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己經(jīng)修改，刪除了敏感部分。能否通過審核，沒有把握。）</h3> <h3> “處處城鄉(xiāng)慶上元，煙花燈火表心歡。天寒難鎖新春意，爐暖宜烹白玉丸?！闭率澹酝暝?，“年”就基本過完了。</h3><h3> 今年春節(jié)，兒女們都回家了，我們過了個溫馨、祥和、平安的春節(jié)。正月初一，我還向女兒學習制作美篇，發(fā)表了拙作《兒時的年味》。其實，52年前我們這代人還過了個“革命化”的春節(jié)。為了使老中青各代朋友好好珍惜現(xiàn)在，防止那“革命化”的春節(jié)重演，特將自己當年日記的記載整理出來，歡迎大家批評指正。</h3> <h3> 老時尚：一個革命化的春節(jié) </h3><h3> 1967年元月1日，我去學院圖書館翻閱報紙。每天堅持翻閱報紙，是入大學后養(yǎng)成的習慣。盡管中央各大報紙和各省市的黨報大同小異，但翻久了也能從中找出些微差異，尤其是二、三、四版。當天，《人民日報》聯(lián)合《紅旗》雜志發(fā)表了元旦社論：《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渡缯摗烽_篇說，“1966年，在我國興起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60年代的最偉大的事件。在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歷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薄渡缯摗房隙t衛(wèi)兵和革命大串聯(lián)，是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涌現(xiàn)出來的新事物。《社論》明確指出，“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斗爭的一年，將是無產(chǎn)階級聯(lián)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nèi)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將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睋?jù)說這篇社論是經(jīng)陳伯達修改，報偉大領袖親自審定的。 </h3><h3> 當天學院大字報欄有“北京來電”稱，中南海內(nèi)劉少奇家的院內(nèi)出現(xiàn)了“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的標語。首都20多所高等學校幾十萬群眾統(tǒng)一行動，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聲討劉少奇群眾游行集會。當日還有“北京快訊”稱：部分高干子弟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中央軍委、國防部以及中共北京市等16省市委革干子弟聯(lián)合行動委員會的名義，發(fā)布了中央秘字[003]號《通告》：聯(lián)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忠于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偉大領袖的思想，樹立無產(chǎn)階級世界觀，繼承革命傳統(tǒng)，在各地迅速組織聯(lián)合行動委員會。這就是后來稱之為反動組織的“聯(lián)動”。 別看這些“快訊”“來電”都是些沒有出處的“馬路消息”，但準確程度大體八九不離十。文革以來，我已經(jīng)習慣從這些小道消息來了解國家大事了。 </h3><h3> 我隱隱約約感到，文化大革命進入到1967年，曾經(jīng)風光一時的紅衛(wèi)兵已近黃昏，代之而起的是多如牛毛的群眾造反組織，工人和機關干部成了運動的主體力量。</h3> <h3> 1967年元月11日，各大報紙刊登消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給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fā)出賀電。隨即《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相繼發(fā)表社論，號召全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聯(lián)合起來，向黨內(nèi)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鄙虾５摹段膮R報》和《解放日報》宣稱奪權后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但中央的賀電中并沒有提到奪權后的這個政權組織。其實，根據(jù)我的日記記載，早在1月5日，上?！段膮R報》便宣告奪權了。</h3><h3> 中央的賀電，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它標志著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階段----奪權斗爭。另外中央的賀電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并列，中央文革一躍成為黨政軍最高領導機構之一。從此，中央文革就經(jīng)常以中央的名義發(fā)號施令。這是后話。