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黎平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往那走的十字路口上，召開的會議。</p><p class="ql-block">六屆中央政治局于1934年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縣城召開會議。周恩來主持會議，參加者有博古、朱德、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陳云、劉少奇等。李德因病沒有出席。會議繼續(xù)討論紅軍的戰(zhàn)略方針與進軍路線問題。博古仍堅持中央紅軍進入湘西北，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意見；毛澤東則主張放棄原定計劃，改向黔北進軍，創(chuàng)建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jù)地。經過激烈爭論，毛澤東的建議得到與會多數(shù)同志的贊同，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同時還決定在適當?shù)臅r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便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黎平會議是通道會議爭論的繼續(xù)，是長征以來具有決定意義戰(zhàn)略轉變的關鍵，最后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zhàn)略方針，為遵義會議糾正“左”傾軍事冒險主義錯誤，做了重要的準備。</p> <p class="ql-block">巜黎平會議》是在湘江失敗后，紅軍轉戰(zhàn)貴州省的第一個會議，</p> <p class="ql-block">黎平會議：歷史性偉大轉折的起點</p> <p class="ql-block">談起長征，人們自然就會想起遵義會議。遵義會議作為黨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早已深入人心，相比之下，黎平會議就顯得鮮為人知。事實上，這次會議使中央紅軍的面貌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也是接下來遵義會議召開的關鍵節(jié)點。 </p><p class="ql-block">通道轉兵無法從根本上改變 紅軍的命運 。</p> <p class="ql-block">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出發(fā)不久，就遭遇在江西信豐、安遠、南康、贛縣一帶由粵軍設置的第一道封鎖線。10月21日，中央紅軍僅用了五六個小時就成功突破。11月1日—8日，中央紅軍成功突破了位于湘粵贛邊界的汝城、仁化、樂昌間粵軍和湘軍的第二道封鎖線。11月8日—15日，又突破了郴縣至宜章間粵軍和湘軍的第三道封鎖線。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突破第一道封鎖線減員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鎖線減員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減員8600余人，共減員22000余人[1]。突破三道封鎖線，沒有打什么大仗，為什么減員這么多？據(jù)考證，在很大程度上屬于非戰(zhàn)斗減員，這固然與長途行軍、天氣漸冷、水土不適應等因素有關，但更主要的是沒有進行充分的思想動員。對于最終要去哪里，幾乎無人知曉。李聚奎痛苦地回憶：“11月8日，全部過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至此，軍委大概鑒于紅軍轉移已無密可保，才正式通知我們說，中央紅軍這次進行轉移，是為了到湘西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據(jù)地?！盵2]李聚奎是紅一軍團第一師師長，他在長征開始幾乎整整一個月后才知道是為了和紅二、六軍團會合，可想而知普通官兵就更無從知曉部隊的行進方向。無可諱言，在博古、李德的指揮下，中央紅軍的積極性被大大挫傷。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等待中央紅軍的是第四道封鎖線。蔣介石在桂東北、湘西南湘江兩岸修筑了550多座碉堡，試圖憑借優(yōu)勢兵力和精良裝備，利用湘江這道天然屏障，徹底消滅中央紅軍。11月28日，湘江之戰(zhàn)正式打響?？鄳?zhàn)至12月3日，中央紅軍終于突破國民黨重兵設防的湘江封鎖線，然而中央紅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由出發(fā)時的86000余人直降至30000余人。面對慘重的損失，又不斷聽到紅軍指戰(zhàn)員對錯誤指揮提出的批評，加之敵情嚴峻，博古、李德垂頭喪氣，一籌莫展?？墒?，他們依然不肯檢討錯誤，仍堅持北進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12月8日，博古、李德電令各軍團：“總的前進方向不得改變?！盵3]應該說，此舉正中蔣介石下懷。蔣介石已經將20萬兵力部署在芷江、靖縣、城步、新寧一線，構筑了200多座碉堡、幾道封鎖線，再次等待中央紅軍自投羅網。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在這種極端緊急的情況下，12月12日，紅軍領導人于湖南懷化的通道境內召開了一次生死攸關的重要會議。