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學快樂每一天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1973年7月，正值夏收農(nóng)忙季節(jié)。那時我已從牧區(qū)被分配到呼盟格尼河農(nóng)場當了一名拖拉機手，每天開著鏈軌拖拉機收割、翻地忙得不亦樂乎。忽然有一天場部傳來消息說近期全國大、中專院校面向知青招收工農(nóng)兵學員而且還有天津高校來我們這里對口招生（只招收天津籍知青），要自愿報名、群眾評議、領導推薦、文化考試和政治審核，符合標準的可以被推薦去上學而且是回天津。這無異于天上掉下個大餡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早在牧區(qū)時，自1971年始就有同學間或地被推薦去上學，有的去海拉爾或扎蘭屯上中專，有的直接被選調回津上了大學。選調和上學似乎成為知青離開草原的一個捷徑，所以從那時開始有的同學就已經(jīng)著手進行文化課的復習，為迎接選調和上學做準備。</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1972年底根據(jù)國家的一個文件，相關部門將我們這些在新巴爾虎草原下鄉(xiāng)多年的知青有組織地調離了牧區(qū)，他們一部分去了大慶油田，一部分去了呼盟的幾個國營農(nóng)場。我和黃花公社、貝爾公社的幾十名同學被分配到了格尼河農(nóng)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農(nóng)場的生活條件較牧區(qū)要好了許多，最起碼這里是定居、集體生活，睡火炕、白面饅頭、土豆、大白菜能吃得飽飽的，再也不過那種饑寒交迫的日子了，再也不過那種單調乏味的的游牧生活了。農(nóng)場職工基本上都是漢族，大家生活習慣相近、語言相通而且他們很多人都是上世紀五十年代開發(fā)北大荒由部隊轉入軍墾的退伍軍人。所以多少保留著部隊的傳統(tǒng)，編制上有連長、指導員、排長、班長等等。 我們來到農(nóng)場后很快地適應了這里的生活，白天上班勞動，晚上回來吃過飯后，我們這些“跑腿子”（單身）在一起下棋、打牌、唱歌很是熱鬧。我很快就喜歡上了這個地方并決心在這里繼續(xù)扎根一輩子，在祖國的北大荒好好地干上一番事業(yè)。</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當新的環(huán)境再次喚起新生活渴望的時候，選調上學的事情突然降臨，再次打破了生活的平靜。下鄉(xiāng)后最初并沒有想過離開草原，只是后來單調、乏味、看不見盡頭的、艱苦的放牧生活讓我產(chǎn)生了動搖。來到了農(nóng)場，條件好了很多，便有了安于現(xiàn)狀的感覺。因為畢竟上山下鄉(xiāng)是出于自愿且立志廣闊天地干一番事業(yè)的初心未改，所以面對上學報名與否內(nèi)心充滿矛盾。何況自己一個六八屆初中生，初中一年級的課程都沒有學完，憑什么去考大學？</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我們連長和指導員對知青非常的體貼和同情，他們給我們開會，動員我們一定要珍惜這次機會，鼓勵我們報名參加考試，還不顧農(nóng)忙破例放了我們兩個星期的假要我們好好復習功課。指導員說，當農(nóng)工和上大學都是革命需要，考不上就繼續(xù)在這里干，考上了將來可以更好地報效國家，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抱著試一試的態(tài)度，我報考了大專，雖然只具備小學的文化水平、數(shù)學也復習到了代數(shù)的根式運算。我知道我考不上，所以心地坦然，不抱希望，不過是把它當做一次歷練罷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七月中旬，我們20幾名被推薦的知青，先到農(nóng)場總部參加了體檢，次日乘車去了阿榮旗參加文化考試。報考中專者考語文、數(shù)學和政治。報考大專者除了語文、數(shù)學、政治外，還有物理、化學和外語。我是報考了大專的，真不知這從無根底的理化和外語怎么考？ 令人想不到的是臨考時突然接到通知說，高考取消了理化和外語，跟中專一樣只考數(shù)學、語文和政治。這無疑天上再次掉餡餅，對我這個報考大專的準初中生真是一個福音。 