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七 十 自 述</p><p class="ql-block"> 王子碩</p><p class="ql-block"> 1952年4月10日，我的父母也沒有經(jīng)過我的同意，就把我?guī)У搅诉@個世界。如今，我的父母早已經(jīng)離開了這個世界，而我還活著，居然也有七十歲了。</p><p class="ql-block"> 我出生的那一年，母親在山西省大同市郵電局工作，父親則在大同礦務(wù)局中央機廠工作。由于母親還要上班工作，所以滿月之后就請了一位姓王的奶媽照顧我。一周歲之后，父母又把我送回山東的老家（煙臺市福山縣崇義村），讓我的爺爺和嬸媽照顧我。至于我的奶奶，卻是在抗日戰(zhàn)爭的年代死在了日本飛機的轟炸之下。當然了，這些事情都是在我長大了之后聽大人說的，因為在三歲之前，小孩子的記憶力非常有限。</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小時候的事情，我能夠記住的就是秋天到山里面摟樹葉，拖一個很大的耙子，把掉在地上的干樹葉耙到一起，然后裝進大麻袋背回家燒火做飯。至于冬季取暖，則是在土炕上燒一個木炭盆，烤烤手腳。老家的村子有山有水，山上種蘋果樹和櫻桃樹，山下種麥子紅薯花生和青蘿卜。小時候記住的美食是花生榨過油之后的餅狀物以及火烤的螞蚱。麥子籽粒飽滿時那青綠的麥穗，烤熟了也非常好吃。在老家，最親我的是老太太，也就是我爺爺?shù)膵?。每當我爺爺對我嚴加管教時，老太太都會護著我。但是老太太年紀大了，平時照顧我吃呀穿呀什么的，都是我嬸媽，也就是我二叔的妻子。我二叔在外地工作（首都鋼鐵公司），二嬸媽當時還沒有生小孩，于是就把我當作自己的孩子來養(yǎng)活。那個時候，我對自己的母親沒有什么印象，覺得二嬸媽就是我的親媽。等到我六歲該上小學的時候，我三叔把我送回大同礦務(wù)局四老溝礦的父母身邊，我如喪考妣哭得昏天黑地。</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大同礦務(wù)局四老溝礦在一條山溝里面，溝兩邊的山上沒有什么樹，草也不多，但是地底下有煤。有一座鐵路橋把鐵路鋪到選煤樓的下面，地底下的煤炭經(jīng)過選煤樓的篩選，然后通過溜槽把煤炭溜進運煤的火車車廂，車廂裝滿了湊夠一列，火車頭長鳴一聲，就把煤炭運到全國各地去了。鐵路橋的東面有一塊不太大的平地，有礦領(lǐng)導們住的地板房（日本人留下的），有單身職工大樓和職工食堂，還有一個小學校。我們的家就在小學校的旁邊，是一排磚房里面的一間。這間磚房很大，進門就是一條大炕，可以睡七八個人。大炕過去是一個小廚房，有一面墻隔開。小廚房里面還有一個小火炕，我就睡在這小火炕上面，每天伴著火車車輪的哐當聲入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58年9月1日，我在大同礦務(wù)局四老溝礦橋東小學開始讀一年級，班主任是蔣素白老師。蔣老師當年三十多歲，她的丈夫是礦上的總工程師，名叫姜新亞。蔣老師對我們要求很嚴格，上課時必須認真聽講，下課后必須認真寫作業(yè)。哪個同學違反了規(guī)定，她會彎起食指和中指來敲他的腦門。因為我的學習比較好，蔣老師很喜歡我，她經(jīng)常在課堂上朗讀我寫的作文，還把我的作文貼到教室的后墻上作為范文。但因為我不太遵守課堂紀律，蔣老師也經(jīng)常批評我。有一次，我在課堂上偷看小人書，被蔣老師揪到教室的后墻罰站。罰站的過程很難捱，趁蔣老師轉(zhuǎn)過身在黑板上寫字時，我就從后門偷偷跑出了教室。蔣老師發(fā)現(xiàn)后追了出來，我就躲到了男廁所，想著蔣老師是女的，不會闖進男廁所抓我。沒有想到蔣老師根本不在乎男女之別，直接闖進男廁所把我揪出來繼續(xù)罰站。蔣老師把我從小學一年級帶到四年級，她是我的啟蒙老師，也是我最為敬愛的老師之一。因為橋東小學沒有五年級，所以我的五年級就到了躍進街小學去上。后來因為躍進街小學沒有六年級，我的六年級就又換到晾馬臺小學去上。在晾馬臺小學，我的班主任是徐守禮老師。