當時情況緊急，會議是在行軍路上召開的，因此人稱“飛行會議”，時間只有一個半小時。不知變通的李德一廂情愿地提出：“讓那些在平行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zhàn)略要地急趕的周（渾元）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后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lián)系。”毛澤東堅決主張：放棄原訂計劃，避強就弱，向貴州轉兵，因為王家烈的貴州兵都是“鴉片鬼”，人稱“雙槍兵”，不經打。毛澤東的提議首先得到了朱德的支持，接著張聞天、王稼祥和周恩來也表示支持。此時的博古已經失去了此前對李德的信心。“博古認為，從貴州出發(fā)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4]。于是，會議決定：“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盵5]這就是常說的“通道轉兵”。令人遺憾的是，通道轉兵只是對行軍路線進行了技術性的調整，中央紅軍依然向湘西前進，全軍覆沒的厄運隨時等待著艱難行進的中央紅軍。 </p> <p class="ql-block">黎平會議召開的時間和地點考據(jù)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2月14日，中央紅軍占領黎平。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黎平地處黔、湘、桂三省區(qū)交界，地形復雜，交通不便，不利于敵人的兵力運動，而黎平縣城倉庫糧食充足，利于紅軍補給、休整。加上湘、桂、黔三省區(qū)軍閥之間的矛盾，黔省內的敵人兵力薄弱。向何處去？中央紅軍再次面臨生死抉擇。蕭鋒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午飯時，周副主席高興地對我們說，黎平占領了，打開了向貴州進軍的路子。我要在這里等中央縱隊，黨中央要開會?！盵6]召開黎平會議是通道會議的決定？還是先行進入黎平的周恩來的提議？迄今為止，對于這個問題尚無可靠的資料予以證明。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為保證會議順利進行，周恩來進行了嚴密的警戒布防。聶榮臻這樣回憶：“十二月十四日，我六團會同三團搶占貴州黎平。黎平當時有王家烈守敵一個團，我軍進攻，他們即放棄黎平，散在城外各地。隨后，我們一軍團以一個師的兵力駐守黎平，一面驅逐城外的黔敵，一面保障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7]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般認為，黎平會議召開的時間是12月18日。一個依據(jù)是17日19時博古要求陳云、劉少奇于18日8時前趕到黎平城開黨的政治局會議的電報，另一個依據(jù)是黎平會議決議的日期注明是“12月18日”?？墒?，有親歷者并不承認這種說法。呂黎平認為：“12月17日至18日，在黎平城總部一局駐地召開了政治局會議。”[8]吳烈也認為：“中央政治局于十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在黎平開了一次重要會議……”[9]呂黎平是總司令部作戰(zhàn)局參謀，吳烈是國家政治保衛(wèi)團一營營長，他們都是見證人，他們的說法應該比較可靠。此外，博古告訴他的兄弟：“1934年12月17、18日兩天，由周恩來主持，在黎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盵10]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那么，博古的電報該如何解釋？電報只能說明通知陳云、劉少奇18日與會，并不足以證明會議是18日開始的。黎平會議決議所注時間是決議通過的時間，同樣不能作為會議開始時間的證據(jù)。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此外，關于會議召開的具體地點也有過爭議。貴州省有關部門曾經于1953年、1954年、1957年，多次派出調查組到黎平縣進行考察。調查組成員詢問了當年給紅軍帶過路的向導、當時參加過群眾大會的人員，認定黎平城南平街地主朱良成家的院子是會議召開的場所。為了進一步確認會址，黎平縣委1971年專門組織調查組，到外地訪問當年在中央軍委工作和中央領導人身邊的人員，結果發(fā)現(xiàn)朱良成家的院子與這些人員的描繪存在很大差別。1978年，黎平縣有關部門在更大范圍進行調研，最終確認對中央紅軍的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會議是在翹街胡榮順商號進行的。 </p><p class="ql-block">毛澤東的主張 最終成為政治局決議 </p> <p class="ql-block">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6名政治局委員中5名到達：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朱德、毛澤東。4名候補委員中有3名到達：王稼祥、鄧發(fā)、凱豐。 明確指出由于當時軍情緊急，中央開會決定軍事問題，不可能等到后面的人全部到齊。 </p><p class="ql-block"> 王樹增認為主要紅軍將領都參加了黎平會議，他在《長征》中這樣描述：“紅軍幾個軍團的領導發(fā)言了。