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最近，在陽城縣城東北十里陽高泉村的賈氏祖塋，發(fā)現(xiàn)有一通明代進士白胤謙撰、進士張鋡篆、進士楊榮胤書的古墓志銘石碑。記載了明代萬歷年進士、官至陜西按察使兼肅州監(jiān)軍賈之鳳的嫡長子賈心赤的一生。這些名人的手書碑文，彌足珍貴，不僅是明清時期澤州名人雅士墨寶的一個真實再現(xiàn)，同時透過碑文的內容，也讓我們能夠近距離的了解明清時期陽城社會發(fā)展的歷史背景、進而窺探出明清時期北方澤潞地區(qū)的人文經濟及社會的發(fā)展現(xiàn)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碑文內容略）</p><p class="ql-block"> 那么，賈心赤是怎樣一個人？是什么能夠吸引當時的三位進士為其撰書記墓銘文呢？ 通過仔細分析銘文的內容，結合《明實錄》、《明史》、《山西通志》、《澤府志》、《陽城縣志》等相關資料，基本還原了當時的歷史背景。</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太學生心赤賈君者，故陜西按察使鳴寰公之冢嗣。----，重厚寡言笑。”</p><p class="ql-block"> 銘文開篇介紹了賈心赤生平的基本情況及日常言行舉止：可知賈心赤字益淳，是太學生、陽城明萬歷年進士賈之鳳的長子。查《陽城縣志》（同治版）可知，賈益淳系明朝天啟年間入仕的貢生。</p><p class="ql-block"> 明清時期，是中國科舉制度的鼎盛時期。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大規(guī)模移民發(fā)展生產的基礎上，同時需要大量人才充實官僚隊伍，科舉成為了當時仕進的主要途徑，陽城經過明初的大規(guī)模移民，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加上商業(yè)的發(fā)達，財富的積累，在耕讀傳家的理念下，修學宮、建書院、倡教興學，在陽城催生了大批的書院。有資料顯示，明洪年間縣城就有白巖書院出現(xiàn)，至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后，縣域陸續(xù)就出現(xiàn)了聚魁、海會、開明寺等書院，到清一代又有同文、仰山、濩澤等書院，書院助推了陽城科舉的鼎盛，陽城縣志所記載的一百二十多位進士中計有九十五位是在這個時期產生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明清時太學即國子監(jiān)的俗稱，是當時教育體系中的最高學府，相當于現(xiàn)在的北大清華。隨著科舉的興盛，許多優(yōu)秀的學子被推薦到了國子監(jiān)深造學習。在國子監(jiān)就讀的學生即被稱作“太學生”。在以讀書為正統(tǒng)的古代，能推薦到國子監(jiān)讀書也屬是萬里挑一的，查陽城縣志，不同年代記載的貢生也是鳳毛麟角，所以太學生這個稱號也是挺上等次的。文中講賈心赤“性耽書史詩賦，信其手口指畫謳吟，靡不入情中律，”也是在情理之中的。</p><p class="ql-block">“年十馀，按察公見背，依于叔氏。”</p><p class="ql-block"> 從銘記中可知，賈心赤十多歲時，其父賈之鳳去世，其便依附于叔父生活。查《陽城縣志》可知，賈心赤父親賈之鳳系明萬歷26年進士，是陽城祀祠在縣文廟的三十四名鄉(xiāng)賢之一。縣志載：之鳳三兄弟除孝友知名外，又為官清介，博學工詩文，都留有文集，在《陽城縣志》人物和藝文篇有傳記和詩文記載，是陽城當時聞名之人。賈心赤所依附的叔父賈之龍因兄弟皆在外做官，家事太多，當時從濟南府任上辭官回鄉(xiāng)，管理整個家族的生活，因博學工詩文，志甘泉石，山西督學袁繼咸兩次向朝廷舉他為“鄉(xiāng)飲大賓”（由皇帝欽命授予的賢賓），并為他家大門掛上了“羲皇上人”的匾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不好舉子業(yè)，及藐棄一切人事，若自絕于世情禮法之外者。-----，可異也已。” 博學的賈心赤為何不考取功名、致仕為官，反而成為了一個自絕于人情世故、禮儀法度之外、同時又一直遵循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古訓、不同尋常的一種人呢？</p><p class="ql-block"> 這從當時明清易代的政治劇變背景，結合墓志銘中內容，或許可以解讀到其中的主要原因。</p><p class="ql-block"> 1644年的甲申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先是大順軍攻入北京，隨后是滿清入關， “中國歷史出現(xiàn)深刻變遷， 民族興亡、家園盛衰、人生哀樂、文化嬗變在這一年聚成焦點”。