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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真理，走遍無垠的沙漠

船長二世

<p class="ql-block">充滿了矛盾與反抗的微小龐大世界中，有一個人。他的眼睛，像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深邃又清澈；胡子像老樹盤根一樣，向外突起的瘋狂生長，直到一發(fā)不可收拾；眉毛就像兩把已經(jīng)老銹到卷曲的刀刃，不停地向內(nèi)翻卷，兩邊又如閃電一樣突刺著。</p><p class="ql-block">至少從外貌上來看，這個人很難接觸</p><p class="ql-block">你也許能猜到是誰</p><p class="ql-block">文學史上，有一個最為繞不開的人物，他曾用一句話寫盡世間的悲歡喜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p><p class="ql-block">他就是托爾斯泰</p> <p class="ql-block">他的心靈如浩瀚無垠的海洋：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托爾斯泰是藝術之神”。他不講技巧，他純樸、真誠、剛毅，他用心靈而非頭腦尋找善良，將自己的痛苦融進作品里每個人物血液中，并以一種英雄的沉著、一種可畏的仁慈心揭露了社會的罪惡。</p> <p class="ql-block">托爾斯泰出生在俄羅斯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貴族大地主，母親則是一位貴族女子。到后期托爾斯泰還有一個自己的森林，俄羅斯本來樹林就多。</p><p class="ql-block">他在家中排行第四，兄弟姐妹共有13個。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都在家鄉(xiāng)度過，接受了傳統(tǒng)的家教和教育，這也為他后期思想發(fā)生巨變埋下一個即幸又不幸的伏筆。</p><p class="ql-block">他曾就讀于莫斯科大學，但并沒有完成學業(yè)。</p><p class="ql-block">不過后來，他進入了軍隊，并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中服役，這場戰(zhàn)爭是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歐洲霸權的一場重要戰(zhàn)爭，發(fā)生在俄國與奧斯曼帝國等歐洲其他國家之間的一場龐大的血腥的戰(zhàn)爭。</p><p class="ql-block">這段經(jīng)歷對他的創(chuàng)作和思想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p> <p class="ql-block">托爾斯泰在高加索時開始創(chuàng)作，在《現(xiàn)代人》雜志上陸續(xù)《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等小說。1855年11月他來到彼得堡，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歡迎，并結識岡察洛夫、費特、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奧斯特洛夫斯基、德魯日寧、安年科夫、鮑特金等作家和批評家。托爾斯泰傾向于德魯日寧等人的觀點，但又認為任何藝術不能脫離社會生活。至1859年，他同《現(xiàn)代人》雜志決裂。1856年底以中尉銜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國、瑞士、意大利和德國游歷。</p><p class="ql-block">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準備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農(nóng)民，并在自己莊園試行。先后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和附近農(nóng)村為農(nóng)民子弟辦了20多所學校，并曾研究俄國和西歐的教育制度，1862年7月他外出時，家中遭到憲兵連續(xù)兩天的搜查。不久他關閉了學校。</p><p class="ql-block">1862年托爾斯泰與18歲的索菲亞·安德列耶芙娜·托爾斯塔婭結婚，索菲亞是沙皇御醫(yī)的女兒，他們前后育有13個孩子。他和妻子的關系至今仍有爭論，可以確認的是大部分時光他們過得不錯，他妻子幫助他管理莊園，這使得托爾斯泰可以將全部時間用于文學作品的精雕細刻，在這里，托爾斯泰給人類留下了《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傳世之作。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進行謄清和保存文稿的工作。</p><p class="ql-block">新婚之后，革命形勢逐漸轉(zhuǎn)入低潮，他也逐漸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機。他脫離社交，安居莊園，購置產(chǎn)業(yè)，過著儉樸、寧靜、和睦而幸福的生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托爾斯泰和妻子</p> <p class="ql-block">不過，1866年，他出席軍事法庭為士兵希布寧辯護。希布寧因不堪軍官的虐待打了軍官的耳光，雖經(jīng)托爾斯泰為之奔走，希布寧卻終被槍決。這一事件使他開始形成反對法庭和死刑的看法。</p> <p class="ql-block">1869年9月因事途經(jīng)阿爾扎馬斯，深夜在旅館中突然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憂愁和恐怖。這就是所謂“阿爾扎馬斯的恐怖”。