</h3> <h3> 1967年1月13日，學院大字報欄張貼著最新的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在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guī)定》，因其只有6條內(nèi)容而被簡稱為《公安六條》?！豆擦鶙l》的第二條是重點強調(diào)“惡毒攻擊罪”的：“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fā)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和他的親密戰(zhàn)友的，都是現(xiàn)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以后這一條在實際上擴展到凡對江青、康生、陳伯達等稍有不滿的也被以現(xiàn)行反革命治罪。這是文革中抓“現(xiàn)行反革命”的法律依據(jù)?！豆擦鶙l》的第四條是專門界定專政對象的。這一條將原來的5類分子擴大到21類群眾專政對象。除了原先的“地、富、反、壞、右”外，新增了反動黨團骨干、反動會道門道首和職業(yè)人員以及反動軍、警、憲、保、特，還包括勞教人員和刑滿留場人員，還包括殺、關、管、逃的家屬，甚至還包括投機倒把分子。這為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整黨、一打三反運動提供了活靶子，為群眾專政提供了法律依據(jù)。 </h3><h3> 《公安六條》是為文化大革命保駕護航的。 “出身卑微”的我（實屬冤案，后面祥述），反復告誡自已，千萬要緊跟偉大領袖，千萬要認清革命形勢，千萬要謹言慎行。</h3> <h3> 1967年元月20日，班上有人發(fā)起去韶山串聯(lián)，我積極響應。當時韶山還沒有火車，我們從長沙乘長途汽車經(jīng)湘潭來到齠山?jīng)_。這是我第一次到韶山，到處都是全國各地的紅衛(wèi)兵。偉大領袖的故居坐落在茂林修竹、青翠欲滴的山?jīng)_中。坐南朝東，土木結(jié)構，泥磚墻，青瓦頂，一明二次二梢間，左右輔以廂房，進深二間，后有天井、雜屋，共13間半。故居沒有人講解，但墻上有指示牌；堂屋中還有偉大領袖為革命犧牲的六位親人的照片。我邊看邊想，原來，偉大領袖的家也是個大家庭，家道還是比較殷實的。后來我逐步悟出個觀點：在社會大變革年代，往往是兩種人最可能首先起來革命造反，一種是家道殷實、受過教育、有變革社會意思的知識分子；另一種是生活無著、又不安分的無產(chǎn)者。</h3><h3> 在韶山的紀念品商店，我花5分錢選購了一枚小巧的領袖像章，總算也跟上了潮流。當時佩戴、收藏、贈送、交換領袖像章，成為一種時尚。各地、各系統(tǒng)、各單位成立革命委員會或召開大型的重要會議，都要制作、贈送領袖像章。而且越來越精致、豪華。最初除了“黑五類”等被打入另冊者不能佩戴領袖像章以外，男女老少都得戴。后來形成一種社會風氣，連進入大陸的外國人也要戴。此是后話了。</h3> <h3> 1967年2月2日，農(nóng)歷臘月二十四，過“小年”了。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學校便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師生來去自由，無人管理，純粹靠自覺性約束自己。早飯后，我背著簡單的行李，離開農(nóng)學院，準備回家過年，看望尚在悲傷中的母親。雖然長沙城內(nèi)“高司”和“湘江風雷”的激烈爭斗仍在進行，但我不是“高司”派的正式成員，無須過多擔憂。長沙火車站，貼著國務院關于春節(jié)不放假的通知：“國務院決定：1967年春節(jié)不放假；職工探親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暫停執(zhí)行，以后再補?！睆V播不停地播放著過“革命化春節(jié)”的倡議。當場還真有不少乘客退掉車票返回單位的。我沒有顧及這些，照舊拿著學生證進了站。雖然有國家不放假的通知，但旅客仍然很多，火車站增開了不少臨時列車。從長沙到岳陽，只有150多公里，屬于短途運輸，我們只有坐悶罐貨車的份。好在時間不長，僅5個來小時便到了。我來到岳陽地委財貿(mào)辦家屬區(qū)，找到大姐家。擔任岳陽地區(qū)財貿(mào)辦秘書的姐夫告訴我，國務院的確已經(jīng)正式下發(fā)了通知，決定今年春節(jié)不放假，干部職工的探親假在文革期間暫停執(zhí)行。他們?nèi)叶疾荒芑厝A容過年了。我決定先在岳陽考察兩天再回家。 </h3><h3> 若干年后有資料披露，最早發(fā)出“春節(jié)不放假”創(chuàng)議的是全國第一個工人造反派組織上?！肮た偹尽?。1967年1月25日《解放日報》以“革命造反派來信”的形式登了出來：“在兩條路線和奪權斗爭進行得這樣尖銳激烈的時刻，我們怎能丟下革命和生產(chǎn)，回鄉(xiāng)去過春節(jié)呢？不能！不能！堅決不能！”該報還配發(fā)“本報評論員”文章宣布：春節(jié)算得了啥！我們無產(chǎn)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節(jié)日來到了！隨后，全國各地報紙紛紛刊登“讀者來信”和“倡議書”，要求“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jié)”?！度嗣袢請蟆愤€刊登了57個“革命群眾組織”聯(lián)合發(fā)出的“破除舊風俗，春節(jié)不休假，開展群眾性奪權斗爭”的倡議書。4天之后的1月29日，中央便順應“廣大革命群眾的要求”，發(fā)布了春節(jié)不放假的通知。就這樣，春節(jié)的固定假取消了，傳統(tǒng)的習俗沒人敢堅持了，熱熱鬧鬧的過年氛圍沒有了。