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劉鼎(1902-1986)，原名闞思俊，字尊民，四川南溪人。中國共產黨老一輩革命活動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黨內著名的軍工與機械工業(yè)專家，我國軍事工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和杰出領導人，被譽為中國的軍工泰斗。1924年經孫炳文、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赴德國勤工儉學，任旅德青年團支部書記。 1926年轉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和空軍機械學校學習，并兼任教官。1929年奉調回國，任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長，長期從事地下情報工作，在西安事變中立下過汗馬功勞。<br><br> 新中國成立后，劉鼎先后任重工業(yè)部副部長、機械工業(yè)部副部長、航空工業(yè)部顧問等職。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兵工學會顧問等。1986年7月因病在北京逝世。習仲勛稱劉鼎是"兵工泰斗，統戰(zhàn)功臣"。<br></b><br> <br><br><br> <h1><b> 我的父親劉鼎</b></h1><h3> 采訪闞文木先生錄音整理</h3><h3> （2017.5.11）</h3><h3><br></h3><h3> 我的父親闞尊民是一個老黨員，老革命，后因工作原因更名劉鼎。1924年在德國勤工儉學，邊工作，邊學習技術。同年，由朱德、孫秉文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5年因積極從事革命活動被德國政府驅逐出境。由組織安排，1925年——1929年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軍事。1929年冬奉調秘密回國，在中俄邊境參加劉伯承的遠東游擊隊。1930年，到上海特科，任二科（情報科）副科長，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協助科長陳賡開展情報工作。直到1933年，上海特科被叛徒出賣、摧毀。</h3><h3> 之后，我父親闞尊民到中央蘇區(qū)所在的江西，在方志敏那里工作，從事組織部工作和搞軍工生產。1935年方志敏的部隊在北上抗日途中被國民黨打垮，方志敏及部下被俘。1935年秋，闞尊民從國民黨九江俘虜營只身逃出，到了上海。在蔡叔厚和史沫特萊的幫助下，隱居在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得到宋慶齡的關照。適逢張學良欲找共產黨聯合抗日，宋慶齡將闞尊民推薦給張學良。闞尊民決定應張學良之約去西安，化名“劉鼎”展開工作。從此之后，我父親闞尊民就改名劉鼎。</h3>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與張學良暢談半月余</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 1936年3月20日， 張學良派親信趙毅將劉鼎從上海接到西安。第二天，張學良接見劉鼎，開門見山地提出三個問題，說：“第一，我張某與日本人有殺父之仇、毀家之恨，抗日救國決不后人！可是，共產黨罵我是不抵抗將軍，是賣國投降?！薄暗诙?，中東路事件，蘇聯紅軍把東北軍打得那樣慘，還罵我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反蘇反共！”“第三，紅軍打東北軍，為什么打得那么厲害？”劉鼎說：“將軍所提三個問題很重要，請允許我考慮考慮，明天答復你，好嗎？”張學良緩緩地說：“好，明天聽聽劉先生高見?！?lt;br> <h3> 張學良知道蔣介石與共產黨之間有溝通，有聯系，蔣介石曾經派人通過張學良的防區(qū)到陜北。此時，張學良與李克農已經有過聯系和會談，雙方的共同點就是抗日，但是也有認識上的不一致。李克農在傳記里說，他與張學良在思想感情上有距離，比如說對蔣介石的看法。