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叢 <p class="ql-block">2月11日上午，在家寫論文《教育生理學——亟待填補的空白》，又在網(wǎng)上聽鄧麗君歌曲，讀瓊瑤小說，感慨叢生，遂給胡老師發(fā)一短信：人到老年即戀舊：愛憶舊事，懷舊人，讀舊書，聽老歌曲。此可湊成一聯(lián)：懷春乃少艾，戀舊已老年。問他“如何？”發(fā)出之后，才驚覺沒有問候他的病情。下午，看金廠溝梁金礦秧歌隊秧歌，極佳。想，再給他發(fā)短信，告訴他，兼致問候。誰知未及發(fā)出，卻收到胡老師不幸逝世的噩耗。</p><p class="ql-block">那一刻，是我生命中的空白，不能說什么，也不再想什么，總覺得這不是真的。雖知道他有病，雖知道他的病很嚴重，但從未想到會有這一刻。</p><p class="ql-block">2月12日下午，我和幾個同志打車去北京參加胡老師的追悼會，13日凌晨到賓館。司機問我與胡老師是什么關系，這個簡單的問題竟然把我問住了。我與胡老師是什么關系呢？我們當然不是親戚；我沒有走進胡老師的課堂聆聽胡老師講課的幸運，不是胡老師嚴格意義上的學生；我也沒有與胡老師在同一學校共事的幸運，也不是胡老師的同事；說是朋友？其實也不妥，那就對胡老師少了一份應有的敬重。想了一會兒，我對他說，我很尊崇他，他很器重我。</p><p class="ql-block">我對胡老師的尊崇早在認識胡老師之前。</p><p class="ql-block">首先，是他在敖漢語文教育界的地位。</p><p class="ql-block">胡老師在敖漢語文教育界的地位，可說是至高無上，他的經(jīng)歷，有著濃厚的傳奇色彩。</p><p class="ql-block">文革前，敖漢的名師有“二胡一刁於”之稱，胡新老師是排在第一的。他自己只是畢業(yè)于承德師范，后參加東北師大函授學習，也是“后導致學歷”，在今天，要入另冊，填表時是別有一格的；但分配來的大學生是否合格，畢業(yè)證不算，要胡老師認可大家才認可。據(jù)說，他曾說葉沐耕老師是“合格的大學生”，說張伯昌老師“絕頂聰明”，在大家看來，這就是定論。這使人想起漢時的許劭，他有高名，每月評論時人賢否，謂之月旦評；又讓人想起孔子作《春秋》，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p><p class="ql-block">這樣的地位當然是其來有自。</p><p class="ql-block">胡老師天分極高，手不釋卷，而又能過目不忘，融會貫通。他讀師范時，師范是分科的，他讀的是中文專業(yè)，畢業(yè)考試，六門課程全是滿分。其中，《現(xiàn)代文學史》試題是論文《試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文學上敵我主從之間的斗爭》，要求在四個小時之內完成，且是閉卷，不能翻看資料。這么難的題目，這么苛刻的要求，不要說是師范生，就是本科生，研究生，也不容易吧？但是，他順利地完成了。大概，老師也為有這樣出色的弟子而驕傲吧，評卷老師在試卷上用紅筆批了兩個大字：“傳閱”。在東北師大進修時，《語言學概論》考試，一千多考生僅有兩人得滿分，他是其中之一。他對邏輯學、語法均有很深的造詣，特別是，他竟然通過自學掌握了音韻學。</p><p class="ql-block">他發(fā)展全面，不但是中文，對理科，尤其數(shù)學的學習，也達到了相當精深的程度。剛分配到新惠中學時，教的是數(shù)學，是新惠中學第一任數(shù)學組組長，直到晚年，他仍能閱讀《數(shù)學通訊》之類的數(shù)學專業(yè)刊物，并能從美學的角度去鑒賞數(shù)學題的論證——即使是數(shù)學教師，有幾人能做到這一點？