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隨著歲月的流逝，已近古稀之年的我，對于如煙往事，大多忘卻，惟獨在阜北農(nóng)場度過的24個春秋，總是令我難以忘懷。尤其是建場初期在場政治處編印《阜北戰(zhàn)訊》油印小報的那段生活，更是印象忒深，歷歷如昨。如今雖已調離農(nóng)場22年了，我與《阜北戰(zhàn)訊》之間的那段情結，總是解之不開、揮之不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1960年初春，我所在的原兵團工一師一團二大隊奉命支農(nóng)，來到剛創(chuàng)建不久的阜北農(nóng)場，參與修建冰湖水庫。水庫建成后，又承擔了場內干、支、斗、農(nóng)渠系和房建工程任務。在此期間，我在連隊任文化教員，曾寫過一些較有影響的新聞通訊，引起了農(nóng)場領導的注意。1962年冬，我所在的連隊劃歸農(nóng)場隸屬，我即被調到場文藝隊擔任編導組長，負責文藝節(jié)目的創(chuàng)作。1963年初，農(nóng)場決定出版油印小報《阜北戰(zhàn)訊》，指定由肖賢端和我負責采編、刻印工作，受場宣教股直接領導。正是因為這一決定，就注定了我這一生與新聞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對我來說，辦油印小報是輕車熟路的事。用鐵筆在鋪在鋼板上的蠟紙上刻字，此前我就曾初有嘗試，練就了一手說得過去的行楷和仿宋字。至于采編稿件，經(jīng)過前幾年在實踐中的不斷摸索，也積累了一些帶規(guī)律性的經(jīng)驗，采寫一般新聞稿件已不算難事。因此，當領導向我征求意見時，我就欣然地接受了任務。</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農(nóng)場創(chuàng)建之初，物資極端匱乏。我們憑著一臺一碰就幾乎散架的舊油印機、一塊沒有木托的鋼板、一支鐵筆、幾張蠟紙、幾聽油墨和一些發(fā)黃的毛邊紙就開始出報了。以前練過的基本功如今果真派上了用場，用鋼板、鐵筆、蠟紙刻出的字雖然只有綠豆般大小，但第一期小報印出來一看，小字一勾一劃清清楚楚，大字標題也顯得有楞有角，效果還算不錯。</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農(nóng)場的各級領導對這張油印小報極為重視。當時的黨委書記、政委鄒保生，政治處副主任職毓生，宣教股副股長孫耀華等同志，都經(jīng)常親自指導我們制定宣傳報道計劃，組織通訊報道工作，幫助解決一些具體困難。許多機關和基層的領導同志不僅經(jīng)常為小報寫稿或提供報道線索，還親自組織基層的通訊報道和讀報用報工作。這給了我們極大的鼓舞。我們不分晝夜，全身心地投人工作，常常是白天出去采訪，晚上回來寫稿、改稿、刻版、印報，以最快捷的速度，最精煉的文字，反映農(nóng)場豐富多彩的生活，反映廣大干部、職工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精神風貌，對組織群眾和鼓舞群眾起到了極好的作用，因而深受讀者喜愛，也常常受到領導的表揚。</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76, 79, 187);">1960年攝于烏魯木齊百花村</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76, 79, 187);">1960年攝于烏魯木齊人民公園</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研究《阜北戰(zhàn)訊》編排</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左起：肖賢端、朱浩文、周碩勛、胡炎貴</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76, 79, 187);">1963年攝于阜北農(nóng)場</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76, 79, 187);">1964年攝于阜北農(nóng)場場部門口</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小報平時在場部機關出版，但有時場領導下連隊蹲點，小報也隨之來到連隊出版。這種流動性，帶著笨重的油印機是很不方便的。于是，我們就創(chuàng)造了一套獨特而方便快捷的印報技術。我們將汽車內胎的膠皮割制成油墨刮子，刻好的蠟紙兩端用厚紙板條夾緊，一端用圖釘固定在桌面上，下面鋪上白紙，在柔軟的膠皮刮子上涂上油墨，輕輕地在蠟紙上一刮，一張字跡清晰的小報就印出來了。每逢節(jié)慶之日，我們也用這種方法印刷套紅小報，效果好極了。轉眼40多年過去了，印刷技術日新月異，辦油印小報早已成為歷史，而在當時創(chuàng)業(yè)維艱時期，我們這套極為原始的印報方法，確實解決了很大的問題。</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一般情況下，《阜北戰(zhàn)訊》不定期出版，而在春播、夏管、夏秋收等重要農(nóng)事季節(jié)和重大節(jié)慶或會議期間，則改為日報，有時甚至一天出2版、3版、4版。每當這種忙不過來的時候，朱浩文、傅商巖、許宏、何榮茂、楊序祥等同志都先后作過我的幫手，出了很大的力。