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嘉靖淄川縣志》卷六 名宦 唐 載：劉敬和 為淄川令， 后徙高苑。適歲饑，開倉賑民，民歌曰，“高苑之樹枯已榮，淄川之水渾已清?！笔銎涞抡佈?。</p><p class="ql-block"> 《萬歷淄川縣志》卷二十六 秩官 唐 載：僖宗 劉敬和 為淄川令。</p><p class="ql-block"> 《乾隆淄川縣志》卷四 歷代秩官 唐 載：劉敬和 淄川縣令。清慎愛民，號為良牧。后徙高苑，適歲饑，即開倉賑民。民歌曰，“高苑之樹枯已榮，淄川之水渾已清?！痹?。</p><p class="ql-block"> 有關(guān)縣志也載，劉敬和，唐高苑縣令。嘗令高山、鄒平，皆有善政。至高苑，適歲饑，擅開倉賑民。民樹碑頌其德政。</p><p class="ql-block"> 匯總上述地方志資料說明，劉敬和曾在鄒平、淄川、高苑任縣令，任職之處政聲頗佳，民眾樹碑、歌詠。</p><p class="ql-block"> 劉敬和所處正值唐末“亂”勢。劉敬和為縣令，值唐僖宗（862----888年）執(zhí)政。僖宗李儇，本名李儼，唐朝第十八任皇帝（873----888年在位）。史載，初封普王，熱衷游樂，擅長馬球，于873年在宦官田令孜等擁戴下于先皇柩前即位，時年12歲。僖宗年幼，玩心不退，無心朝政，宦官田令孜把持朝政，為所欲為，甚至出現(xiàn)“擊球賭三川”這樣兒戲一般的分封節(jié)度使。此時已是標準的唐朝末年，如日薄西山，如風燭殘年，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所造就的盛唐氣象已經(jīng)如風一樣遠去，余勢不存，甚至想有所作為的憲宗的元和中興也是曇花一現(xiàn)，有小太宗之稱的宣宗李忱也無力挽救。歷史的車輪便是如此，滾滾向前，誰的意志也阻擋不了，盛勢如此，頹勢也如此，偶爾的插曲如細枝末節(jié)已經(jīng)不影響大趨勢。僖宗父皇時的翰林學士劉允章在《直諫書》中已用“國有九破”上諫，九破中諸如終年聚兵、蠻夷熾興、權(quán)豪奢僭、大將不朝、賂賄公行、長吏殘暴、賦役不等已是世人皆知?！俺⑻煜轮疽?，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新唐書》）。貞觀年間太宗皇帝“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告誡唐末時候也許已經(jīng)無人記得，處于權(quán)力核心和頂端的朝廷已無暇顧及黎民百姓，無力地駕馭著千瘡百孔的這駕馬車，跌跌撞撞地一路奔向懸崖。長期執(zhí)政的懈怠、奢靡之風、 不思進取，國何以不破？僖宗去位后唐朝茍延殘喘不到二十年，終于壽終正寢。</p><p class="ql-block"> 僖宗年間的黃巢起義縱橫南北，沖擊了唐的執(zhí)政基礎(chǔ)，加速了唐朝的滅亡。乾符五年（878）至中和四年（884年），黃巢領(lǐng)導的起義，是唐末歷時最長、遍及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場農(nóng)民起義。黃巢（820---884年），曹州冤句（今荷澤市牡丹區(qū)人），出身鹽商家庭，少有詩才，善于騎射，曾經(jīng)也想走科舉之路，考而優(yōu)則仕，進入“體制內(nèi)”，報效祖國，可是屢試不第，一次次名落孫山。最后無可奈何，打道回府。在離開長安城時，曾發(fā)狠留下《不第后賦菊》“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時值大旱，糧食顆粒無收，官府還強令繳租、服役，黃巢家的生意也因官府打擊而難以為繼。走投無路、不堪忍受的民眾聚眾開始造反，北起山東南到廣東迅速蔓延，黃巢成了代表和起義的首領(lǐng)，并率軍于881年攻入長安。僖宗步玄宗后塵逃到蜀地，并開始組織反擊，朝廷的各方統(tǒng)治勢力在共同利益面前最后聯(lián)合，于883年把黃巢軍逐出長安。次年黃巢起義軍退至山東泰安兵敗狼虎谷。起義雖敗，民心已失，統(tǒng)治勢力也各自為戰(zhàn)，誰還能力挽狂瀾？</p><p class="ql-block"> 藩鎮(zhèn)割據(jù)，削弱了唐朝的中央集權(quán)，并直接毀掉了唐朝。安史之亂后，平亂的駐軍、邊疆的戍軍甚至中原、東南都有藩鎮(zhèn)存在，彼此割據(jù)，明里暗里與朝廷爭權(quán)奪利，到僖宗朝特別是黃巢起義后，州自為戰(zhàn)，各自招兵買馬，擴充勢力，朝廷急于平息黃巢起義，也等于默認和縱容了地方軍事勢力的發(fā)展和擴張。結(jié)果尾大不掉，于是907年唐哀帝被唐的汴宋節(jié)度使朱全忠逼迫禪位。</p><p class="ql-block"> 亂勢之下地方官“難”為。唐時縣令，是一個縣的最高長官，政、軍、法一體統(tǒng)管，也稱父母官，老百姓的民生大計、治安穩(wěn)定、民風良俗等都要負責。