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尊之家，悠悠晉魂——記山西省博物院

盧良貴

2025年9月11日上午，我和老伴參觀了山西省博物院，深感山西博物院是一座底蘊深厚的文化殿堂?！皶x魂”主題展盡顯三晉文明風采，建筑如鼎似斗，古樸大氣，是領略華夏歷史與藝術魅力的絕佳之地。特作文以記之！ 　　山西博物院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濱河西路北段13號，是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其前身為民國八年（1919年）創(chuàng)建的山西教育圖書博物館。館藏文物658253件/組。其中，珍貴文物 40878 件/組，包括一級文物1650 件/組。一級文物數(shù)量僅次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在省級博物館中位居首位。基本陳列以“晉魂”為主題，由文明搖籃、夏商蹤跡、晉國霸業(yè)、民族熔爐、佛風遺韻、戲曲故鄉(xiāng)、天下晉商等 7 個歷史文化專題和土木華章、玉韞華夏、翰墨丹青、方圓世界、瓷苑藝葩等 5 個藝術專題構成。 　　山西博物院大廳呈八角形，仿照應縣木塔的外部輪廓設計，有著“鼎中藏塔，塔中藏寶”的寓意。整體外觀造型“如斗似鼎”，既保留了傳統(tǒng)建筑的美學特征，又與現(xiàn)代設計理念相得益彰，給人以宏偉大氣的視覺感受。序廳的“晉字墻”十分引人注目，60個形態(tài)各異的“晉”字，來源于歷朝歷代的青銅銘文、各類書帖，中間最大的“晉”字出自覐（爻）公簋銘文，彰顯了山西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山西博物院的鎮(zhèn)館之寶是：西周晉侯鳥尊、西周晉侯蘇鐘、商青銅龍形觥、西周晉侯夫人組玉佩、北魏木板漆畫、北齊婁睿墓壁畫。 　　1、晉侯鳥尊，西周中期偏早時期的文物，2000年出土于山西省臨汾市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114號墓第一代晉侯燮父墓中，是《第三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 晉侯鳥尊高39厘米，長30.5厘米，寬17.5厘米。整個鳥尊以鳳鳥回眸為主體造型，整體是鳳鳥直立造型，鳥首回眸微昂，尖喙上揚，高冠聳立，鳳眼圓睜，眼神投向遠方。禽體豐滿，兩翼上卷，雙腿碩壯，扇形齊短尾微翹，雙爪緊扣地面，身飾云羽紋，一副傲視群英，卓然于世的狀態(tài)。在鳥尊身上一只小鳥靜靜相依，成為鳥尊器蓋上的捉手。鳳尾下設一象首，杏眼突起，長鼻撐地，末端內卷上揚，與雙腿形成穩(wěn)定的三點支撐。全身布滿紋飾，造型寫實、生動，構思奇特、巧妙。鳥尊以它的雄偉精美和獨特造型而名聞天下。鳥尊的蓋內和腹底鑄有大篆銘文“晉侯作向太室寶尊彝”，可證明為晉侯宗廟禮器。 　　2、西周晉侯蘇鐘，首批禁止出境文物。全套鐘共16件，分為兩組，每組8件，大小相次，排編成兩列音階與音律相諧和的編鐘。其中14件藏于上海博物館，是上海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還有2件藏于山西博物院，是山西博物院的鎮(zhèn)館之寶，一件高25.9厘米，銑間距14.9厘米；另一件高22.3厘米，銑間距12.9厘米。 鐘上有銘文355字，首尾相連刻鑿在16件鐘上。銘文完整記錄了周厲王三十三年，晉侯蘇率軍參加周厲王討伐東夷的戰(zhàn)爭。晉侯蘇因戰(zhàn)功多次受賞，故作此編鐘。所記戰(zhàn)爭為史料所闕載，史籍中無從查考，故對研究西周和晉國歷史極為重要。銘文中多種記時歷日對西周的斷代研究也有重要價值。 1992年8月，晉侯墓地8號墓遭到盜掘，14件晉侯蘇鐘被盜往國外，流落香港。10月從被盜的8號墓中，出土了剩下的兩枚晉侯蘇鐘，藏于山西博物院。12月，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張光裕教授的幫助下，斥巨資將14枚編鐘買回，收藏于上海博物館。經(jīng)過與晉侯墓地考古出土的兩枚編鐘對比，其形制一致，銘文可連續(xù)，國寶晉侯蘇鐘得以完璧。 　　3、商青銅龍形觥，酒器，商代晚期“方國”青銅文化的代表作品，高19厘米，長43厘米，寬13.4厘米，1959年石樓縣桃花者村出土。因器形宛如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龍舟，被學界命名為“龍形觥”。被稱為"國寶中的珍寶"，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 龍形觥通體呈龍形，前端為龍首，露齒昂翹，瞠目張角，齜牙咧嘴為流。蓋面飾龍紋與前端龍首銜接，襯渦旋紋。