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兄弟情，戰(zhàn)友情</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i>——憶姚運良同志</i></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周純麟</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我和姚運良同志第一次相識是在1931年打完豆腐店之后。</p><p class="ql-block"> 豆腐店在河南省商城縣境內(nèi)，是一個只有十戶人家的村鎮(zhèn)，因該地盛產(chǎn)大豆，賣豆腐的多，故得名豆腐店。這一帶地形復雜，多為丘陵，上坎下洼，道路崎嶇，既能隱蔽又好出擊。豆腐店之戰(zhàn)，我們紅軍十個團的兵力打敗了蔣介石嫡系部隊——湯恩伯的第二師等十九個團對商城的增援，總計殲敵四千多人，繳槍兩千余支，其中大量是日本造的三八大蓋槍。這一仗，使剛剛投入鄂豫皖第三次“圍剿”的蔣介石嫡系部隊一出馬就大敗而逃。從而大煞了敵人的氣焰，打出了紅軍的威風，長了人民的志氣。</p><p class="ql-block"> 但是豆腐店一仗，也使我們師部通信排受到一些損失。由于戰(zhàn)爭的需要，師部通信排要進一步擴大成通信隊。因此，師首長決定從三個團里挑選出一些戰(zhàn)士，充實到師部當通信員。條件有三個：一是打仗勇敢；二是機動靈活；三是懂普通話，能及時準確地將師首長的指示傳達下去，把團里的情況反映上來。當時，紅軍的通信主要靠通信員的口頭傳遞。我和姚運良同志就是這次分別從紅軍三十三團和三十二團被挑選到師部當通訊員才認識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一、 約法三章</b></p><p class="ql-block"> 從年齡上來說，姚運良大我一歲，從個頭上來說，他也比我高一些，從性格上來說，姚運良比我柔順一些，我則比較急躁一些。姚運良是湖北大悟（原屬黃安）人，我是湖北麻城人。我們兩人家里都很窮，在舊社會都是被壓在最底層。姚運良自小跟雙目失明的父親討飯，十來歲就上山打柴，幫人放牛。我從小跟哥哥扎紙人紙馬（當?shù)厝私屑堅?，挑貨郎擔，后來又給人家?guī)凸?，做豆腐。共同的悲苦命運，不僅使我們共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參加紅四方面軍，而且使我倆從當通信員一相識，就像親兄弟一樣親密無間，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共同進步。</p><p class="ql-block"> 但是，真正使我們倆認識到殊途同命，還是后來學了文化和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之后的事情。那時候，雖然天天行軍打仗，可是我們?nèi)匀粓猿謱W習文化。最流行的辦法是從寫字條開始，一天寫一個字，貼在背包上，行起軍來，后面的人認前面背包上的字，后來每天認兩三個字。我們起先是從“上”、“下”、“天”、“大”、“小”、“多”、“少”、“馬”、“?！?、“羊”認起的，后來才慢慢認識“地主”、“壓迫”、“剝削”、“革命”、“行軍”、“打仗”、“勝利”、“翻身”等一些較難的字和詞。原先我們感到學文化很難，也不好意思，覺得別扭，不如打仗、送信、殺敵人痛快。后來在師首長的教育和要求下，并通過談學習的好處，慢慢養(yǎng)成了習慣，嘗到了甜頭，越學越想學，還自覺地堅持一天一小考，每天一中考，十天一大考。我和姚運良互相背誦，互相督促，互相 考試，有一個字考不出，除了當天非學會以外，第二天還要自覺去幫助炊事班挑一擔水。我們之所以這樣學習和考試，既是參謀主任文建武同志對我們的要求，也是我們倆人自覺定的規(guī)矩：一個字考不出，挑一擔水；兩個字考不出，挑兩擔水；依此類推這個沒成文的“規(guī)矩”，我們倆都自覺地遵守，以此來推動和促進我們堅持學習。學得多了，我們就學寫字，沒有紙，就在地上劃；沒有筆，就用樹枝代替，或者用打土豪時繳來的筆，俗話說，“知書達理”，事實也確實這樣，隨著識字一天天增多，革命道理也懂得多了，許多過去不明白的事情明白了，過去想不通的東西想通了，過去懂得的一些道理現(xiàn)在知道得更多更深了。我們兩個通信員之間的團結(jié)也越來越親密無間，就像一個人一樣。為了更好地履行通信員的職責，我倆還私下里“約法三章”：一、完成首長交給的任務要及時，不得誤時間；二、傳口信一定要聽清、記牢、傳準，不得傳錯了，不能在送信的路上玩；三、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哪怕是槍林彈雨，火海刀山，也要保護好首長，絕不怕死。在當通信員的日子里，我倆一直自覺地遵守著這“約法三章”。</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二、到敵后取情報</b></p><p class="ql-block"> 記得在圍困蘇家埠的四十多天時間里，我們打垮了敵人兩次 大的增援。