā)生什么事都不知道?，F(xiàn)在有了電燈，晚上可以看看書報，覺得特別幸福。和我一起干的，還又一位姓李的中學教師，他能畫連環(huán)畫。后來展覽辦成了，在當?shù)匾幌伦泳娃Z動了，因為那個地方太貧困，文化很落后。都說這展覽字寫得那么好，說明詞也好，圖也畫得好。一下子我就成了當?shù)氐摹懊恕薄?lt;/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記者：這是下放后干的第一次和文化有關(guān)的事，一定很高興吧？</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范敬宜：對。沒有想到這件事成了我命運的轉(zhuǎn)機。展覽期間，縣委一位管農(nóng)業(yè)的副書記，叫張化成，到這個公社來視察工作，公社說我們現(xiàn)在辦一個展覽，請你去看一看。他一看前言，很大的一塊，都是很工整的小楷。他問：“這是誰寫的？”公社領(lǐng)導回答說是一個右派寫的，原來是《遼寧日報》的。又問：“這說明詞誰寫的？”回答說也是這個右派。張書記說：“我倒想見見這個人?！惫鐣浾f：“那可不行，你看了太抬舉他了?！痹趺崔k呢？他們就想了一個辦法——這都是我后來才知道的——他們派個人假裝去找我，讓我休息一下，到外面的集市上逛一逛。公社辦公室就在路邊，那個人領(lǐng)著我好像逛集市，張書記在辦公室里透過玻璃窗看，就跟相親似的。據(jù)說當時張書記說：“這個人看來面相不惡，我得想辦法以后用用他?！?lt;/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記者：當時人們想象中的右派都是青面獠牙？</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范敬宜：可能吧。1971年有一天，突然縣委叫我到縣里去報到。干什么呢？那時候全國搞教育革命，建昌縣所在的朝陽地區(qū)要辦教育革命的展覽。整個地區(qū)有六個縣，每個縣都是由自己來出展品，而且要評比，看哪個縣辦得更好，縣委的那位張書記就想到我，把我找去，問我能不能干，我說能干。但是還是不能呆在縣里，得到城邊上的一個中學，中學里邊有一個堆雜物的房子，也是人家去不了的地方，讓我在里邊干。我和縣文化館的兩位同志花了一個月時間做出來，之后就拿到地區(qū)去展覽，評比結(jié)果是對我們縣評價很高。當時在縣里這樣的小地方就傳得神了，把我叫“大秀才”、“筆桿子”。以后農(nóng)業(yè)學大寨，縣里成立農(nóng)業(yè)學大寨指揮部，要辦簡報，張書記又想起我，叫我到指揮部辦簡報。最后，幾經(jīng)曲折，進了縣委機關(guān)。在當時，像我這樣身份的人進縣委機關(guān)，是絕無僅有的。</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記者：您是不是從那時開始接觸農(nóng)業(yè)了？</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范敬宜：那一段時間對我非常重要，我原來對農(nóng)業(yè)基本上是外行。在報社我是搞副刊的，現(xiàn)在是實實在在搞農(nóng)村工作，一開始寫出來的調(diào)查報告文縐縐的，像新聞通訊。張書記就手把手地教我，耐心地給我修改，慢慢地我開始上路了。對農(nóng)業(yè)也熟悉起來，而且很有興趣。在五、六年中，我把全縣的三百多個大隊跑遍了，公社的、大隊的書記全都認識我。農(nóng)民到底希望什么，到底想什么，農(nóng)村到底是什么情況，我有比較全面的了解。當時報紙上宣傳的都是一片鶯歌燕舞，但實際上農(nóng)村已經(jīng)到了崩潰的邊緣。我對農(nóng)村的了解、采訪和調(diào)查跟新聞記者不一樣，我常年跟農(nóng)民在一起生活，他們的所思、所想、所盼是什么我非常清楚?？h委有許多重要報告、講話出自我手。這些報告、講話比較實在、生動，能夠反映真實情況，所以很受好評。每次起草重要報告，都要在縣委常委會上討論通過。有一次我念完稿子，縣委書記馬漢卿流淚了，他嘆口氣說：“什么‘煽陰風，點鬼火’（當時我的檔案中這樣寫的），明明是‘煽陽風，點陽火’嘛！”我從事新聞工作，真正的基礎(chǔ)是那時打下的。那幾年我一直沒有停止過寫東西，除了寫文件、報告，我還給省報、地區(qū)報寫新聞稿，當然不能署自己的名字。即使這樣，只要能夠發(fā)表，也特別滿足了。</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記者：可是，很多人就在禁錮中把才氣、精力都消磨掉了。</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范敬宜：是這樣。我幸運的是建昌縣的領(lǐng)導一直用我，不斷地讓我寫東西，一點沒有另眼相看，所以實際上寫作不但沒有荒廢，反而有長進了。有時一篇一萬來字的講話稿一個晚上就寫完了。我就是這么磨煉出來的。</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記者：這種練筆的方式對后來的報社工作有幫助嗎？</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范敬宜：當然有，至少讓我了解了實際，了解了群眾，同時文風也有了很大改變。我1978年秋天落實政策回到《遼寧日報》工作的時候，不少熟悉我的老同志都說我的文章和過去“判若兩人”，過去文筆很花哨，現(xiàn)在不同了。</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記者：聽說您是1978年春天在建昌入黨的，那時還沒有中央關(guān)于右派改正的政策，是這樣嗎？</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范敬宜：確實是這樣。