腹兩側以渦紋和云紋為襯托，主紋飾鼉紋和夔龍紋，頭向與龍首相反，頗富動感。圈足飾相對的夔龍紋，更增穩(wěn)定之感。鼉紋在青銅器中極為罕見，鼉即揚子鱷，其紋飾出現(xiàn)表明當時山西西部可能氣候溫暖濕潤。龍形觥背部為弧形長蓋，內有橫榫與器腹扣合，蓋面中央有蘑菇形鈕，器身兩側各有一對穿耳可懸掛，方形圈足可聚熱溫酒。 　　4、西周晉侯夫人組玉佩是西周時期的玉器，1992年出土于山西臨汾曲沃縣曲村M63墓（晉穆侯次夫人墓），第三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 西周晉侯夫人組玉佩復原長度約158厘米。由玉璜、玉珩、沖牙、玉管、綠松石珠、瑪瑙管等組成，共有204件。大致有三列，中列有玉璜19件、玉珩3件、玉雁2件，左右兩列各有玉璜13件，沖牙1件，上部由玉管、玉珠、瑪瑙串聯(lián)。組玉佩的下端是兩件玉雁。該組玉佩極盡巧思，華麗無比，代表了當時晉國的最高治玉水平。 　　5、北魏木板漆畫，1965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司馬金龍墓，故又稱司馬金龍漆畫。較完整的共有五塊，每塊長約80厘米，寬約20厘米，厚約2.5厘米，木板之間用榫卯結構連接而成，現(xiàn)收藏于山西博物院（2塊）、大同市博物館（3塊）。木板漆畫上承漢代之遺風，下開隋唐之先河，絢麗多彩、氣韻生動、技法純熟，其繪畫風格、技法、設色都富有強烈的時代特征，代表著當時最高的藝術水平，成為南北朝時期我國古代漆器的一件代表作，首批禁止出國（境）文物。 司馬金龍漆畫屏風板，是與石床榻一起組合使用的圍屏構件，為木胎漆繪，木胎外以麻布為底，再以漆填平。屏風板正、背面均繪漆畫，畫面自上而下分為四層，表現(xiàn)列女古賢人物故事，人物旁多有榜題和題記。畫面以朱漆為地，以黑漆勾線，采用渲染和鐵線勾描的手法，色彩非常濃艷。在藝術風格上與傳顧愷之所作的《洛神賦圖》《女史箴圖》較為接近，呈現(xiàn)出鮮明的東晉、南朝文化特征，反映出當時南方繪畫對平城的影響，對于探討南北朝時期南北文化交融具有重要價值。 　　6、婁睿墓壁畫，婁睿是北齊東安王，與北齊皇帝高洋是親姑表兄弟，婁睿墓位于今太原市晉祠王郭村西南1公里處，在其墓內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壁畫，稱婁睿墓壁畫。該墓壁畫大部分保存完好，依據(jù)構圖、布局與內容，大致分為七十一幅畫面，殘存壁畫面積約為220平方米?？蓺w納為兩大部分：一部分表現(xiàn)婁睿生前的戎馬生涯和顯赫的官宦生活，主要位于墓道東西兩壁、天井、甬道和墓室四壁的下部；另一部分反映墓主人死后升天、回歸西方極樂世界虛幻境界的情景，主要位于甬道與天井上部、墓門、墓室內第二層和第三層，還有位于墓室頂部的天空星象圖。 北齊的壁畫藝術成就，后代評價很高，可惜傳世作品早已蕩然無存。因此，婁氏墓壁畫的發(fā)現(xiàn)，填補了我國美術史上的空白，十分難得。婁睿壁畫技藝的精湛和涉獵事物的浩繁，是衡量北齊繪畫發(fā)展水準，研究北齊音樂、服飾、內廷、喪葬等禮儀制度的重要例證，亦是北朝中原地區(qū)壁畫藝術的卓越代表。 　　“鞍馬騎游圖”是婁睿墓壁畫中的代表作，是墓道西壁的主體壁畫，被譽為“改寫中國美術史”的杰作，首批禁止出境文物。采用鐵線勾勒與色彩暈染技法，描繪了墓主人生前的出行場景，線條頓挫有力，色彩鮮艷奪目，人物表情動作細膩生動，馬匹神態(tài)各異，如那匹受驚后排便的馬和被稱為“馬娜麗莎”的棗紅馬，盡顯寫實功底。 全畫分前、中、后三部分： 前部畫面中有導騎二人，前面一人騎棗紅色鞍馬，安詳凝視，縱轡緩行。后面一人勒馬回首，馬頭高昂，前腿卻步，尾巴上翹，因受驚競拉出了長串糞便。畫面反映出畫師非常熟悉馬的習性，也增加了壁畫的性趣。 中部畫面中共有八人三馬。馬均體態(tài)豐滿，絡頭齊全，鞍韉俱備。馬鞍下面鋪有障泥，佩帶馬鐙。畫家通過單層墨線勾畫、平涂濃淡色彩和運用明暗映襯手法，表現(xiàn)出馬匹的健壯體型，頗有立體感，特別是馬的眼神，處理得出神入化，維妙維肖。 后部畫面中有導騎二人，前者全神注意前方，后者騎棗紅色馬，馬頭高揚，前腿飛懸，后腿下跨，騎者躬身伏在馬背，雙手緊扣韁繩，腳踏馬蹬。畫家對人物馬區(qū)的神態(tài)把握的十分精準。 　　參觀從“文明搖籃”廳開始。山西地處華夏腹地，黃河中游，這里山川秀美，氣候適宜，是中國遠古人類和文明的搖籃?！拔拿鲹u藍”展廳展出的是從遠古到石器再到陶器時代的歷史和文物。 　　新石器時代彩陶罐，是文明搖籃展廳最精美的展品。高45厘米，口徑35厘米，腹徑43厘米，底15.6厘米。1989年芮城縣金勝莊村出土。泥質紅陶，器表磨光。侈口，圓唇，短頸，寬肩，上腹突出，下腹內收，小平底，上腹部以黑彩繪以弧線和圓點等組成的花卉圖案。體型碩大，器形完整無缺。屬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典型遺物。 　　