徐守禮老師當年二十多歲，是一個文學愛好者，他在課堂上給我們朗讀長篇小說《紅巖》的片段，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老師還經(jīng)常給報紙和刊物投稿，因為我母親在橋東郵電所工作，所以徐老師就把他寫的稿件交給我?guī)У洁]電所郵寄。那時候，投稿不需要付郵費的，只要送到郵局即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64年9月1日，我考入大同礦務(wù)局一中，被分配到75班，班主任是朱汝干。朱汝干是政治史地組的政治課老師，廣西人，瘦黑瘦黑的中等個兒。語文老師向文英，數(shù)學老師郭佩芬，英語老師尉遲婉君。由于小學時的作文經(jīng)常被老師打高分，所以我上中學之后的第一篇作文被老師打了60分就非常不滿意。于是，在語文自習課上，當向文英老師走過我身旁時，我就拿著作文本向她表示不滿，嫌她給我打的分太低。向老師顯然有些驚訝，但是她也沒有批評我，而是讓我下課之后到她辦公室去找她。下課之后，我乖乖的去了向文英老師的辦公室，向老師很和藹地讓我坐下，然后從頭到尾地講起我那篇作文的不足。向老師說，對于作文的要求，中學和小學是不一樣的，同樣是記述文，中學的要求更高一些，時間地點人物這三個要素不僅要有，還要更準確更形象。怕我不服氣，向老師還找來一篇同樣題材的范文讓我做對比。對比之后，我是徹底服氣了，決心要更加努力地學習，爭取把作文寫的更好一些。在向老師的諄諄教導之下，我的語文成績不斷進步，在初二年級的期中考試時，我獲得了全年級第二名的好成績。遺憾的是，1966年的5月份，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所有的事情都徹底的變了樣。</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大同礦務(wù)局一中的“文化大革命”，先是跟著“兩報一刊”批判“三家村”（兩報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一刊是《紅旗》月刊，三家村特指北京市的吳晗鄧拓廖沫沙），然后是跟著姚文元去批判《海瑞罷官》。這個階段基本上是跟著上面的號召寫大字報，批判了一些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沒有什么特色。但是在1966年的6月份，政治史地組的七位老師突然貼出一張大字報，把山西省委大同市委大同礦務(wù)局黨委以及大同礦務(wù)局一中黨支部所發(fā)出的關(guān)于開展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和文件通通說成是“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并加以批判。從此以后，校內(nèi)的老師和學生分裂成為兩大派，以政治史地組李開元等七位老師為主的“造反派”組織“紅五星”，要造四級黨組織的反。不同意他們觀點的老師和學生另外組織了一個紅衛(wèi)兵團體“八二三”，要保衛(wèi)四級黨組織的領(lǐng)導。由于觀點不同，兩派組織先是文斗，后是武斗，腥風血雨，慘不忍睹。到了1968年的8月份，經(jīng)過了“革命大聯(lián)合”“復課鬧革命”的階段，終于要到農(nóng)村去接受貧下中農(nóng)的再教育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68年9月28日，我和同學們來到右玉縣殺虎口公社海子灣大隊插隊落戶，接受了三年的再教育。那一年我16歲，剛剛在大同礦務(wù)局醫(yī)院做了抽取胸液治療胸膜炎的手術(shù)。想起我的父親給我取名王子碩，希望我能夠好好學習將來考取碩士學位，真的是癡心妄想了。村里的農(nóng)民對我們這些插隊學生確實很好，尤其對我這個身體瘦弱者挺照顧的。先是讓我在村里當養(yǎng)豬養(yǎng)羊的飼養(yǎng)員，后來又讓我兼任村里面的代銷員。一年之后，等我長高了長壯實了，這才安排我到大田里面干農(nóng)活兒。