為了摸清敵人第三次大增援的兵力，師長倪志亮要我連夜趕到離師部駐地三十里外的四十里鋪附近，給深入敵后的師部便衣偵察隊送信，并取回他們偵察到的敵人增援兵力的情報。姚運良對我一個人黑夜深入敵后很擔心，請求倪師長派他去。師長看我們倆爭執(zhí)不下，就決定派我們倆一起去。</p><p class="ql-block"> 這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又下著毛毛細雨，道路泥濘，行走十分困難，我倆手拉手，一步一步摸索著前進。我滑到了，他就拉我一把；他滑到了，我就拉他一把。一路上翻山越嶺，硚水溝，鉆樹林，高一腳低一腳，誰也不知道自己跌了多少跤，有時兩人一起滑到了，又一起爬起來。經(jīng)過六安州城南時，我們碰見了敵人的哨兵，不得不多繞了幾個村子。師部便衣偵察隊行蹤不定，師長當時只告訴了一個大概的地方，并沒有準確的地址。因此，我倆找了好幾個莊子才找到偵察隊。我們將師長的信交給了偵察隊的負責同志，同時帶回了他們剛偵察到的敵人的情報。當我們黎明前又饑又渴返回師部，將情報按時交給師長倪志亮和政委甘吉時，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倪師長和甘政委看完情報，當場表揚了我倆，倪師長說：“任務完成得很好。如果仗打勝了，給你們記上一功！”</p><p class="ql-block"> 師首長接到情報后，按照敵人可能增援的兵力和時機，重新擬定了作戰(zhàn)計劃，調(diào)整了全師的兵力和兵器。結(jié)果，第二天敵人的增援部隊一來就被我們打垮了，被圍困在蘇家埠、韓白渡的敵 人也投降了。這次戰(zhàn)斗，我們和兄弟部隊一道打得很漂亮，生擒敵總指揮一人，旅長八人，團長十人，殲敵三萬余人，繳槍兩萬余支，炮四十四門，機槍五十挺，擊落敵機一架，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三次“圍剿”，取得了鄂豫皖根據(jù)地的一次空前大勝利。后來，師首長和同志們每當談起這次勝利的時候，總免不了把我們這兩個通信員捎上，夸獎一番，真使我們感到不好意思。</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三、舍身相救</b></p><p class="ql-block"> 1937年2月，我們紅軍西路軍駐守在甘州（今張掖市）西南五十余里的倪家營子地區(qū)，當時，我在二六三團三營任教導員。</p><p class="ql-block"> 一天上午，團長打電話叫我去，到了那里，團長說：“你們?nèi)隣I在甘肅北部經(jīng)過長期行軍作戰(zhàn)很疲勞，本來應該好好休息一下的，可是敵人跟上來了，又得要辛苦你們了?！闭f著，他把地圖放在我面前，開始談任務：“我們現(xiàn)在的駐地是個狹長地帶，東西兩側(cè)是山，南面是一塊平原，大部隊就住在那里。最北面有個碉堡，是我們?nèi)珗F、全師的前哨，不！應該是我們我們?nèi)姷那吧凇，F(xiàn)在二六九團一個連守在那里。根據(jù)敵情，根據(jù)地形，敵人的進攻非從北面來不可，這樣，它首先必定要奪取這個碉堡。因此，團里決定你帶一個連去接替兄弟部隊，堅守這個碉堡！”團長向我看了一下，又說：“我們團的部隊，雖然都在你們南面二三里路，但是打起來后，你們要單獨作戰(zhàn)，至少要堅持到明天黃昏，等待大部隊反擊?！眻F長談了任務，政委又叮囑我：“回去好好動員一下，敵人的騎兵是爬不上碉堡的！”</p><p class="ql-block"> 黃昏，我?guī)е胚B出發(fā)了。外面西北風刮得很緊，天空飄著雪花，路上都結(jié)了冰。戰(zhàn)士身上圍著一條被單，頭上戴著的還是長征時的八角帽。但是，大家對這次戰(zhàn)斗充滿信心，一邊走路還一邊談笑著：“這次，定要叫馬匪軍嘗嘗我們的厲害！”</p><p class="ql-block"> 走了一里多路，老遠就看見一個黑魊魊的碉堡，有三丈多高，真像一座寶塔。走近一看，這原來是一個老百姓用泥土砌起來的土碉堡。墻壁很厚，墻角有一丈多寬，共有三層，最上一層沒有頂，只有半人高城垛的土墻，站在頂上，可以控制四面；第二層每面有一個很小的窗子，算是槍眼。炮樓的四周圍著一堵矮墻，矮墻外是一道淺淺的圍溝，圍溝已經(jīng)干枯，鋪了一層薄雪，沒有一點水。圍溝的外面是兩道兄弟部隊臨時架設的棗樹鹿砦。這種障礙，就是把棗樹攔腰砍斷，枝頭向外，樹干朝里，然后用鐵絲或繩子把樹干捆在一塊。有的為了牢固，還將樹干埋在土里，使敵人不易破壞。再外面就是一片開闊地，向北二百多米，有三四間老百姓的茅草屋，因為打仗，老鄉(xiāng)都逃走了。</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上午，我們雖然打垮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但付出的代價也很大。到午后，碉堡里連我在內(nèi)只剩下九個人，其中還有兩個輕傷員。