那時的語文就是一篇作文，政治也是當時的文革形勢，對我們知青沒有多大的難度，所差也就是數(shù)學了。不過我也及格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不久公布了考試結果，及格者分兩個等級，錄取和備取。分數(shù)比較高的取得錄取資格，名次排后的為備取，也就是當有錄取資格的人因為其他原因被淘汰下來的時候由備取的人頂上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后來就是漫長的等待。我接著干我的農(nóng)工、開我的拖拉機，忙時也加班加點去扛麻袋。一百七八十斤的黃豆扛在肩上，一步一顫地走上踏板將它倒進四五米高的糧囤里，感覺又矮又瘦的自己還有把子力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大約九月中旬，上學的最后一榜公布了，有幾位獲得錄取資格的同學落榜了，而我這個備取則榜上有名。巧合的是在張榜前，當時的人民日報發(fā)表了一位名叫張鐵生的遼寧知青的一封信，信中說他在農(nóng)村全心全意地接受再教育，全身心地投入到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勞動之中，哪里有時間去高考復習？倒是那些不安心在農(nóng)村者利用了高考的機會，成為了擺脫農(nóng)村艱苦生活的幸運兒，這對于像他這樣安心扎根農(nóng)村的知青實在不公平，所以他在考場上并未答題而是交了一張白卷。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張鐵生的“白卷”，即代表了很多知青的的心聲，也受到了中央某些領導的重視，由此還引發(fā)了一場“反潮流”的政治風暴。我的“大學”，正好趕上了這個關鍵時刻，在知青選調和上學方面更加注重政治表現(xiàn)了。一些考試成績較好的同學可能就是因為“政治分數(shù)”不夠被淘汰了下來。所以我覺得像我這樣的初中生能夠被選調上學，無疑是沾了張鐵生的“光”。盡管后來“白卷先生”受四人幫所累身陷囹圄但我卻從未憎恨過他，因為沒有他的白卷就沒有我的大學。</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1973年9月下旬，我們五個曾經(jīng)的草原知青接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來自黃花公社的四人（三男一女）和貝爾公社的一名女知青匆匆地踏上了回津之路。那里有嶄新的生活正在等待著他們。我們感嘆命運，它的被改寫竟也是在那不經(jīng)意的轉瞬之間。</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那是一個難忘的漆黑之夜，我回到了天津的家。父母從睡夢中被我的敲門聲驚醒，當他們得知我被選調回津上學時，激動得熱淚盈眶。母親在床旁抽泣，父親來不及穿衣跪在床頭兒不住地磕頭，嘴里還念叨著；感謝老天爺、感謝老天爺！他們朝思暮想的兒子終于回家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我被天津醫(yī)學院錄取，報到時已經(jīng)開學十幾天了。步入大學的門檻才知道自己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也就特別后悔牧區(qū)的那幾年沒有珍惜時間，沒有利用那一段寧靜的日子安心學習而總是被一種焦慮的心情所籠罩著，以至于大把的青春好時光都被荒廢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而今已是2023年。1973到2023，五十年過來了。五十年前的大學，注定了我成為了一名醫(yī)務工作者，幾乎當了一輩子的內(nèi)科醫(yī)生。五十年來雖未在醫(yī)學方面成就什么，但幾十年來救死扶傷的好事沒有少做。直至古稀之年仍工作在醫(yī)療崗位上，幾乎每天都在病人及家屬的感謝聲中渡過，這足可使我聊以自慰。 </span></p> <p class="ql-block">1973年夏，在內(nèi)蒙阿榮旗國營格尼河農(nóng)場</p> <p class="ql-block">1973年深秋，拍攝于天津醫(yī)學院。</p> <p class="ql-block">1973年10月天津醫(yī)學院，全班同學合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