誰知這個通知一管就是11年！直到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有針對性的群眾來信：《為什么春節(jié)不放假》、《讓農(nóng)民過個“安定年”》。1980年，全國才全面恢復春節(jié)休假的制度。這是后話了。 </h3><h3> 第二天，在大姐家吃完早飯后，我上街觀察岳陽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發(fā)現(xiàn)這里也分成“工聯(lián)”與“高司”兩大派，岳陽是“高司”派占主導地位。岳陽一中的造反派還聯(lián)合起來奪了一中領導的權。街頭有不少“北京來電”、“長沙快訊”之類的大字報，包括偉大領袖接見外賓的談話，某某地方造反派奪了權等等傳聞。 </h3><h3> 岳陽街頭，到處都有群眾圍在一起進行辯論。10來歲的中學生與5、60歲的白發(fā)老人在激烈辯論“高司”和“湘江風雷”誰對誰錯，而且雙方都搬出了偉大領袖的語錄。偉大領袖語錄己經(jīng)成為人們用來反擊對方，進行辨論的重要武器。街頭還貼有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通知，要求外出串連的師生應當回到本地本學校去，全國要停止長途步行串連。還有中共中央頒布的《關于小學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說，小學生可以組織紅小兵。五、六年級和1966年畢業(yè)的學生，要結(jié)合文化大革命，學習偉大領袖的語錄，學習“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文化革命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級學生，由革命教師或高年級學生作輔導員，組織他們學習領袖的語錄，兼學識字，學唱革命歌曲。 然而在學校領導被當“牛鬼蛇神”揪斗后，這個通知根本無法得到貫徹執(zhí)行，小學生仍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態(tài)。我的兩個外甥大的7歲，小的4歲，學校和幼兒園都無人管，倆個孩子天天在外面玩，幸好有姐夫姐姐約束他們讀書識字。</h3> <h3> 1967年2月4日晚，我背著行李帶著大姐捎給母親的5元慰問金和糖果餅干，去岳陽輪船碼頭候船。轉(zhuǎn)鐘一點多，剛剛拿到返回華容洪山頭的船票，恰逢全城戒嚴，人們茫茫然不知所措，頓時將岳陽輪船碼頭前大街的熱鬧氣氛給凍住了。不久宣傳車和大字報出來了-----原來，中央文革小組下發(fā)了“2.4批示”，宣布湖南“湘江風雷”和“紅旗軍”為反動組織，正在連夜捉拿頭目。聽完廣播、看完大字報，我心里輕松了不少。由于有熟悉情況的本地人或本單位人的帶領，精準地敲門打戶，一抓一個準，基本上沒有撲空的。一輛“高司”的宣傳車，歡快地在大街上轉(zhuǎn)來轉(zhuǎn)去，回蕩在大街夜空下的聲音便是：“堅決擁護中央文革的批示！”“打倒反動組織湘江風雷！”“打倒反動組織紅旗軍！”大街上圍觀的人群，不時出現(xiàn)如雷的口號和熱烈的掌聲。湖南全省一夜之間，便徹底摧垮了這個號稱百萬之眾的龐大的造反組織。</h3><h3> 1967年2月5日，輪船鳴笛要開船了，我連忙登上開往華容洪山頭的江輪。其時華洪公路已經(jīng)修通，雖然從岳陽回華容仍須乘船過洞庭湖出城陵磯經(jīng)長江到洪山頭，再從洪山頭坐汽車到華容，但可不必繞道到湖北石首調(diào)關，再坐機帆船回華容，時間大大縮短了。在輪船上、在長途汽車上，人們都在熱議“高司”與“湘江風雷”的爭斗。我靜靜地聽著，思考著，沒有參與辯論。臨近中午，我回到華容，拜見了仍在悲痛中的母親。母親哭訴了患癌癥的父親去世前的痛苦慘狀，我陪著母親直流淚。母親質(zhì)問我：為何你父親死了也不回來？我既怕刺痛母親的心，更怕背不孝的罪名，撒謊說：“當時我正在外面串聯(lián)，回不來。”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對母親的撒謊。 </h3><h3> 我的父親是1966年12月22日，因患肝癌不治而去世的，享年61歲。其實，早在1966年11月13日，我從家信中獲知父親病重后，便向班上同觀點的團干部請假5天回家探望。其時父親的肝癌已進入晚期，腹水把肚子脹得很大，骨瘦如柴，全身黃疸，整天疼痛不已。母親忍著自已的病痛，護理父親，終日以淚洗面。望著在疼痛中掙扎的父親和欲哭無淚的母親，我除了幫忙做點家務，只能把眼淚往肚里吞。心想，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早已參加工作了，還能盡兒子的一點微薄之力?？晌椰F(xiàn)在還是個靠親友同學資助過日的窮學生！另外，我家從1957年起久拖未決的家庭成分，在城市社教工作組簡單武斷的推論下，認定早在1941年即已被長江洪水吞噬、并且一直由我堂叔耕種不收租金的23畝多蘆田洲土仍算作我父親的產(chǎn)業(yè)；荒唐地將早在1930年即已分家的長兄和侄兒私下收租的事攤也到我父親頭上；強行把一生靠打工當?shù)陠T、做小本生意、挑貨郎擔、代客賣買為生，沒有收過半文租金的的父親定為工商業(yè)兼地主出身(本人小商成分)。政治上的冤案、經(jīng)濟上的困頓、癌癥病痛的折磨，我的父親快崩潰了。家庭差不多已經(jīng)陷入絕境，可我卻束手無策。</h3><h3> 探親的假期巳滿，我不敢超越，便含淚辭別父母親，按時返回學校。在學校，我照樣每天看大字報、翻閱報紙，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動向。其時，學校的同學陸陸續(xù)續(xù)都結(jié)伴外出串聯(lián)去了。到12月中旬，我們班上的同學差不多也快走光了。