他在讀師范時自學了俄語，高考開始考俄語的那一年，新惠中學沒有俄語老師，他除語文外，還兼畢業(yè)班的俄語，有一個學生的俄語竟然考了96分（滿分100）。那真是“歲月崢嶸”，“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年輕真好，有才真好，年輕而又有才，那就好上加好了。文革時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去喂豬，他又利用了這個機會自學了英語，在課堂上，他能用英語同學生會話，講漢語，能夠自如地同英語結合起來。退休后，他輔導孫子孫女的數(shù)學英語等課程，成就斐然，通過他的輔導，如他的孫女，“數(shù)學考試像節(jié)日一樣快樂”，在強手如林的全國朗文杯英語大賽中，獲得了二等獎。</p><p class="ql-block">我以未能聽胡老師的課為終生之憾，但聽他的學生說起，無不是感嘆的語氣。如說他講語法，就如說評書，信口舉例，隨機征引，娓娓道來，循循以誘，下課鈴響，課也正好講完，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后，徜徉而去，聽來真是令人神往。</p><p class="ql-block">我看過胡老師僅有的一節(jié)課堂教學錄像。他講的是“用類比法檢查病句”，但開始是從英語講起，使我一度懷疑他是在講英語。我曾對英語老師說，講英語時要結合漢語，定會收事半功倍之效；但講語文結合英語，我未敢想。蓋存在決定意識，我不懂英語，自很難想到將英語用到語文課上。他以深厚的學養(yǎng)，打破了學科界限，居高臨下，成竹在胸，揮灑自如，有如傳說中武林的絕頂高手，摘花飛葉，皆可育人。知識的表述，能力的培養(yǎng)，課堂進程的掌控，均如行云流水，樸實自然，行其當行，止其當止，不溫不火，恰到好處。這看似平淡，但實難企及——嘗一臠而知全鼎，從胡老師這節(jié)課，我看到了胡老師一代的名師的風采。治大國若烹小鮮，名師講課，其實也如名廚掌勺，真到了自由境界，自會隨心所欲，舉重若輕，百煉鋼化繞指柔。教學也如文學創(chuàng)作，內容第一，形式第二；只有那些學養(yǎng)不足的三流教師，才會在形式上耍花槍，真正的名家大家，不屑如此。</p><p class="ql-block">說胡老師批評學生能把學生批評笑了，因為他思想深刻，語匯豐富，表達生動，一次批評等于給學生上了一堂語文課，有的學生就故意犯點小錯，以求得到胡老師的批評。這又令人想起 “曲有誤，周郎顧”的典故，所謂“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弦?！?lt;/p><p class="ql-block">1979年12月，我考內師大（那時還是內蒙古師范學院）附設函大，也許是緣分，給我們考場監(jiān)堂的就有胡老師。我那時還不認識他，但那通身儒雅的書卷氣告訴我，他一定就是胡老師。我原來雖只是小學畢業(yè)，但所幸養(yǎng)成了閱讀和涂抹的習慣，讀書不算少，寫作的水平也還說得過去。胡老師巡視考場時，在我的身后駐足良久。我交卷后，他問我“你是在哪個學校畢業(yè)的？”我答是在房身（當時豐收公社的一個大隊）小學，他又說“我問你最后是在哪個學校畢業(yè)的？”我說我最后就是在那個學校畢業(yè)的。他說：“你答得不錯?！蹦且豢?，我真是心花怒放。因為起點太低（考生中小學畢業(yè)的恐怕只有我一個），親戚們多認為我考上的可能性不大，但我心里卻想，胡老師都說我不錯了，可見我在這個考場是站得住腳的。