頭天晚上，我?guī)砹艘话偃鄠€生龍活虎的戰(zhàn)士，可是現(xiàn)在只剩下這么幾個人，想想不由得心里難過。但我意識到，在這危急而艱難的情況下，作為一個指揮員，需要的不是眼淚，而是信心、勇氣和力量，我鼓勵大家說：“同志們，你們都明白，這碉堡是我們?nèi)珗F全師，以至全軍的前哨。為了守住這前哨陣地，我們已經(jīng)有一百二十多個戰(zhàn)友犧牲了。我們應該怎么辦？”</p><p class="ql-block"> “誓與碉堡共存亡！”幾個人齊聲堅定地回答。</p> <p class="ql-block"> 黃昏時分，外面又響起了密集的槍聲，先是在東、西兩面，后來槍聲又逐漸向北面移動。我在上面不了解情況，仍然堅守在碉堡的二樓上監(jiān)視著外面的敵人。忽然，一個負了傷的通信員驚喜地叫著：“教導員，教導員！下面有人叫你！”我那時耳朵已被槍聲、炮聲和手榴彈爆炸聲震聾了，加上注意力集中到監(jiān)視敵人的動向上，因此，直到通信員幾次大聲地喊叫，我才聽清楚。</p><p class="ql-block"> 我伸頭往外一看，是我們的大部隊在反擊。我趕忙從碉堡上跳下去，軍政委李先念、師團首長及我的老戰(zhàn)友、二六七團政委姚運良站在我面前。在這危急的時刻，見到自己的首長和戰(zhàn)友，我驚喜激動得呆住了。李先念政委沉重地說：“純麟，集合部隊吧?！蔽壹狭藦牡锉だ镒叱鰜淼耐?，連我總共還有九個人。望著身旁犧牲了的戰(zhàn)友，心里一酸，眼淚刷刷地流了下來。李政委和姚運良同志走過來，一個握住我的右手，一個握住我的左手，低聲地安慰和鼓勵我說：“不要難過，你們打得好，打得好！”</p><p class="ql-block"> 在我們部隊的反擊下，敵人的進攻被打退了，龜縮到“上營子”去了。晚上，營長汪馮志帶著八連來換我?guī)У木胚B，繼續(xù)堅守這個碉堡。我將一天的情況向汪營長作了介紹，并與他一起研究了重新改造地形、搶修工事的方案，就帶著九連的同志到南面二千多米外的村莊休整，并重新組建九連。</p><p class="ql-block"> 八連守碉堡的這天黃昏，我們接到反擊命令。團首長和一營營長趙海風帶領一營部隊和其他兄弟部隊的大多數(shù)人，向碉堡的右側(cè)沖擊；姚運良同志帶的部隊和我所帶的七連、九連，向碉堡的左側(cè)沖擊。由于地形起伏，北高南低，我們處在敵人的火力壓制之下，因此，我們每前進一步都非常困難，我和姚運良所帶的部隊相互掩護著前進。為了使部隊沖得更快，我從戰(zhàn)士手中搶過一挺白朗寧機槍，瞄準敵人邊打邊向前沖。姚運良拿著望遠鏡觀察敵人和部隊前進的情況，緊緊挨在我的左側(cè)。我打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密切注視著敵人的動向，不時地與我交換意見，指揮部隊向敵人沖擊。</p><p class="ql-block"> 密集的子彈就像飛蝗一樣，在我們頭頂上呼呼直響。但是，戰(zhàn)士們毫無懼色，機智地利用田埂、地坎，勇敢地向敵人沖去，只聽到手榴彈的爆炸聲和大刀的砍殺聲。我和姚運良也隨著沖鋒的戰(zhàn)士前進著，當我們前進到離碉堡只有一百多米的時候，敵人的子彈打得更急了，妄圖阻止我們反擊。</p><p class="ql-block"> 我以田埂作掩護，端起機槍向敵人猛烈射擊。我越打越猛，敵人的火力受到壓制。突然，姚運良一把奪過我手里的機槍，向敵人射擊。他端起機槍才打出幾發(fā)子彈，就“叭”地一下左臂中彈，倒在血泊中。這時，我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從望遠鏡里看見敵人正在準備向我瞄準射擊，但是，我的機槍為了掩護戰(zhàn)士們沖鋒不能停止射擊。在這千鈞一發(fā)之際，他把危險承擔起來，毅然上前奪過機槍，救我脫險，掩護沖鋒。我當即叫通信員把他先背下去，便又重新端起機槍躍身向前，對著敵群更加猛烈地射擊起來。在一排敵人倒下之后，又向著另一排敵人掃去，我恨不得讓前面的敵人在我的機槍下通通喪生，為姚運良的負傷和犧牲的戰(zhàn)士們報仇。</p> <p class="ql-block"><b>新四軍四師騎兵團團長周純麟與政委姚運良</b></p> <p class="ql-block"> 幾個方面的部隊在繼續(xù)前進，戰(zhàn)士們也更加勇猛地沖鋒，沒多久，我們就取得了這場反擊的勝利。我從戰(zhàn)場下來之后，立即奔到姚運良的身旁，跪在冰雪地上，看衛(wèi)生員還在給他洗滌、包扎傷口，我將自己身上那件打了好幾個洞的舊羊皮大衣脫下來，輕輕地蓋在他的身上，無限感激地流著淚水說：“運良同志，我感謝你救了我的命！不是你，我可能負傷，也可能犧牲了！”姚運良同志微微睜開雙眼，用右手緊緊握住我的手，誠懇而懇切地說：“不能這么說，這是我應該做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四、 訓練成果，連打勝仗</b></p><p class="ql-block"> 1939年秋天，姚運良隨李先念等同志一道從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回到延安，以后分到華中工作，又被送進華中局黨校學習。