我便邀請羅平世、易冬秀、彭秀珍、謝秀蓮四位女同學，一道去桂林串聯(lián)，她們也需要我這個男生出頭露面。其時國務院已下發(fā)了通知，從67年12月21日起，紅衛(wèi)兵乘車船再不免費了。大家都在搶抓最后的時機。在長沙火車站，人山人海，人頭攢動。我們好不容易擠上了南下的火車，只見座位底下，靠背上，甚至行李架上都是紅衛(wèi)兵。我們在火車上足足站了兩晚一天，才抵達廣西桂林。我們在廣西師范學院看了一天大字報，順便還游覽了桂林和漓江的山水。真是名曰串聯(lián)，實為游山玩水。返回時又到衡陽醫(yī)學院和長沙鐵道學院停留了兩天。剛從外地串聯(lián)回校，便收到父親病故的噩耗。我拿著父親病故的電報，猶豫不決：現(xiàn)在趕回去已經(jīng)會不上活口了，家人提出要做道場我怎么應對？親友要我披麻戴孝怎么辦？再說我也不敢請假為出身地主家庭的父親奔喪，也不知找誰請假，會不會批準？</h3> <h3> 最終我決定暫時不回家，待學校放寒假后，再好好陪伴安慰母親。我強忍悲痛，默默地祈禱苦命的母親好好保重。-----這其實是非常年代人性的扭曲，也是我一生中永遠無法原諒自己的罪過。我成家后，每年父親的誕辰紀念日，我都要親手做幾道菜，祭祀父親；清明節(jié)期間，我常常趕回華容，在父母的墳頭長跪不起，或者帶著妻兒在網(wǎng)絡上祭祀父母先人；在父親誕辰百歲的紀念日，我特地寫了篇長文悼念父親，懇請在天堂的父親饒恕自己。真是一次錯誤，終身受到良心的折磨。</h3><h3> 值得欣慰的是，文革后的1980年，華容縣政府正式發(fā)出平反通知，將我父親的出身重新核定為“小業(yè)主”，明確了其勞動者階級成分。需要說明的是，我家成分平反糾正時，我還是個一直沒有被批準入團、更不敢奢求入黨的副股級技術干部。與日后的從政“當官”沒有半點關系。這些都是后話了。</h3> <h3> 1967年2月6日，臘月二十七，快過年了，因為中央決定春節(jié)不放假，大家都擁護過“革命化的春節(jié)”。家家戶戶大門上沒有貼財神菩薩，也沒有貼福字，有的連革命化的春聯(lián)都不敢貼，生怕紅衛(wèi)兵當“四舊”來掃。每家每戶原先掛祖宗神位的地方，端端正正貼著偉大領袖的畫像，兩邊還貼上了最高指示或革命口號，真有點革命化的氣氛。談到掛貼領袖畫像，母親悄悄告訴我說，對領袖畫像，不能說“買”，只能說“請”?！罢垺被貋砗?，不能掛、不能釘、只能晚上偷偷用漿糊貼上去。她老人家還告訴我，前不久居委會開會時，有人無意中用印有領袖頭像的報紙墊座，當場被人揭發(fā)以現(xiàn)行反革命揪出來批斗?？吹皆谡\惶誠恐中生活著的父老鄉(xiāng)親，我迷惑、我茫然……但一想到自已是革命青年，應該堅決站在偉大領袖一邊，站穩(wěn)階級立場，便又坦然了。 </h3><h3> 春節(jié)不放假，趁著好晴天，大家都在撤洗被帳、洗刷衣服。我也幫助母親清掃揚塵，洗衣刷被，打掃衛(wèi)生。雖然人們對如何過年看得不重，但對國家大事倒挺關心。左鄰右舍的大嫂大媽們見我回來了，紛紛打聽長沙“高司”和“湘江風雷”的情況。當她們知道我是持“高司”觀點的，紛紛表示支持?？磥?，長沙“高司”派出的赴華容造反團已經(jīng)把華容的群眾發(fā)動起來了。我估計全省從上到下，都形成了兩大派。只是，越往基層，“高司”的觀點越有群眾基礎。</h3> <h3> 1967年2月7日，帶著母親遞給我的肉票、魚票、蛋票、粉票，上街去采購“年貨”。從1955年開始的票證時代，實際上是物質(zhì)緊缺時代。父親去世后，家中戶口本上只有母親一個人的名字。幸好當年過年物質(zhì)的票證是按戶計算分發(fā)的，否則我回家過年便要吃母親那份肉魚蛋粉了。街頭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著“大造幾千年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舊風俗、舊習慣的反。大立無產(chǎn)階級的新風俗、新習慣。”“什么敬神、拜年、請客、送禮、吃喝玩樂，都統(tǒng)統(tǒng)見鬼去吧！革命造反派從來沒有這些骯臟的習慣?！笨h城街頭還有小道消息說，上海人民公社已于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被打倒的走資派是市委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張春橋在成立大會上致詞說：“我們的一月革命，確實是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場勝利，如同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一樣，將永遠記在上海人民的心里。”成立大會宣讀了上海人民公社通令：“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睍?，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游行。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縣郵電局門前報刊欄中的《人民日報》等主要黨報均沒有報導。另外街頭還有“長沙來電”稱，由“高司”等九個群眾組織發(fā)起，召開了10余萬人的大會，批判斗爭“湘江風雷”、“紅旗軍”和“長保軍”的頭目。</h3> <h3> 1967年2月8日，農(nóng)歷臘月二十九，傳統(tǒng)的除夕。上午，在小學任教的表哥來看望母親，并同我長時間地聊起了長沙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他是隨傅作義將軍起義的基層下級軍官，復員后安排在華容縣護城公社教鄉(xiāng)小。一生謹慎的他，好不容易平安渡過了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反右傾”和1964年的“四清”，自然對文化大革命十分關注。