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潘玉良(1895—1977年)，中國著名旅法女畫家、雕塑家。一生經歷砍?，被稱為"女凡高”！</h3> <h3>潘玉良原名張玉良，父母早亡，十四歲被吸食鴉片的舅舅賣給青樓，由于姿色欠佳只是給頭牌姑娘做婢女。</h3><h3><br></h3> <h3>十七歲時，蕪湖商界名流設宴，為時任海關監(jiān)督潘贊化接風，她被請來唱曲助興，她一曲婉約凄美的: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博得了潘贊化的同情，并為她贖了身。</h3> <h3>潘贊化（1885－1959年)民國元老，青年時因從事反清活動兩次流亡日本，參加了孫中山的同盟會。先后參加過辛亥革命，蔡鍔領導的云南護國戰(zhàn)爭和孫中山領導的護法之役及北伐戰(zhàn)爭。他也是《新青年》的撰稿人。</h3><h3>抗戰(zhàn)爆發(fā)后曾前往平涼、蘭州、西安等地積極宣傳團結抗日。</h3><h3>后淡出政界，從事教育。在四川任教時曾多次到江津探望資助貧困中的老友陳獨秀。</h3><h3>解放后，任安徽省文史館館員，1959年病逝于安慶，終年75歲。</h3> <h3>蕪湖商人見鯁直的潘贊化并不為他們辦事，便拿張玉良說事，散布說潘贊化沉迷花街柳巷，與妓女糾纏不清。潘贊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娶她做二房，參加婚禮的只有潘的同鄉(xiāng)好友陳獨秀夫婦。張玉良對此心存感恩，遂改姓潘，且一生忠于比她大十歲的丈夫潘贊化！(圖為潘玉良畫《我的家庭》立者為潘贊化，后面是兒子潘牟)</h3> <h3>1912年安徽都督柏文蔚派潘贊化擔任蕪湖海關監(jiān)督，1913年，新任安徽都督倪嗣沖，免去潘贊化蕪湖海關監(jiān)督一職。潘攜玉良寓居上海。</h3> <h3>寓居上海期間，潘玉良認識了丈夫的朋友畫家洪野，經?？此嫯?，時間長了自己也跟著畫，洪野看了她的畫大為驚嘆，認為良有過人的天賦，乃荊山之璞，稍加雕琢，便可光彩奪目。<br></h3> <h3>在丈夫的支持下潘玉良開始了專業(yè)學習繪畫，并報考上海美術?？茖W校，雖然考試成績出類拔萃，但學校迫于她的妓女身份卻不敢錄取。后在美專校長劉海粟的干預下進入學校學習，師從王濟遠，朱屺膽先生。</h3> <h3>由于劉海粟的上海美專第一個釆用裸體模特兒教學，受到了世人的誤解和攻擊，潘玉良的入學加劇了這種流言蜚語的攻擊和漫罵，什么人體繪畫，什么畫裸體畫，妓女也能進學校，簡直有辱斯文，大傷風化……這使潘玉良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壓力。<br></h3> <h3>陳獨秀知道了潘玉良的這種尷尬處境后，洞悉國內外情勢的陳先生勸潘玉良出國留學，躲開這個是非之地！</h3> <h3>潘玉良聽從了陳獨秀先生的建議，并申請到了公費留學法國的名額，1922年她告別丈夫潘贊化踏上了法蘭西之旅。</h3> <h3>1922年，潘玉良從上海出發(fā)坐船抵達法國巴黎。她先在里昂美專學習，一年后，轉入巴黎國立美術學院。她的同學有徐悲鴻、邱代明，還與林風眠是校友。</h3><h3>1925年她轉到羅馬國立藝術學院學習油畫和彫塑。</h3> <h3>這六年是歐洲近代史上相對平靜的六年，一戰(zhàn)已經結束，二戰(zhàn)還相距甚遠；離世界經濟大衰退也還有一段時間。