我是1940年1月從新疆回到延安的，起先被分配到華中八路軍四縱隊（后改編為新四軍四師）工作，1941年8月到四師騎兵團任副團長，不久任團長。1942年底，反“掃蕩”剛結(jié)束，姚運良在黨校學習畢業(yè)了，分配到騎兵團當政委，我倆別提有多高興了！昔日的兩個紅小鬼、通信員，想不到現(xiàn)在又在一起領導騎兵團的工作。我倆在杜巷村頭見面時抱在一起，歡喜得跳起來。</p><p class="ql-block"> 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整訓和訓練，騎兵團就像長滿羽毛的鷹更加豐滿了。不僅思想、作風、紀律有了明顯的提高和進步，而且騎兵馬術(shù)也有了新的長進和發(fā)展，還特別加強了特技的訓練。從一馬騎兩人到一馬騎三人，其中兩人藏身；從兩馬并排飛奔，一人站在兩馬背上，到兩匹馬上有五人，即每匹馬有兩人藏身，一人站在兩馬背上；馬上拿大頂，即倒立在飛奔的馬背上；馬上翻杠子，即兩馬并列飛奔，騎者肩扛杠子，一人在杠子上做各種動作，包括單腿掛杠上；還有馬上獨立劈刀、兩手雙劈刀、馬上獨立跳障礙、獨立打步槍、投手榴彈，以及馬上打機槍、打擲彈筒，甚至能夠一人夾著另一個人，其中一人駕馭馬匹，另一人在馬上打機槍等。同時，還加強了各種騎兵戰(zhàn)術(shù)的訓練，多次進行戰(zhàn)術(shù)演習，包括騎兵對騎兵的對抗演習，騎兵的追擊戰(zhàn)，打敵密集隊形的步兵，以及沒有步兵配合的騎兵攻堅戰(zhàn)和有步兵配合的步騎協(xié)同作戰(zhàn)。通過苦練，使騎兵在戰(zhàn)斗中逐步做到了逢溝過溝，逢坎過坎，逢水涉水，超越各種障礙時乘坐穩(wěn)固，行動自如，指揮靈活，能攻能守，能進能退，具有較高的機動作戰(zhàn)能力。這時候，可以說我們是兵強馬壯，訓練有素，既能騎兵自己獨立完成任務，又能徒步或與步兵一道進行步騎作戰(zhàn)了。 </p> <p class="ql-block"><b>新四軍四師騎兵團的馬術(shù)訓練</b></p> <p class="ql-block"> 1943年秋天，滿地長著高粱、玉米，我和姚運良同志親自帶領騎兵三大隊出發(fā)到靈璧以北尋找戰(zhàn)機。</p><p class="ql-block"> 當時在宿縣以東的時村駐著偽淮省“剿匪”第一支隊少將司令胡澤普的司令部。時村東北的魚鉤，駐著這股偽軍的一個團。我們是在拂曉前到達時村和魚鉤之間游集南面的劉派家埋伏的，并且換上了便衣站崗。</p><p class="ql-block"> 這次，我們是遠距離埋伏，準備打了就走。天剛亮，我、姚運良和展廣蘊大隊長來到村邊觀察地形和敵情。哨兵報告說：“有兩個偽軍騎著馬，大背著槍到莊子里來了?！蔽覀冸[蔽著向后面擺了擺手，大家屏住氣，讓這兩個偽軍進了莊。幾個騎兵戰(zhàn)士突然包圍上去，這兩個家伙還來不及把背上的槍取下來，就當了俘虜。經(jīng)審問才知道當天的敵人要經(jīng)游集向魚溝的敵人送棉衣，魚溝的敵人要派一個中隊來接，并準備到劉派家吃派飯。這兩個家伙就是事先到莊子里來派飯的。這時，哨兵報告已看到公路上魚溝的偽軍，大約有一個連的人過來了。我和姚運良立即指揮騎兵三大隊上馬出擊，不一會兒就把這個連全部消滅了。</p><p class="ql-block"> 我們正在打掃戰(zhàn)場時，只聽得“的篤、的篤”的馬蹄聲由遠而近，四輛滿載棉衣的偽軍馬車直向游集而來，并有一個騎兵排護送。送到嘴邊的肥肉還有不吃的？我們連忙調(diào)轉(zhuǎn)馬頭向敵人的馬車沖去，護送的偽騎兵見狀立馬逃跑了。馬車上押送的偽軍來不及抵抗就當了俘虜。 </p><p class="ql-block"> 這天上午，我們打了兩個勝仗，只傷了一匹戰(zhàn)馬，俘虜了偽軍需副官以下幾十人，繳獲包括滿載棉衣四百二十套的四輛馬車和十四匹騾馬，還有偽幣十三萬元。12月4日，淮北《拂曉報》在頭版登載了這個消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span class="ql-cursor">?</span>五、被炸彈埋進“貓耳洞”</b></p><p class="ql-block"> 戰(zhàn)爭既能鍛煉人、考驗人，又能培養(yǎng)人、造就人。</p><p class="ql-block"> 隨著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初期的節(jié)節(jié)勝利，我和姚運良同志相繼從騎兵團調(diào)到師的領導崗位工作，他當師長，我當副師長。雖然戰(zhàn)爭時期戰(zhàn)斗頻繁，領導工作相當緊張、繁忙，但是我倆相互間的關懷、照顧、體貼卻有增無減。</p><p class="ql-block">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戰(zhàn)役開始。我們師在新安鎮(zhèn)（現(xiàn)新沂）以東擔任主攻任務。