那年一共十一個考場，一個考場錄取一個，我也有希望吧？回到學校（那時還在村?。?，同事們問我答得怎樣，我說胡新老師說我答得不錯呢，校長就作大驚奇狀，說：“那你的終身就定下來了。”分數(shù)來了，我果然如胡老師所說——“答得不錯”，得了80.5分（滿分100），而錄取線是57分。</p><p class="ql-block">1987年（？），我教的職業(yè)高中班參加“5.20”模擬考試，我認為試卷中某題的答案有誤，寫信向胡老師請教，他先回信說答案是對的（我疑他并未判卷，因信中說“我們高三的老師也是這么判的?！保?，后又發(fā)現(xiàn)答案確有錯誤，就趕緊寫信，詳做疏解，自己跑到車站，托人捎給我，反復叮囑，一定要捎到。捎信的人跟我說，我心里感動莫名——為他的嚴謹，為他的認真，更為他的謙遜。</p><p class="ql-block">1989年，我寫了第一篇論文《語文教改的反思》，先交張伯昌老師，他又讓我拿給胡老師看一看。幾天后，我到胡老師那里征求意見，他給了我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鼓勵。走時，他送我到新惠中學的大門外，問我有沒有讀過系統(tǒng)論方面的書，建議我讀一讀。</p><p class="ql-block">1990年，我也來到新惠街里，</p><p class="ql-block">胡老師退休到北京定居前，將他多年堅持訂閱的《中國語文》雜志給了我，說，自己也沒有好好看，想將來退休總會有時間看，誰知退休也同樣沒有時間看，看看周圍，沒有人需要它，只有送給你也許還有用。那么厚的一大摞??！胡老師是愛書如命的，這些書他是視如拱璧的，給我時的心情什么樣？一定有難以割舍的依戀吧？也許有一些所托得人的欣慰？但胡老師不知道，那些書在我手里，與在他手里，其發(fā)揮的作用是大不一樣的——我對語言學及語言的研究深度與他有天壤之別（譬如，我不懂音韻），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文章我讀不懂，真是愧對胡老師的殷殷情誼。</p><p class="ql-block">胡老師到北京后，我們的聯(lián)系反更密切，電話問訊，書信往來，迄未中斷。</p><p class="ql-block">剛到北京時，他身體還好，常逛書店，也去市場？他知我喜歡書法篆刻，曾為我買一套錦盒裝的文房四寶。因看到我有一套影印的《全唐詩》，在書市上看到有《全唐詩大辭典》（一），也買了給我捎回來，還說，若發(fā)現(xiàn)其他分冊，再給我買。那時，他因心臟病已不良于行，提著沉重的書，歇了幾次，才從書市走到家。</p><p class="ql-block">那套文房四寶我一直沒有舍得用，那本《全唐詩大辭典》則靜靜地站在我書櫥里《全唐詩》的旁邊。</p><p class="ql-block">2001年，我去林東參加職業(yè)中學語文學科帶頭人比賽，他打電話，關照參賽要注意的事項，甚至囑咐，衣服也要盡可能地好一點，真是關懷倍至。所幸，那次乃至后來的自治區(qū)學科帶頭人的比賽，我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順利通過，總算沒有辜負胡老師的期望。</p><p class="ql-block">書信，原來是筆寫，后來是用打印機輸出再后來是發(fā)電子郵件。僅2003年以來利用電腦往來的書信已各100多封，在此之前筆寫的信件已難以統(tǒng)計。這些書信中我們無所不談，關于時政的，關于語文教學的，關于語文學科的，多有所見略同的欣喜，也有爭執(zhí)不下的快意。從通信中，我了解了胡老師的為學、為師、為文，更了解了他的為人，無論哪個方面，對我而言，所得的都是無窮的教益。