在藝術上巴黎正引領著世界藝術的中心，各種藝術思潮風起云湧，畢卡索、達利等大師層出不窮。<br></h3><h3><br></h3> <h3>這也是潘玉良人生中的黃金時代，無憂無慮，為畫而生，為畫而活。</h3> <h3>這期間潘玉良的作品陳列于羅馬美術展覽會，曾獲意大利政府美術獎金，成為東方考入意大利羅馬皇家畫院之第一人。</h3> <h3>1929年，思念祖國，思念丈夫的潘玉良歸國，曾受劉海栗邀請出任上海美專及上海藝大西洋畫系主任，后受徐悲鴻邀請出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h3> <h3>她先后五次舉辦個人畫展，畫展中曾有"陳獨秀肖像"展出(29年以后陳己為"匪首罪犯")，出版巜潘玉良畫集》，創(chuàng)辦"藝苑繪畫研究所″，發(fā)起"中國美術會"，捐贈援助綏遠軍民抗日義展等，被認為是當時中國西畫風格笫一人。</h3> <h3>但社會大眾與論并不關注她的繪畫成就，人們仍然津津樂道的是她的青樓妓女，小妾身份和她畫中的裸體題材，在第五次畫展中一幅巜人力壯士》的男性裸體畫被人貼上了"妓女對嫖客的贊美"，使她大受打擊。</h3> <h3>1937年潘玉良又一次旅居巴黎，到77年病逝就再也沒有回來。</h3> <h3>在上海期間，潘贊化的正妻所生長子，年僅8歲的潘牟一直和她們生活在一起，潘玉良便和潘牟有母子之實，這成為日后潘玉良作品回歸祖國的法律基礎。</h3> <h3>潘玉良第二次赴法的40年是一個樸朔迷離的40年，基本上處于失聯(lián)狀態(tài)，有人稱她為"迷失的畫家"，她的真實生活幾乎就是個盲點，因而也為以后的眾說紛紜埋下了伏筆。</h3> <h3>1982年安微女作家石楠根據有限的資料寫了一部小說《畫魂》出版，嗣后在各大報刊轉載，拉開了國內"潘玉良熱"的序幕。</h3> <h3>繼小說后，電影、電視劇和各種文章都爭先恐后的出臺，但各種敘述前矛后盾，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莫衷一是，由于實際資料的缺失，大多作品其實就是文字作者自已的想像和編造。</h3> <h3>如潘的第二次赴法原因，有說為籌辦萬國博覽會和個人畫展的，也有說因國內展覽受到無端攻擊憤而出走的，也有說受不了潘贊化正妻侮辱而成行的…</h3> <h3>對于潘的家庭生活作者們也是各說各話，有的說潘贊化的正妻賢淑溫柔，和潘玉良情同姐妹，也有說潘的正房不容側室，刁難侮辱潘玉良，要求潘玉良下跪，常使潘贊化處于兩難境地…</h3> <h3>對于潘的這40年的國外生活也是說法各異，壞的說她生活貧困，租住在貧民區(qū)，房屋漏水，常撿拾別人拋棄的食物充飢，巴黎淪陷后不知其所。</h3> <h3>還說潘玉良有所謂"三不主義"，即不談戀愛，不入外國籍，不和畫廊簽約，所以賣畫很少，導致生活窘迫等等…其實，這個"三不說" 現代味和道德說教味太濃，是靠不住的。</h3> <h3>好消息則說她在巴黎參加各種沙龍和展覽，周游歐洲各國并舉辦畫展，獲各種政府和組織獎項，作品被掄購，受到業(yè)界好評。曾為旅歐的張大千作頭像彫塑，并擔任巴黎中國藝術家協(xié)會會長等職。</h3> <h3></h3><h3>現在資料顯示，第二次出國后，除了二戰(zhàn)時期外，潘玉良和丈夫潘贊化一直有書信往來，贊化去世后也和其子潘牟保持著書信聯(lián)系。</h3><h3> 圖為1956年潘贊贊寫給潘玉良的信</h3> <h3>特別是解放后，潘贊化任安微文史館館員，曾向玉良介紹新中國欣欣向榮的景像，動員其回國，玉良也有回國打算。