插隊三年，我身高長到1.75米，體重長到130斤，也算是一個好后生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71年8月，大同礦務(wù)局工程處來右玉縣招工，村里把我推薦上去，于是在我19歲這一年，我又成為工人階級當中的一員。先是在同家梁礦打豎井，后來到鄭家?guī)X打斜井，最后又到郭家坡的井三區(qū)機電隊當電焊工。在鄭家?guī)X工作期間，我寫出了自己的第一個短篇小說《炮聲》，被收入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來自煤海的報告》。1975年1月19日，家里面出了大事，我的父親沒有了，他因為身患肺癌醫(yī)治無效，終于離開了這個世界。親人里面，除了母親之外，我下面還有六個弟弟妹妹，我是這個家庭里面的長子，身上的擔子不輕，壓力山大。那一年我23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76年4月，由于我的一篇小說稿件需要修改，我被借調(diào)到山西省文藝工作室的《汾水》編輯部。在借調(diào)期間，編輯部派我到昔陽縣趙莊大隊采訪，回來之后寫了一篇報告文學《花兒越開越鮮艷》，刊登在《汾水》1977年第1期，后來又被人民文學出版社選入《昔陽行》一書當中。根據(jù)采訪時的體會，我接著又寫了一個短篇小說《評工會上》，發(fā)表在《汾水》1977年第7期，后來又被上海文藝出版社選入《建國以來短篇小說》?！对u工會上》獲得了著名作家馬烽和茹志鵑等人的好評，于是就在1977年10月把我正式調(diào)到編輯部工作。那一年我25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汾水》編輯部下設(shè)小說散文組，詩歌組，評論組和編務(wù)組。我在小說散文組擔任編輯工作，負責初審忻州地區(qū)雁北地區(qū)和大同市的小說散文來稿。有一篇來自原平縣的小說稿引起了我的特別注意，小說的篇名是《頂凌下種》，作者署名成一。這篇小說的人物形象飽滿，性格鮮明，語言很有特色，生活氣息濃厚，沒有概念化的政治圖解，讓我非常喜歡。我在稿簽上填寫了初審意見，建議盡快采用。按照程序規(guī)定，我把稿簽和小說稿送交組長二審。過了幾天，組長在稿簽上寫下二審意見，認為情節(jié)不太真實，讓我把稿件退還作者。所謂的情節(jié)不太真實，就是“頂凌下種”不太符合常規(guī)。然而正是不太符合常規(guī)，才引起了矛盾和對立，才推動了情節(jié)的發(fā)展，才突顯出人物的性格。讓我退稿，我很是不舍，躊躇再三，決定越級送審，請編輯部主任李國濤定奪。又過了幾天，李國濤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笑著說：“《頂凌下種》這個小說，我覺得不錯。我已經(jīng)簽了意見，建議盡快發(fā)表。”之所以是“建議”，因為當時的主編還是西戎?！俄斄柘路N》在《汾水》月刊發(fā)表之后，引起眾多讀者的好評，隨后又獲得了首屆全國短篇小說優(yōu)秀獎?！俄斄柘路N》的成功，不僅讓作者成一走上了著名作家的快車道，也讓我感受到了編輯工作的責任和價值所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83年山西大學要招收一個干部專修班，可以脫崗帶薪上大學，我就報名參考了?？荚嚨乃膫€科目是語文政治歷史和地理，雖然我沒有時間好好復習，但是這四個科目的知識儲備還是有的。全省五百多個考生只錄取前五十名，而我很幸運地成為那個五十分之一。干部專修班設(shè)在中文系，專業(yè)是漢語言文學，與我的編輯工作非常對口。這個干部專修班的學員來自全省各地，不存在畢業(yè)分配的問題，兩年之后哪里來的還回哪里去。我們這個干部專修班，除我之外的49個同學都比較優(yōu)秀，畢業(yè)之后回到原單位，退休之前大都提拔到廳局級，比如當過大同市長和太原市長的耿彥波，就是我們班的同學之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85年7月，我從山西大學中文系干部專修班畢業(yè)回到原單位，被提拔為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的副秘書長兼行政處的處長。