過去，我們師都是打阻擊，這次改打主攻，戰(zhàn)士們特別高興?？墒?，夜晚一打，敵人就跑了。</p><p class="ql-block"> “追！”</p><p class="ql-block"> “敵人跑到哪里，我們就追到哪里！”</p><p class="ql-block"> 戰(zhàn)士們的情緒特別高昂。鎮(zhèn)上的群眾也紛紛指點著追擊的方向，許多大爺大娘把一碗一碗的開水送給戰(zhàn)士們喝。</p><p class="ql-block"> 一路上，除了找向?qū)Щ诵r間外，幾乎一直不停息地在行進中，戰(zhàn)士們沒有一個掉隊的。</p><p class="ql-block"> 我?guī)熢谧?，徐州東面的兄弟部隊則堵，很快把敵人壓縮到縱橫不及十華里的碾莊車站及其北側(cè)地區(qū)。到22日，十七天中，淮海戰(zhàn)役的第一階段，我軍就殲滅國民黨正規(guī)軍黃百韜十個師，劉汝明部一個師，孫良誠部兩個師，宿縣守敵一個師，馮治安部半個師，共十四個半師以及許多國民黨非正規(guī)軍部隊，并給予邱清泉、李彌、孫元良等部以嚴重打擊，切斷了徐州、蚌埠兩處國民黨軍的聯(lián)系，解放了徐州周邊諸多重要城鎮(zhèn)、車站，使徐州之敵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使山東、蘇北兩大解放區(qū)連成一片，為第二階段的勝利打下了基礎。</p><p class="ql-block"> 但是，敵人并不甘心滅亡扔在負隅頑抗。</p><p class="ql-block"> 一天下午，我和姚運良正在一個“貓耳洞”里指揮部隊作戰(zhàn)。敵人的炮彈就像狂風暴雨一樣，向我們的指揮所急速傾瀉?！斑圻圻圻?！”敵炮一陣接一陣地急速射，各鐘炮彈的呼嘯聲、爆炸聲，使整個大地仿佛都在顫抖，刺人耳鼓，攝人心肺。我們指揮所的上面火光迸發(fā)，黑煙爆起。“貓耳洞”里，頂上的土塊刷刷地往下掉，不時地打在我們頭上、肩上。我感到此刻蹲在“貓耳洞”里很危險，幾次勸姚運良離開這里，但他都不肯，說：“這里是指揮所，我的指揮位置在這里！”</p><p class="ql-block"> 炮火急襲剛過，十幾架敵機又低空掠來，先是在我們頭頂上盤旋，然后對我們的陣地和指揮所輪番轟炸、掃射。</p><p class="ql-block"> “咚——咣！咚——咣！”兩串炸彈在我們的指揮所頂上爆炸后，把“貓耳洞”左側(cè)的頂掀了一個碗口大的“天窗”，與此同時，簸箕大的一塊土石從頂上掉進指揮所里。</p><p class="ql-block"> “撤！”還沒等姚運良師長的命令下達完畢，又是幾串炸彈在指揮所頂部炸開了，“貓耳洞”整個被炸塌了，姚運良和我都被埋在洞里了。機關的同志扒開泥土，把我從洞里救了出來?！耙熼L呢？”我焦急地問.</p><p class="ql-block"> “還在洞里?！?lt;/p><p class="ql-block"> “快扒!”說完，我和其他同志一道，用雙手拼命地扒土，手指都扒出血來了。這土，塌下去很快，可扒起來卻挺費勁。幸好“貓耳洞”頂部的土被炸彈炸飛掀掉了很多，所以壓在姚運良師長身上的土并不太厚。當我們把他從洞里扒出來，他睜開眼的第一句便是問“周副師長呢？”</p><p class="ql-block"> 當他看見我就站在他面前時，高興得拉著我跳起來，并樂觀地對著天說：“王八羔子，就這么一點炸彈還想把我們埋進土里？！可惜土地爺不收，又把我們?nèi)肆嘶貋恚 币\良這一席風趣的話，不僅把大家全逗樂了，而且大大鼓舞了同志們的戰(zhàn)斗士氣。</p><p class="ql-block"> 還有一次，在睢寧西邊的海鄭公路上，我們師擔任阻擊任務，堵住邱圍子里的敵人。圍子外面有水，我們負責封鎖這個圩子的大門。我倆誰也不愿呆在后方指揮所，都爭著到前面一線去。這次“爭”的結(jié)果，我勝了，我到前線去，姚運良留在后方指揮所，不過有一個附加條件，那就是晚上，我一定要到指揮所來換他，我滿口答應了。可是當天晚上，我到指揮所時，并不是自己走去的，而是由擔架抬去的。我在前沿陣地指揮部隊時，敵人的一發(fā)迫擊炮彈落在我的左前方，炸傷了幾個戰(zhàn)士，我的頭部也負了傷。</p><p class="ql-block"> 姚運良見我頭部血跡斑斑，心里非常難過，他弓下腰仔細察看我的傷情，并要衛(wèi)生科的醫(yī)生立即給我做手術(shù)，取出彈片。在我住衛(wèi)生科的兩天，每天晚上他都要從緊張的指揮工作間隙中抽出時間，到衛(wèi)生科來看我，還將在戰(zhàn)場上繳獲的一件美國短皮衣蓋在我的身上。</p><p class="ql-block"> 為了讓姚運良集中精力指揮部隊作戰(zhàn)，第三天一大早，我就讓衛(wèi)生科的同志用擔架把我抬到指揮所，一邊協(xié)助姚運良指揮，一邊治療養(yǎng)傷。就這樣，我一直在指揮所里與姚運良一道指揮部隊作戰(zhàn)。這一仗，我們和兄弟部隊一道殲滅敵人五千多人，并迫使敵軍長及其一個旅全部投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六、 最后的囑托</b></p><p class="ql-block"> 1979年國慶節(jié)前夕，我出國訪問回來剛到北京住在京西賓館，房間里的電話鈴就清脆地響了起來。