</h3> <h3>但在57年后，潘信中告知玉良兒子潘牟，老師劉海栗都被劃為右派的消息，并委婉勸其暫不要回國。</h3> <h3>潘玉良對什么是右派十分不解？對兒子和老師的遭遇十分傷心，曾寫信慰問劉校長。</h3> <h3>1959年，潘玉良獲得了巴黎大學的多爾烈獎。她寫信給丈夫說想回國，但卻接到了潘贊化逝世的消息。 </h3> <h3>在潘玉良的晚年曾出現了一位資助者叫王守義，對于此人各種傳媒也是說法不一，有潘贊化的學生說，有潘玉良早年的學生說，有玉良的粉絲追慕者說，有同居者說，也有只是玉良委托后事料理者說…</h3> <p>其實王守義(1898—1981)非等閑之輩，河北高陽縣人，一九二0年十一月，赴法國勤工儉學，同船去法國的有周恩來、郭隆真等近二百人。王守義到法國后，儉學不成，勤工頗豐，先后擔任“旅法華人俱樂部”常務委員、副主席。</p><p>一九七五年五月，鄧小平同志出訪巴黎，在機場見到了前來迎接的王守義，兩人熱情擁抱，互道別情，使在場的法國官員深受感動。</p><p>一九七八年王守義應邀回國參加國慶觀禮，聶榮臻同志代表鄧小平設宴招待，曾在巴黎的老同學錢三強、王德昭等許多科學界名流作陪。</p><p>一九八0年鄧穎超同志出訪法國時，在巴黎邀見王守義，并諄諄囑咐他要珍重身體，早日回國定居。</p> <h3></h3><h3>王守義的曾孫曾在河北媒體上發(fā)文介紹其曾祖和潘玉良的關系，現在網絡媒體，包括百度詞條，在涉及潘玉良和王守義關系時，大多脫胎于此文，現摘錄如下:</h3><h3> 曾祖父和同鄉(xiāng)一起在巴黎近郊開了一家中餐館，起名為“東方飯店”。在一次在法華人午餐會上，曾祖父邂逅了潘玉良。這是潘玉良第二次來法國，也正是她窮困潦倒生活艱難之時。</h3><h3> 曾祖父從此開始資助潘玉良，為她租了高級公寓，購置了畫室，購置了繪畫和雕塑的各種材料，給了她作為一個“專業(yè)畫家”的優(yōu)裕生活。曾祖父資助潘玉良舉辦藝術沙龍，也陪她出入朋友的藝術沙龍，交流畫技。潘玉良在藝術沙龍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曾祖父陪潘玉良出入凡爾賽宮、盧浮宮、巴黎圣母院等藝術宮殿瀏覽藝術珍品。曾祖父還設法籌資，多方奔走，在巴黎、瑞士、意大利、希臘、比利時等國家為潘玉良舉辦畫展。潘玉良的繪畫和雕塑作品的展出，引起轟動。作品被法國教育部、巴黎市政府及各大美術館、博物館收藏，先后獲得法國金像獎、比利時皇家藝術學院藝術圣徒獎、意大利羅馬國際藝術金盾獎、巴黎大學多爾列獎…</h3><h3> (文章附有潘玉良為王守義作塑像的照片，見圖)</h3> <h3> 1977年，潘玉良在法國病逝。曾祖父操持為她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曾祖父為潘玉良選定了墓穴，那是一個雙人墓穴，一旁的空位是留給自己的。曾祖父和潘贊化的后人聯(lián)系，讓他們請人寫了“潘玉良藝術家之墓”。1979年，曾祖父回國探親，特地請家鄉(xiāng)最著名的書法家趙錫莊先生，為潘玉良書寫了墓志銘。<br></h3><h3> 并特意到上海拜會了潘家的后人，他將帶回來的潘玉良遺物交給潘家后人，并希望解決潘玉良遺作、遺物運回國內的問題。</h3><h3> 曾祖父答應將潘玉良的孫子潘忠玉帶出國，其后一切生活讀書所用的費用都是由他來承擔，這讓潘家人萬分感激。