行政處的工作與編輯部的工作性質(zhì)不同，我很不適應。尤其不適應的是，行政處的副處長周玉比我年長十幾歲，以前我經(jīng)常求他派個車拉些客人和生活用品等，現(xiàn)在卻讓我去領(lǐng)導他，也不知道省作協(xié)黨組是怎么考慮的？當時的干部提拔要求年輕化知識化，周玉當時還不是黨員，也沒有文憑，年齡又偏大，提拔他當處長有些困難？也許是吧？但也許不是呢？始終沒有人給我解釋過這個問題。1985年我33歲，這一年我入了黨提了干調(diào)換了住房還出國友好訪問，好事太多，都擠到了一起，這也太招風太扎眼了吧？我自己都覺得有些害怕和心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出國友好訪問，去的是日本。當時中日兩國關(guān)系非常友好，我們山西省和日本國的琦玉縣也簽約為友好省縣，所以山西作家組團去日本琦玉縣友好訪問也順理成章。還有一層關(guān)系是，我在山西大學干部專修班學習期間，有一位日本朋友來我們班插班旁聽，我和他相處的關(guān)系不錯。畢業(yè)分別的時候，他對我說，他的母親在日本琦玉縣的外事課工作，如果我想去日本琦玉縣友好訪問，他母親可以幫忙聯(lián)系。有了這么一層關(guān)系，我就通過他母親聯(lián)系到琦玉縣的一個文學藝術(shù)團體，表達了互相訪問友好交流的愿望，于是對方就向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發(fā)出了邀請函。拿到對方的邀請函，我就去山西省外事辦公室請求批準訪問。幾經(jīng)周折，這件事還真的被批準了，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組織了一個作家代表團，團長是著名作家胡正，團員有周宗奇 成一 李逸民和我。我們這個代表團于1985年11月5日上午從首都機場起飛，當天下午抵達日本東京的成田機場，然后乘車來到琦玉縣的縣廳所在地浦和市，住進了當?shù)刭e館。以后的幾天，我們和當?shù)氐奈膶W藝術(shù)團體進行了會談交流，然后在他們的陪同下參觀了琦玉縣的博物館美術(shù)館書店學校和印刷廠。離開琦玉縣之后，我們又去東京和京都等地參觀訪問，會見了釜屋修和萩野修二等日本作家。最后，我們從日本的大阪市乘飛機回到上海。1985年那個時候，出國訪問的機會并不是很多，我們能夠順利成行，確實非常幸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 <p class="ql-block"> 七 十 自 述(2)</p><p class="ql-block"> 王子碩</p><p class="ql-block"> 從日本琦玉縣訪問歸來，又兼職了行政處長一年多，發(fā)現(xiàn)自己確實不是搞行政工作的材料，所以就報名參加了去武鄉(xiāng)縣扶貧的工作隊。武鄉(xiāng)縣是革命老區(qū)，抗戰(zhàn)時八路軍的總部就設(shè)在武鄉(xiāng)縣。我去扶貧的地方是武鄉(xiāng)縣曹村鄉(xiāng)南亭村，那是一個有山有水的小村莊，村民樸實忠厚，說是貧困，并不缺吃少穿，只是掙錢的門路少一些。駐村的扶貧工作隊成員除我之外，另外兩人是省人大的同志。我們和村委會協(xié)商，計劃幫助村里建設(shè)一個磚廠，將來可以賣磚致富。但是折騰了一年，直到我們離開村子的時候，這個磚廠還是沒有建成。聊以自慰的是，我在這一年當中寫出十幾個中短篇小說，先是在刊物上發(fā)表，后來又收到我的第一個中短篇小說集《男人的秘密》里面。</p><p class="ql-block"> 1988年春天，我從武鄉(xiāng)縣扶貧歸來，組織上征求我的意見，如果我不兼職行政處長，是否可以兼職創(chuàng)聯(lián)部主任？考慮到現(xiàn)任的創(chuàng)聯(lián)部副主任曹平安同志仍舊比我年長十幾歲，所以我就婉拒了。