</h3><h3> 父親早年在四川宜賓老家當學徒、上中學時，見過不少當地哥老會的人，也和朱德率領的滇軍部隊打過交道，對軍閥、社會幫派的那些習氣知道不少。張學良好斗，好強。你正氣，他服你。你唯唯諾諾，他就看不起你。</h3><h3> 次日，張學良、趙四小姐與劉鼎共進早餐。隨后，劉鼎逐項回答張學良昨天所提問題。劉鼎說：“將軍身為東北軍司令、黨國要員，坐鎮(zhèn)東北，掌握幾十萬大軍兵權，守土有責?！乓话恕湛芊肝遥數厥剀姺蠲坏挚?，以致一夜之間沈陽淪陷，四月之內東北盡失。面對外侮不起而抗擊，當然遭到全國人民的唾罵？共產黨不能不表示態(tài)度。”</h3><h3> 劉鼎說：“中東路事件乃東北當局受蔣、日挑唆，首先挑釁和撕毀中東路共管協議，蘇聯自衛(wèi)反擊是正當的。東北當局一方面容許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大肆擴張勢力，一方面對中東路管權采取片面行動，事實上是親日反蘇，蘇聯對將軍的指責就絕非無中生有了?！?lt;/h3><h3> 劉鼎繼續(xù)說：“東北軍在蔣介石指令下，先在鄂豫皖、后在陜甘寧為蔣介石賣命打內戰(zhàn)，使蘇區(qū)和紅軍遭受很大損失。紅軍在陜北自衛(wèi)反擊，使東北軍受到挫折，這與我們蘇區(qū)和紅軍的損失相比較，孰輕孰重？到底誰厲害？” “蔣介石驅使東北軍在陜北前線剿共，是 ‘一箭雙雕’、‘借刀殺人’之計，以達到消滅紅軍，削弱東北軍，破壞抗日之目的。東北軍最‘厲害’之敵，是紅軍還是蔣介石？”</h3><h3> 看張學良對自己的話還聽得進去，劉鼎進而指出：“東北軍要實現‘打回老家去，收復東三省’的夙愿，最好的辦法是聯共抗日，不僅可以一洗將軍不抵抗、投降賣國罪名，而且可以擺脫蔣介石消滅異己的陰謀，這是東北同胞和全國人民對東北軍最為企望的明智之舉。將來抗日勝利，張將軍和東北軍必定名列史冊首頁?！?lt;/h3><h3> 一席話說得張學良心悅誠服，感到這位中共黨員有膽識、有見地，正是他要找的人，便誠懇地說：“劉先生見解不同凡響。你是我請來的朋友，就住在我這里。”劉鼎說“過獎了”，又表示想要去陜北向中央匯報，張學良即把自己曾去洛川會見過李克農，并將要與周恩來在膚施城(延安)會談的事告訴了劉鼎。當天下午，張學良偕劉鼎和隨從軍官飛往洛川67軍王以哲軍部駐地。</h3><h3></h3> <h3> 張學良和劉鼎在洛川談話十幾天。兩人同桌共餐，邊談邊吃，有時從一餐談到下一餐。有時沿著城墻邊散步邊談，談大事，談國家、 談民族、談軍隊、談黨派，也談小事，談到戀愛、婚姻、家庭。劉鼎知道張學良最關心的是聯共抗日問題，想更深入地了解共產黨，了解紅軍。劉鼎全神貫注于每一次談話，向張學良介紹蘇區(qū)的土地革命、政權建設、軍隊建設、以及政治、經濟、法律等各方面情況。盡可能地闡釋共產黨當前政治主張，如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問題，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等問題。張學良想知道紅軍為什么能以弱勝強，在艱難困苦中也能擴充隊伍，打敗了也不潰散，打散了又能聚攏？劉鼎以大量事實詳細說明，紅軍是從農民游擊隊發(fā)展起來的，貧苦農民出身的戰(zhàn)士有階級覺語，懂得為誰而戰(zhàn)，他們要保護自己的土地、家庭和蘇區(qū)，所以作戰(zhàn)勇敢，吃苦耐勞，遵守紀律；紅軍中廢除舊軍隊的軍閥作風，實行官兵平等，政治、經濟民主，部隊上下一心，團結一致，就有戰(zhàn)斗力，就可以采取機動靈活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紅軍有黨的堅強領導，有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充分發(fā)揮每個指戰(zhàn)員的積極性，保證各部隊間的協調配合；紅軍與人民是魚水關系，到處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任何舊軍隊都無法與之比擬。</h3><h3> 十幾天的長談，使張學良與劉鼎之間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張學良知道劉鼎曾經在德國柏林和蘇聯莫斯科留學，是閱歷豐富的飽學之士，是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優(yōu)秀共產黨人。劉鼎也深知張學良并非一介武夫和花花公子，他讀過唯物論、辯證法、政治經濟學和聯共黨史等馬列著作。