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28, 128, 128);">提起“中統(tǒng)局”這個單位恐怕無人不曉，在新中國成立前百姓大眾聽到這個與“軍統(tǒng)局”齊名的單位時都會談虎色變，然而讓人無法想象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那個特殊時期里，一個前國民黨中統(tǒng)局工作人員(以后我將其稱為“中統(tǒng)先生”)家庭與一個長期在解放軍總參謀部技偵單位工作的師職干部家庭竟然成了鄰居。</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話說這是大約50多年前，即上世紀70年代的事了。當時為了抑制文革中出現(xiàn)的混亂局面，全國許多地方和單位都進行了軍管或派軍隊進行“支左”。父親以軍隊干部身份先在由周總理親自批準成立的中央聯(lián)合接侍室任北京組組長，后又派駐化工部任政工組副組長(即化工部政治部副主任)，71年又被派到天津“支左”?！爸ё蟆迸c軍管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軍管就是將所管理的地方或部門全部軍事化來解決矛盾，一切以軍管會的命令為準。而“支左”是軍隊干部與本部門本單位人員相結(jié)合進行管理，相互商量的情況更多，這樣就比軍管更麻煩和需要廢更多的口舌和精力?！爸ё蟆弊畛跏且豁椗R時性工作，去派駐單位并不是正式調(diào)動工作，因此一開始不是必須要把全家從北京搬到天津。軍隊“支左”表面看起來挺威風，但實際上是一項受累不討好和里外不是人的工作。事實證明“支左”的結(jié)果的確如此，因為一方面軍隊“支左”干部離開了自己熟悉的工作崗位，一天到晚都要和地方上相互打得頭破血流的不同造反派之間打交道，需要作大量勸導(dǎo)和平息雙方矛盾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支左”持續(xù)時間之長已經(jīng)大大超過了中央預(yù)期的時間，因此軍隊異地“支左”的干部也不得不把家也遷往外地，這樣一來必然會給軍隊“支左”干部及其家庭帶來極大的不便，比如失去了在軍隊大院生活的種種便利條件，到了外地更不可能得到與軍隊干部職級相當?shù)淖》看觥８鼮橹匾氖?，由于“支左”工作的臨時性，軍隊“支左”干部在“支左”期間基本上都失去了在原單位晉升的機會，當“支左”結(jié)束后，由于他們在原單位的崗位空缺已經(jīng)由新提撥的干部所填補，加上“9.13”事件的影響，造成異地“支左”的軍隊干部大量就地安置或轉(zhuǎn)業(yè)，特別是曾在“四野”(即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zhàn)軍)工作過的干部尤其如此，而且當時“支左”所在地駐軍干部也是人滿為患，這樣“支左”干部職務(wù)調(diào)高一級進行異地安置也根本不可能，軍隊“支左”干部在“支左”期間有立功的情況，我到目前還沒有聽到過。而文革時期留在軍隊總部機關(guān)而沒有去“支左”的干部在職務(wù)上普通得到了提升，或者盡量延遲下達離休命令，以便在1982年國家正式建立離退休制度時能享受到普調(diào)一級的待遇，以體現(xiàn)中央軍委對文革前職務(wù)級別一直沒有變動的軍隊老干部的關(guān)懷。而這個優(yōu)待在有些大軍區(qū)單位沒有認真貫徹，當時有些大軍區(qū)新上任的領(lǐng)導(dǎo)急于在軍委首長面前表現(xiàn)出“三把火”的成績，于是搶在中央軍委干部離退休制度文件下達之前幾個月迅速下達了一大批干部離退休的命令。而這些人絕大多數(shù)都是二十年以上未調(diào)整職務(wù)級別而符合中央軍委離休前普調(diào)一級待遇規(guī)定的軍隊干部。當年軍隊干部異地“支左”并沒有形成改革開放后，京官外調(diào)或從大城市調(diào)到中、小城市的官員提升一官半職是不成文的潛規(guī)則那樣的風氣。所以這就是軍隊“支左”干部受累不討好的一面。那么為什么不但受累不討好還里外不是人呢？這是因為軍隊“支左”干部在平息“造反派”之間的沖突和矛盾中必然會得罪其中的一派，而粉碎“四人幫”后，文革時期受到?jīng)_擊或批斗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會自然而然地認為軍隊“支左”干部是支持“造反派”整人的，是文革時期的既得利益者。</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當年和我父親去天津支左的共有4位師職干部，而我父親是笫一位把全家搬到天津去的。以后幾年他們其中有的人把家也搬來了，各種條件比我們家來時已有了明顯改善。我父母之所以主動想把全家搬到天津還有兩個重要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上級指派我父親作為去天津“支左”的帶隊負責人，因此在搬家去天津問題上必須起帶頭作用；第二個原因就是我母親作為一個基層單位的負責人在文革初期中受到“造反派”無休無止的批斗，當時“造反派”將我母親關(guān)在地下室七天七夜不讓睡覺，逼迫交待問題，精神壓力極大，一度甚至產(chǎn)生了自殺的念頭。文革時期與我父母類似情況的家庭屢見不鮮，即夫妻雙方其中一方要隨時接受“造反派”的批斗，而另一方卻要天天與“造反派”共事。</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記得我們家從北京搬到天津時正好是春節(jié)前的三九天氣，一路冰天雪地、寒風刺骨，全家坐在卡車上凍得縮成一團，卡車開了三個多小時終于到了天津。當時我們沒有帶任何家具，因為當時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不能帶走。