</h3><h3> 還未能辦完諸等事項，1981年曾祖父在法國病逝，和潘玉良合葬一起，就這樣，在法國公墓中，一塊精致的墓碑格外惹人矚目：潘玉良藝術家之墓。這幾個字要比一旁后加上去的“王守義之墓”幾個字要大一號……</h3><h3>(原文中有潘、王合葬墓的照片，見圖)</h3> <h3>另有潘玉良的孫子，即潘牟之子也寫文章，證實了是王守義料理了潘玉良的全部后事，并涵告潘家，并在其后回國探親時向潘家交付了潘玉良的部分貴重遺物。</h3> <h3>但也有一位旅法藝術家在走訪了一些當時的知情者后撰文指出，王守義的"東方飯店″只是老年體弱貧困中的潘玉良經常就餐的地方，飯店常常為她提供免費服務和食物。潘玉良病危時委托王守義料理她的后事，并囑咐將她的畫作送回國內，將她的遺物送歸潘家。</h3><h3> 同時指出王守義去世時沒有留下遺囑，把他和潘玉良合葬在一起是當時處理他后事的同胞的主意。</h3> <p><br></p><p>還有署名張仃的一篇文章巜我所知道的潘玉良》，他說的是中法建交前夕的一件事，時間應該在1964年的前1至2年，也就是62_63年左右，可知潘玉良當時生活非常窘迫，這距她第二次出國已有20多年時間了。此文也記述了張大千訪法也是在此時間段，張玉良為張大千塑像也應在這前后(原文不能復制，只好發(fā)截圖)</p> <p>綜合以上材料，我個人認為:</p><p>1、王守義應該是潘玉良晚年的資助者和去世后諸事的料理者，但不會是他曾孫所說的潘第二次出國后兩人就有了交集，他們的相識不會早于中法建交前的1964年，否則就無法解釋張仃文中所看到的當時潘玉良的生活窘境。</p> <p>2、不管王守義去世前有沒有遺囑，也不管是他的主張還是處理后事者的主張，能將王守義合葬于潘玉良的墓中，只能說明他倆的關系非同一般。料理后事的都是些僑胞，都是中國人，他們懂得中國的傳統(tǒng)，離故土越遠，這種傳統(tǒng)越根深蒂固，能將她們埋葬在一起，說明他們深刻了解倆人生前的實際情況，他們應該是: 不是夫妻勝似夫妻的人生伴侶！</p> <h3>3、王守義192O年赴法前就己成家，且有一個兩歲的兒子，但在法國他一直孤身一人，直到潘玉良去世兩年后的1979年他才第一次回到家鄉(xiāng)，見到了自己的兒孫。倆位孤獨的老人相互幫助，相互慰藉，共度晚年寂寞時光，這是再自然，再人性不過的事了。沒有必要用一種理想主義的，甚至是封建主義的觀念看待這樣一件事！</h3> <h3>4、王守義和潘贊化一樣，都是富有同情心，心有大愛的人，他們都是潘玉良的命中貴人！</h3> <h3> 潘玉良遺作遺物運回的經過</h3><h3>潘玉良的孫子有篇文章談到:</h3><h3> 1977年8月我們收到祖母潘玉良生前好友王守義先生以表弟的名義給我們寄來了唁函，瞬間我們全家都沉浸在無比的悲痛之中。悲痛之余父親考慮到潘玉良的后事安排和遺產處理。</h3><h3> 潘玉良財產的唯一合法繼承人潘牟于1977年8月28日和1977年10月1日分別寫信給外交部西歐司、和外交部領事司，首先提出我們家派人去法國，在使館的協(xié)助下，料理潘玉良的后事和處理潘玉良遺產，并提出了如不能去法國的具體意見。</h3><h3> 但這兩封給外事部門的報告，卻象放飛的野鴿子，杳無音信。</h3><h3> 1979年潘牟病逝。</h3> <h3> 在潘玉良去世五年，潘牟也去世了三年的1982年，有關部門才開始策劃、啟動將潘玉良的遺作、遺物運回國內的工作。</h3><h3> 1984年3月份，安徽省委宣傳部通知我們：潘玉良的遺作、遺物已經運回安徽，要我們家屬派代表兩人參加3月15日的清點、驗收、交接工作。