除夕當天，我們一改天亮吃“年飯”的傳統(tǒng)，改為下午。為的是等候在華容縣機械廠上班的二哥回家一起吃“團年飯”。在我記憶中，這個除夕是我一生中最悲傷、最壓抑、最冷清的日子。沒有燃放鞭炮、也不敢點燭焚香祭祀去世不久的父親。街頭上的高音喇叭也停止了廣播，大概造反派也回家吃年飯去了。我和二哥陪伴著母親，加上父親的一雙碗筷，我們4個人默默地吃著年飯。 </h3><h3> 除夕之夜是冷清的。父親去世后，家中沒有樹兜和劈材燒明火，僅有一個煮飯燒水的藕煤爐子。母親拿出收藏的父親的靈位，點了盞油燈，我和二哥陪著著母親，圍爐烤火，默默守歲。因二哥大年初一要上早班，母親催促他早點回廠去休息。我和母親繼續(xù)圍爐守歲，夜深了，感覺越來越冷。我和母親干脆上床“烤”被窩火，不久便睡著了。除夕就這么悄無聲響地過去了。</h3><h3> 1967年2月9日，正月初一。一切過年的風俗習慣都破除了。不放鞭炮不敬神，不滾龍舞獅不拜年。二姐帶著5歲和3歲的兩個孩子來看望母親，她要求孩子：快給外公磕頭，給外婆拜年！我母親說，“今年不興拜年了”，但照舊給了壓歲錢。二哥下班后帶著食堂分的加餐菜匆忙趕了回來，我們老小三代默默地守在父親的靈臺前，圍著母親團聚。 </h3><h3>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陸人民不過春節(jié)，卻沒有忘記與自己交戰(zhàn)中的臺灣官兵過年。高音喇叭廣播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司令部發(fā)言人宣布，為了讓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祖國同胞以及國民黨軍官兵們過好春節(jié)，福建前線炮兵部隊奉命在2月9日和11日兩個單日停止炮擊，以示關懷。</h3> <h3> 1967年2月10日，正月初二。不上班的親友和農(nóng)村的老表們陸續(xù)來看望母親，秘密來“拜新年”。“拜新年”是湖區(qū)的一種風俗，在年老的亡者去世后的第一個春節(jié)，要用“三牲”對亡者祭奠，還要秉燭點香燒紙鳴放鞭炮。他們沒有帶這些祭祀用品，更不敢燃放鞭炮。親友們向我父親的靈位下跪瞌頭，借以寄托哀思，慰藉母親。來訪的親友中既有持“湘江風雷”觀點的，也有贊同“高司”一派的，還有屬原“長保軍”現(xiàn)在當消遙派的。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同我這個從省城回來的大學生談論起文化大革命，其實我同他們一樣，都感到茫然不解，不知文化大革命今后到底如革法。 </h3><h3> 1967年2月11日，正月初三。街頭廣播里傳來最新的最高指示：“要掀起一個反修高潮，這個高潮要壓倒一切工作?！睆V播說，首都革命造反者在工人體育場召開10萬人集會，歡迎反修戰(zhàn)士回國，抗議蘇修暴行。原來從歐洲回國的留學生，在莫斯科要強行向已移出紅場的斯大林墓獻花圈，與蘇聯(lián)警察發(fā)生沖突。連日來，已有200萬革命群眾在北京蘇修使館前示威游行。 </h3><h3> 1967年2月12日，正月初四。我開始出門，陸續(xù)去會見中學的同學們：萬繼伯、張宜昌、金國鐘、張?zhí)煳洹?、段子毅、程學漢、程枚村、沈型楷、劉楚琴、曹鳳仙等。對于文化大革命，大家各有各的觀點和意見，有的是含糊其詞不表態(tài)。只有談起中學生活時才有共同語言。已經(jīng)從注滋口肉食站調(diào)回縣肉食公司的沈型楷同學，對省委書記張平化‘9.24報告’的反反復復，深有感觸地對我說：“今后參加運動再要我表態(tài)，我是怕的了?！辈茗P仙同學向我訴說了對彭岳林的牢騷，我知道這是他們戀人間的短暫矛盾，準備想辦法轉(zhuǎn)告彭岳林；張宜昌同學正在抗美援越；金國鐘同學已經(jīng)改了名字，卻不知去向；張?zhí)煳渫瑢W已經(jīng)結(jié)婚，但他外出未見上面；劉楚琴同學也已成家，成了兩個孩子的媽媽；萬繼伯同學在縣郵電局報房上班，經(jīng)常要加班加點。</h3><h3> 在郵電局門口的報刊欄，我仍然沒有看到《人民日報》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街頭有“北京快電”稱，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布《關于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告》。通告說，這些全國性組織都不是在自上而下的全國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聯(lián)合的基礎上產(chǎn)生的，而是少數(shù)人臨時湊成的，有的帶有行會色彩，還有極少數(shù)是地、富、反、壞、右分子搞起來的。其實，當時地富反壞右等“老運動員”們，早已是戰(zhàn)兢兢地過著日子，誰還敢亂說亂動？</h3> <h3> 1967年2月16日，已經(jīng)正月初八了。這次回家，我大部分時間是呆在家里陪伴母親。與來訪的親友、同學見面時，免不了都要談起“文化大革命”。可誰又能說得清呢？ </h3><h3> 其時，在上?！耙辉嘛L暴”的影響下，華容縣各級、各單位的造反組織都在向領導們“奪權”。華容縣委書記劉菊秋和縣長曹文斌分別被兩派造反組織控制著，華容縣出現(xiàn)了由駐軍代表，領導干部代表、造反派代表三方面合議決定縣政大事的組織形式。另外，街頭有小道消息稱，北京的“三老四帥”在“大鬧京西賓館”和“大鬧懷仁堂”。史稱“二月逆流”。文革后證明，“二月逆流”表面上是針對中央文革，實際上是對偉大領袖發(fā)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抗爭。 </h3><h3> 1967年2月18日，正月初十。