他們并沒有在中央紅軍要到哪里去的問題上直接表態(tài)，他們說得最多的是中央紅軍為什么走到了如此被動的地步。他們回顧了第四次反‘圍剿’以來紅軍經歷的那些不斷失利的戰(zhàn)斗……”[11] </p><p class="ql-block"> 黎平會議不是政治局擴大會議，非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無需參加。 </p><p class="ql-block"> 黎平會議是何人主持的？有人認為：博古當時是黨的最高領導人，由博古主持理所當然。事實是，湘江之戰(zhàn)后，博古的情緒出現(xiàn)了很大的波動。聶榮臻這樣介紹：“紅軍由江西出發(fā)時的八萬六千多人，經過一路上的各種減員，過了湘江，已不足四萬人。博古同志感到責任重大，可是又一籌莫展，痛心疾首，在行軍路上，他拿著一支手槍朝自己瞎比劃?！盵13]伍修權也這樣說：“當時李德已經無法全面指揮，只能根據(jù)各部隊來的電報提出意見，真正在部署作戰(zhàn)行動的是周恩來同志?！盵14]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主持會議自然是正常的事情。再說周恩來也這樣回憶：“在黎平……我決定采納毛主席的意見……”[15]有關記錄也都證明周恩來是黎平會議的主持人，顯然不能僅憑“分析”而無史料支撐就推翻公認的結論。 </p><p class="ql-block">關于黎平會議，博古這樣介紹：“這次會議爭論尤為激烈：李德主張北上，經三穗、江口、思南、秀山，到永順與二、六軍團會合；毛澤東主張繼續(xù)西行，經臺江、黃平、翁安、同樂，攻遵義?！盵16]博古列舉了李德的意見而沒有說明自己的觀點，本身就說明他是贊同李德觀點的?；蛘哒f，他在指揮上并沒有多少自己的獨立見解。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周恩來是會議主持人，又有很高威望，他的態(tài)度對于黎平會議的決策至關重要。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實際上，在黎平會議召開前，周恩來已經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蕭鋒在14日的日記中這樣記載：“周副主席高興地對我們說，黎平占領了，打開了向貴州進軍的路子……你團繼續(xù)前進，要迅速襲占施秉、余慶，準備過烏江?！盵17]此時的周恩來不僅贊同毛澤東的戰(zhàn)略構想，而且已經部署軍隊準備西渡烏江。既然如此，在黎平會議上，周恩來的主要工作便是說服與會者同意毛澤東的意見而不是在不同主張之間進行選擇。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周恩來這樣介紹：“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jù)地。我決定采納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此后我與李德的關系也逐漸疏遠。我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18]正是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關鍵性的抉擇。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李德的說法耐人尋味：“周恩來事先來問我的意見，我提議，改變行軍方向向西北，以便繞過省會貴陽（因為根據(jù)我們的情報，已有六七個蔣介石的部分機械化精銳師向貴陽方向出動了），渡過烏江，消滅較弱的貴州省軍隊，解放烏江以北和以西的、以遵義城為中心的地區(qū)；然后在這個地區(qū)建立臨時根據(jù)地，尋找同蔣介石向前推進的軍隊進行戰(zhàn)斗的時機。雖然這個方案，除去最后一部分，大體上符合毛澤東在以前的談話中所表示的意見，但又是被他粗暴地駁回了，他沒有提出一個不同的建議。其實，如果撇開周恩來提出的幾個戰(zhàn)術行動，向遵義繼續(xù)進軍的方案，同我的建議并沒有什么區(qū)別?！盵19]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李德顯然是在撒謊。如果真如李德所說，怎么可能還會在緊張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發(fā)生激烈的爭論？實際上，李德對黎平會議極為不滿。當周恩來把黎平會議決議的譯文送給李德看，李德大發(fā)雷霆，當面指責周恩來。周恩來的警衛(wèi)員范金標這樣回憶：兩人用英文對話，“吵得很厲害?？偫砼u了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我們馬上把燈點上”。博古的意見盡管被會議否定，但他還是服從了會議決定。當他得知周恩來和李德吵起來時，對周恩來說：“不要理他。”[20]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毫無疑問，博古態(tài)度的轉變對黎平會議通過正確的決議很有幫助。同時也可以看出，博古與毛澤東等人主要是認識問題上的爭論，而不像李德那樣很大程度上是意氣之爭。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 <h3>《紅軍橋》1934年12月湘江戰(zhàn)役后，紅軍轉戰(zhàn)貴州省黎平縣</h3> <p class="ql-block">紅軍到達黎平，開始整休。召開了紅軍離開江西井岡山后的第二次會議。</p> <h3>《黎平會議》為《遵義會議》奠定基礎?！独杵綍h》總結了湘江戰(zhàn)役的失敗，湘江戰(zhàn)役紅軍血流成河，有十年不飲湘江水之說。紅軍從江西出發(fā)的8萬3千紅軍，到達黎平紅軍只有3萬人。