三棱大尖狀器，出土于山西省襄汾縣丁村遺址，是10萬年前汾河流域舊石器文化的典型工具。它由硬度較高的角頁巖制成，器身厚重，左右對稱，橫斷面呈三角形，底部圓鈍方便手握，因在丁村文化中非常典型，也被稱為“丁村尖狀器”。? 　　石磨棒，屬仰韶文化早期文物，距今約1.5—1萬年，山西省吉縣柿子灘遺址出土，是新石器時代的農業(yè)生產工具，它的出現(xiàn)對研究農業(yè)起源有重要意義。? 　　陶壺，仰韶文化早期（距今約7000-5800年），山西省翼城縣棗園村出土。 　　彩繪陶罐、彩繪陶壺，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約5800-5300年），山西省垣曲縣下馬村征集。 　　彩繪蟠龍盤，龍山文化時期（距今約4300—3800年)，1970年代末出土于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遺址。通高11.6厘米，口徑40.9厘米，深10厘米，屬大型禮儀用盤。該器物為磨光灰褐陶胎通體磨光，盤底涂飾紅彩圓面，內壁以紅灰雙色繪制的蟠龍紋呈螺旋狀環(huán)繞，龍身融合蛇形屈曲、鱷鱗斑紋及虎熊頭部特征，被學界視為早期龍圖騰的雛形。該文物與陶寺遺址發(fā)現(xiàn)的古觀象臺、最早漢字等共同構成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核心證據(jù)鏈，2024年被考古學界定位為闡釋中華文明'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包容性'的典型案例。 　　特馨、土鼓，龍山文化時期（距今約4300-3800年），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出土。 特磬：為龍山文化時期文物，出土于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村。它是用灰色角頁巖打制，并經(jīng)琢、磨等工序制成，四周邊緣仍留有打制時形成的瘢痕，器形碩大，十分罕見，故稱巨磬或特磬。特磬是“八音”中的“磬石”音，音響清越，磬上有敲擊的痕跡，是考古發(fā)現(xiàn)最早的石磬，為后世編鐘的鼻祖。 土鼓：是新石器時代的文物，同樣出土于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村。其通高80.4厘米，上口徑25.6厘米，最大腹徑41厘米，為泥質灰陶。土鼓中空大口、筒狀高頸、圓鼓腹，頸腹之間置雙耳，底有四孔。接近器口部有一圈12枚“圓鈕”，近旁有繩索勒綁的痕跡，這些“圓鈕”是用來綁縛獸皮的。土鼓是迄今為止我國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實物鼓，對于研究中國禮樂制度的起源具有重要意義。 　　四聯(lián)璜，龍山文化時期（距今約4300-3800年），山西省臨汾市下靳村出土。 　　這件玉神面是祭祀禮器，但不見通常的獰厲怪異，造型典雅柔和，神態(tài)安詳神秘，玉質晶瑩潤澤，彰顯出大墓主人不同尋常的尊貴身份。 　　朱書扁壺是新石器時代的陶器，1984年11月出土于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山西博物院藏有其復制品，真品現(xiàn)收藏于中國考古博物館。扁壺為泥質灰陶，器表飾細條豎藍紋，口部和腹部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是古人盛水的用具。 扁壺殘片上朱書兩個字，其中一個字符為“文”字，學界較認可其與商代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一脈相承；另一個字符則被釋讀為“邑”“昜”或“堯”字。朱書扁壺上的文字實證了在甲骨文之前約800年，中國已經(jīng)擁有一定的文字系統(tǒng)，將漢字系統(tǒng)起源提前了約800年，對于探索中國文字的起源和判定“堯都”具有重要意義。 　　單把陶鬲為龍山文化時期（距今約4300-3800年）的陶器，出土于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這件單把陶鬲是比較罕見的黑陶，原本表面涂有黑漆，后因氧化和掉色變成灰色。它有一個把手，這在陶鬲中較為少見，一般的陶鬲沒有把手，多為抱持使用。鬲是中國古代獨有的炊器，這件單把陶鬲對于追溯中華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起源具有特別意義。 　　直口肥足鬲是龍山文化時期文物，距今約4300-3800年，出土于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直口肥足鬲是一種炊具，主要用于烹煮粥羹等食物。