</p><p class="ql-block">從通信中我看到了他對學生的熱愛。在極左的年代，胡老師受過諸多不公正地待遇，在他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創(chuàng)傷，他曾在信中告訴我，晚年夢中多出現(xiàn)文革中批斗的場面，但這些他并不怎么對人說，對我也不怎么說，倒是對學生受到的迫害耿耿于懷，忍不住一吐為快。如張曉光，其姊張曉環(huán)“聰明且用功，考入內大中文系”，他“比張曉環(huán)還聰明”，“很會唱歌”，“會說相聲”，在高考前夕，竟完成了一部電影文學劇本，“是關于西藏的故事”，“足有半尺厚”。（我曾在《內蒙古中學生優(yōu)秀作文選》中看到他的作文，是全書中最好的，胡老師告訴我那是一篇小說，并非真人真事），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學生，高考落榜了，不是成績不好，而是因為（據(jù)說）——政審材料上被蓋上了“不宜錄取”的章。再如曹化真（是我的小學老師曹化鵬的姐姐），“非常聰明”，是語文、俄語兩科的科代表，“考得非常好”，“雖不一定是100分，但95分以上是絕無問題的，但落了榜。我讓她再來復習，她堅決不肯，看來是她已明白了何以落榜，而我尚在糊涂中?！崩潇o的敘述中，還可察見胡老師內心那云飛濤卷的憤慨。</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從通信中還看到他生活中的那一面，作為丈夫、父親、祖父、外祖父，而熱愛家人的一面。在一次信中，他這樣痛惜地提到妻子的病，說：“她是一個數(shù)學老師，現(xiàn)在連簡單的加法都不能計算了?！彼傆X得自己的病拖累了子女，第一次做手術，寫信給我，說自己的胸中裝了一臺“捷達王”，我回信同他開玩笑，說能裝“捷達王”是你的福氣，換作是我，想裝一臺手扶拖拉機都不易呢。曉惠轉業(yè)，曉專移居加拿大，他都表示了一個父親的關注。宇宙飛船的上天，更是牽動著他的心，因為他的大兒媳是飛船的設計師之一。提到子女，他還有一點矜持，提到孫兒輩，他的喜愛的心情就毫不掩飾了。他曾夸他的大孫子是“數(shù)學天才”，中考作文分數(shù)不高，他把那篇作文寄給我看，隱隱地為自己的孫子不平。對孫女胡泊的英語、數(shù)學也很贊賞，把胡泊參加朗文英語競賽的照片發(fā)給我，還說她“考數(shù)學就像過節(jié)一樣快樂”。我見到過他的大外孫，以為與他的面貌很相似，寫信跟他說“見到他就仿佛看到了您年輕時的風采?！彼匦欧浅Ｗ孕诺卣f“他不如我！”并給我附寄一張在東北師大拍的神采飛揚的彩照。他一生低調，但在這時、這事上卻突然高調起來，顯出一種孩子似的快樂，令人忍俊不禁。我想，他自己寫到這里時，嘴角上也一定漾滿了笑意。大孫子和孫女的名字都是他取的，一名胡可，一名胡泊，極有文化品位，他又想給小孫子取名“胡楊”，是想讓他這個孫子像胡楊一樣堅韌吧？但兒子沒采納，而給孩子取名“胡億”，他似有點怏怏——“大概是想讓孩子成為億萬富翁吧？”我回信為他排解：“楊”字敖漢讀為“rang(陽平)”，“胡rang(陽平)”就有點兒不過日子的意思了，所以，這個名字不叫也罷?！昂鷥|”也是有來歷的，《詩經(jīng)》不有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乎？現(xiàn)在高科技，確乎是“不稼不嗇”而“取禾三百億”，不，是千百億了。</p><p class="ql-block">通信中最多的，是他給我的指導。我后來在一封信中這樣回憶：“記得我向您請教，您總是不假思索，信口道來或信筆寫來。小扣小鳴，大扣大鳴，有根有據(jù)，有源有流。