華容街頭小道消息傳出偉大領袖同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偉大領袖說：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來，一系列問題你們考慮過沒有？如果全國成立公社，那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不要改名？改的話，就改成中華人民公社，人家承認你嗎？改了以后駐各國的大使怎么辦？領袖又建議：上海還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員會，或者還是改成市委或市人委。隨后，中共中央根據(jù)偉大領袖的意見，發(fā)布《關于奪權斗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提出：“各省、市、自治區(qū)領導奪權斗爭的臨時權力機構，叫什么名稱？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結(jié)合？今后要先報告中央，經(jīng)中央批準后，再在當?shù)貓蠹埳习l(fā)表?！薄案魇?，市，自治區(qū)和各城市的政權組織形式，除對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的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稱?！钡诙?月25日，經(jīng)湖南省革籌批準，華容縣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軍方代表楊振山出任主任，曹文斌、金滿昌、劉敬農(nóng)、賀風生出任副主任。這又是后話了。</h3><h3> 1967年2月19日，華容街頭出現(xiàn)“北京快電”，中共中央頒發(fā)了《關于文藝團體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guī)定》。文藝團體工作人員，盡快回到本單位，集中力量徹底革命。自負盈虧的文藝團體，如果他們今后的演出有困難，現(xiàn)在基本生活費又沒有來源的，可以由當?shù)卣硗獍才派畛雎贰Ｖ饕堑睫r(nóng)村落戶或者分配到工廠或新建的企業(yè)中去勞動。有親友告訴我，去年8、9月間，紅衛(wèi)兵把華容縣京劇團表演時穿戴的“龍袍鳳冠”當“四舊”統(tǒng)統(tǒng)放火燒毀了，“馬家班”的馬桂芳、馬秀蓉、馬小芳、壽百歲著名演員等都當牛鬼蛇神進行了批斗。從此，享譽大江南北和洞庭湖周邊地區(qū)、深受華容人民喜愛的華容京劇團便土崩瓦解，在文藝舞臺上徹底消失了。 </h3><h3> 1967年2月20日，華容街頭有“北京快電”，偉大領袖對北京衛(wèi)戍區(qū)《關于五所高等學校短期軍政訓練試點的總結(jié)報告》和《關于兩個中學軍訓試點工作總結(jié)》作出批示：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每年訓練一次，每次20天；黨、政、軍機關，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實行軍訓，每年20天。看來，我得準備返校，回去接受軍訓了。</h3> <h3> 1967年2月21日，華容縣街頭到處張貼著《中共中央給全國農(nóng)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nóng)和各級干部的信》。信中說：當這春耕開始的時候，偉大領袖號召你們，黨中央號召你們，希望你們認真地抓革命，促生產(chǎn)，動員一切力量，立即為做好春耕生產(chǎn)而積極工作。犯過錯誤的同志，應該努力在春耕生產(chǎn)中將功補過。絕對不許地、富、反、壞、右分子亂說亂動，破壞生產(chǎn)，破壞勞動人民之間的團結(jié)，挑動宗派糾紛。在四清運動中下臺的干部，必須積極參加勞動，改造自己，不許反攻倒算。 應該說，中央的這封公開信對穩(wěn)定農(nóng)村，特別是農(nóng)村基層干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畢竟農(nóng)民不象工人和學生，不搞生產(chǎn)就會餓肚皮。</h3><h3> 1967年2月22日，正月十四，回家已經(jīng)半個多月了。從廣播、從報紙、從傳單、從小道消息，我感到文化大革命變幻莫測，無法捉摸：上海已經(jīng)成立了巴黎公社式的上海人民公社；省委書記張平化在湖南推行的又是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首都三司”駐長聯(lián)絡站被稱為反革命修正主義組織；躍升很快的中央第四號人物陶鑄，不到一年時間便被打倒……凡此種種，使人不知所云、不得要領。我決定一個人到農(nóng)村去走走、看看，也叫步行串聯(lián)吧。盡管尚未過元宵節(jié)，但大家早就沒有過年的概念了。 </h3><h3> 拜別母親和親友，我開始了一個人的步行串聯(lián)。當天，我沿著兒時隨父母去南縣、華容北景港走親戚的老路，經(jīng)麻里泗、十三刀、新河口、縣河口、張家灣，接連過了兩條河便到了南縣。一路步行，邊走邊看邊問邊想，苦悶、彷惶的心情才逐步舒展。當天傍晚抵達南縣縣城。元宵節(jié)前夕的南縣，同華容縣城一樣，沒有一絲半點過年過節(jié)的氣氛，到處都是大字報。當天走了近70里路，也夠累的了。早早便在南縣紅衛(wèi)兵接待站住宿休息。其時，全國城鄉(xiāng)各交通要道都設有紅衛(wèi)兵接待站，免費提供食宿，而且輪船和汽車仍然都是免費的。 </h3><h3> 1967年2月23日，正月十五，元宵節(jié)。我整天在南縣街頭瞎逛。