其口沿平直，無外翻或內收，簡潔實用。頸部較短，部分飾有簡單紋飾。腹部圓鼓，與足部連為一體，整體線條渾厚。三足粗壯飽滿，呈袋狀空心，這種設計可增大受熱面積，提高炊煮效率。 　　小口折腹斝是龍山文化時期的文物，距今約4300-3800年，出土于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這件文物僅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為泥質灰陶，侈口，斜頸，頸、腹間分界明顯，腹一面略平，另側明顯鼓凸，鋬作橋形，雙鋬相連在口部鼓凸一側，器表飾豎條細籃紋。本件為修復品。 　　第二展廳是“夏商蹤跡”，展示了山西境內夏商時期的文化遺存，包括垣曲商城、平陸前莊遺址等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分為“大夏之墟”和“殷商重地”兩個單元。 《史記·晉世家》記載：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史稱桐葉封弟。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唐叔虞子燮父繼位后，遷都于晉水之畔，改國號為“晉”，為第一代晉侯。燮父光大了叔虞開創(chuàng)的基業(yè)，拉開輝煌晉史的序幕。山西稱“晉”由此而來。 　　這是夏代文物陶甗和陶斝，出土于山西運城夏縣東下馮遺址。 陶甗是古代的炊器，下部是鬲，中部有箅隔，上部是底部有透孔的甑，是中國人最早的蒸鍋。? 陶斝是史前時期的生活容器，商周時期多為青銅材質，且由炊具演變成酒具。? 　　乳釘紋方鼎，1990年初在山西運城平陸縣坡底鄉(xiāng)前莊自然村修建東沿河公路時出土。為商代前期青銅器。高82厘米，口寬50厘米，鼎內深度44厘米，四足高度23.5厘米。鼎身口沿為正方形，側面是長方形，身長腿短，有兩只拱形耳立在口沿兩側。口沿下的上腹部為一周帶狀獸面紋，共八組；下腹部為乳釘紋，豎邊有三行，底邊有五行。鼎足上粗下細，為空心圓柱體，每一個足的上中部飾一周饕餮紋，共兩組。采用拼鑄法制作，由5個主要部分共17個部件拼鑄而成，體現(xiàn)了商代前期的青銅鑄造技術特點。 　　鸮卣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出土于山西石樓縣二郎坡村，商代晚期（約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酒器。通高19.7厘米，寬13.4厘米，是商代晚期青銅器的精美之作。其造型為兩只貓頭鷹背靠背站立，以蓋為首，以器為身，四足似象腿，蓋上有一捉手，腹部飾卷曲羽翼紋，蓋面為雷紋，雙翼采用龍紋浮雕，工藝精湛細膩，紋飾精美。整件器物圓潤敦實，雄渾大氣，凜然威武又不失可愛。它圓圓的大眼睛、尖尖的小鼻子、胖胖短短的“胳膊”、可愛的小腳丫，還有頭頂上像小蘑菇一樣的裝飾無不詮釋著“萌”這個文字。觀眾們對著這件青銅器無不嘖嘖稱奇。！真的超級可愛?。?！ 　　獸形觥是一件商代的青銅盛酒器。?1976年出土于山西靈石縣靜升鎮(zhèn)旌介村。高21.5厘米，長24厘米。器體橢圓，狀如蹲獸，前有寬流，下承高圈足。蓋前端為龍首形，與上翹的流口扣合為頸，蓋后部作獸面。器身以三條扉棱為中軸組成獸面主紋，口沿下飾昂首卷尾夔龍紋，圈足飾夔鳳紋，均以云雷紋襯地，形成三層花紋，精細繁縟。 獸形觥結合了中原商文化元素和北方青銅文化因素，體現(xiàn)了商代晚期青銅藝術的高超水平，是山西商代方國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這是山西省忻州市連寺溝遺址出土的商代（公元前16世紀-前11世紀）獸面紋爵、獸面紋觚、夔（kui）紋提梁卣。 　　這是雷紋爵和弦紋壺，山西省呂梁市石樓縣桃花莊墓葬出土。 雷紋爵：商代青銅器，出土于山西省呂梁市石樓縣桃花莊墓葬。其頸部兩側裝飾著鼉紋，這在商代青銅藝術中極為罕見。爵是古代的飲酒器，也是禮器，這件雷紋爵的造型和紋飾體現(xiàn)了商代青銅器的獨特風格和高超工藝。 弦紋壺：山西博物院有多件弦紋壺，時代和材質各不相同。如青釉弦紋雙系壺，為西漢時期的瓷器，肩部有兩道細弦紋。還有隋代青釉三系單龍柄壺，頸部有三道粗弦紋。另外，交龍紋壺是戰(zhàn)國時期的青銅器，頸部和下腹部均置四個鋪首銜環(huán)鈕，身飾細交龍紋六周，間以寬弦紋帶。 　　三魚渦紋盤是山西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商代晚期青銅盤，為一級文物。山西省呂梁市石樓縣桃花莊墓葬出土。高19.6厘米，口徑47.1厘米。寬斜折沿，弧腹下收，圜底，高圈足?？谘叵缕骄植既齻€橋形鈕，圈足上部平均分布三個方形鏤孔。盤內底中央飾渦紋，內壁沿順時針方向平均分布三條魚紋，腹外壁飾六組變形夔紋組成的紋帶，上、下以圓圈紋帶框邊，圈足飾三組獸面紋。 