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第一次見到從政同志,是1951年秋,說起來都半個世紀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他爽朗的性格和對公安事業(yè)的敬業(yè)精神,以及他對我本人生活和工作的關愛和幫助,至今還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中。</h3><h3><br /></h3><h3> 1951年,我從中央公安部某訓練班結業(yè),被分配到福建工作。任務是在福州設一個空中偵察工作站,直屬公安部領導。我是這個站的負責人。我拿著由羅瑞卿部長簽署的任命書和介紹信,找到梁國斌同志,梁原是福建省公安廳廳長,當時已調華東公安部任部長。梁部長看了我們的介紹信當即在信上批示:請福建省公安廳政保處給于全力支持。(大意)并告訴我說,到福建省公安廳可直接找鄭從政同志,他是政保處處長。</h3><h3><br /></h3><h3> 我們一行5人來到了福建省公安廳,那個地方叫文儒坊25號,是個美麗幽靜的院落。從政同志熱情地接待我們,他看完了梁國斌的指示后說:"有什么要求就說,我們盡量滿足你們。"</h3><h3><br /></h3><h3> 干脆、明確,首先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h3><h3><br /></h3><h3> 我簡單地介紹了我們到這里的任務以及建站的一些想法,提出當務之急是把機器設備運到福州。</h3><h3><br /></h3><h3> 當時鷹廈鐵路還沒有修,設備只能從上饒火車站用汽車運轉。</h3><h3><br /></h3><h3> 我提出需要一些警衛(wèi)力量。</h3><h3><br /></h3><h3> " 這好辦,兩部卡車,兩個武裝班,帶上兩挺輕機槍,上饒、南平一帶還有土匪,安全最重要,再派一個排長去,你看好不好。"<br /></h3><h3><br /></h3><h3> 畢竟是老公安,比我想得還周到,我那時才19歲。</h3><h3><br /></h3><h3> 路上沒出什么問題,設備到達福州后我們就忙著選地址,最后在從政同志的關懷下,決定在福州步卓飛機場附近建站。</h3><h3><br /></h3><h3> 接下來我們就請人設計辦公用房和生活設施及宿舍,搞預算、批資金、購置辦公用品,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在從政同志的關懷下完成的,當時我們什么也不懂,我們5人中除了一個年紀最大的也不過22歲,其余4人都沒超過20。</h3><h3><br /></h3><h3> 為了保密起見,從政同志給我們單位起了個名字叫"0733部隊"。</h3><h3><br /></h3><h3> 從政同志又考慮到我們離城較遠,特地為我們購置了兩部英國產品"赫格利",這兩部自行車可起了大作用:炊事員買菜、到有關部門聯(lián)系工作,還有星期天到城里看戲,全都用上了它。</h3><h3><br /></h3><h3> 從政同志為我們配了一個排的警衛(wèi)力量,還配備了管伙食的上士和炊事員。</h3><h3><br /></h3><h3> 因為站上有不少機器和電訊設備,需要配置一些工具,問題一提出,從政同志二話沒說,一下子就給我們批了1萬萬元現(xiàn)金(相當于現(xiàn)在的1萬元),讓我到上海去采購檢修工具和測試儀器。這個數(shù)字就是現(xiàn)在來說也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這個錢用的是公安廳的特需費,記得我在上海一共才化掉不到600萬。</h3><h3><br /></h3><h3> 現(xiàn)在想起來,當時如果不是從政同志的關心和支持,主動為我們考慮甚至親自為我們安排,光靠我們這幾個小孩子,福州站是建不起來的。何況,當時我們只是屬于福建公安廳代管的單位。</h3><h3><br /></h3><h3> 從政同志從不千涉我們的業(yè)務工作,因為上級有規(guī)定我們也不便說明我們的工作情況,但我們只要是提出工作需要,他總是想盡一切辦法滿足我們。從政同志知道我們做的是空中偵察工作,保密性極強,我們有電臺直接同北京聯(lián)系。</h3><h3><br /></h3><h3> 1953年我調到青島工作了一年多時間,1955年又回到了福州,這時我們的單位已劃歸軍委,改屬福建軍區(qū)代管,但在我的思想上福建省公安廳仍然是我們的領導機關,有什么難事還是找公安廳。這時從政同志已是公安廳副廳長了,他一點也沒有因為我們代管關系的變化而不關心我們的事,相反,更加關心我們,讓人總感到一種親情,一種割不斷的關系。</h3><h3><br /></h3><h3> 我們還是在飛機場那個叫步卓的小村子附近工作,這時從政同志又給了我們一輛匈牙利產的摩托車,說:"現(xiàn)在條件好了,你們也要改善改善,到市里,到軍區(qū)方便些。"