當時建昌縣委冒了很大的風險，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yōu)槲宜龅囊磺小?lt;/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記者：那種情勢下，入黨對您還那么重要嗎？</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范敬宜：當然非常重要。即使在戴著右派帽子的時候，也沒有動搖過加入共產(chǎn)黨的信念。1960年冬天，剛宣布完我摘帽的第二天，我就跑到《遼寧日報》黨委表示入黨的愿望。這當然太可笑了，可是我鄭重其事地向黨委書記說：“我知道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會用20年時間實現(xiàn)這個愿望?！?lt;/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記者：這在當時恐怕真是不太現(xiàn)實吧？</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范敬宜：是的。但是以后不論在什么情況下，包括“文革”后下放到了農(nóng)村，我都堅持每年寫份入黨申請書，表明自己的決心。不過這完全是幻想，因為接照當時的政策，“右派”絕對不容許入黨。到了縣里以后，縣委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但根本無從著手。他們請示了地委、省委，后來又通過某些途徑向中組部了解情況，回答都是：“沒有政策，沒有先例。”粉碎“四人幫”以后，縣委領(lǐng)導說：“沒有先例，我們就自己創(chuàng)吧！”</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記者：這需要很大的膽量。</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范敬宜：關(guān)鍵是縣委領(lǐng)導班子全體成員的全力支持，特別是縣委書記馬漢卿和副書記張化成。馬漢卿是老雇農(nóng)出身，雖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非常實事求是，敢于擔擔子。張化成更是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很有經(jīng)驗，認為首先要做好基層的工作。1978年春節(jié)期間，他跑遍了全縣所有的公社，聽取公社黨委書記們對吸收范敬宜入黨的意見。所有的公社書記都說這是應(yīng)該的，沒有意見?；貋硪院笥衷诳h里各個部門征求意見，都說沒有意見。這個時候只要有一個人提出質(zhì)疑，就不好辦了。到了1978年的4月份，那時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開，縣委決定召開常委會專門討論我入黨的問題。他們把我的檔案拿來，厚厚一摞，會議從上午開到下午。我一直提心吊膽的。據(jù)說，當時馬漢卿最后拍板說：“我看了他所有的檔案，我認為他沒有什么大的錯誤，我們吸收這樣的人入黨不違反黨章，如果將來認為我們吸收他入黨是錯誤的話，我首先戴高帽、掛牌子去游街?！边@時有人說：“范敬宜一入黨，咱們這個小地方就留不住他了?！瘪R漢卿說：“范敬宜的前途大著呢，我們就當為國家培養(yǎng)了一個人才?！边@個話我一直都記著。</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記者：這是您命運的重大轉(zhuǎn)折。</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范敬宜：我的一生如果沒有遇到這些好人，就會完全是另外一種樣子。所以1984年9月調(diào)到北京，第一次進人民大會堂出席國慶招待會，踏上鋪紅地毯的樓梯，每走一級臺階，我就想一個有恩于我的人，馬漢卿、張化成、任仲夷、趙阜，還有我在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隊長、房東……</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記者：下放十年您的心態(tài)一直這么充實平靜嗎？有沒有心灰意冷的時候？</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范敬宜：應(yīng)該說不嚴重。心里有個目標很重要。1975年的秋天，我跟著縣里各級干部到大寨去參觀，我們坐著大客車從建昌到昔陽，回來的路上經(jīng)過北京，車沒有路證，不能進北京。當時我挺想見見我的老同學，一個在新華社，一個在人民日報。那時天都快黑了，我說我進一趟城，他們說你必須第二天早晨8點鐘趕回來，不然車就走了。我急急忙忙地，背了一大袋子大寨梯田上的石頭，像朝圣一樣去了人民日報社。當時報社還在王府井，我去了以后，門衛(wèi)說今天禮拜天不上班。我在農(nóng)村根本沒有“禮拜天”的概念。我站在門口，天已經(jīng)黑了，那時不像現(xiàn)在，到了晚上街上唯一有燈光的地方就是報欄。我就站在報欄前面，把當天的《人民日報》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我記得那一天有一篇劉伯承的文章，叫《回憶長征》，我就站在那兒，一直看到半夜。十二點多的時候，望著人民日報社院里燈火輝煌的辦公樓和影影綽綽上夜班的人們，我心里想：“在這里面工作的人是多么幸福啊，可惜我永遠不會有這種幸福了?！痹谶@種情景下，要說沒有一點蒼涼的心情，那是假話，但我很快就把心態(tài)調(diào)整過來了。頗具戲劇性的是，11年以后我竟然進了這座大樓，成為《經(jīng)濟日報》的總編輯（這里要插一句，那時人民日報社已經(jīng)搬走）；又過了8年，當了《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這樣的變化，是當年做夢也不會想到的。待續(x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