但是我不愿意去創(chuàng)聯(lián)部，那就只能去《山西文學》當副主編了，領(lǐng)導問我：“你愿意嗎？”我說我愿意，因為我自從來到南華門東四條，就一直在干編輯工作，熟門熟路，而且還樂此不疲。領(lǐng)導們見我主意已定，就把我調(diào)回到《山西文學》擔任副主編了。1988年，我36歲。</p><p class="ql-block"> 在我們中國這個具有著古老傳統(tǒng)的國度里面，年齡大小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從孔子那個時候開始，就講究年齡的問題，說是要長幼有序，尊卑有加，長尊幼卑，上尊下卑，就是要讓年齡小的尊重年齡大的并服從年長者的管教。新中國建立之后，所謂的“平等”意識講的稍微多了一些，但真正的“平等”卻從來沒有實現(xiàn)過。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陳云這些革命老前輩覺得年齡不饒人，急需培養(yǎng)年輕的革命接班人，所以在干部提拔方面要求年輕化和知識化。我在1985年33歲時被提拔為正處級干部，就是沾了這個大背景的光。但是在實際工作當中，一個33歲的處長領(lǐng)導一個43歲的副處長，確實比較尷尬。除非你有特別大的后臺支持，或者你有特別大的能力支撐，否則沒有人會服氣你的。我之所以選擇回到《山西文學》編輯部去擔任副主編，是因為主編馮池比我大了十八歲。而且我在小說散文組當編輯的時候，馮池就是小說散文組的組長，雖然有些代溝，但資歷方面無可挑剔。從1988年重回編輯部，直到2012年退休，雖然有段時間我沒有具體負責《山西文學》的編輯工作，但我的編制始終都在《山西文學》雜志社。</p><p class="ql-block">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傳達到山西之后，大家在學習討論的時候都很激動。為什么呢？因為鄧小平同志講出了廣大人民想說而沒有說出來的真心話，比如“發(fā)展才是硬道理”，比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再比如“不改革就下臺”等等。當時《山西文學》的辦刊經(jīng)費嚴重不足，省財政對我們實行差額撥款，資金缺口讓我們自己想辦法去彌補。為了把刊物辦下去，我們不得不去搞一些有償版面。什么是有償版面呢？就是請一些企事業(yè)單位贊助我們一些經(jīng)費或廣告費，我們則派人去給他們寫一些歌功頌德的文字（例如報告文學）。說的不好聽一些，這些有償版面和文學毫無關(guān)系，只是拿版面換取經(jīng)費的手段而已。學習了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講話，我就想創(chuàng)辦一個符合市場需要的刊物，既不要國家的財政撥款，也不要去搞什么有償版面，只依靠作品的喜聞樂見來打動讀者，讓刊物的市場占有率來贏得辦刊的經(jīng)費。我把這個想法講出來之后，得到山西省作家協(xié)會黨組的認可和支持。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籌備，由我擔任主編的《笑話大王》終于面世了。</p><p class="ql-block"> 《笑話大王》創(chuàng)刊號從印刷廠印出來了，但是還得賣出去呀！賣不出去就是一堆廢紙呀！當時太原市的橋東街有個圖書批發(fā)市場，我就到那里去推銷《笑話大王》。我在橋東街發(fā)現(xiàn)，有很多小攤販都到這里來批發(fā)書，所以我就想，假如我把刊物送到他們的書攤上，省了他們跑腿的時間，而他們得到的折扣也更多，他們應該會歡迎吧？于是我就騎上自行車，帶上幾捆刊物，滿大街地跑，看見書攤就給他們推銷上幾本。這樣跑了兩個月，《笑話大王》的創(chuàng)刊號也收回了一部分書款。接著第二期又出來了，第三期也出來了，《笑話大王》慢慢地被市場接受了，刊物也慢慢地走上了正規(guī)。但是我很累。</p><p class="ql-block"> 那時候的我，既是文字編輯，又是文字校對，還得跑印刷廠拿校樣。