</p><p class="ql-block">從70年代初起，他開始新的思想危機和新的探索時期。他研讀各種哲學和宗教書籍，不能找到答案。這些思想情緒在當時創(chuàng)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鮮明的反映。他訪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隱修士，并結識農(nóng)民、獨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終于完全否定了官辦教會，接受了宗法制農(nóng)民的信仰。</p><p class="ql-block">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勢和全國性大饑荒的強烈影響下，棄絕本階級，完成了60年代開始醞釀的世界觀的轉(zhuǎn)變，轉(zhuǎn)到宗法制農(nóng)民的立場上。在《懺悔錄》（1879～1880）等論文里，他廣泛闡述自己思想轉(zhuǎn)變的過程。然而，他卻反對暴力革命，宣揚基督教的博愛和自我修身，要從宗教、倫理中尋求解決社會矛盾的道路。托爾斯泰富于獨創(chuàng)性。從此托爾斯泰厭棄自己及周圍的貴族生活，不時從事體力勞動，自己耕地、縫鞋，為農(nóng)民蓋房子，摒絕奢侈，持齋吃素。他也改變了文藝觀，指斥自己過去的藝術作品包括《戰(zhàn)爭與和平》等巨著為“老爺式的游戲”，并把創(chuàng)作重點轉(zhuǎn)移到論文和政論上去，以直接宣傳自己的社會、哲學、宗教觀點，揭露地主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各種罪惡。當時寫的劇本、中短篇小說以及民間故事，同樣為了這一目的。他還從事廣泛的社會活動：1881年因子女求學全家遷居莫斯科，他訪問貧民窟，參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調(diào)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層生活；1881年他上書亞歷山大三世，請求赦免行刺亞歷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91年給《俄國新聞》和《新時代》編輯部寫信，聲明放棄1881年后自己寫的作品的版權；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組織賑濟梁贊省和圖拉省受災農(nóng)民的活動；他還努力維護受官方教會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爾教徒，并在1898年決定將《復活》的全部稿費資助杜霍包爾教徒移居加拿大</p> <p class="ql-block">從19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托爾斯泰增強了對社會現(xiàn)實的批判態(tài)度，對自己宣傳的博愛和不抗惡思想也常常感到懷疑。這在《哈澤—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論饑荒》一文而企圖將他監(jiān)禁或流放，但懾于他的聲望和社會輿論而中止。至此又因《復活》的發(fā)表，指責他反對上帝，不信來世，于1901年以俄國東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義革除他的教籍。這個決定引起舉世的抗議，托爾斯泰卻處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鎮(zhèn)壓學生運動而寫《致沙皇及其助手們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給人民自由并廢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對日俄戰(zhàn)爭。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對革命的到來表示歡迎，但卻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敗后，他又反對沙皇政府殘酷殺害革命者，寫出《我不能沉默》一文。</p> <p class="ql-block">托爾斯泰在世界觀激變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離家出走。這種意圖在他80至90年代的創(chuàng)作中頗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幾年，他意識到農(nóng)民的覺醒，因為自己和他們的思想情緒有距離而不免悲觀失望；對自己的地主莊園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爾斯泰主義者和他的夫人之間的糾紛更使他深以為苦。</p><p class="ql-block">在托爾斯泰離家之前，他與妻子的決裂程度人人皆知。一天晚上，夫妻二人又鬧不和。之后，托爾斯泰的妻子曾跪下懇求托爾斯泰為她再讀一遍早年時代丈夫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詩歌和散文，以找回當初的甜蜜，但是托爾斯泰當時已死了心。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公歷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車站逝世。遵照他的遺言，遺體安葬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森林中，墳上沒有樹立墓碑和十字架。</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托爾斯泰文學作品合集</p> <p class="ql-block">巨人特寫</p> <p class="ql-block">林中不顯眼的墓地</p> <p class="ql-block">一生只愿平凡，卻璀璨于后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