商周時期，青銅盤常作為禮器，用于承接棄水，多與盉配套使用，在祭祀、宴饗等禮儀活動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也是貴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三魚渦紋盤腹內壁的三條魚紋首尾相連，繞盤一周，當盤中貯滿清水時，會呈現(xiàn)出水波蕩漾、魚兒游動的生動畫面，體現(xiàn)了當時工匠的高超技藝和獨特創(chuàng)意。 　　第三展廳“晉國霸業(yè)”。西周初年，叔虞封唐，居河汾之東。燮父承繼父業(yè)，改唐為晉，肇創(chuàng)晉祚。近300年間，歷代晉侯，堅守屏藩王室的責任與擔當，堅持“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國方略，兼容并蓄，開拓進取。公元前770年，晉文侯攜鄭武公、秦襄公等諸侯，佐平王東遷，開啟東周，代王征伐，鞏固王統(tǒng)。從此，晉國逐漸走向歷史舞臺的中央，稱霸百余年。 烏尊、商青銅龍形觥和西周晉侯夫人組玉佩是本廳的鎮(zhèn)廳之寶（前面已介紹過），布于展廳顯著位置。 　　西周晉侯豬尊：通高22.4厘米，通長39厘米。2000年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113號墓出土。盛酒器，出土于第一代晉侯燮父的夫人墓中。器作豬形，豬嘴凸出，嘴角獠牙外露，雙耳斜聳，形體肥碩，腹部中空，四足粗壯，尾巴上翹，背脊有鬃毛，背部有圓形開口并附蓋。蓋面裝飾目雷紋一周，腹部兩側均有圓形凸起，裝飾火紋和變形獸紋。蓋和腹底鑄有銘文：“晉侯作旅飤”?！帮~”同“食”，多用于青銅食器銘文中，在酒器中自銘為飤，罕見。商周時期青銅豬形酒器僅見三件。 　　變體獸形盉，西周（公元前11世紀前771年），山西省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92號墓出土。 　　晉侯喜父盤是山西博物院的一級文物，為西周晚期青銅器。1993年出土于山西省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92號墓。該盤方唇、窄折沿、淺腹，雙附耳如雙翼輕展，圈足微撇，造型簡約而不失莊重?？谘仫楕P鳥紋，圈足飾斜角云紋，器身紋飾精美。 盤內底鑄有銘文4行27字，內容為“唯五月初吉庚寅，晉侯喜父作朕文考厲侯寶盤，子子孫孫其永寶用”，意思是在五月初吉庚寅這一天，晉侯喜父為他的父親厲侯制作了這件寶貴的盤，希望子子孫孫永遠寶用。晉侯喜父即晉靖侯宜臼，這件盤是他為追思父親厲侯所鑄，體現(xiàn)了西周時期的宗法制度和孝道觀念，對于研究晉國早期的歷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價值。 　　叔作旅鼎是山西博物院的一級文物，為西周早期偏晚的青銅器。1993年出土于山西省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113號墓，該墓是第一代晉侯燮父夫人的墓葬。 鼎方折斜平口沿，雙立耳，斜直壁，垂腹，底略圜，四柱足。外壁近口沿處飾兩道弦紋，整體器形和紋飾簡樸大方。其高35cm，口橫30.5cm，口徑24cm，在同時期的方鼎中屬于較大的。器內壁有銘文4字“叔乍旅鼎”，“乍”通“作”，學界多認為此類器物用于家族祭祀或宴飲場合，強調“序長幼、明尊卑”的禮制內涵。 　　晉侯溫鼎，西周（公元前11世紀—前771年），山西省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13號墓出土。 　　楊姞壺，出土于晉侯墓地63號墓，墓主為晉穆侯夫人之一。共2件，器形、大小、紋飾和銘文均相同。器蓋子口外壁與壺頸內壁鑄對銘2行9字：“楊姑乍（作）羞醴（1Y）壺，永寶用”。有學者認為楊姞是楊國姞姓女子嫁到晉國，壺為陪嫁時的媵器；也有學者認為是姞姓國女子嫁到楊國，稱為楊姞。壺為晉國滅楊國時的戰(zhàn)利品。 　　楚公逆鐘，出土于晉穆侯墓。一組8件。其中，形制和鑄銘相同的6件，形制不同且無鑄銘的2件，8件音律相諧。鐘銘68字，記述楚公逆為祭祀祖先，得到納貢的赤銅九萬鈞，制作了大量編鐘。楚公逆鐘出土于晉侯墓地，反映出西周晚期楚晉兩國已有交往。 　　獸面紋鐃，西周（元前11世紀前77年），山西省曲沃縣北趙村普侯墓地64號墓出土。 　　西周伯尊，1985年出土于山西曲沃曲村，是西周時期典型的青銅酒器，伯尊的發(fā)現(xiàn)為研究晉國早期的青銅器鑄造工藝、禮制文化以及貴族生活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反映了西周時期晉國貴族在祭祀、宴飲等禮儀活動中對青銅禮器的使用規(guī)范，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與考古價值。 