</h3><h3> 3月14日彭德秀(潘牟之妻)、徐永昇（潘牟女婿）奉命趕到合肥。當天晚上，在文化部藝術局代表下榻的賓館江淮飯店，文化部藝術局代表王米、劉國華和安徽省委宣傳部藝術處的王庭接見了彭德秀、徐永昇，告訴他們潘玉良的遺作、遺物共裝有七只箱子，已存放在省博物館，并向他們傳達了《文化部1235文》文件精神“……潘畫運回后交文化部藝術局收件，除中央美術館留幾件代表作作為國家收藏，其余全部作品交安徽省委宣傳部接收。建議安徽省委考慮滿足家屬留幾張畫作為紀念的要求。” </h3><h3> 注: 中央美術館疑為中國美術館之誤。</h3><h3><br></h3> <h3>潘玉良去世后，她的遺作、遺物全部存放在我國駐法大使館內，運回的潘玉良七箱遺作、遺物，是由我國畫家郁風和候一民、湯小銘在訪法期間挑選、整理、裝箱的，還有一部分潘玉良遺物-朋友送她的畫，如張大千的幾幅冊頁、常玉的速寫等，是由候一民、湯小銘回國時隨機帶回來的，帶回后交給了文化部。</h3><h3> 王米、劉國華在三天清點驗收中，首先挑選了藝術價值最高的潘玉良遺作53件，遺物若干，由他們帶回文化部藝術局。帶回去后，將28件交中國美術館收藏，將25件交中央美術學院收藏。</h3><h3> 然后王米、劉國華又挑選了藝術價值一般的21件潘玉良遺作和一些對于他們沒有價值的潘玉良遺物交給了彭德秀、徐永昇。</h3><h3> 最后，將絕大部分潘玉良遺作、遺物交給了安徽省委宣傳部。</h3><h3> 驗收后，彭德秀、徐永昇同時提出了要把潘玉良遺物給他們，省委宣傳部戴部長回答：“象潘玉良這樣的藝術家，她的一切都是國家的?！?lt;br></h3> <h3> 1985年7月5日安徽省美協(xié)和安徽省博物館聯(lián)合在博物館舉辦了《潘玉良遺作展覽》。<br></h3><h3> 在開幕式上，省委宣傳部長牛曉梅向彭德秀頒發(fā)了獎狀及5000元獎金。獎狀是：“彭德秀同志將著名女畫家潘玉良遺作捐獻給國家，為表彰這一愛國行為，特發(fā)此狀，以資鼓勵?！?lt;/h3><h3><br></h3> <h3>但巜新世紀周刊》有篇文章說:</h3><h3>1977年，潘玉良因病去世。去世之前，她把一生創(chuàng)作的作品都交由知己王守義保管，并囑咐他一定要把遺作運回祖國。而王守義在臨終前則把這批遺作和遺物交給中國駐法使館。七大箱遺作和遺物在大使館的倉庫里放了好多年。</h3><h3>1980年，時任中國美協(xié)主席的江豐和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吳作人訪法時，在大使館看到了這些作品的一小部分，江豐認為“有研究價值”，建議文化部運回國內收藏。</h3><h3><br></h3><h3> 編撰者按: 江豐是延安時期的文藝干部，解放后在全國美協(xié)任上被劃為右派，文革平反后那兒跌倒那兒爬起，再任美協(xié)主席。文章內容如屬實，那就是說從80年行業(yè)內就已起動了潘畫的回國程序。</h3><h3> </h3> <h3> “潘玉良遺作遺物返還案″<br></h3><h3> 后來，潘家后人又啟動了”遺作遺物返還案"，狀告安微省博物館，要求：“安徽省博物館返還潘玉良遺作遺物”。理由是博物館對潘玉良的遺作遺物保管不善，造成損壞，向臺灣出借展品收取高額費用以圖利，而且有向臺灣出售作品計劃等。訴訟經幾年的不公開審理不了了之。</h3><h3>但此訴訟在客觀上亦促進了對潘玉良遺作的保護和有效利用。