</p><p class="ql-block"> 我拿起聽筒：“喂，那位？”</p><p class="ql-block"> “我啊，老周！”</p><p class="ql-block"> “你是運良嗎？”</p><p class="ql-block"> “是的，你可回來了！”</p><p class="ql-block"> “你現(xiàn)在哪里？”</p><p class="ql-block"> “在上海住院啊?！?lt;/p><p class="ql-block"> “怎么啦？”</p><p class="ql-block"> “還不清楚，醫(yī)生要我開刀。你看，我開不開刀？”</p><p class="ql-block"> 我感到很突然，略微停頓一會兒，問：“什么??？清楚嗎？”</p><p class="ql-block"> “現(xiàn)在還不清楚，我打電話找你，就是想問問你，我到底開不開刀，由你作主好嗎？”</p><p class="ql-block"> 我稍微思索了一會兒，又說：“我看，你還是聽醫(yī)生的話吧?！?lt;/p><p class="ql-block"> “好！好！按你說的，聽醫(yī)生的話！”</p><p class="ql-block"> 我放下話筒之后，心里一思忖，感到情況嚴重，不然醫(yī)生不會不告訴他病情，他也不會從千里外打電話來找我。本來，在北京還有些事情要辦，但接了姚運良的電話后，我已無心去辦了，立即買飛機票回上海。</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上海華東醫(yī)院，來到姚運良的病床前。</p><p class="ql-block"> 他臉色憔悴，顯得蒼白，眼睛緊閉著半躺在床上。見我來了，他喜出望外，一下子從床上坐起來，我忙按住他不讓他起來。他緊緊握住我的雙手，聲音顫抖而興奮地說：“老周啊，盼煞我啦！今天可把你盼來了！”</p><p class="ql-block"> 我從醫(yī)生那里獲悉，姚運良同志患的是食道癌，而且開刀有危險。一是因為他從1953年開始患的敗血癥，至今沒有完全治愈；二是他的兩個腎臟都有囊腫，隨時有可能破裂，造成生命危險。另外，他還有心臟病、高血壓，心臟能否經(jīng)得住這么大的手術(shù)也未可知。即使開刀也是兩種可能性：一是癌癥還未擴散，開刀開好了；另一種是開刀后不能講話，甚至下不了手術(shù)臺。醫(yī)生分析了姚運良的病情和開刀后的兩種可能性之后，誠摯而又堅定地對我說：“作為醫(yī)生，我們一定盡最大的努力把刀開好！”</p><p class="ql-block"> 與醫(yī)生談完之后，我又分別征求了姚運良同志及其愛人劉源和孩子們的意見，最后決定：開刀。</p><p class="ql-block"> 我把這個決定告訴了醫(yī)生，并對醫(yī)生做了些鼓勵和叮囑之后，便趕到南京參加會議了。</p><p class="ql-block"> 由于當時姚運良同志正在發(fā)燒，不能立即開刀，又延誤了半個多月。到手術(shù)打開后，發(fā)現(xiàn)癌細胞已經(jīng)擴散，只能原樣縫合起來。他開刀后的第三天晚上，我從南京趕到上海去看他。醫(yī)生先把我拉到辦公室，沉痛地說：“姚運良同志已經(jīng)不行了，隨時都有可能……”我眼眶里含滿了淚水，痛苦地點了點頭。醫(yī)生又說“最好讓姚運良同志回到南京或者合肥家中，調(diào)養(yǎng)調(diào)養(yǎng)做些準備吧。”</p><p class="ql-block"> 我走出醫(yī)生辦公室，慢慢地向姚運良的病房走去。平素，我是多么想見到他，而此刻我又是多么渴望相見而又不愿見到他?。∧呐率峭七t一天、一小時、一分鐘、一秒鐘也是好的。見了他又該說什么呢？</p><p class="ql-block"> 從醫(yī)生辦公室到病房不過十幾米遠，然而我卻走了二十分鐘，真是一步三思啊。最后，我擦干淚水強裝笑臉，走進病房。</p><p class="ql-block"> 可是我一進病房見到他卻為之一愣，他的精神很好。他見到我高興地說：“開刀之后，我覺得好多了，特別是食欲增強了，很想吃東西。”</p><p class="ql-block"> 我緊緊握著他的手，眼淚直往下掉。我老伴鄧文秀帶去了甲魚和鯽魚湯，他感到很和口味，喝了滿滿一小碗。我望著他一口一口地將魚湯喝下去，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高興。</p><p class="ql-block"> 但是，我興奮的情緒很快就被我心中的陰云籠罩了。</p><p class="ql-block"> 我不得不艱難地啟口，征求他的意見，說：“運良，生活上有什么困難嗎？還有什么事要我辦？我明天還要趕到南京繼續(xù)參加會議，看看你還有什么要求和交代的事情吧?！蔽冶M力想把話說得婉轉(zhuǎn)一些。