麻雀雖小，樣樣俱全，你要跑銀行，既當會計，又當出納。你還要到稅務(wù)局繳稅，到工商局年檢，更要給書商發(fā)貨和催要刊款。我真不知道我哪里來的那么大的精力？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突然長了那么多的本事？在我一個人實在干不動的時候，何潔（謝泳的妻子）來幫助我了，她幫我審閱來稿，幫我校對清樣，幫我接電話，幫我催要刊款。有了何潔的幫助，我就可以抽出一只手來開發(fā)省外的圖書市場，我到外地參加各個圖書訂貨會，尋找更多的代理商，不斷地擴大《笑話大王》的發(fā)行量。</p><p class="ql-block"> 從1993年到2009年，《笑話大王》先是雙月刊，后是月刊，再后來又變成半月刊，刊期越來越短，發(fā)表的作品越來越多。《笑話大王》雜志社也從我一個人的光桿司令，變成了一個擁有自收自支編制的職能齊全的處級單位。更重要的是，《笑話大王》原先只有一個僅供內(nèi)部交流的省內(nèi)刊號，經(jīng)過長期的堅持不懈的努力，終于爭取到了可以公開發(fā)行的全國統(tǒng)一刊號（由于管控極其嚴格，全國統(tǒng)一刊號的審批極其艱難，編輯出版界都知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關(guān)鍵時刻，我的老母親突然癱瘓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了。為了照顧臥床不起的老母親，我和弟弟妹妹們輪流陪侍在母親身旁。弟弟妹妹的家都在大同市，唯有我一個人家在太原市，所以我每隔一段時間就得跑回大同市去陪床。公務(wù)繁忙，孝心難舍，太原大同兩頭奔波，我的身體也出現(xiàn)了問題。終于有一天，我堅持不住了，住進醫(yī)院動了手術(shù)。在醫(yī)院的病床上，我接受了省作協(xié)黨組書記李福明的慰問，并與我的繼任者辦理了交接事宜。</p><p class="ql-block"> 2012年4月10日，我正式辦理了退休手續(xù)。2014年12月10日我母親去世以后，我常住北京，太原市的舊居偶爾回去住住。為什么常住北京呢？因為我的獨生女兒王霖在北京讀研究生，拿到碩士學位之后留在北京工作，結(jié)婚成家之后還是在北京。北京這地方，雇個保姆挺貴的，而且還不能放心。爸爸媽媽退休了，哪如讓爸爸媽媽來幫著干些家務(wù)呢？怎么也比保姆強吧？女兒女婿這么一想，我們老兩口就只好常住北京了。我在北京的工作，主要是帶外孫，從幼兒園接送到小學校接送，風雨無阻，長年不懈。不知不覺中，我竟然也到了七十歲的年齡。</p><p class="ql-block">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來稀?，F(xiàn)在生活幸福，醫(yī)學發(fā)達，七十歲已經(jīng)不能說是古稀之年了，因為我們身邊八十歲的人也太多了。但是對于我個人來說，七十歲仍舊還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年齡段。我覺得，過了七十歲，應該是進入老年狀態(tài)了。以前，我還不服老，常常把白發(fā)染黑，把自己想像成個中年人。過了七十歲，我不再染發(fā)了，白頭發(fā)再多也不往黑染了。為什么呢？因為沒有白頭發(fā)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頭發(fā)從烏黑到花白，我沒能做到最好，但是我已經(jīng)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厥淄拢覜]有遺憾。非要說遺憾的話，那就是工農(nóng)兵學商這五大行當里面，我沒有當過兵，這是我唯一的遺憾了。</p><p class="ql-block"> 2022年4月10日，是我七十歲的生日。寫下這個自述，也算是一個帶有總結(jié)性質(zhì)的記念吧?。ㄍ辏?l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