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謁李大釗故居</span></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我們住的賓館門前，那條寬闊的馬路，叫“大釗路”，沿路向北步行約10分鐘，有“李大釗紀念館”。由此聯(lián)想到賓館的名字，承啟大酒店——承前啟后，其中的含意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大釗在樂亭人心中的地位。</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雖然紀念館就近在咫尺，但由于時間較緊，我還是選擇把擠出來的時間，留給大釗先生的故居。我總覺得故居能夠更貼近生活，更可感受歷史的滄桑與真實。</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李大釗故居位于胡家坨鎮(zhèn)，一個叫大黑坨的村莊。從我們老家閻各莊開車，向東北約半小時的路程。</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我們到的時候已是午后，驕陽灼熱，故居內(nèi)游人不多，只幾個年輕人在拍照。如此甚好，正可得以清靜地瀏覽。</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這套院房是李大釗的祖父李如珍建造的，原名懷德堂，時在清光緒七年。八年后，李大釗在此出生并生活到外出求學。</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這是一套磚木結構的建筑，坐北朝南，占地1000多平米，建筑面積340多平米。分前中后三院。與北京的四合院不同，北京的四合院，連接前后進的通道，多在房屋的側面。而這里的幾進院落的通道，是房屋的前后門開通。稱為穿堂套院。據(jù)說這是明清以來樂亭一帶典型的民宅建筑型式。但據(jù)我度之，能擁有這樣的一套建筑，是要具備一定的實力的。</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掛著李大釗與其夫人趙紉蘭女士照片的，是先生的居室。陳列品不多，桌椅板凳，頂箱立柜等，展示了原有的生活風貌。其中兩個擺在地上的大木柜，令我們眼前一亮，繼而不約而同地發(fā)出會心的一笑。</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昨天在祖屋的時候，哥哥說在他兒的記憶中，有一大柜，于是便四處脧巡。終于在后屋里找到了躺在那里的大柜。</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這種柜子叫做板柜，體型頗大。高近一米，長約一米五。我想它之所以叫做板柜，是因了它的蓋子只是一塊厚實的平板，前方的邊緣探出箱體約兩指，方便掀開。</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令人驚喜的是，如今竟在大釗先生的故居里見到了，那型制，顏色，甚至老舊的程度，與我家老屋那個，簡直一模一樣！真是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風物。鄉(xiāng)里鄉(xiāng)親，斯言不假，一下子就拉近了我們與先生情感上的距離，并為吾鄉(xiāng)能有先生這樣的杰出人物備感自豪。</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遙想百年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一代風流人物，卻命付張作霖的絞刑架下。每思及此，?腕之余，也常發(fā)疑惑:大釗先生罹難之時，做為他的同志，陳獨秀為何不施以援手？</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陳獨秀早年喪父，后過繼給其叔父陳衍庶，成為陳衍庶的繼子。陳衍庶是清末的官員，他在新民做官的時候發(fā)了財，在家鄉(xiāng)廣置田地，成為富商。也是他在新民府作官的時候，收編了土匪張作霖，任其為警備隊副隊長。后見其為人機靈，又收為義子。如此算來，陳獨秀與張作霖之間的關系，當屬義兄義弟。張作霖對陳衍庶的知遇之恩一直心懷感激。據(jù)說，陳喬年兒時與家人來沈陽時，張作霖還抱過他。</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還有一種說法，說陳獨秀與張作霖不僅是義兄弟，還是同窗。說陳衍庶閑暇之余為他們倆傳道授業(yè)。我卻覺得此說難免有附會之嫌。陳獨秀在陳衍庶帳下，負責文書一類的工作，己是成年，老家中已有長子陳延年，早己不是什么“讀書郎”。張作霖一介草莽，讓他們倆坐在一起，聽老先生授課，那情形，難以想象。</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無論如何，以張作霖與陳氏父子的因緣，若陳獨秀及時出面營救，大釗先生是可得以脫險的。畢竟張作霖與共產(chǎn)黨，不似國共兩黨之間信仰與主義不可調(diào)和。據(jù)魯迅文章中說，審訊李大釗的“法官”有言:叫什么名字不好，叫個李大劍，足見不是善類！軍伐們只是些“丘八”，只知爭奪地盤，并無原則可言。</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但先生還是英勇就義了。據(jù)當年報紙記載，先生就義時“面色未改，從容赴死?！贝丝蹋皆谙壬墓示?，不勝唏噓之余，只能自行猜測:時間太倉促了。大釗先生1927年4月6日被捕，經(jīng)“秘密會審”，同月28日即被處以絞刑。</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當然，這些都只是個人的推測，真實的歷史細節(jié)，我們已無從知曉。但無可質(zhì)疑的史實是，大釗先生是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征程上第一塊里程碑，他的英勇就義，更在國人心中樹起了不可磨滅的豐碑。</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故居二進門上“李大釗故居”匾額，是李運昌題寫的。熟悉抗戰(zhàn)勝利后國共兩黨爭奪東北那段歷史的人，對李運昌這個名字定然不會陌生。他是黃埔四期，當年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第二副總司令，率部率先挺進東北。為東北的解放立下了汗馬功勞。</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但為什么由他題寫匾額呢？因為他是李大釗研究會名譽會長，更因為，他也是樂亭人，而且與李大釗同屬胡家坨鎮(zhèn)，他是木瓜口村。妥妥的“小同鄉(xiāng)”！解放后一直身居正部級，多有建樹。2008年以101歲高齡辭世。這塊土地，不唯“多慷慨悲歌之士”，且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tǒng)。</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走出故居，大家紛紛在大釗先生塑像前拍照留念。我一向自知是個很“不上相”的人，拍出來一看，竟然也笑得不錯，那笑中，還有幾分自豪。</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r></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