感覺南縣縣城比華容縣城要繁華一些，街道似乎也多幾條。滿街都是批斗縣委書記姚金華、縣長崔玉池的大字報。 當天南縣街頭沒有龍燈花鼓，沒有燈謎燈會，沒有彩車巡游，紅衛(wèi)兵接待站也沒有給我們安排元宵湯圓。</h3><h3> 南縣街頭有“北京來電”：《紅旗》雜志發(fā)表了《必須正確對待干部》的社論。社論指出，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干部，大多數(shù)是好的。鉆進干部隊伍中的階級異己分子只是極少數(shù)。社論號召廣大革命干部在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為人民立新功。 社論發(fā)表后，在廣大干部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反響，全國各地各級領導干部紛紛站出來亮相。所謂“亮相”，就是表明自已站在那一派群眾組織一邊。干部的“亮相”，更加劇了群眾組織的派性斗爭。由于習慣思維，大多數(shù)領導干部都站在保守組織一邊，只有極少數(shù)領導干部表態(tài)支持造反派。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干部雖然大都結(jié)合進了新成立的革委會，但文革后又被審查和清除。這是后話了。 </h3><h3> 值得一提的是南縣縣委書記姚金華，這位64年才接任南縣縣委書記的山東南下干部，在文革中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和折磨。文革后期調(diào)離南縣到婁底地區(qū)農(nóng)業(yè)部門任職。1983年我從政后到婁底參加省農(nóng)學會召開的學術年會，與我從未謀過面的老書記專門到招待所看望我，詢問南縣的人和事。他對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都能正確對待，唯獨對造反派將他這個縣委書記與刑事死刑犯捆綁陪斬耿耿于懷。我對此事的前因后果一概不知，只得勸慰道：老書記，那是個別人所為，您老就別總是記恨了。 </h3><h3> 1967年2月25日，正月十七。在南縣縣城停留了兩天，跑遍了大街小巷，街頭再也沒有什么新的小道消息了。我從南縣縣城出發(fā)，沿沱江防洪大堤一路南下。發(fā)現(xiàn)1962年來南縣參加高考時，過扁擔河后石磯頭上的石牛不見了。有人告訴我說，紅衛(wèi)兵認為石牛是“四舊”，去年就被砸爛，推到河堤下去了。 </h3><h3> 步行中我與沿途同行的農(nóng)民一路攀談，邊走邊談農(nóng)村“四清”，談農(nóng)村文化大革命。我感覺農(nóng)民對開始的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比較滿意，但對以后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清經(jīng)濟”則印象不好。他直言不諱地說，什么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那是當權派之間的斗爭，不關我們農(nóng)民的事。對于文化大革命，他更是興趣不大。他說，誰當隊長誰當書記，反正我們農(nóng)民都得插田扮禾。我們關心的是年成好壞，能不能吃飽飯。我試探地問：今年年過得熱鬧吧？他突然提高聲音：“熱鬧過屁！鞭炮不準放，龍燈花鼓不準玩，還不允許拜年走親戚！正月初一就喊要出工。你說熱鬧不？”我無言以對，我們默默同行了一段，他折拐下堤回家去了，我繼續(xù)一個人南下。我望著大堤下零星稀疏的茅舍，一坦平陽的農(nóng)田，認為在這里工作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同時我還想到，農(nóng)業(yè)的根本出路應該是機械化。</h3> <h3> 傍晚時分我到達南縣三仙湖鎮(zhèn)，在沱江邊一處有神仙廟風格的公房落腳，這兒是三仙湖鎮(zhèn)的紅衛(wèi)兵接待站。晚餐后廣播中傳來消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召開大會，作出了繼續(xù)革命的決議。“上海人民公社”變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廣播還播放了《紅旗》雜志發(fā)表的社論《論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爭》，傳達了偉大領袖總結(jié)的上海“一月革命”的基本經(jīng)驗：“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聯(lián)合起來，向黨內(nèi)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社論還宣稱：“這個大革命的風暴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的群眾把它叫作偉大的‘一月革命’?！辉赂锩娘L暴正在席卷全國。” </h3><h3> 1967年2月26日，早晨，我同南縣三仙湖鎮(zhèn)紅衛(wèi)兵接待站的干部攀談，詢問三仙湖的來歷。接待站的干部告訴我，相傳古時有三位俏麗的姑娘在此呼風喚雨，為民驅(qū)災除病，年年五谷豐登，深受人們贊美。后來姑娘們成仙上天，人們便在此建廟敬奉這三位仙姑，是謂三仙湖。我想，為人民謀了福址的，世人都會永遠牢記在心。 </h3><h3> 早餐后，我告別接待站的工作人員，從三仙湖鎮(zhèn)繼續(xù)南下。僅30多華里，中午時分便到了茅草街鎮(zhèn)。我從東邊走到西邊，發(fā)現(xiàn)茅草街并沒有象樣的街道，連茅草房屋都不多。