十幾天的長談，使張學良對共產黨和紅軍有了進一步認識，明確了共產黨團結抗日的主張出之有據，靠得住，堅定了聯共抗日的決心，做好了與周恩來會談的思想準備。</h3>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延安會談</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 4月9日下午，張學良親自駕駛飛機，偕王以哲、劉鼎飛抵膚施城。當晚，在天主教堂，張學良與周恩來舉行了會談，共商救國大計。參加這次歷史性會談的有周恩來、李克農、張學良、劉鼎、王以哲五個人。周恩來與張學良談，李克農與劉鼎聽，補充。會談從晚上18時一直持續(xù)到次日凌晨4時。雙方就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救國的道路和前途、聯蔣抗日、蘇聯援助、互派代表、交流物資軍需、培訓干部等問題坦率誠懇地交換意見，達成一系列具體協議。<br><br> 這次會談的結果是雙方都沒有想到的。李克農上次匯報了與張學良會談的情況以后，中央準備了幾套會談方案，結果發(fā)現會談相當順利。雙方對抗日是統一的。共產黨是反蔣抗日，蔣介石是剿共抗日，張學良提出聯共抗日、勸蔣抗日。周恩來高屋建瓴，深刻透徹的發(fā)言和解決實際問題的周到恰切，給張學良留下深刻印象。張學良在聯共抗日問題上的主張和積極態(tài)度也使周恩來感到欣慰。李克農當然更是直接感覺到了劉鼎在會談前對張學良所做思想工作的效果。<br> 4月10日，劉鼎隨周恩來返回陜北蘇區(qū)。4月13日，中央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決定委派劉鼎為中共中央駐東北軍黨代表。張學良親自到洛川接劉鼎回西安。上飛機后，張學良說，“你在蘇聯是學過航空的，今天我們來飛一下試試。”張學良駕駛，劉鼎副駕駛，駕著飛機繞飛到黃河上盤旋，之后回到西安。<br><br><br><br><br>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西安事變</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 根據黨中央確定的方針，劉鼎和張學良多次交談，取得共識，要把東北軍變成一支真正抗日部隊，關鍵是要培養(yǎng)一批有抗日意識，有抗日覺悟的部隊骨干，形成東北軍的核心力量。他們主要加強了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在部隊上層建立抗日同志會，作為東北軍團結抗日的核心組織。張學良任會長，劉鼎任宣傳組織部長，孫銘九等高層軍官是成員，這些人在西安事變中發(fā)揮了積極骨干作用。二是開辦軍官訓練團，對團以下干部進行輪訓，呂正操就是其中一員，這期間劉鼎就和他相識了。三是擴大衛(wèi)隊營，加大培訓隨從軍官力度。四是創(chuàng)辦學兵隊，充實部隊基層。張學良招兵買馬有困難，劉鼎通過黨中央和華北局，先后組織了三批400多名北平、天津的青年學生到西安，其中有谷牧等一大批抗日骨干力量，充實到東北軍中。<br> 西安事變是張學良、楊虎城出自內心的愛國行動，冒著極大的風險，對保密工作非常重視。按照事先的分工，張學良負責抓蔣，楊虎城負責扣留蔣介石在西安的大員。12月11日半夜，張學良布置完抓蔣行動以后，通知劉鼎向延安通報，此時劉鼎才意識到這持續(xù)了半年的行動終于爆發(fā)了。這時已經全城停電，劉鼎備有地下工作所需的干電池發(fā)報機，就趕快到南門電力行買了干電池給延安發(fā)報。12日凌晨抓到蔣介石以后，孫銘九從臨潼趕回西安向張學良匯報，張學良又親自告訴劉鼎通報延安。<br><br><br><br><br> <p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b>七賢莊一號</b></h3><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 西安事變爆發(fā)開始，父親劉鼎在西安實際上是個大管家的角色，交通聯絡、通信聯絡、食物、軍需品以及運輸等等半地下大事小事都需要父親本人親自出面解決。七賢莊離火車站近，又比較安靜，故在紅軍主力長征到達陜北后，中央布置租用七賢莊1號建立聯絡站。當時蘇區(qū)最缺乏的是藥品器材，為便于解決這個問題，劉鼎在七賢莊開了一個牙科診所作為掩護。