此時作為太學生的賈心赤雖深諳“一治一亂之周期”，但改朝換代的現(xiàn)實落在自己頭上就沒有那么輕松，易代引發(fā)的震動和驚懼導致了許多激進的士大夫殉道而死，數(shù)量居歷代之冠；死者已矣，活者仍要偷生，所以必須在“隱逸”和“出仕”中做出選擇，他們一部分選擇了隱入鄉(xiāng)野和市井，消及遁世，或反思著書；另一類則選擇了“入仕清朝”，參加了清廷籠絡漢族士大夫的博學鴻詞科考，給文化落后的清廷統(tǒng)治者輸送先進的華夏文化。</p><p class="ql-block"> 此時在北方的陽城便誕出了震驚朝野的“十鳳齊鳴”，使這個不大的山城聲譽鵲起，引以自豪的名列到全國享譽盛名的三個文化名城之中。對于北方的陽城出現(xiàn)如此輝煌的科舉盛世之時，賈心赤這一以孝友聞名的家族，要顧及一家老小，將家族的孝廉美德傳承下去，不可能走向“殉道”的極端，所以“一本于孝友之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為什么博學的他又背道而弛，不愿意參與到科舉致仕的行列中去呢？</p><p class="ql-block"> 查找所有的史實資料，有兩方面原因可能導致賈心赤無法義無反顧的為了穿衣吃飯走向清朝的科舉致仕之路，只能選擇游走于鄉(xiāng)野。</p><p class="ql-block"> 一是其父賈之鳳是明朝時高官，是明朝兩舉“卓異”（相等于現(xiàn)在的全國勞模）之人。明朝“正三品”的高位誥贈蔭封了其家族上下三代人，“一臣不伺二君”的儒家忠君理念會深深植入心中。其次，從文中“妻沁水張氏，父諱銓，贈兵部尚書，謚忠烈”介紹中我們可知，賈心赤之妻沁水張氏的父親張銓是明末抗后金時的民族英雄。相關資料顯示：張銓系明兵部尚書張五典的長子，萬歷末期任遼東巡按，1621年7月12日年守遼陽抗金城破被俘后自殺，年僅46歲，贈兵部尚書，謚號“忠烈”。（今縣城東出關帝廟古官道旁邊仍存有其功德碑），張銓自殺后，其父張五典和其女張鳳儀都堅持在抗清的戰(zhàn)場上，可以說其家族與清朝是有“殺父之仇”的，這也可能是阻止他走向清朝科舉仕場最主要的因素。</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中年之后，叔父們都下世了，子女們也都成家立業(yè)了，在家庭使命基本完成之后，舊時的家國情懷又重新涌上心頭，內心的痛楚與何人能說？當時的社會又有幾人能夠理解？任世人嬉笑張狂，其獨自流連寄托于山水和酒杯之間。但賈心赤借酒澆的是什么“愁”呢?</p><p class="ql-block"> 賈心赤雖然是滿腹經綸，但面對清朝入主中原后對抵抗者的殘酷殺戮，繼而又對士大夫階層恩威并濟，取得士大夫逐漸認同、社會趨于穩(wěn)定的現(xiàn)實，面對明朝三百年慘痛的"亡國""亡天下"的事實，強烈失望感又使他鄙薄一切現(xiàn)實的功名利祿追求，每日只得采取了“大隱于市”的模式來避世而居，不問世事，游走于山水間、沉湎于酒杯中，甘心來做明朝的遺民，只想苦苦思索"天下之勢何以流極而至于此"，并以劉伶（字伯倫，魏晉時期名士，“竹林七賢”之一）“荷鍤任埋”的典故來表明自己此時消及避世的現(xiàn)實心態(tài)。</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此時的社會已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明清時期出現(xiàn)的資本主義萌芽，使重農抑商的觀念遭到前所未有的打擊，晉商徽商等迅速崛起，晉商陽城幫的發(fā)展此時也進入極盛時期。財富的積累使他們雄踞于社會生活的上層，并引領著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商品經濟的迅猛發(fā)展對讀書人造成了重大沖擊，生活成本的提高使他們很難繼續(xù)維持固有的清高和超俗，士子們的超然地位怦然倒塌。</p><p class="ql-block">與此同時，此時用儒家倫理指導經濟領域的儒商開始在社會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澤潞商幫在東出南下的過程中，將儒家的忠義文化成功地帶入了商界，關公入住晉商會館成為了澤潞商幫積聚人脈、推廣經商理念的一個重要場所，儒士和商家的結合，成功地進入了商業(yè)發(fā)展的快車道 ，一度引領中國經濟達幾百年，財富和仕途的互相轉換、士大夫和商家的相互促進在澤州大地也形成了以沁河流域為中心的官商大院，造就了至今仍矗立于沁河兩岸的古堡群落。</p><p class="ql-block"> 明清時期，人口早已倍速增長。但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并沒有多大變動，萬歷帝的多年不上朝，閹黨和東林黨爭斗的此消彼長，更導致了朝廷的許多缺額得不到補充，更多的士子名落孫山，被擋在做官的門檻之外。對于一些仍然固守在科舉致仕路上的士子們，雖還有較高的政治地位，但由于沒有收入，許多也只能在貧困線上掙扎。