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作者: 肖川</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對權力的“反抗與批判”是知識分子的職責所系。知識分子拒絕贊美現(xiàn)狀，是因為他們有更高的理想存在。因此，他們的“反抗與批判”并不說明他們生活的滿意度不高。相反，由于他們學識的豐富、眼界的闊大，他們的個人生活很多是堪稱完美的。</p><p class="ql-block"> 但他們會區(qū)分個人生活與公共生活，并自覺地防范將個人生活中的得失、恩怨帶入到對公共生活的觀照之中，盡管這并不容易做到。知識分子是大眾面對公共權力時的代言人，并把“啟蒙大眾”作為一種自我期許。也正因為他們對權力的“反抗與批判”，公共知識系統(tǒng)才更有可能朝著作為“解放的力量，而非壓迫的力量”的方向演進。還因為他們的“反抗與批判”，專制者對他們嚴加防范，傾力絞殺，但仍有人勇敢地“面對強權說出真理”，且“雖九死而猶未悔”。他們的靈魂在高處。</p><p class="ql-block"> 大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就應該把培育與造就知識分子作為自己的宗旨。但今天中國高校的這種氛圍在日益式微，殊為可惜。 如果說，對權力的警惕和批判構成了知識分子公共關懷的起點，那么，這份關懷的終點，則指向著一個更為公正、良善的社會秩序。他們深知，權力的本性具有擴張與自我辯護的傾向，若缺乏外部的審視與制衡，便極易走向僵化與傲慢。因此，知識分子的“反抗”并非為了顛覆而顛覆，更不是一種姿態(tài)性的表演，而是一種深沉的建設。他們以思想為武器，以言說為路徑，試圖在“共識”的硬殼上敲開裂縫，讓新鮮的空氣與不同的可能性得以涌入。</p><p class="ql-block"> 這種對公共生活的介入，本質上是一種責任倫理的踐行。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超越個人生活的圓滿，去關切那些與自己未必直接相關的公共事務，是因為他們將社會的命運內化為自身的關懷。他們筆下的文字、課堂上的聲音、乃至面對壓力時的沉默或抗爭，都在構筑著一個民族的精神海拔。當個人的幸福與社會的命運在他們心中被清晰地界定時，那種源于小我的得失感便被一種更為宏大的歷史感所替代。</p><p class="ql-block"> 他們并非不食人間煙火，恰恰是因為深味人間煙火，才更渴望能以理性之光，照亮蒙昧與苦難的角落。歷史早已證明，那些敢于“面對強權說出真理”的靈魂，往往是一個時代最珍貴的記憶錨點。他們的存在，不僅為后世留下了思想的火種，更以其人格的堅韌與光輝，標定了文明所能抵達的高度。他們或許會遭遇不公，甚至付出沉重的代價，但正是這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執(zhí)著，賦予了知識以尊嚴，賦予了批判以重量。他們讓后人看到，思想可以如此有力地抵御強權的侵蝕，良知可以在高壓下依然保持清醒。</p><p class="ql-block"> 大學，作為知識生產與思想交鋒的核心場域，理應是這種精神傳統(tǒng)的守護者與傳遞者。它不應僅僅是職業(yè)技能的培訓所，更應是公民道德的孵化器、批判思維的訓練營。研究生教育尤其如此，它肩負著培養(yǎng)未來思想精英與公共知識人的使命，需要引導學生從專業(yè)的象牙塔中探出頭來，去理解自己與腳下這片土地的深刻關聯(lián)，去建立一套既能審視個人生活，又能洞察社會結構的認知框架。</p><p class="ql-block"> 然而，當實用主義與功利氣息彌漫校園，當學術研究淪為職稱晉升的階梯，當對現(xiàn)實的深刻追問被技術性的瑣碎問題所替代，那種孕育知識分子的人文氛圍便不可避免地走向稀薄。</p><p class="ql-block"> 對“反抗與批判”的畏懼或誤解，讓不少人選擇了安全的沉默或精致的利己。這種式微，不僅是學術共同體的損失，更是公共生活活力的流失。因為，一個缺乏知識分子精神燭照的社會，往往更容易在權力的迷思中失去方向，在集體的狂歡中遺忘個體的尊嚴。因此，重拾并珍視這份對權力的“反抗與批判”，并非要制造對立，而是要喚醒一種內在于知識傳統(tǒng)中的清醒與擔當。它要求我們在贊美成就的同時，不忘審視不足；在追求效率的同時，警惕公平的缺失；在安頓個人生活的同時，不放棄對公共福祉的關切。唯有如此，知識才能真正成為“解放的力量”，知識分子也才能無愧于其“靈魂在高處”的使命，繼續(xù)在時代的風浪中，成為那個既溫暖又堅定的壓艙石。 </p><p class="ql-block"> 在我過往的歲月中，我也說過一些錯話（但沒有說過一句違法的話），做過一些錯事，對此，我感到羞愧。但是，我始終保持了一個讀書人，一個知識分子所應該具有的節(jié)操，而沒有像我過去的同事，淪落為無恥的賣身求榮、曲學阿世的舔狗。對此，我感到無比的自豪與驕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