器型為敞口，方唇，頸部微收，鼓腹，高圈足，頸部和腹部裝飾有精美的饕餮紋（獸面紋），這種紋飾在西周青銅器中常用于體現(xiàn)威嚴與神秘的禮制內涵。器身有突出的扉棱，既強化了器物的立體感，也在鑄造工藝上起到了分范的作用，是西周時期高超的青銅器鑄造技術的直觀體現(xiàn)。 　　伯卣，西周（公元前11世紀——前771年），山西省曲沃縣曲村出土。通高19.5厘米，口縱8.5厘米，口橫11厘米，重1980克。器體扁圓，下腹鼓起，扁提梁兩端鑄塑獸首與器身套接，蓋與腹部均飾扉棱及突目獸面紋。紋飾以云雷紋為地，獸面雙目凸起，口沿、圈足等部位以粗線條勾勒龍紋、火紋及蟬紋，整體風格與同期青銅卣的浮雕式紋飾差異顯著。器內銘文“白乍寶尊彝”表明其用途為酒器。該器工藝精湛，線條流暢細膩，獸面紋雙目突出器表，與常見的寬條狀浮雕紋飾形成對比。其造型端莊穩(wěn)重，兼具神秘與威嚴感，是西周青銅器中的罕見佳作。 ? 　　南宮姬鼎，出土于曲村6081號墓。鼎內底鑄銘“南宮姬作寶尊鼎”。南宮家族曾活躍在西周初年的政治舞臺，著名的南宮括、南宮忽都是輔佐文王、武王的重臣。該鼎束頸、腹部扁圓、底近平、柱足細長，為曾國風格，反映了西周早期晉曾兩國已有往來。 　　晉侯□壺，“晉侯pi壺”，是西周時期的青銅盛酒器和祭祀禮器。?1992年出土于山西省臨汾市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8號墓，即晉獻侯墓。壺高68.8厘米，口縱18厘米，口橫22.8厘米。呈假蓋形長頸垂腹橢圓形，帶蓋，蓋頂有波帶狀山形捉手。器身是雙層沿，曲長頸，垂腹，大圈足。頸部附雙龍?zhí)篆h(huán)大耳，耳為象首形，長鼻向上彎曲形成龍形。 蓋面飾交龍紋，龍首吐舌，體軀上下交繞?？谙录叭ψ泔棲F目交連紋，頸部飾有波曲紋、重鱗紋，腹部以高浮雕突出的龍首為中心，兩旁分出龍身，龍尾相交，構成波帶狀主體紋樣。 壺蓋內鑄有銘文4行26字，內容為“唯九月初吉庚午，晉侯□作尊壺，用享于文祖皇考，萬億永寶用”，表明是晉侯□為祭祀祖先所制。 　　人足方盒，盒作長方箱式，下承人形四足，頂部雙翻蓋，設虎形雙鈕，方盒四面中央各攀爬一條回首龍紋，蓋面和四壁飾變形龍紋，造型奇特，做工精巧。這類器物多出于女性墓中，可能用作盛放化妝用品的奩盒。 　　“刖人守囿車”，是春秋時期的青銅藝術品。1989年出土于山西省聞喜縣上郭墓地7號墓。車長13.7厘米，寬11.3厘米，高9.1厘米，為廂式六輪車，由兩大四小共六個輪子組成，無轅，頂部有廂蓋，前有車門。車廂四周及每面正中立一只伏獸，下緣兩只伏虎各抓住兩個小車輪。車身周圍虎、熊奔竄，車前擋部位有一“刖人”守護囿門。蓋頂有一蹲猴捉手，周邊圍繞四只小鳥，車廂左右壁飾鳳鳥紋。 整器采用了圓雕、透雕、淺浮雕、高浮雕、陰線雕刻等多種技法，裝飾有20多個動物形象，可轉動部位多達15處，體現(xiàn)了當時高超的青銅鑄造工藝和機械制造水平。 “刖人”指受刖刑（砍腳之刑）人，“囿”是貴族飼養(yǎng)禽獸的園林，這件器物印證了當時的刑罰制度和社會分工。 　　子范鬲，傳20世紀90年代出土于聞喜縣，流失海外。2021年，美籍華人范季融捐獻給山西博物院。寬平折沿，短直豎頸，圓肩，鼓腹寬襠，三獸蹄足。器腹飾三組龍紋，以扉棱間隔。鬲口沿處鑄銘：“子犯之造鬲”，子犯即晉文公舅父狐偃。 　　附耳蹄足鼎，1988年出土于太原市金勝村趙卿墓（太原一電廠趙氏墓地），是春秋時期晉國青銅工藝的巔峰之作。墓主人趙簡子是春秋末期晉國正卿、趙氏宗主，“趙氏孤兒”趙武之孫，晉陽城的奠基者。該鼎是研究晉國六卿爭霸、“三家分晉”歷史背景的關鍵實物。 鼎通高93厘米，口徑102厘米，耳間距129厘米，重達220公斤，是目前所見春秋時期最大的青銅鼎。器型為附耳、敞口、唇平折、束頸、深腹、獸蹄足，腹部滿飾蟠螭紋，以三角回紋、魚鱗紋和瓦紋作填紋，一對環(huán)形耳鈕設計精巧。 鼎身采用銅、錫、鉛三元合金鑄造，紋飾繁縟且鑄造缺陷極少，體現(xiàn)了春秋時期晉國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術，與《考工記》“六齊”的合金配比規(guī)范高度契合，是中國冶金鑄造史的重要文明成果 　　春秋蟠螭紋四耳鋪首銜環(huán)銅鑒，1988年出土于太原市金勝村趙卿墓（太原一電廠趙氏墓地），墓主人為春秋末期晉國正卿趙簡子，該墓是目前所見春秋時期等級最高、規(guī)模最大、隨葬品最豐富的晉國貴族墓葬之一。這件銅鑒是趙簡子身份與權力的象征，反映了春秋晚期晉國貴族的生活方式和禮制觀念。是春秋時期晉國青銅鑒中的精品，是研究晉國青銅器紋飾演變、鑄造技術以及春秋時期貴族禮儀制度的重要實物，它為我們了解晉國的歷史文化、社會風貌提供了珍貴的線索，是晉國青銅文明的典型代表之一，具有極高的歷史與藝術價值。 器型為大敞口，沿平折，頸微斂，寬肩，曲壁，腹內收成弧形，平底，矮圈足。