紅軍的生死存亡之際，紅軍該往何處走，怎樣走。</h3> <h3>就向1935年的在貴州紅軍進行了偉大的轉折。把圍堵紅軍的國民黨幾十萬的部隊丟掉。我們這些脫貧一線的朋友的，也帶領村民丟掉貧困的帽</h3> <p class="ql-block">黎平會議確定的戰(zhàn)略方針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迅速付諸實施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2月18日黎平會議通過的決議叫《中央政治局關于戰(zhàn)略方針的決定》，這是黎平會議留下的唯一一份文件，決議很短，但十分珍貴。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全文如下：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chuàng)立新的蘇維埃根據(jù)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二、根據(jù)于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祝┦刮乙皯?zhàn)軍于今后能取得與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團之密切的協(xié)同動作。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ㄒ遥┰谡蔚摹⒔洕募熬用袢罕姷母鞣N條件上，求得有順利的環(huán)境，便利于徹底的粉碎五次圍剿及今后蘇維埃運動及紅軍之發(fā)展。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jù)地（區(qū)）應該是川黔邊地區(qū)，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qū)，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qū)。但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區(qū)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用全力爭取實現(xiàn)自己的戰(zhàn)略決定，阻止敵驅迫我至前述地區(qū)之西南或更西。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三、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zhàn)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zhàn)斗，但在前進路線上與上述諸敵部隊遭遇時，則應打擊之，以保證我向指定地區(qū)前進。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四、政治局認為，為著保證這個戰(zhàn)略決定之執(zhí)行，必須反對對于自己力量估計不足之悲觀失望的失敗情緒及增長著的游擊主義的危險，這在目前成為主要危險傾向。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五、責成軍委依據(jù)本決定按各階段制定軍事行動計劃，而書記處應會同總政治部進行加強的政治工作，以保證本決定及軍事作戰(zhàn)部署之實現(xiàn)。[21]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黎平會議還有沒有其他議程？陳云明確指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盵22]也有知情者指出：會議商定在向遵義進軍中，抓緊一個短暫的空隙時間再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系統(tǒng)總結五次反“圍剿”以來黨和紅軍的經驗教訓，并指定由博古在行軍中草擬報告，周恩來考慮一個副報告，提供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研究與審查；將第一、第二縱隊合編為軍委縱隊；恢復劉伯承總參謀長職務，并由他兼任軍委縱隊司令員?？梢姡@是會議的其它收獲。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黎平會議使中央紅軍戰(zhàn)略方向的調整迅速付諸實施。12月19日，朱德、周恩來聯(lián)名下發(fā)命令：“一、九軍團為右縱隊，有占領劍河的任務，以后則沿清水江向上游前進。”“三軍團、軍委縱隊及五軍團為左縱隊，應經嶺松、革東到臺拱及其以西的地域，在前進中如遇黔敵應消滅之，如遇尾追之敵應擊退之，在不利條件下則應遲滯之?！薄笆碌?，右縱隊……在前出到施秉、黃平地域以前可用常行軍前進，最后則應迅速地占領施秉、黃平兩城。”“二、六軍團目前應在常德地域積極活動，以便調動湘敵……”“四方面軍應重新準備進攻，以便當野戰(zhàn)軍繼續(xù)向西北前進時，四方面軍能鉗制四川全部的軍隊”[23]。不難看出，周恩來、朱德的指揮方式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在黎平會議上，周恩來“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24]。