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聽著我的話，眼淚就止不住順著臉頰淌下來。他緊緊地抓住我的雙手，足足有五分鐘沒有說話。病房里像死一樣的寂靜，一絲兒響聲都沒有。</p><p class="ql-block"> 他好像早已知道自己不行了，精神上也有所準備。他慢慢松開我的雙手，一邊把身子向病床里邊移動了一下，一邊拉我坐在他的床邊，誠摯而又懇切地說：</p><p class="ql-block"> “老周啊，我沒有什么要求！我的病情你是知道的，你也不要瞞著我，醫(yī)生雖然沒有對我說，但是我心里是有數(shù)的，知道自己是不治之癥······</p><p class="ql-block"> “沒有革命，沒有黨，沒有上級，沒有同志，就沒有你，沒有我，也沒有我們倆的階級情誼?！?lt;/p><p class="ql-block"> 他略微停了一下，喘了一會兒氣，又充滿激情地說：</p><p class="ql-block"> “可惜得很，全國剛勝利不久，我就得了敗血病。二十多年了，我沒有能為黨，為人民做更多一點工作，黨和人民卻給了我很高的榮譽，很優(yōu)厚的待遇，我姚運良要感謝黨，感謝人民，哪能還有什么奢望，還能有什么過分要求呢？！”</p><p class="ql-block"> 又過了一會兒，他很鄭重地對我說：</p><p class="ql-block"> “老周，如果說我有什么要求的話，那就是有三條：一條是我已經(jīng)不行了，但是，我衷心地希望你好好保重身體。你也負過六次傷，而且開過刀，心臟也不是很好，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的摧殘，你的身體很弱。所以，你要為革命再盡一點力量，就要好好保重身體。這是我對你的第一條要求。</p><p class="ql-block"> “我的孩子們，平時對自己的要求還是比較嚴的，劉源（姚的夫人）對他們的教育抓得比較緊，現(xiàn)在他們的表現(xiàn)也還不錯。我向你提出的第二條要求，就是我死了之后，希望你像對你的孩子那樣，嚴格地要求我的孩子，使他們能夠為黨、為人民、為四化建設多做一點工作，多做出一點貢獻，補上我給黨和人民造成的損失?！?lt;/p><p class="ql-block"> “第三條，也是我死前最遺憾的一條，就是你、我和曾玉良一路當通信員時曾經(jīng)有過承諾，如果我們?nèi)齻€人中哪個先死了，后死者要把先死者的情況告訴他的老家。這一點，我雖然做了很多努力，但都沒有打聽到曾玉良老家的人，因此也沒有能將他為革命犧牲的情況告訴他的家里?，F(xiàn)在我不能做了，不能完成他交給的使命，請你無論如何放在心上，為曾玉良辦完這件事，把他犧牲的情況告訴他的家里······”</p> <p class="ql-block"><b>姚運良將軍</b></p> <p class="ql-block"> 姚運良談這些要求的時候，我倆早已都哭成淚人一般。可是，當我對他這三條要求都一一點頭答應下來之后，他卻什么也不肯談了。只是說：“今天已經(jīng)很晚了，你快回去休息吧！”</p><p class="ql-block"> 我說：“我明天再來看你?！?lt;/p><p class="ql-block"> 他懇求似地說：“不用了，你明天不要來了！你工作很忙，趕緊先回南京開會吧。這里對我照顧得很好，你就放心吧！我的刀口拆了線之后很快就回合肥去了。劉源也同意我拆線后回合肥?！?lt;/p><p class="ql-block"> 我強忍著眼淚離開病房，回到延安飯店。晚上躺在床上想了一晚，難以入睡。萬沒想到，姚運良和我這一次談話，竟成了我倆的最后一次話別！</p><p class="ql-block"> 一個人的崇高品德和高風亮節(jié)，莫過于在他臨終的時候，還想到黨的利益，想到革命的事業(yè)，想到戰(zhàn)友和同志的囑托。姚運良就是一位具有這種優(yōu)秀品質(zhì)的人。</p> <p class="ql-block"><b>周純麟將軍</b></p> <p class="ql-block"> 1980年3月30日7時30分，長時間被病魔纏繞的姚運良同志終于與我們永別了。中央領導同志陳云、李先念、韋國清等，以及許多戰(zhàn)友、同事都送來花圈，許多老同志從河南、北京等老遠的地方趕來參加追悼會。追悼會上，他們?yōu)槭ヒ\良這樣的好戰(zhàn)友好同志而老淚縱橫，痛哭失聲。</p><p class="ql-block"> 追悼會后的一天傍晚，我來到合肥市區(qū)北干休所，積雪把樓前的雪松裝扮成玉樹瓊枝，放射著素靜的、潔白的光彩。這積雪，仿佛與我此刻的心境一樣，雖然一言未發(fā)、默默無聲，然而卻在深深地懷念著剛剛離開這樓房的主人、我敬愛的戰(zhàn)友和同志——姚運良。</p><p class="ql-block"> 我邁著沉重的步履踏上樓梯的臺階，上樓進門之后，向左拐彎徑直朝運良同志的臥室走去。屋里的床、桌、椅、凳依然如故，與半年前我來看他時一樣，十分簡樸，只是右邊墻壁上那凹進去的扇形壁柜里原先的書籍搬走了，換上了運良同志的遺像。望著遺像上熟悉而慈祥的面容，便想起了運良同志勤儉節(jié)約的美德。