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1969: 夾縫中的幸運

方青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方青</h3>        文革最慘烈之時我正值八、九歲。那時，我對周圍大人的印象是很模糊的，所有成年、半成年的人都從我面前被這場風暴席卷走了：大姐朝氣蓬勃地去插隊；媽媽一會兒搞四清，一會兒在干校。爸爸是家里唯一的當家人。其實文革前他無暇太多管我們姐妹，此時卻是我和十二歲的二姐非常想依賴的大人。可惜印象中他不怎么笑，且他的身影常常出現(xiàn)在暗暗的臺燈下。        直到十多年后我才從媽媽嘴里找到解釋：爸爸從五十年代就開始向組織交待那不成問題的歷史問題。到文革開始后，這問題的嚴重性自然得以翻倍。他開始了一輪新的無休無止的交待。與此同時，由于親戚中沾“資產(chǎn)階級”邊的成員太多，自殺的事件是層出不窮的。四十多歲的他一方面自顧不暇，另一方面，作為長子又要在精神上撐起這個大家庭。不出半年，他的頭發(fā)就變成了花白。               大概是念了他業(yè)務強，人又誠懇的優(yōu)點，黑暗中竟出現(xiàn)了一縷光：周恩來親自選了一組醫(yī)生去阿爾巴尼亞給霍查治病，爸爸也在其中！可是，在與這位總書記的光榮合影中，他一點笑容都不帶，反而所有肌肉中都深深地刻著“贖罪”的色彩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醫(yī)療組與霍查及使館人員方圻后排右起第三</h3>        爸爸能去那“歐洲的一盞明燈”，我是多么的榮耀啊。每次跟二姐去醫(yī)院食堂吃飯都會感覺攜帶著一根支柱： 爸爸不是反動派，他是醫(yī)生。        那時的我，除了著了魔地跳舞，就是瘋跑于協(xié)和南院各小樓間的甬道上：在院子的灰墻外，我享受著那“一片紅”給我?guī)淼臋C會。毛主席一發(fā)表最高指示，我就可把現(xiàn)編的語錄舞從東單跳到筒子河；在院內(nèi)，我能觸及到的卻是：小白兔住的那種小洋樓，二十年代栽種的外國樹，暗紅色的“爬山虎”還有那永不衰落的水曲柳地板。在這樣一種興奮和安寧的混合體當中，我怎能看得見爸爸內(nèi)心中所承受的壓力呢？       1968 于協(xié)和宿舍南院        爸爸從“明燈”那里回來了，給我們帶來了“洋吃的”。這真是給院內(nèi)-院外這塊混合體又添加了一層美好的粘合劑 – 我又念到：        爸爸不是反動派，他是醫(yī)生。        但是，根據(jù)媽媽后來的敘述，爸爸這次一回家就繼續(xù)寫交待。一天，他終于從醫(yī)院帶回了最后的結論：“敵我矛盾，按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他根本不看“人民”二字，只盯著“敵我矛盾”的字眼，陷入了深深的內(nèi)疚，以至于不想碰我們姐妹，怕是給我們粘上了反革命的罪惡。夜深了，他還是一個勁地想繼續(xù)自我審查。此時，從不對他提高嗓門的媽媽向他大吼：“方圻！你怎么這么糊涂？你要是反革命，那全國人都得是反革命了！”。媽媽畢竟是學文科的，比爸爸在政治敏感性上強好幾倍。就這樣，爸爸無法自拔的又過了很久，好在他還能治病救人，大概這就是他“贖罪”的砝碼了。         我呢，繼續(xù)跳著忠字舞、“娘子軍”、“芒果之歌”… … ，繼續(xù)幸福于這塊院內(nèi)-院外的混合體之中。我的快樂是有聲的，是隨著時代的紅色而翻騰的，而爸爸心中的痛苦是在一晚一晚的暗光下無聲地度過的。        我們家59年買了一臺蘇式黑白電子管電視，在文革中可是成了我和小朋友們的寶貝。翻來覆去看了八百遍的樣板戲，只要一有重播，必聚到我家來再看。電視在爸媽的睡房，重播是在晚上八點，當然影響爸爸寫那些無休無止的“東西”。這一天，我和小朋友們又要求再看《智取威虎山》。爸爸確實顯露出非常不愿意，說是他要寫“東西”。但我想到那些武打片段心里就癢癢得難忍。最后爸爸勉強同意了。        于是，爸爸坐在書桌那邊，他和媽媽的大床上坐、跪了四、五個電視友，單人沙發(fā)上兩位，烏色的水曲柳地板上排滿了小板凳，朋友們個個仰著臉，楊子榮便開始 “穿林海跨雪原”了。整個屋子熱氣騰騰，好像沒有爸爸一樣。我畢竟事先知道爸爸對今晚這活動的猶豫，心中有些不安，特別是在輪到那乏味的清唱時，真覺得是白白地拖延了他的忍受時間。我不時向書桌看去，只見他雙手做托腮狀，老式的木臺燈給他打出了一輪昏黃的光環(huán)?？床磺逅碾p手是在臉上還是捂住了耳朵，反正是一動不動的。        嗆、嗆、嗆、嗆，第六場，“打入匪窟”：“天王蓋地虎”“寶塔鎮(zhèn)河妖”……，好人、壞人你一句，我一詞，好戲來啦！槽糕，我家蘇式電視的老毛病又犯了，屏幕線不停地向上滾動，白花花的分不清哪是敵哪是我。不要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早已摸透了蘇修硬件的這一套：朋友們雙手抓住小板凳，緊貼臀部，在美帝的彈性的水曲柳地板上一跳，再一跳，那蘇修電視的接觸性能立刻復蘇，楊子榮的大眼睛又露出來了。嗆、嗆、嗆、嗆… …, 小翻兒、滑叉、虎跳加前空翻，綠軍裝、白斗篷、紅五星連為一片，哪里還顧得上看爸爸？最后是，嗆 ----嘖 ---嗆！楊子榮三槍擊斃眾匪徒，座山雕一頭栽地。        朋友們真夠懂事的，沒等到謝幕就站起來，輕輕地把板凳放回他們熟悉的原位，安靜地和爸爸說“再見”。爸爸轉過身，似如釋重負，但仍是客氣地向朋友們點點頭。        到現(xiàn)在我也不知道爸爸那天晚上寫的“東西”是繼續(xù)的交待，還是為第二天的就診準備的案頭工作。不管怎樣，從他后背的剪影看上去透著專注和甘心情愿。        我之所以能從文革中一路蹦跳過來，是因為爸爸的身份是定在了“敵”和“人民”中間的這夾縫中。為此他究竟暗暗地、誠心地付出了多少努力只有他和我媽媽知道。留給我的只是那相對幸福的童年：忠字舞、紅袖章、小洋樓、水曲柳以及從未排斥過我們姐妹的朋友們。 <div style="text-align: right;">2018. 12</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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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1969: 夾縫中的幸運

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