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為了調動全體官兵的積極性，12月21日，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簽發(fā)了《湘江政治部關于實現(xiàn)“創(chuàng)立川黔邊新蘇區(qū)根據(jù)地”訓令》：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參照部隊的情緒，對中央決定進行詳細的解釋工作，回答每個疑問與誤解。務使每個紅色戰(zhàn)士了解我們行動的總方針與當前的任務；了解我們離開中央蘇區(qū)的長途行軍是有一定的方向與目的地的；了解以勝利的戰(zhàn)斗來創(chuàng)造新蘇區(qū)的任務已緊迫的擔負在每個戰(zhàn)士的肩頭。在這一明確的政治了解基礎上，號召與團聚全體紅色戰(zhàn)士在黨的正確決定與軍委領導下，以百倍的勇氣和信心為實現(xiàn)在川黔邊創(chuàng)造新蘇區(qū)根據(jù)地而奮斗。”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訓令還強調：“要完成工農紅軍當前的偉大任務，必須堅決地反對對自己力量估計不足的悲觀失敗的情緒和生長著的游擊主義的危險?！薄叭绮粐栏駡?zhí)行命令，不注意保存武器與資材，自由行動以致掉隊落伍，忽視紅軍軍紀等，這些游擊主義的繼續(xù)增長，可以削弱紅軍力量，以致走到破壞紅軍的危險。各級政治機關必須根據(jù)各部隊的實際情況，具體的開展斗爭來教育全體戰(zhàn)士?！盵25]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黎平會議給中央紅軍帶來了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根本性變化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黎平會議給中央紅軍帶來的改變是根本性的。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紅軍戰(zhàn)士的感受是：“心里有了希望，情緒也高了，勁頭也大了。從黎平到劍河，從劍河到臺拱，從臺拱到黃平，幾乎一天一個縣城，翻山越嶺的也不覺得那么累了……”[26]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劉伯承這樣寫道：“行軍作戰(zhàn)雖然同樣緊張，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張，作戰(zhàn)一直順利，部隊情緒也逐漸振奮?！盵27]聶榮臻記錄道：“黎平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會議，經過毛澤東同志的努力說服，許多同志改變了觀點，同意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會議，是我們戰(zhàn)略轉變的開始……決定向遵義進發(fā)。這一下子就把十幾萬敵軍甩在了湘西，我們爭取了主動?！盵28]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幾十年后，楊尚昆回憶起黎平會議心情依舊難以平靜：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從黎平到遵義的進軍，我以為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戰(zhàn)略目標明確，行動方向出敵不意，重新取得了主動權，士氣高漲。第二，部隊進行了縮編?！t星’‘紅章’兩個中央縱隊合并為軍委縱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陳云任政委，葉劍英任副司令員，凡是能戰(zhàn)斗的人員和輕重武器調給戰(zhàn)斗部隊；拋棄許多壇壇罐罐，解散龐大的挑夫隊伍；撤銷了主要由擴紅時招募的新兵組成的紅八軍團的建制；各軍團也縮編機關，部隊輕裝前進，提高了戰(zhàn)斗力和機動性。第三，恢復了紅軍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博古、李德把部隊做群眾工作說成是‘游擊作風’，拋棄了紅軍的傳統(tǒng)。我們占領黎平后，發(fā)動部隊利用休整時機，展開群眾工作。黃平是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區(qū)，我們向群眾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風俗習慣，不經寨主同意不進寨，不得房主同意不進屋，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同時向他們宣傳革命道理和紅軍宗旨，獲得少數(shù)民族兄弟的支持。他們給紅軍當向導，籌運糧食，運送傷員。許多青年還踴躍參軍。第四，避強打弱，不避戰(zhàn)。黎平會議決定：紅軍向遵義進軍時，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則力避大的戰(zhàn)斗。本著這個方針，紅軍入黔后長驅直入，勢如破竹，連克數(shù)縣，搶渡烏江，輕取遵義，沒有遇到大的阻力。[29]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正因為紅軍面貌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陳云才會這樣自信滿滿地向共產國際匯報：“紅軍已不再是經常不斷地被敵人攻擊、四處流竄的部隊，而變成了一支能戰(zhàn)能攻的有生力量?！