</h3> <p>現在，潘玉良遺作歸國己近40年，對潘玉良的研究也早已列入文化部重點工程，通過對潘玉良近四千件遺作、遺物、書信等的剖析，成果頗豐，如安微重點項目研究員董松所著《潘玉良藝術年譜下編1937_1977》對潘玉良后40年的藝術經歷己有祥盡的闡釋。可以說潘玉良已完全走出了歷史迷霧世界，持續(xù)了多年的"潘玉良熱″也早己散去，一切生活都歸于了平靜。</p><p><br></p><p>此時，閑暇無事的老夫不仿對此再作個梳理評判:</p> <p> 在現代中國美術史上有兩位大紅大紫的畫家，他們的火不只限于美朮界、藝術界、甚至是文化界，而幾乎是全民性的熱炒，他們的熱度一點也不亞于影視明星和體育明星，對于寂寞之道中的畫家來說這真是件非常難得而又奇特的事情！他們就是劉海粟和潘玉良！</p> <p>劉海粟在上世紀20年代創(chuàng)立上海美朮專科學校，首先使用女性人體模特教學，而且大張旗鼓，招搖過市，唯恐別人不知，大大刺激了剛從封建王朝統(tǒng)治下解放出來臣民的脆弱神經，幾乎發(fā)出了全民性聲討，北洋軍閥上海督軍孫傳芳下令查封學校，追捕藝術敗類劉海粟！</p> <h3>潘玉良的火發(fā)生在上世紀80年代，人們剛從僵化封閉鎖國的左傾思潮中醒來，迫切需要一種心靈潤滑劑來調適滋潤，于是雛妓、小妾、多角愛情、流亡畫家和在澡塘子里畫光屁股女人就成了作家的作料，也是全民精神需要，提起"畫魂"幾乎婦孺皆知。</h3> <h3>大家一定會發(fā)現，不管是20年代的劉海粟，還是80年代的潘玉良，他們的火爆其實跟藝術和繪畫并沒有多大關系，挑動中國人神經的并不是這些東東，充其量只是講故事的一種由頭和工具。。柏楊所說的"丑陋的中國人"齬齟心理在于窺探別人陰私和忌諱說"性"而又熱衷說性，這是他們能火的深層原因和時代原因。</h3><h3><br></h3> <h3>經過改開4O年的洗礼，"從小賣蒸鏌，啥事都經過"的中國人再也不會那么神經脆弱和那么被易于挑逗了，比如現在有所謂的書法家在女人的P里插上毛筆寫字，還一邊表演，一邊拍錄像發(fā)微信圈，目的就是想火，但卻火不起來，原因就在于時代變了！</h3> <p> 同時在這里也說說潘玉良繪畫評判中的幾件事:</p><p>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一貫倡導中國繪畫之革命，主張以西洋繪畫之法改造日益僵死的中國傳統(tǒng)繪畫，1937年他在潘玉良作的一幅《側身背臥女人體》白描畫上親題：“余識玉良女士二十余年矣，日見其進，未見其止，近所作油畫已入縱橫自如之境，非復以運筆配色見長矣。今見此新白描體，知其進猶未已也。”</p><p>同年又在潘玉良創(chuàng)作的《俯首背女人體》作品上，以同樣的字體題寫：“以歐洲油畫雕塑之神味，入中國之白描，余稱之曰新白描。玉良以為然乎?廿六年初夏_ 獨秀。” 足見其評價之高。</p> <h3>1935年，潘玉良的第五次畫展開幕，徐悲鴻特地撰寫了《參觀玉良夫人個展感言》一文，發(fā)表在當年民國主要報紙《中央日報》上說：“士大夫無得，而得巾幗英雄潘玉良夫人?！?lt;/h3><h3>可見，徐悲鴻對潘玉良的評價之高。</h3> <h3>但這件事令我不解，因為劉海粟，林風眠，潘玉良等在法國接受的都是現代派藝術思潮和繪畫模式，而徐悲鴻接受的卻是與此相反的古典美術技法，而且他還是一個藝術思維并不寬泛的領導者，執(zhí)掌中國繪畫藝術牛耳后容不得其他藝術思想和繪畫形式的存在，必欲除之而后快，趕得許多歸國回來的繪畫藝術家雞飛狗跳墻，在這種大肯景下他又是如何接納和盛贊潘玉良的呢？