比如唐初推行均田制，征收租庸調(diào)稅制，安史之亂后人口減少而土地集中，德宗時推行兩稅制等，縣令需要組織人員進行人口、土地調(diào)查統(tǒng)計，保證稅收賦役征收；遇有災荒需要調(diào)查災情上報，申請扶助；案件需要偵破，匪情需要打擊，還要發(fā)展鄉(xiāng)學、教化百姓、整肅風俗等等。唐末，縣令在日常組織好百姓生活同時，由于朝廷昏庸無道和平息黃巢起義需要，可能多數(shù)精力要用來組織應對層層加碼的賦稅徭役。特別是淄州地區(qū)當時手工業(yè)、商業(yè)發(fā)達。據(jù)淄博陶瓷史等載，自南北朝（約公元六世紀）寨里窯興起，成為北方最早的青瓷產(chǎn)地，到唐初磁窯務（今磁村）窯場崛起，至晚期，淄博陶瓷因色釉純正、形制多樣、器類復雜而聞名，成為當時陶瓷重要產(chǎn)地，帶動了當?shù)孛禾块_采的興起，客觀上推動了地方經(jīng)濟發(fā)展，水漲船高，由此而來的上交任務也重。收與被收本身就是一對矛盾，矛盾雙方平衡時，相安無事，但這對矛盾是動態(tài)的，總會因征收任務增加、天災人禍等客觀條件變化而失去平衡，于是矛盾激化，工作難做。劉縣令就在這種“夾縫”中，艱難地守著這方土地，平衡著上下關(guān)系。</p><p class="ql-block"> “九品芝麻官”歷來身系國朝安危，為歷代朝廷重視。唐時，州縣制的架構(gòu)形式對唐朝的統(tǒng)治和穩(wěn)定意義重大，因此對州縣長官的選拔管理也特別重視。實行科舉制廣泛選拔和推舉制重點選拔，強調(diào)縣令知識面要廣，既要熟讀經(jīng)史子集，又要熟悉朝廷大政方針，還把經(jīng)驗、閱歷作為縣令選拔的重要參考，確?？h令能獨擋一面，治理一方、穩(wěn)定一方。同時進行考核，一年一次縣令自評、州級審議、吏部審核、調(diào)查，四年一個周期，視考核情況決定升遷或貶謫。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入了仕途誰不想好好干、以求加官晉職呢？所謂“服大務”得有相應的平臺。特別在那個年代，再好的考核，各級官員也是服務于朝廷，而不會真心顧及百姓的反應。“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如此縣令如果得遇體察民情的明君和包容下級的上級，也許會多干兩年，但為民仗義執(zhí)言者，以下犯上、沖撞領(lǐng)導，多不得善終。包括武周時期敢于直言的名相狄仁杰，也曾遭酷吏來俊臣的陷害，被奪職下獄，差點冤死獄中。</p><p class="ql-block"> 名器講究出身，好官不問出處！賺得個青史留名也坦然。 經(jīng)查閱資料得知，歷史上隋開皇十八年置淄州，后改貝丘為淄川縣；唐置淄州，屬河南道，領(lǐng)淄川、長山、鄒平、高苑、濟陽，當時概屬“中下州”。“中下州”自然位卑而言輕，如果“京城”沒有代言人，那攤派的任務、工作的難度想必不輕。這個劉縣令除了地方志的極簡介紹，尚未見其他資料，無籍貫、生卒、血緣關(guān)系及歸宿等的記錄，看來非官宦、名門之后，也無成名立萬的后人，拼不得爹也靠不了子孫，屬于只有背影沒有背景的人，約略該是科舉入仕，經(jīng)年接受儒家教育，知敬畏、守規(guī)矩，在其位、謀其職。也許是考慮其政聲尚佳，也許朝廷無人為其說話提拔，反正，從上述地方志可知劉縣令大約有十幾年就是在淄州的三個縣做縣令，生不逢時，為官也不逢地?；鹿賹?quán)，治政不正；對外征戰(zhàn)、對內(nèi)平亂，百姓生靈涂炭，苦不堪言。輒有災害不祥，拖兒帶女逃荒事小，就怕餓殍滿地。父母官，如果連百姓的生命都保證不了，豈不愧對皇天后土、黎民百姓？如劉縣令這樣的情況，深耕基層，深諳民情，深知百姓不易，才竭力修路、治水，甚至冒著個人烏紗帽不保的風險，擅自開倉賑民，救民于水火。這不是簡單的擔當問題，是真正的愛民情懷，更是一份見死伸手援救的良心使然。如此良牧，一方之幸！</p><p class="ql-block"> 人生能有多少年？在位能干多少事？“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劉縣令也許深知象自己這種情況，只有踏踏實實為老百姓做點實事，才無愧于至圣先師的教誨，才能留名青史、流芳百世，但到底做了哪些實事呢？似無詳實記錄，地方志上以其去高苑任職后遇上天災，擅自開倉賑民一事為代表，言其“愛民”。而且還有民眾樹碑或民歌頌其德政的記錄?！陡咴妨罡琛酚腥淙缡禽d“高苑之樹枯已榮，淄川之水渾已清，鄒邑之民仆已行”。簡短、概括似又具體的三句話，是對其愛民的肯定，是對其治政的稱贊，是對其為官的褒揚。而這肯定的背后又是多少辛苦、多少汗水、多少責任、多少付出呢？</p><p class="ql-block"> 良牧難為，而這名不見經(jīng)傳的劉敬和做到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