牙科醫(yī)生是德國友人溫奇，護士是夏明媽媽。劉鼎動員張學良來診所看牙，于是這里就成為張學良私人牙醫(yī)的診所，起到了更好的保護作用。<br> 后來聯絡站負責電臺的是涂作潮。涂作潮是我父親在蘇聯東方大學的同學、上海特科的戰(zhàn)友，學無線電專業(yè)的。他來了以后，提高了電臺功率，聲音也比較大。電臺工作的時候，牙醫(yī)那邊也在工作，起到掩護作用。事變前的一天，涂作潮正在發(fā)報，有人敲院門。夏明開門一看，是一個女人。那個女人說，“你們收音機聲音怎么這么大呀？把聲音調小一點?！痹瓉磉@個女人就是旁邊七賢莊5號國民黨派遣隊留守處的，他們電臺的功率小，我們電臺把他們壓住了。夏明媽媽向父親匯報了這件事情。父親說，這是個好事，他們并沒有懷疑到我們的電臺。以后電臺工作的時候，把收音機開大聲。<br> 后來，七賢莊1號就成為八路軍辦事處。<br> <h3> 劉鼎妻子吳先清。吳先清，1904.6浙江臨海出生。1924年1月，由徐梅坤介紹加入中共，是浙江省最早的女共產黨員之一，是浙江臨海的第一個黨員。1938年在蘇聯犧牲。</h3><h3> 1984年6月，國家安全部《關于吳先清革命歷史的調查情況》稱：“吳先清參加我黨后，為我黨和共產國際從事情報工作，在艱苦的革命斗爭中，為革命事業(yè)作出了貢獻，是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h3>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兌換山西幣</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 我父親劉鼎從陜北回西安的時候，用騾子馱回一些山西幣。這些山西幣是紅軍春天東征時繳獲的，要換成國民黨中央鈔票才能通用。而能夠大量換錢的地方只有山西省省會太原。父親找到上海的艾黎幫忙。艾黎帶了2個老外從上海坐了3天3夜火車到西安。艾黎帶著這些山西幣，第二天就坐小火車，從西安到鄭州，再到石家莊，再到太原，跑了三家錢莊換了9000元中央票。剩下的錢又到北平找個錢莊兌換出來，然后帶回上海。宋慶齡知道后，自己掏腰包湊成10000元，并親自出面找到上海商業(yè)儲蓄銀行章乃器，請他用銀行名義電匯給西安劉鼎。劉鼎再從西安帶到延安，以解軍需之急。<br> 前些年我到上海和北京參觀宋慶齡故居，還見到展柜里有山西幣的展品。<br>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斯諾蘇區(qū)行</b><br><br><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父親劉鼎1936年從上海到西安時，宋慶齡曾經委托父親把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美國醫(yī)生馬海德帶到陜北。父親到西安第三天就隨張學良將軍去了洛川，甚至沒有時間和斯諾二人打招呼。斯諾二人等了幾天見不到劉鼎影子，也不可能有其它辦法去陜北，已是彈盡糧絕，只好又折回上海。</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為了打破蔣介石的經濟封鎖和輿論宣傳封鎖，仲夏時節(jié)，斯諾二人又來到西安，轉道去陜北。本來約好用飛機送到洛川，后來出于安全考慮，用汽車送到洛川，再到陜北。斯諾這次采訪，用了四個多月時間，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進行了多次長時間談話，收集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第一手資料。斯諾還深入到紅軍戰(zhàn)士和老百姓當中，口問手寫，對蘇區(qū)軍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風俗習慣等等做了廣泛深入調查。四個月的采訪，斯諾密密麻麻寫滿了14個筆記本。</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10月下旬，斯諾一行從蘇區(qū)回西安。采訪資料帶在身邊太顯眼，就用一個麻袋把所有的采訪資料、照片膠片裝上，放在軍用卡車車廂里。到西安時已經是黃昏了。下車以后，卻發(fā)現麻袋沒有了。這下把大家驚出一身冷汗。怎么辦呢？要司機原路返回尋找，司機不肯。劉鼎對司機曉以大義，并押車一起返回咸陽倉庫去找，終于在一個器材麻袋堆里找到了這個麻袋。