從文中可知，賈心赤所依附的叔父賈之龍辭官回鄉(xiāng)后，隨著朝代的更換，叔父們的下世，他本人又不愿參與科舉，家道到此就一厥不振。縣志記載，賈之龍逝時因家貧甚至于無法下葬，說明此時其家境已走入敗落。無怪乎清朝的落第老秀才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發(fā)出了“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星夜趕科場。少年不知愁滋味，老來方知行路難！”這樣的感嘆！</p><p class="ql-block"> 三進士之所以撰文篆書，和他們的身世心態(tài)存在很大的關系。同時也折射出了明末清初的社會政治生態(tài)。</p><p class="ql-block">從文中結尾署名可知，三位進士和賈之鳳家族都具有姻親關系，且先祖?zhèn)兌际敲鞒母吖?，出身正統(tǒng)，是當時的大家，有的還有共同的履歷，說明當時的社會世大夫家族相互聯(lián)姻是普遍現(xiàn)象，門當戶對是當時聯(lián)姻的基礎。其次，相同心態(tài)產生的共鳴，同情并理解賈心赤是他們撰書此文的動力：曾任清順治年刑部尚書的明朝進士白胤謙，在明清易代之際,仕途受阻，一度稱病歸隱山林,回到老家陽城，著書立學，最后成為了一代理學大家，并將其學說集成于《歸庸齋集》，現(xiàn)縣城東街《歸庸齋》書房匾額還高高掛在其老宅的門楣之上，昭世已有三百余年。查白胤謙于康熙元年稱病辭官回鄉(xiāng)著書立說之時，恰逢賈心赤去世，于是應邀寫下了這篇銘文。鑒于作者當時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雖然文中沒有對賈益淳心理等主觀方面的描寫，但文中以平實的寫法對賈心赤的一言一行進行描述，廖廖幾筆，便使賈心赤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其心態(tài)也同時躍然于紙上。透過此文，可以看出作者在借文喻志，以認同的心態(tài)，來同時表達自身的一種心境和態(tài)度,以避開清初年愈演愈烈的“文字獄”。并將其收錄在《歸庸齋集》中，這樣才留下這樣的文字，進而讓我們透過一個人的身上去了解到了當時的社會背景。</p><p class="ql-block"> 篆寫碑頭的張鋡系賈心赤的姻親長輩、張五典第四子，系1643年（崇禎16年）進士，曾任國子監(jiān)助教，在崇禎朝兵部職方司的任上親眼目暏了明朝的衰亡和家族悲壯的剿匪抗清史。</p><p class="ql-block"> 書寫碑文的楊榮胤系賈心赤的晚輩姻親，生于明萬歷四十二年（1614），系順治三年（1646）丙戌科進士，陽城“十鳳齊鳴”人物之一。資料顯示，其曾祖父楊植曾和賈之鳳同在陜西按察使司位上任過職，且其在桂林知府任上以治理漓江而在當時被“稱頌不衰”，同賈之鳳在任穎州副使上治理芍陂水利工程時有異曲同工之處。從時間上推測此文應在楊從桂林知府上告老還鄉(xiāng)服丁憂之際所書。</p><p class="ql-block"> 門當戶對的背后，是深刻的政治聯(lián)姻。</p><p class="ql-block"> 明朝末年的朋黨結盟現(xiàn)象突出，相近的地緣使這些鄉(xiāng)黨間更容易相互結姻，以便在朋黨的反復交鋒中，相互扶持與提攜、榮辱與共。查《明實錄》、《明史》等資料可知，明末萬歷年開始，由于連年的大旱，人口的激增，加之內患和邊患不斷，糧食的生產和保管備受關注，王國光在任職戶部時曾一度在全國推行“天下?lián)岚垂佟保瑢O居相任戶部尚書時總督全國倉場，對全國的糧食管控貢獻都很大；張五典任山東布政使參議時曾差管天津糧倉；崇禎年間，張慎言任巡按時，力主將東北邊亂入關的百萬之眾召集至津門墾荒，并由徐光啟策劃，由左光斗帶領時任山東按察副使兼天津兵備道的賈之鳳（1620年）負責屯田事務。而上述人物中，孫家和張家是姻親；張五典女兒嫁給了王國光之孫王鴻編；張銓長女配賈之鳳長子賈心赤、次女配楊新期子楊蜀材；而徐光啟是在1597年張五典任房官(監(jiān)考官）的任上時發(fā)現(xiàn)并推薦錄入的“落第”秀才，二人有知遇之恩；張慎言在1625年被貶往肅州充軍時賈之鳳已調任至肅州監(jiān)軍的任上（天啟二年1622年）；孫鼎相和賈之鳳系同科進士且二人先后在肅州兵備道和監(jiān)軍位上任職等等。從中可以窺探出上述諸多事實的緣由。</p><p class="ql-block"> 封建體制下的命官，在君為臣綱的思想影響下，將自身的命運完全貢獻給了國家，以致于賈之鳳、楊榮序、張銓、張瑃等均命殆于任上，更有悲殘者如歷經明代四朝、和史可法齊名的張慎言，二人共擁福王建立南明政權，幾度沉浮，最后都落得個無家可歸，魂蕩異鄉(xiāng)。</p><p class="ql-block"> 隨著清朝的采礦禁令、古商道的廢棄、持續(xù)的社會動蕩、以及科舉的最終廢止，澤潞地區(qū)的耕讀傳家失去了動力，只留下了眾多的古堡去見證和訴說著他們的歷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