他一生中不僅沒有一雙皮鞋，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而且沒有一張像樣的照片，這遺像還是我的大兒子在他上海住院前給他照的。我當時還對孩子說：“伯伯馬上就要住院了，哪有心思照相呢！”想不到這照片今天竟成了他唯一能拿得出來的遺像。在他的遺像下面，端端正正地放著紫紅色的骨灰盒。</p><p class="ql-block"> 我在他的遺像和骨灰盒前默默地站了約摸一刻鐘。他的大兒子姚崇國拿著一個信封來到我的身邊，從信封里倒出一粒子彈頭，哭泣著說：“周叔叔，這是從我爸爸骨灰里揀出來的子彈！”</p><p class="ql-block"> “什么？”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解地問了一句。</p><p class="ql-block"> “是的，這是從我爸爸骨灰里揀出來的子彈！”</p><p class="ql-block"> 孩子雖然語調(diào)很低，但我的耳鼓卻像雷鳴一樣，渾身的熱血直往上涌，腦子“嗡”的一聲，差點暈了過去。</p><p class="ql-block"> 待我恢復了平靜之后，從孩子手中接過了彈頭，一看便知道是一顆“七九”式尖頭子彈。我再仔細一看，發(fā)現(xiàn)子彈里面的錫都已燒化了，同時，子彈外面的一層銅也已經(jīng)變得粗糙了?？墒沁@敵人的子彈又是什么時候進入他的體內(nèi)的呢？我望著子彈，回想起那遙遠的年代，回想起他一生七次負傷的經(jīng)過，一次、兩次、三次……他最后一次是在抗日戰(zhàn)爭中負的傷，慢慢地六次都被我排除掉了。最后，我的記憶在1937年2月的那次負傷時停住了，眼前浮現(xiàn)出他在碉堡旁舍身救我的情景。我望著子彈，心里像刀攪一樣，頓時淚如泉涌說不出話來。我內(nèi)疚、難過，無情地責怪著自己：為什么不在運良同志活著的時候，幫助他把子彈從體內(nèi)取出來？！我雙手捧著子彈，向著運良同志的遺像和骨灰，深深地鞠了三次躬，以表示自己對他的歉意和換得他對自己的批評、責備與寬恕。</p><p class="ql-block"> 當我捧著骨灰里的子彈，在他的遺像前肅立、鞠躬的時候，我的耳邊仿佛又響起了他誠摯地話語：</p><p class="ql-block"> “請你無論如何放在心上，為曾玉良完成這件事，把犧牲的情況告訴他的家里……”</p><p class="ql-block"> 曾玉良是我們倆人紅軍時期的生死戰(zhàn)友。起先，我并不知道曾玉良同志已經(jīng)犧牲。后來華北騎兵團南下與我們會師于曹市集時，我打聽團長是誰，才知道了曾玉良犧牲的消息。他是在抗日戰(zhàn)爭中打鬼子時，犧牲在山東省曹縣的。當時，曹縣人民為紀念曾玉良同志，曾一度把縣名改為“玉良縣”。解放以后，我曾多次寫信到曾玉良同志的家鄉(xiāng)——河南省固始縣，打聽詢問曾玉良同志家庭的具體地址和情況，然而都是查無下落?，F(xiàn)在，姚運良同志臨終前再次托付于我，無論如何在我古稀之人有生之年，一定千方百計打聽曾玉良同志家庭的確實情況，完成兩位已故戰(zhàn)友和同志的重托！可惜啊，可惜，當年我就沒有向曾玉良同志多問一句，……幾十年來，我也一直為此事內(nèi)疚和遺憾！人死了是不能再復生了，但是，我作為還活著的人，一定要盡力完成死者的重托！對于這一點，我在姚運良同志的遺像前默默作了保證，請他在九泉之下放心！</p><p class="ql-block"> 打這以后，我更加抓緊打聽曾玉良同志家庭的信息，寫過很多信，問了許多人，終于在1982年6月20日收到了河南省固始縣民政局的一封來信，信中寫道：</p><p class="ql-block"> “曾玉良烈士系我縣祖師公社楊柳大隊人。自幼母亡，家庭貧困，九歲就給別人放牛謀生，洗衣補裳由姐姐照料，十七歲時參加紅軍。</p><p class="ql-block"> “曾玉良烈士于1930年8月參軍后，在他的帶領下，他父親曾成杰，大哥曾玉貴，三弟曾玉保，四弟曾玉寬，五弟曾玉中和姐夫都先后加入赤衛(wèi)隊、少先隊、童子團、農(nóng)協(xié)等革命組織。他父親在抗日時期去世，姐姐在1981年病故，現(xiàn)在一個哥哥和三個弟弟各自分居。他有個未婚妻，稱呼叫‘妹妹’，在1933年前后死去。</p><p class="ql-block"> “曾玉良烈士，在1980年已編入烈士英名錄光輝史冊?！?lt;/p><p class="ql-block"> 讀完了這封信，我悲喜交加，老淚縱橫，懸在心里多年的一塊石頭終于落地了，也給老戰(zhàn)友們一個完整的交代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right;"><b>（周善偉整理）</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right;"><b style="font-size:18px;"> 2021年元旦</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