這里面最珍貴的照片就包括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斯諾帶著采訪資料安全回到西安，正好史沫特萊、丁玲也在七賢莊，大家把酒言歡，共同慶賀。</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就在斯諾返回北平的同時，國民黨當局登出報道，“斯諾已被赤匪處決了”。美聯社信以為真將消息轉發(fā)回國。在這個關鍵時刻，斯諾出席美國使館記者招待會，公開自己陜北之行的主要事實。迅速在上海、北平的英文報刊發(fā)表了《毛澤東訪問記》和有關蘇區(qū)的一篇篇特寫報道，很快轟動了中國知識界，引起軒然大波。后來這些報道編譯成《紅星照耀中國》，也有譯作《西行漫記》。當時，很多熱血青年懷揣這本書，輾轉奔赴延安。</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br></div></h3> <h3> 1945年，劉鼎與夫人易輝在延安。</h3> <h1><b> 兵工泰斗</b></h1><h3><b><br></b></h3><h3> 解放后，父親劉鼎被任命為中央重工業(yè)部副部長兼兵工總局局長，分管軍工、機器、汽車、船舶及電子工業(yè)。</h3><h3> 1951年，我國軍事代表團到蘇聯談判，商談援助我國軍事工業(yè)發(fā)展項目，簽訂軍火訂單。徐向前總參謀長任團長，我父親劉鼎是副團長，成員有幾個軍兵種的副司令，包括空軍、炮兵等。這時候抗美援朝戰(zhàn)爭已經開始，我們必須要建立自己的兵工廠。經過半年的談判，終于落實了156項蘇聯援建項目，其中一大部分是軍事工業(yè)項目。西安東郊這片國防工廠，比如黃河廠、東方廠、西光廠、昆侖廠，還有西郊的航空工廠，北郊的紅旗廠，都是父親提出的方案和資料。當時西安是一個三四線的城市，在中央把東北、西安定為軍工基地以后，西安就從三四線城市躍升為一線城市。</h3> <h3> 1951年，劉鼎同志在莫斯科。</h3> <h3> 1951年，劉鼎同志與兒子劉莫陽在莫斯科。</h3> <h3> 1962年，我大學畢業(yè)以后，分配到西安工作。我父親出差住在西安人民大廈。他們此行主要是為了調整軍工廠三線布局。張愛萍是團長，我父親是副團長。我去人民大廈探望父親，并在他的套間內小住了一周。那段日子里，東郊各個國防大廠的領導差不多都來了，他們要聽老領導講講他們不知道的事情，講講西安事變。我這才知道，原來父親參加了西安事變，知道東郊軍工企業(yè)的廠領導都是從太行軍工出來的老戰(zhàn)士，知道父親促成了西安軍工的建設，對西安軍工的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h3><h3> 父親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開始就竭盡全力從事兵工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和建設，在閩浙贛蘇區(qū)親手自制了紅軍的第一批火炮；在抗戰(zhàn)時期，領導太行軍工開創(chuàng)了的我軍武器裝備的黃金時代，為壯大我軍，打敗日寇以及取得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習仲勛曾經贊譽父親是中國共產黨軍工創(chuàng)始人，并為父親題詞：“兵工泰斗，統戰(zhàn)功臣”。</h3> <h3> 1980年，與鄧穎超同志在全國政協會議上。</h3>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上海路遇孫銘九</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 解放后，孫銘九在北京時曾經來過我家。有一次，我去上海出差。在淮海路偶然遇到孫銘九，非要讓我去他家。他家房子不大，墻上掛了好幾張大照片，其中有一張和葉劍英的合影。孫銘九告訴我，當年葉劍英在西安時，就在孫銘九家里住。有一次，葉劍英正在開會，被特務發(fā)現，包圍起來。父親得知后，立刻找到張學良的秘書，開了張學良的專車，把葉劍英接出來。<br>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劇場邂逅陳賡</b><br><br><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陳賡是父親的老上級，在上海特科二科的時候，陳賡是科長，父親是副科長。