附有對稱的四耳，耳上為鋪首銜環(huán)，鋪首是立雕的獸頭，圓環(huán)扁平，鋪首飾有云紋、回紋、瓦紋。頸部和下腹部飾蟠螭紋帶，蟠螭紋正反交織成方形幾何紋圖案；上腹部飾饕餮紋帶，整體紋飾繁縟華麗，鑄造工藝精湛。 　　蟠螭紋雙耳壺，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青銅禮器，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一電廠趙氏墓地。該器體形碩大，結構分為蓋、壺身兩部分。平口外侈，束頸，配有回首虎形雙耳，鼓腹，高圈足。 蓋部飾有四組鏤空獸首雙身紋，紋樣相互交纏，內圈口沿飾絢索紋一周。壺身以斜角云雷紋劃分出多個紋飾帶，頸上部是蕉葉形蟠螭紋，頸部、腹上部和腹部滿布相互交纏的蟠螭紋，腹下部為獸首銜螭紋，圈足則飾有波曲紋和绹索紋。 它是東周三晉地區(qū)青銅工藝的典型代表，紋飾繁縟華麗，鑄造工藝精湛，反映了當時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術和審美風格，也是研究春秋時期晉國貴族禮制、藝術風格的重要實物資料。 　　蟠螭紋雙環(huán)銅甗，1988年出土于太原市金勝村趙卿墓（太原一電廠趙氏墓地），是春秋時期晉國的青銅蒸食器，其鑄造工藝精湛，紋飾布局規(guī)整且層次豐富，蟠螭紋的細節(jié)刻畫細膩。作為研究晉國青銅器紋飾演變、鑄造技術以及春秋時期貴族禮儀制度的重要實物，具有重要的歷史與工藝價值。 甗由上甑下鬲兩部分組成。甑部折沿厚唇，直頸，下腹內收成平底，箅孔呈內外兩周輻射形排列，頸部兩側有一對獸面鋪首銜環(huán)。鬲部直口鼓腹，三蹄足，肩部也有一對獸面鋪首銜環(huán)。甑與鬲套合嚴密，體現(xiàn)了高超的鑄造與設計工藝。 甑的頸部和下腹部飾“S”形夔鳳紋帶，上腹部環(huán)繞牛頭雙身蟠螭紋帶；鬲的肩部同樣飾有一周牛頭雙身蟠螭紋。蟠螭紋是春秋時期晉國青銅器的典型紋飾，由盤曲的無角龍紋相互纏繞構成，富有動感與韻律。 　　為壺，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青銅禮器，1952年山西省人民委員會文物室收藏。整體造型為長頸圓腹，圈足，頸部有一對銜環(huán)獸首耳。紋飾精美，通體分口下、頸和腹飾三層環(huán)帶紋，各以弦紋為界，耳飾勾連云紋。口內鑄有25字銘文，對于研究春秋時期的職官制度、宗族結構以及禮儀文化具有重要意義，是當時社會政治、文化面貌的實物印證。 　　荀侯匜，春秋（公元前770一公元前476年），山西省聞喜縣上郭墓地出土。 　　鳥形飾，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黎城縣西關墓地出土。 　　夔鳳紋銅罍，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山西省太原市趙卿墓出土。 　　高柄小方壺，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1988年山西省太原市趙鄭墓出土。高28厘米，最大腹徑8.9厘米。共2件，大小、形制、紋飾相同。盝頂式蓋，上有四個對稱環(huán)形小鈕，以子口插入壺的母口內。壺為小方口，頸部微斂，溜肩，鼓腹，下腹內收形成平底，下承高柄喇叭形足。蓋面四角飾心形圖案，中央方框內兩龍呈“卍”形相交，龍昂首卷尾，其一加繪黑線，以示雌雄之別。壺身飾菱形和幾何紋圖案，高柄和圈足飾三組神鳥紋，鳥昂首闊步或伸頸長鳴，寓意深奧。該壺紋飾內嵌多種礦物組成的黑色物質，主要是石英、長石、褐鐵礦、錫石、孔雀石等成分組成，制作精美，極富裝飾效果。 　　銅犧立人擎盤，1965年出土于山西長治分水嶺墓地126號墓出土，時代屬戰(zhàn)國早期。該器通高14.5厘米，犧身長18厘米，由鏤空圓盤、圓形立柱及犧形底座組成。立柱下端插入底座環(huán)孔，上端承托盤體，犧背立一長發(fā)小銅人，雙手執(zhí)握立柱作支撐狀。銅人身著長袍，犧體飾鱗紋、貝紋及绹索紋組合紋樣，造型兼具實用功能與藝術裝飾性，反映了戰(zhàn)國時期青銅器鑄造工藝與動物造型藝術的融合特征。 　　侯馬盟書，是東周時期諸侯或卿大夫為了加強內部團結、打擊敵對勢力舉行盟誓活動的約信文書。1965年在侯馬晉國遺址發(fā)現(xiàn)了盟誓遺址，共出土盟書5000多件，通過對字跡較清楚的650余件盟書的研究發(fā)現(xiàn)，其內容分為宗盟類、委質類、納室類、詛咒類和卜筮等，對于探討中國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晉國歷史具有重大意義。 　　第四展廳“民族熔爐”，展示從秦漢至隋唐期間，農耕文明與草原游牧文明交融的歷史進程。代表性文物有：婁睿墓壁畫、司馬金龍墓漆屏風板、胡傅溫酒樽、雁魚銅燈、胡人吃餅俑、虞弘墓石槨等。