那是何等的從容，何等的瀟灑，何等的蘊藉風流？再想到某些人如我，似乞丐行路拾元寶般，得一二教學能手、帶頭人之類頭銜頂在額上，便欣欣然施施然，沾沾自喜，以為自己真的了不得起來，如河伯如井蛙，如朝菌如蟪蛄，真真是可悲可嘆?！?lt;/p><p class="ql-block">如我曾向他請教“男、女”“一定、必定”的詞性，他就總結了關于詞性的討論的變遷：</p><p class="ql-block">“漢語詞類是個很麻煩的問題。記得1952年—1955年《中國語文》曾有大討論。先是漢語有無詞類。高名凱認為：漢語沒有‘形態(tài)學’，因此沒有詞類。1920年黎錦熙《國語文法》就曾說：‘凡詞，依句辨品，離句無品。’但他還是認為漢語有九品（類）詞的。到了高名凱，完全否定漢語詞可以分類。他指的‘形態(tài)’是：漢語‘教師’和《教師報》里的‘教師’毫無區(qū)別，不像俄語，‘教師’是УЧИТЕЛЬ，而《教師報》是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這里的СКАЯ是形容詞詞尾。有了它，就可以知道前一個‘教師’是名詞，后一個是形容詞。漢語沒有這種‘形態(tài)’，就沒法給詞分類。許多語法學家和他辯論。蘇聯(lián)漢學家德拉貢諾夫也寫來文章，指出：漢語雖無‘狹義的形態(tài)學’，但有廣義的，如：名詞前不可加‘不’。高大概是欺他漢語不精深，寫文章說：‘名詞前是可以加“不”的，如：‘看他，人不人，鬼不鬼的?！瘏问逑嬲f：‘習慣用語是不容援例的?！终f：‘我們不管“形態(tài)”的有無，只要看看某些詞是否有共同的特點，另一些詞是否有另一些特點。我們不可以根據(jù)這些特點給詞分分類嗎？’漢語有詞類問題就算有了一致的看法”</p><p class="ql-block">當然我們也有看法不一致的時候,特別是關于文字改革。胡老師參加工作之初，亦是文字改革工作之始，他是熱烈的擁護者，積極的參與者，有著頗深的“文改”情結，不但贊成漢字簡化，甚而支持拼音道路，并對聲調的標注方式，提出過自己的建議。我則是漢字文化的鐵桿“粉絲”，不但反對拼音化，對漢字的簡化也有保留。我與胡老師之間信件往來反復辯難幾達半年之久，結果是我寫出了一篇近2萬字的長文《漢字與漢語》，因為太長，未能發(fā)表，但這篇論文在我的心中分量極重，將其視為自己論文中學術含量較高的篇什之一，因為這是我和胡老師共同探討的結果，胡老師贈我的《中國語文》雜志也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這篇論文，我還要找機會發(fā)表，以將其獻給胡老師的在天之靈。</p><p class="ql-block">與胡老師的郵件往來，成為我生活的重要內容。每天打開電腦，我先要查看信箱有無胡老師的郵件，若有，必先讀之，速復之，若無，則悵然若有所失。給胡老師復信，更是我思維的體操?，F(xiàn)在，胡老師走了，每次打開郵箱，都是“0封郵件”，我的郵箱為誰而設？沒有了胡老師郵件的信箱，即使有郵件，也只剩下事務了，很少再有思想，再有感情。沒有了胡老師的郵件，我生活中的快樂少了許多，我生活的中的色彩陰暗了許多。</p><p class="ql-block">我沒能走進胡老師的課堂，這是我的不幸；但我卻親聆到胡老師的教誨，這是我的大幸。我曾在信中對他說，我做您的學生，縱不算優(yōu)秀，總還是合格的吧？能說，且敢說這句話，是我的大驕傲。</p><p class="ql-block">最后一次收到胡老師的郵件，是1月17日。是他在阜外醫(yī)院住院部寫的，由一個親屬打字并發(fā)給我。在信中，他告訴我他的病情：“……下一步只能逼上梁山做搭橋了。