</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阜北戰(zhàn)訊》緊緊圍繞農(nóng)場黨委的中心工作，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農(nóng)場黨委的重大部署，宣傳農(nóng)場的新人新事，開展生動活潑的思想政治工作，交流各項工作的先進經(jīng)驗，緊緊結合農(nóng)場的生產(chǎn)實際，組織社會主義勞動競賽，表彰各行各業(yè)的先進典型，傳播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推動各項生產(chǎn)任務的完成。有時也發(fā)表一些干部、職工的習作，為基層培養(yǎng)了一批宣傳骨干和文化人才。</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64年5月5日，兵團司令員陶峙岳、副政委張仲瀚在工一師師長曾繼富的陪同下到阜北農(nóng)場視察工作。午飯后，張仲瀚副政委在招待所休息時，順手翻閱著《阜北戰(zhàn)訊》，他指著一張有套紅標題的小報問我：“這些都是你們編的？”我不好意思地回答：“我們都是既當編輯，又當記者，既是刻字員，又是印刷工，同時還是發(fā)行員，水平太低，辦得不好?！睆埜闭瘬u了搖頭說：“這個不見面的司令員很有指揮藝術，你們辦得很有自己的特點，今后還要辦得更活躍些?！蔽一卮鹫f：“一定努力辦好?！?lt;/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為了提高宣傳報道質量，《阜北戰(zhàn)訊》采取了許多生動活潑、群眾喜聞樂見的方法，如春耕、夏收期間開展的機車作業(yè)擂臺賽，對于調動機務人員的積極性，掀起比、學、趕、幫、超的熱潮，保質保量地完成春播、夏收任務，起到了極大的激勵作用。再如1965年5一6月間圍繞葛繼勤給高志剛的信開展的一場大討論，就收到群眾廣泛參與、群眾自我教育的顯著效果。</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76, 79, 187);">在桌面上印刷《阜北戰(zhàn)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76, 79, 187);">左起；周碩勛、張仙、李世榮</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高志剛是一位河南支邊青年，1960年從工一師一團調來支援農(nóng)場建設，后留農(nóng)場工作，當上了一名基干民兵。1965年，由于工作需要，農(nóng)場選調了一批職工返回在烏魯木齊市的工業(yè)單位，高志剛要求調走而未獲批準，因而引起思想波動，不安心農(nóng)場工作。后來，經(jīng)過領導幫助教育，學習了毛主席著作，又看了電影《雷鋒》，思想逐漸轉變，表示要在農(nóng)場安心工作。他把自己思想斗爭和轉變的過程，寫信告訴了他的戰(zhàn)友葛繼勤。葛繼勤寫了復信，肯定了他的進步，鼓勵他為農(nóng)場建設作出新的貢獻。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農(nóng)場當時的職工，大部分是從工一師工業(yè)單位調來支農(nóng)的。這次選調職工返回工業(yè)單位，確實引起了一部分職工的思想大波動，許多職工因要求調走未獲批準而不安心、鬧情緒。我們當時想，如果抓住高志剛這一典型，利用葛繼勤的這封信，深入開展一次思想政治教育，促進大多數(shù)同志思想轉化，一定是很有意義的。經(jīng)過反復斟酌，我們選擇了在《阜北戰(zhàn)訊》上組織公開大討論的方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在征得葛繼勤同意后，我們于5月25日在一版以《向大家推薦一封好信》為題，公開發(fā)表了葛繼勤給高志剛的信，并寫了編者按語，希望大家結合信的內容開展座談討論。同時，在二版以《農(nóng)場就是我的家》為標題，發(fā)表了兩位轉業(yè)戰(zhàn)士談感想的文章。此后，各單位紛紛圍繞葛繼勤的信，組織座談討論，并把部分職工的發(fā)言摘要送給我們。5月26日，我們以《以場為家、以農(nóng)為榮》作標題，發(fā)表了農(nóng)七隊部分職工座談討論的發(fā)言摘要；5月27日，又以同樣的標題發(fā)表了農(nóng)三隊、農(nóng)七隊部分職工的發(fā)言摘要；5月29日，再以《什么樣的認識對》為題，發(fā)表了王才等4位職工各自代表不同認識的發(fā)言摘要，并寫了編者按語，把大討論引向了深人。此后，又陸續(xù)于6月3日、5日選發(fā)了部分職工的發(fā)言摘要，并于6月22日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題，發(fā)表了復員戰(zhàn)士何榮茂、馬健康、蔡仕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文章，作為對這次大討論的小結。實踐證明，采取這種群眾廣泛參與、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多向交流的方法，達到了集思廣益、互相教育、以理服人、共同提高的目的，成效是顯著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除了辦好《阜北戰(zhàn)訊》外，我們還有對外報道的任務，所以我們必須經(jīng)常下連隊采訪。那時農(nóng)場都是土路，又沒有自行車，下連隊都是靠兩條腿往返，往往一天要跑幾個連隊，常常是晴天一身塵土，雨天兩腳稀泥。