這些文物造型精美，工藝精湛，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和文化價值，生動詮釋了山西在民族融合與絲綢之路中的關鍵作用。 　　胡傅溫酒樽，1962年出土于右玉縣大川村，同出的還有胡傅酒樽等七件銅器。兩件器形基本相同，一件器蓋口沿陰刻銘文“中陵胡傅銅溫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另一件文后多一“二”字。通體鎏金，蓋中央有提環(huán)，周圍飾三個鳳形鈕，器底裝三個熊形足。蓋部和器腹?jié)M飾高浮雕虎、羊、牛、猴等動物十余種。中原器型與草原裝飾渾然一體，是胡漢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物證。 　　雁魚銅燈，是一件西漢時期的青銅器，1986年出土于山西省襄汾縣吳興莊。銅燈構思巧妙，整體造型為一只鴻雁佇立，回首銜魚。魚腹下方接兩塊弧形屏板和帶曲撬的燈盤，可自由轉動調節(jié)燈光亮度及方向，也可以防御來風。燈光燃燒時產生的煙氣可通過魚腹和雁頸導入盛水的雁腹，起到凈化室內空氣的功效。雁魚銅燈制作精美，代表了漢代青銅藝術和科學技術發(fā)展的水平。 　　胡人吃餅騎駝俑為隋代陶俑，1980年出土于太原市沙溝村北齊著名大將斛律徹墓。該俑高45.7厘米，駱駝昂首站立于長方形托板，雙峰間墊毯并馱載絲絹、皮囊等物品，皮囊端部飾虎頭圖案。駱駝背負的皮囊上坐一胡人，頭戴圓氈帽，深目高鼻，身著圓領窄袖胡服，左手握韁繩，右手持餅作進食狀。它生動地再現(xiàn)了絲綢之路上商人往來的盛況，體現(xiàn)了晉陽作為北朝時期絲綢之路上重要節(jié)點的地位。 　　虞弘墓石槨，1999年，虞弘墓發(fā)現(xiàn)于太原市王郭村，出土有墓志、俑等各類隨葬品。其中最重要的文物是一座仿木構漢白玉石槨，為三開間歇山頂建筑，由頂、檁身、底座三部分數(shù)十塊構件組成，其上浮雕畫面施彩并局部描金。內容有宴飲、樂舞、射獵、家居和行旅等，具有濃郁的中亞和波斯風格以及鮮明的襖教性質，展現(xiàn)了墓主人不同尋常的外來文化背景，是北朝至隋唐中外文化交流繁盛的歷史見證。 　　陶鎮(zhèn)墓獸，北魏（386年—534年），山西省大同市雁北師院2號墓出土。 　　石雕人物動物硯，北魏（386年—534年），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出土。高8.5厘米，長21.2厘米，寬21厘米。1970年大同市南郊出土。淺灰色細砂巖雕成。硯面中心為方形硯池，周邊飾連珠紋和蓮瓣紋，硯池兩側各有一耳杯形水池和方形筆舔，其兩端有成雙的鳥獸作飲水狀。對角有蓮花形筆插。其間雕人物圖案四組五人，有騎象、舞蹈、角抵等內容。側面各雕人物、動物等。硯底雕蓮花一朵，周邊圍以小蓮花8朵。這是北魏石刻藝術的高水平佳作。 　　黃釉蓮花尊，北齊·河清元年（562年)，山西省壽陽縣賈家莊村厙狄迴洛墓出土。 　　雞冠帽武士俑，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山西省大同市曹夫樓村宋紹祖墓出士。 　　雜技俑，北檬（386年-534年），山西省大同市曹夫樓村出土。 　　四個展廳看下來，山西的歷史脈絡已了然于心！時間已近中午1點了，人也累了！ 　　其它的展廳如佛風遺韻、戲曲故鄉(xiāng)、天下晉商等歷史文化專題和土木華章、玉韞華夏、翰墨丹青、方圓世界、瓷苑藝葩等 5 個藝術專題，我們只在佛風遺韻和土木華章展廳中匆匆一瞥，其它的均因體力不支未能涉足。 　　至此，愉快而辛苦的博物院之行結束了！ 　　踏入山西省博物院，汾水之畔的這座文化殿堂，瞬間將人拉入三晉大地的千年時光。厚重的歷史氣息撲面而來，每一件文物都訴說著華夏文明的璀璨過往。漫步展廳，展品如同一條奔流不息的時光長河，串聯(lián)起三晉大地從遠古到近現(xiàn)代的興衰榮辱，構筑起三晉文明的精神譜系。 走出博物院，陽光為建筑的飛檐鍍上一層金邊?；赝@座氣勢恢宏的殿堂，心中滿是震撼與敬畏。山西省博物院的珍貴，不僅在于其館藏文物的稀有與精美，更在于它以文物為媒介，讓沉睡的歷史“活”了過來，讓我們得以跨越千年，與古人對話，觸摸文明的溫度。此次觀展，不僅是一次視覺的盛宴，更是一場心靈的洗禮。那些穿越千年的文物，讓我們讀懂了腳下這片土地的厚重與榮光，也讓我們更加堅定了守護文化遺產、傳承中華文明的責任與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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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尊之家，悠悠晉魂——記山西省博物院

盧良貴

烏尊之家，悠悠晉魂——記山西省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