盵30]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黎平會議所產生的影響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是極其深遠的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長征途中，毛澤東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十六字令三首》。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山，倒海翻江卷巨瀾。奔騰急，萬馬戰(zhàn)猶酣。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關于《十六字令三首》的創(chuàng)作時間，目前還存在爭議。也許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年譜》這樣標注寫作時間：“1934年—1935年”。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貴州籍紅軍作家陳靖這樣回憶：“在黎平城頭，幾個指揮員環(huán)顧靜靜的貴州群山，再注目那條剛剛走過來的‘通道最難通’的狹窄小路，不約而同地產生了‘后怕’。大家長吁一聲：‘這是怎么過來的呀？’毛澤東《十六字令三首》的第一首，就是在這個時候‘哼’出來的?！盵31]這一首《十六字令》是會前所作，還是會后所作？陳靖沒有交待清楚。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這三首十六字令應該都是會后所作，而且是一氣呵成。自己的正確主張被政治局會議接受，并且以政治局決議的形式下發(fā)，眼看紅軍即將走出困境，毛澤東站在黎平城頭，環(huán)顧群山，難掩內心的喜悅，詩興大發(fā)。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對于前兩首《十六字令》，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首描述的是中央紅軍浴血奮戰(zhàn)，終于脫離了全軍覆沒的危險。第二首則是對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士氣高漲的描繪。對于第三首，論者這樣評點：“在戎馬倥傯的長征路上，作者還有‘閑情’去欣賞山容，贊美山魂，可見他具有多么非凡的氣魄和堅定的信心：一個在緊張、復雜的局勢中能夠應付自如、指揮若定的英雄形象，已隱隱聳立于字里行間了?！盵32]這應當是一種誤讀。所謂“詩言志”，詞亦然?！按唐魄嗵戾娢礆垺保螄L不是指紅軍“刺破”了蔣介石這個“青天”？黎平會議剝奪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拋棄了共產國際批準的行軍路線，又何嘗不是“刺破”了“青天”？“天欲墮，賴以拄其間”，寫的應當就是帶來偉大轉折的“黎平會議”和浴血奮戰(zhàn)的紅軍以及日漸成熟的中國共產黨。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當然，黎平會議并沒有結束爭論。周恩來這樣回憶：“在進入貴州前后，就爭論起來，開始醞釀召開政治局會議了。從黎平往西北，經過黃平，然后渡烏江，達到遵義，沿途爭論更烈?！盵33]李德當然不甘心失去指揮權，在這種情況下，博古也出現(xiàn)反復。博古在延安整風時期曾經坦率地承認：“在烏江架橋未成前，他（李德）極力主張東轉時，我又一度動搖而贊助他意見?！盵34]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直到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占領遵義。15日至17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領導，毛澤東成為政治局常委，并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中國革命從此轉危為安。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這一點早已為人們所公認。但是，歷史性轉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在一個點上瞬間完成?？陀^地說，遵義會議的召開本身就是歷史轉折到一定程度的結果。毫無疑問，促成遵義會議召開的關鍵節(jié)點就是黎平會議。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正因為如此，楊尚昆才會如此評價：“這次會議成為遵義會議的前奏?！盵35]張震也評價道：“如果說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那么，黎平會議就是這個偉大轉折的起點?！盵36]正因為如此，一位長征親歷者才會動情地寫道：“如果沒有……黎平會議那一輪新月，未必迎來長征路上的黎明，遵義的曙光和早春，也不一定能在此時此地到來?！盵37]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在黎平會議上，歷史已經選擇了毛澤東。從黎平再出發(fā)，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創(chuàng)造了驚天動地的偉業(yè)！ </p> <h3>黎平縣高屯鎮(zhèn)上少寨，橋長70米，寬1米。</h3><h3>當?shù)氐膰顸h把完好的橋消毀了，紅軍路過，當?shù)氐拇迕?，用自家的門板，桌子，板凳等連夜建起橋，讓紅軍順利到達黎平。</h3> <p class="ql-block">這就是《紅軍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