這是一個世紀之謎！</h3> <h3>倒是吳冠中在其自傳《我負丹青》一書中說: 遠在巴黎的潘玉良對徐悲鴻所領導的寫實主義繪畫深感不滿，堅決地表示，如果中國美術教育還是徐悲鴻領導，那么她就堅決不回來。說的比較符合實際，道出了他們之間的藝術分岐。</h3> <h3>讓人大跌眼鏡的還有，網上說: 著名畫家吳冠中和潘玉良熟識，他曾經這樣評價她：“潘玉良是很好的人，但是畫賣不掉……客觀地講，潘玉良的畫不算好，格調不高，她和常玉(與潘玉良同時代的旅法畫家)比，差很多?！朔浅：浪?，畫稍為俗一點?！?lt;br></h3><h3>這又是一大迷團，一個悖論！</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 <h3>首先，吳冠中的老師是被稱為中國現代繪畫之父的林風眠，他本人留法接受的也是印象派那一套，不入徐悲鴻主流繪畫的法眼，解放后被排擠出中央美院到我后來學習的北師院前身北京藝術學院棲居，只是到了文革結束后才成了劫后余生的國寶。論門派他和潘玉良都是一個山頭的，沒必要相互"殘殺"！</h3> <h3>其次，他把潘玉良和同時留法畫家常玉作比較本身就是欠妥當的，潘和常在法國都是接受印象派和野獸派潮流的，只是常玉出身富商之家，有較深的學養(yǎng)，表現在繪畫上更具書卷氣，而潘玉良出身低微，沒多少文化，更多的吸收了中國民間藝術入畫，繪畫常表現出一種草根民俗氣，這在藝術上就叫個性。你可以不喜歡，但別說行外話。而且常玉也是66年因煤氣泄露在巴黎去世后，畫價才在臺灣畫商推動下大漲起來的，兩人在這方面都很相似。</h3><h3>再則，以能否賣畫論成敗本身就是個藝盲市劊腔。</h3> <h3>所以，我的看法是，要么吳冠中的這個評價是假的，是有人在網上故意編造的，現在干這種事情的人很多，一點都不奇怪。</h3><h3>如果是真的，那一定是80年代吳老先生面對撲面而來的"潘玉良良熱"的一時精神失衡，一瞬間的心理失態(tài)。再優(yōu)秀的人也難免遭際人性深處的酸葡萄弱點??！</h3> <h3>其實蹭熱度的到處都有，那個寫了《畫魂_潘玉良傳》，助推"潘玉良熱"的作家石楠后來卻在網上發(fā)文說劉海粟和潘玉良并無實際交集，都是她的虛構情節(jié)，小說出版后劉海粟反倒幾次找她了解情況，還說由她捧紅的劉海粟把嗣后的潘玉良形象弄得不倫不類云云。這實在大可不必，資料證實潘玉良初次就學就在劉的上海美專，29年歸國后又應聘在該校任教，他們怎么會沒有交集呢？女作家此舉實在是不甘寂寞的畫蛇添足，貽笑大方。</h3> <h3> 老夫眼中的藩玉良可稱得上是一代真正的奇女子，她出身貧苦，操業(yè)低賤，相貌丒陋，為人作妾，不能生育…可說老天給她的確確實實是一手爛牌，她卻硬是打出了滿堂彩！</h3><h3>不必抱怨四十年的流浪生涯，逆境也是一種修煉！</h3><h3>不要惋惜客死他鄉(xiāng)的悲哀，如果早早回國，她連57反右都躲不過，更不要說文革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了！</h3><h3>潘家后人也不必爭奪她的遺產，"潘玉良"本身就該屬于全民所有！</h3><h3>結束紛紛擾擾的爭論吧，是真金光輝自在那里！</h3><h3>(圖為潘玉良于羅馬皇家美術學院畢業(yè)照)</h3> <p class="ql-block">謹以此文獻給"畫魂″的專屬代表_ 潘玉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