也許是由于受到當時廣大干部、職工那股子艱苦創(chuàng)業(yè)精神的感染，我們并不覺得苦和累，渾身總有使不完的勁，白天跑了一天，晚上回來就著昏暗的燈光寫稿，總是要把當天的見聞和心得寫完心里才舒服。所寫稿件，大部分在《阜北戰(zhàn)訊》編發(fā)，新聞價值較高的就發(fā)往其它新聞媒體。那幾年，《新疆日報》《生產(chǎn)戰(zhàn)線》新疆建筑》和新疆人民廣播電臺，經(jīng)常采用我們寫的新聞通訊，使阜北農(nóng)場在新疆獲得了很高的知名度。</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76, 79, 187);">討論《阜北戰(zhàn)訊》內容</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76, 79, 187);">左起：胡炎貴、何榮茂、周碩勛、楊序祥</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76, 79, 187);">1963年5月1日的建新報，刊登了我作詞、張振華作曲的歌曲《帳篷就是我的家》。</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76, 79, 187); font-size:22px;">《新疆文學》1965年第二期發(fā)表的版樣。</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176, 79, 187);">我與張振華創(chuàng)作的詩表演《軍墾戰(zhàn)士英雄漢》獲師文藝匯演二等獎</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76, 79, 187);">《軍墾戰(zhàn)士英雄漢》劇照</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76, 79, 187);">為建新報投稿</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76, 79, 187);">1973年，阜北農(nóng)場玉米地邊</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76, 79, 187); font-size:22px;">2018年，攝于阜北農(nóng)場北沙窩邊。</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我的幼年家境貧苦，多次被迫輟學，沒有受過正規(guī)的高等教育，文化底子很淺。為了適應工作的需要，在當時那種生活節(jié)奏異常緊張的情況下，我抓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如饑似渴地讀書，從古今中外的文學著作中汲取營養(yǎng)，充實自己。同時又以《阜北戰(zhàn)訊》編輯兼記者的身份，走遍了農(nóng)場的各個角落，隨時隨地把目擊的事物和有特色的景物記錄下來，給各色人物“畫像”，從言談舉止中挖掘他們的內心世界，日積月累，寫滿了一大摞筆記本，這為我的新聞寫作和文藝創(chuàng)作積累了大量活生生的素材，動起筆來，得心應手。幾年之間，我除了寫新聞通訊外，還寫了許多文藝演唱節(jié)目，發(fā)表了許多詩歌、散文、小說等文學作品，并有一些作品獲獎。</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歷史的發(fā)展是曲折的，人的一生也不可能一帆風順。正當我們更新了設備，增加了人手，準備把小報辦得更好時，“文革”禍起，《阜北戰(zhàn)訊》?？耍乙脖粦K遭橫掃，下放勞動，屢挨批斗。但這并沒有迫使我停下學習，在別人轟轟烈烈鬧“革命”的時候，我卻在默默地潛心讀書，讀馬克思、列寧、毛主席著作，讀被斥為“封、資、修”的古今中外的名著。這使我的認識水平和文字能力大為提高。這期間，我還以多種筆名向報刊、電臺投稿，許多文章竟也能被采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80年我被重新調回宣教科，油印小報也改名為《北亭戰(zhàn)訊》得以復刊，熊俊林作了我的幫手。由于歷經(jīng)坎坷，使我有了較廣闊的社會接觸和較深厚的生活積累，對社會上的各種人、事有了較深刻的理解，此時寫出的作品，往往能夠融人自我思考，因而較有深度，較有力度，產(chǎn)生了較好的社會效果。</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82年，組織上為我落實了政策。1983年，我被調到《新疆軍墾》報社，成為一名專職新聞工作者，這正是《阜北戰(zhàn)訊》這塊陣地磨練和阜北農(nóng)場這片熱土哺育的結果。</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回想起來，自1963年到1966年出版的《阜北戰(zhàn)訊》，加上1980年復刊的《北亭戰(zhàn)訊》，共計出版了一千多期?，F(xiàn)在回頭來看，這些油印小報與現(xiàn)代報紙相比，雖然顯得粗陋簡樸，水平不高，但卻是阜北農(nóng)場發(fā)展史上最珍貴的真實記錄，確實是值得珍惜的。對于這段辦油印小報的經(jīng)歷，我曾以一首小詩作了概括性的小結：“部隊創(chuàng)業(yè)克萬難，我編小報來助戰(zhàn)。采訪撰稿勤跑腿，組版刻印細思量。新事新風多報道，方針政策廣宣傳。眾口同聲齊稱贊，雖苦猶甜心得安?！?lt;/span></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