陳賡特別尊重、特別器重父親。陳賡在戰(zhàn)爭中多次負傷，腿腳不方便，在上海治療。跑腿的事父親做得多。母親吳先清也曾在特科工作過，后來是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諜報組長。特科在住地開了個水果店作為秘密聯絡點，母親坐柜臺掩護情報活動。陳賡與我父母親關系很親近。我母親1935年去了蘇聯，最后失蹤，一直沒有找到。</span></div><div style="text-align: left;"><span style="color: inherit;"> 1956年夏天，我考入大學，在北京上大學。我一個名叫甘棠的姑姑（原名闞思穎），她曾經參加過長征，正好來北京出差。我請姑姑在劇院看戲。劇場休息期間，突然聽到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大喊：“陳副官，給我買兩個冰棍去。”這舉動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姑姑說：“那是陳賡！”她馬上走過去和陳賡說話。不知他倆寒暄兩句什么話，陳賡急切地招手讓我過去，姑姑說：“這是吳先清的兒子。”陳賡非常激動地說：“我和你爸爸媽媽是老戰(zhàn)友，你母親是我黨早期的優(yōu)秀女黨員。你準備一下，我讓副官接你到我家多住幾天?！蹦菚r，我已是一個五尺高的軍人，但從小就沒有母親，這是第一次聽到一位德高望重的領導人這樣評論母親，淚水已在眼眶里打轉了。第二天，陳賡的副官接我到他們家。他說：“我和你父親是親密戰(zhàn)友。你父親辦事穩(wěn)重，更重要的是能幫我的忙?！薄敖夥藕螅M了北京，我第一個找的人就是你父親。你媽媽更是一個了不起的革命家。我一直在找人打聽她的消息。也有可能她從蘇聯回到新疆，可能還在新疆。我們一直在努力找她?！蔽以陉愘s伯伯家找到了家庭的溫暖和革命的激情，陳賡伯伯讓我以后就經常去他家，那段時間還見到了彭干臣的兒子。陳賡伯伯對烈士和戰(zhàn)友的子女真是非常地關心愛護。</span></div></h3>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紅二代”參加軍工建設</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 我1933年出生在上海。一年后，母親調到蘇聯。我被送回浙江臨海母親老家。三四歲時送到四川老家。爺爺只有父親一個兒子，兩個姑姑也參加了革命?？箲?zhàn)勝利那一年爺爺去世。解放后，我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一直到1953年，我出差路過北京，才第一次見到父親。這一年我30歲。1956年我從部隊復員轉業(yè)，到北京上學六年。北京工業(yè)學院畢業(yè)以后，分配到西安炮兵研究所，也就是205所，一直工作到退休。<br> <h3> 文革時，我的父母親都是中央定的叛徒特務。在那個時候，像我這種家庭出生的人都是注定要被掃地出門的。我被暫時留在研究所，我說，“哪天通知我走我就走?！弊龊昧穗S時被踢出門的準備。即使這樣，我也沒有閑著，還是搞了些科研項目。比如紅外線攝影機夜視裝備，當時的樣機就在珍寶島前線用上了。我們的攝影機能拍100多米的距離，還要用紅外燈，把邊界線上的情況錄了下來，看到有幾個人過境了，對方就只好認賬。</h3><h3> 前幾年，陜西省電視臺采訪，讓我講西安事變中的劉鼎，講著講著就變題目了，成為“紅二代”參加軍工建設了。</h3><h3></h3> <h3> 我兒子大學畢業(yè)以后，進入北京兵器研究院工作。我們家是三代共和國軍工人。父親劉鼎把全部身心都傾注在中國革命和人民軍工建設事業(yè)上，他嘔心瀝血，披荊斬棘的革命精神永遠激勵著我們一代一代為共和國軍工事業(yè)建功立業(yè)。</h3><h3> 父親的功績永載共和國光榮史冊！父親永遠活在我們心中！</h3><h3><br></h3><h3>口述：闞文木（劉鼎之子 西安應用光學研究所 高級工程師 ）</h3><h3>執(zhí)筆：李 焱（西安公路研究院正處級調研員 高級經濟師 ）</h3> <h3> 胡耀邦同志對易輝同志說：“劉鼎同志是個好同志！”</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