按規(guī)定：心梗后搭橋須在心梗后一個月的恢復期。因此手術大約要到正月十五之后。從現(xiàn)在到做手術，我必須靜臥在這里至少３０天。春節(jié)也都在這里過了?！彼€告訴我，“又在腦海里把詩詞翻騰了一遍?！眴栁摇啊∪胄麓焊形锶A……野芳雖晚不須嗟’中間兩句是什么？‘準擬今春樂事濃，依然枉卻一東風。年年不帶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是誰的詩？”</p><p class="ql-block">這兩首詩都是詩人病中的感慨，且病的時間都在新春，胡老師是觸景生情，隨口而出，可見他的胸藏錦繡。我查到這兩首詩后，發(fā)郵件給他，由衷贊嘆，“胡老師就是胡老師，在病床上也是如此地與眾不同。”并安慰他：“在醫(yī)院過春節(jié)，當然不如在家。但我想來，您在家也不過是讀書上網(wǎng)，在醫(yī)院，至少讀書不礙。所以在您而言，暫把病房做書房，家與醫(yī)院實也無大區(qū)別。毛澤東于疾病，曾引論語云：“既來之，則安之?！蹦残撵o養(yǎng)就是……”</p><p class="ql-block">后來，他又打電話給我，問明世宗《送毛伯溫》詩的詩題、作者及中間的兩句，我用短信告訴了他。</p><p class="ql-block">春節(jié)后，我給他打電話，他還和我討論了前兩次通訊中涉及的問題。指出，“既來之，則安之”是使動，與毛引用之意不同。明世宗《送毛伯溫》詩“太平待詔歸來日，朕與先生解戰(zhàn)袍”一句，他原記成“朕與將軍解戰(zhàn)袍”，他說，還是“先生”好，有多重含義，說明毛是儒將，說明皇帝對他尊重——平等稱之，而非高高在上。即使在七十高齡，即使重病在床，胡老師的思想仍在語文和語文教學的海洋里游弋，且思維仍然如此敏捷，如此深刻。</p><p class="ql-block">而這一次通話，竟成為胡老師留給我的絕響。</p><p class="ql-block">人的生命都是寶貴的，卻不都是高貴的。胡老師的生命就是高貴的生命。追悼會結束，我到院子里，仰首望藍天白云，想，這么寶貴的生命，一會兒也要化作縷縷輕煙，隨風而逝了么？真是心有不甘，卻又無可奈何。</p><p class="ql-block">成功一靠天分一靠功夫，天分比功夫更重要，功夫可學天分不可學。胡老師是敖漢語文教育的一個頂峰，這個頂峰以前沒有人能夠達到，今后也沒有人能夠逾越。胡老師走了，這個空白，已沒有了填補的可能。還有誰能有胡老師這么高的天分?還有誰肯像胡老師那樣下功夫？</p><p class="ql-block">余秋雨有一個觀點：文化領域里的低層和高層，并不像官場和商界那樣可以一級級自然攀緣。(《借我一生》)胡老師來敖漢，是敖漢的大幸——敖漢的語文教學因為有了胡老師而可以自立于至少是自治區(qū)的語文教育之林；卻是他本人的不幸——倘他能在北大、北師大這樣的大學工作（在他不是不可能的），以他的學識才氣，一定會成為國內知名的專家、學者。</p><p class="ql-block">他的大學學歷雖是函授所得，但他比之全日制的學生卻不知高出凡幾，全日制的大學中文系學生有幾個是懂音韻的？但是他懂；全日制的大學中文系學生有幾個是掌握了兩門外語的？但是他掌握了。這不但是因為他有極高的天分，也因為他有超出一般人的勤奮。有天分的人不難遇到，勤奮的人也不難遇到，有天分而又肯下苦功夫，這樣的人就可遇而不可求了。</p> <p class="ql-block">（此文王叢老師發(fā)表于《內蒙古教育》2006年第8期）</p> <p class="ql-block">2005年10月3日胡新老師再回敖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