他還告訴有關部門給我搞了個"特別通行證"和"特別通行旗"。</h3><h3><br /></h3><h3> 那時國民黨的飛機常在福州上空騷擾,經常拉警報,有一天在南臺還丟了幾枚炸彈,燒了許多房子,這一天還真虧了那個"特別通行旗"。又有一次,為了到軍區(qū)去送一份緊急文件,正好碰到拉警報,也是這面"旗"才保通行無阻,不然就誤事了。</h3><h3><br /></h3><h3> 有一天,我忽然接到華東總站電報,電文是"調徐火速去南昌"，我當即通知本人,這時已經是下午3點多了,離4點開船時間只剩剩下不到一小時,當時船票已經賣完,我立即騎車帶著徐到公安廳找從政同志想辦法。這時他正在開會,聽說后立即交待給張蔭荃(張當時是政保處處長)讓他通知輪船碼頭說是有特殊任務,推遲一會兒開船。我忙著要車還要給徐找便服換上(當時我們都是穿軍裝),就這樣,我們乘了一輛美式吉普車,掛著"特別通行旗"急馳碼頭,船晚開了十分鐘,徐順利地上了船。事后徐告訴我,他和船長住在一起,謊說船上有二個"跟蹤對象"。</h3><h3><br /></h3><h3> 第二天上午年,又接到上海一個軍用長途電話,問我調的人走了嗎?我回答已經上了船,又問我到那里去?我說先去上海,再去南昌，不是說火速嗎?我連公安都用上了。電話里說:"不對,是要直接去南昌,不然就會誤事的。"我心想,我并沒有錯,因為南昌和我們是同級,我沒權利讓他直接去,再說你們原來也是說火速,并沒有說是直接呀!電話里要我再派一個人去,這次可要直接去南昌。</h3><h3><br /></h3><h3> 前一個已經走了,這一個也不能耽誤,船票不好買,對!還是去找公安廳。于是我馬上騎了摩托車找到了從政同志,他聽我講了情況,笑了笑說,"你這個小郭,真會搗蛋,行!船票好解決,要不要這個人和前面那個人一起走?"</h3><h3><br /></h3><h3> 我一驚:"那可能嗎?"</h3><h3><br /></h3><h3> "好辦",他說著就拿起電話,接通了南平公安處,說:下午有一條船到南平,船上有一個大個子,姓徐,穿一身便衣,衣服很短,不合身,你把他領到公安處,有一個人等他。</h3><h3><br /></h3><h3> 放下電話,他望了望我說:"怎么樣,他們兩個可以同時去南昌了吧!"</h3><h3><br /></h3><h3> 我說:"鄭廳長,我真佩服你,我怎么就沒想到呢?" </h3><h3><br /></h3><h3> 他又笑了笑說:"做公安工作嘛,頭腦要靈活,要善于處理變化了的情況,昨天的船還沒到,今天的船還沒開,讓他們兩人在那兒碰頭，一起去不是很好嗎?",他說得輕松,我心想,還是鄭廳長的辦法多。</h3><h3><br /></h3><h3> 事后,徐大個告訴我,當時真把他嚇壞了,還以為自己犯了什么事,怎么一下船就被公安處抓走了。<br /></h3><h3><br /></h3><h3> 那時從福州到南昌,首先要坐船到南平,再從南平坐汽車到上饒,再從上饒乘火車到南昌。</h3><h3><br /></h3><h3> 這一次我在福州的時間不長,又奉命把福州站整個遷到中原地區(qū),只在中原待了一年,1956年我們站又搬回了福州。還是福建軍區(qū)代管,那時已升任為福建省公安廳廳長的從政同志,仍一如既往地對我們站十分關心,他說過:偵察、保衛(wèi),地面、天上不應該分家。這期間,他又給了我們一輛摩托車,甚至連汽油也供應我們。為了關心我們的文化生活,還常在節(jié)日里派車接我們到城里看戲。說真的,我們這些才20多歲的孩子總感到公安廳就是我們的家,而且是個溫暖的家。在這個"家"里先后有張蔭荃、陳志農、陳庭槐、何鋒濤、凌波、江波、丁毅、鄭民彝、張威等都對我們很好,都和我們很親,連找對象的事他們也過問。</h3><h3><br /></h3><h3> 我的對象(現(xiàn)在的妻子)就是在鄭廳長的關心下,他妻子凌波同志介紹的,何鋒濤做我的婚禮主持人,鄭民彝等同志都參加了我的婚禮。</h3><h3><br /></h3><h3> 四十年過去了,回憶當年在福建公安廳的那些日子,給我感受最深的是新中國之所以會有今天,這同有從政同志這樣為我國公安工作付出了一生心血,作出了重大奉獻的同志是分不開的,今天,他雖已作古,但他的名字將永垂青史,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h3><h3><br /></h3><h3>〔注〕本文寫于2000年5月，作者郭啟祥，系上海寶鋼集團公司司寶鋼文藝編輯部原總編。</h3><h3><br /></h3><h3><br /></h3><h3><br /></h3><h3><br /></h3><h3><br /></h3><h3> </h3><h3><br /></h3><h3><br /></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