一打聽，原來這兒是淞澧洪道、沱江和藕池河中支、西支的匯合處，水運十分方便。民國初年，此地岸邊多建茅屋，以接待過往商旅。20年代逐步形成集市，因茅舍民房成街對居，故稱此地為茅草街。 </h3><h3> 1967年2月27日，我從茅草街坐輪船到益陽。途經(jīng)南洞庭湖時，一座花崗石砌的寶塔吸引了我。只見它七層高、八個面，座落在浩瀚的南洞庭湖中，就象是從湖心冒出來的！同船的本地人說，這是沅江的鎮(zhèn)江塔，離益陽不遠了。我尋思，現(xiàn)在是冬季，洞庭湖水位最低，這寶塔仍在湖水中，當初是采用什么辦法建造的？后來在南縣工作，坐船往返益陽或長沙時，常常看到這從湖心冒出來的寶塔。洪水季節(jié)，該寶塔還露出上面的六、七層。查益陽地名志，原來鎮(zhèn)江塔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選址于朱家嘴小集鎮(zhèn)的街尾，那時的鎮(zhèn)江塔身處陸地。在漫長的地質(zhì)演變中，南洞庭湖盆地發(fā)生了“內(nèi)力地質(zhì)作用”的沉降，鎮(zhèn)江塔在建立后的數(shù)百年間，地勢逐漸下沉。洞庭湖盆地的下沉和湖水的抬高，造就了如今沅江鎮(zhèn)江塔“從湖心里冒出來”的奇觀。據(jù)說，鎮(zhèn)江塔的七層，第一層是實心的，從第二層到第四層為空心，可上下通行；四層以上又砌成實心的了。可見當初建塔時便已預計到，該塔將沉入洞庭湖。古代的勞動人民真?zhèn)ゴ螅?lt;/h3> <h3> 1967年2月28日，我在益陽市短暫停留。漫步在麻石鋪就、店鋪林立的益陽市15里長街上，感覺還算繁榮。益陽市最繁華的要算大碼頭，這兒是益陽水運的中心，上常德、去長沙、下武漢都要經(jīng)過這里。資江河邊，大小碼頭一字排開，早晚旅客川流不息，搬運號子響徹江面，其客運和貨物吞吐量僅次于長沙與岳陽，在湖南稱得上是實實在在的大碼頭。聽老人們講，以前，這兒的確很熱鬧，賣甜酒的，買茶鹽蛋的，賣油條的，賣糖粑粑的，賣發(fā)粑粑的，賣水餃的，還有賣洗臉水的，應有盡有?，F(xiàn)在還有周邊供銷社擺出的安化茶葉、薯粉，桃江涼席，寶古佬的尖辣椒，益陽的鹽蛋皮蛋，南縣的淡干魚、麻嫩仔，還有沅江的銀魚、干蝦子的貨攤?？磥磉@兒是湖區(qū)土特產(chǎn)品的集散地。從大碼頭上岸往北走，只見影院、劇院、書店、茶館、浴池、照相館、理發(fā)店、副食品公司、百貨大樓等毗鄰而立，生意興隆，這里應該是益陽最繁華的商業(yè)區(qū)街?？上疫@個窮學生只能看熱鬧，干飽眼福。</h3><h3> 益陽地委前段執(zhí)行省委書記張平化的“9.24講話”很堅決，現(xiàn)在反對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斗爭便分外激烈。資江北岸益陽15里長的麻石街上，大字報貼了不少，兩派觀點都有，但批判“湘江風雷”、“紅旗軍”的大字報占主導地位。我乘柴油機動力的木質(zhì)渡船來到資江南岸，這邊是益陽行署所在地，也是益陽縣的地界。一條長長的長益路兩邊，大部分是機關部門廠礦企業(yè)和學校，基本沒有什么商店，也不繁華。在地委禮堂，正在批斗“湘江風雷”和“紅旗軍”在益陽的頭目，地委書記周繼舜等一批當權派在臺上陪斗。當時益陽也是兩派：一派是“益陽工人聯(lián)合造反派”，簡稱“工聯(lián)”；一派是“益陽農(nóng)民紅色造反聯(lián)合會”，簡稱“紅聯(lián)”。兩派因觀點不同，經(jīng)常發(fā)生爭斗?！凹t聯(lián)”在鄉(xiāng)下，“工聯(lián)”在城里。到1967年7月中旬，全國武斗最激烈的時候，益陽“紅聯(lián)”組織10萬農(nóng)民進城，將渡口一封，把“工聯(lián)”困在城里，河南岸的“工聯(lián)”組織只能干瞪眼。當然這是后話了。</h3><h3> 1967年3月1日，在益陽紅衛(wèi)兵接待站吃完早餐后，我從益陽大碼頭搭乘長沙班客輪，離開益陽。想不到這次歷時八天的南縣、益陽徒步串行，居然是我畢業(yè)后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真是命運的巧合！</h3><h3> 客輪先順資江下水到南洞庭湖，再從洞庭湖逆湘江而上到長沙。途經(jīng)湘陰縣時，一些熟悉的地名如“臨資口”“洞庭圍”“新泉寺”“濠河口”“茶湖潭”“南湖洲”等，又勾起了我1965年以大學生身份，參加農(nóng)村“四清”的回憶。假如我有伴同行，可能會上岸去看望那些曾經(jīng)并肩戰(zhàn)斗過的農(nóng)民朋友。現(xiàn)在我孤身一人，還缺乏應有的膽量，只好放棄。</h3><h3> 在輪船上渡過了將近8個小時，傍晚時分抵過長沙客運碼頭。從輪船上岸，天色已晚，當天我便到瀏城橋農(nóng)學院駐城辦事處住宿。晚上上街閑逛，發(fā)現(xiàn)長沙原來打、砸、搶、抄等激烈行為似乎減少了不少，社會又恢復了正常秩序。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后，“首都三司”駐長聯(lián)絡站并未撤退，更未承認錯誤。他們不斷地向中央遞送申訴材料，為“湘江風雷”翻案；一些造反組織在暗中不停地活動，企圖重掀湖南的造反浪潮。我隱隱約約感到，未來長沙的斗爭將會更加錯綜復雜而尖銳。</h3> <h3> 1967年3月2日，正月二十二，我正式回到學校。農(nóng)學院大字報欄有“北京消息”，譚震林、陳毅等人大鬧懷仁堂的內(nèi)幕逐步公開。從北京到全國城鄉(xiāng)逐步掀起了“反擊復辟資本主義的二月逆流”之風。我預感，文化大革命還將有更大的反復。</h3><h3> 再過幾天，我將進入24歲了。農(nóng)歷正月一結(jié)束，“年”就徹底過完了。既然春節(jié)都要革命，那我個人的生日過不過就更無所謂了。</h3><h3> （完）</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