幸虧我老爺在我們離開北京之前買了五張床板、還弄了幾個當時農(nóng)村常見的長條木凳子用來支撐木板當床腿和幾個箱子，不然到了天津連吃飯和睡覺都只能坐在地上和躺在地上了。</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28, 128, 128);">剛一到天津的新家，我就立刻感到了周圍環(huán)境和住房與北京形成的巨大反差。在北京西郊機場附近部隊大院住的是三室一廳并裝有暖氣馬桶和浴缸的房子，并且大院里還有電影院、游泳池等非常齊全的服務(wù)設(shè)施。這一切其實基本是當時軍隊大院的標配，但對于一般老百姓家庭來講卻是一種奢望。而我父親當時任師職干部已經(jīng)十幾年，早已經(jīng)夠住四室一廳的住房待遇了，但直到1981年才享受到這個待遇，這些都是后話了。。而來天津安排我父親及全家的是一個兩居室的顯得十分破敗而且到處都臟乎乎油膩膩黑漆漆的沒有暖氣、冬季四處漏風的三層單元樓房。文革前這一片樓房曾是河北省委干部宿舍，石家莊成為河北省會后，河北省委的干部們都搬走了，這樣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就搶占了這里的房子。</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我們?nèi)野岬教旖驔]有幾天就過快春節(jié)了，因為當時天津的房子普遍沒有暖氣，只好用蜂窩煤爐子取暖。由于很長時間不用爐子了，大年三十晚上我姥爺睡覺時不小心把蜂窩煤爐子上的風門堵住了，導(dǎo)致煤氣無法從煙筒排出，結(jié)果我們?nèi)叶贾辛嗣簹?。如果不是天津人有大年初一早早上門拜年的習(xí)慣，人家使勁敲門，終于讓我姥爺從煤氣中毒的昏迷中蘇醒，才僥幸逃一命，否則50年前我已經(jīng)化為青煙了！當新鮮空氣一進房間時，全家人都吐的一塌糊涂！</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28, 128, 128);">全家在這里一住就是近四年時間，我家住三層，也是最頂層。當時因房屋年久失修，房頂都破了，因此每年一到雨季我家就遭了殃，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于是不得不用臉盆接雨。尤其夜里下大雨時，全家就更加痛苦不堪，父母親因為不斷接雨水，所以根本無法入睡，搞得精疲力竭，第二天還要強打精神上班。當時我父親已經(jīng)是五十多歲的人了。</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再說一說周圍環(huán)境和鄰居情況。當時除了部隊大院和黨政機關(guān)機關(guān)干部宿舍有大院外，普通居民樓周圍是沒有院墻形成封閉小區(qū)的，我家這棟樓就是這種情況，社會上任何人都可以從我家樓前走過。進入70年代以來，文革初期那種武斗場面已經(jīng)沒有了，但一些青少年小流氓打群架的事卻時有發(fā)生。打群架的小流氓一般都是根據(jù)居住地區(qū)分片組成團伙的，如果本區(qū)片的小流氓見到別的區(qū)片孩子放學(xué)路過他們的地盤，這些小流氓經(jīng)常會無理由地攔截這些孩子、尋釁滋事，甚至用磚頭和棍棒追打這些孩子。</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記得我上小學(xué)時要穿過一條馬路才能到達學(xué)校，而馬路對面就屬于另一撥小流氓控制的地盤，所以我和同學(xué)放學(xué)遭到欺凌、攔截和挨打的事時有發(fā)生，我戴的軍帽也多次被搶。記得我們家樓下曾發(fā)生了一次大規(guī)模流氓打群架，當時雙方共聚集了大約一百多人，其中還有幾個女流氓。他們各自用拳頭和磚頭，或掄著棍棒、皮帶并吶喊著、叫罵著攻擊對方，有的人瞬間就頭破血流了。以后我再也沒有遇到過這么大規(guī)模的斗毆場面，我在我家陽臺上看得是膽顫心驚，當時家里只有我一個人，真怕他們打著打著會沖上樓來，因此他們打到一半我就不敢再往樓下看了。也不清楚他們到底是如何收場的。</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我家這個樓棟是每層三個單元，三層一共是九家人。一、二層分別住有兩家回民，其中一家的小孩與我是小學(xué)同班同學(xué)，我和這個回民同學(xué)關(guān)系不錯，放學(xué)后經(jīng)常互相到對方家里玩，這兩家回民家里都有各一個老太太，十分湊巧的是這兩個老太太先后在一年之內(nèi)都在家里因病死亡了。按照回民的風俗，人死了必須在家中停尸七天，當時天氣已經(jīng)接近夏天了，所以停尸不到三天整個樓道就充滿了尸臭氣味，再加上回民家庭里由于食用牛羊肉日積月累形成的氣味，二者混合起來那種味道簡直是我這輩子聞到過的最無法忍受的味道。每當我從這兩家門口經(jīng)過時，我都捏著鼻子飛速跑過去，進到家里關(guān)上門后，趕緊把窗戶打開，深吸一口新鮮空氣，這才緩過來。直到兩位老太太出殯后一星期這種味道都沒有消除干凈。</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現(xiàn)在可以說說住在我家樓下的“中統(tǒng)先生”一家這個正題了。根據(jù)我現(xiàn)在的記憶，這位“中統(tǒng)先生”家應(yīng)該只有三人居住，“中統(tǒng)先生”本人和他的兩個兒子，我好像從未見過家里有女主人。兩個兒子看上去像是雙胞胎，都上中學(xué)，大概比我大三、四歲的樣子，穿著十分干凈整潔。當年絕大多數(shù)的小孩都穿過打補丁的衣服，我也一樣，但我似乎沒有見到他們穿的衣服打過補丁。雖然跟他們住樓上梯下近四年，但我從未跟他們說過話。只感覺這哥兒倆平時舉止十分謹慎和少言寡語，他們家里好像總是很安靜，放學(xué)回家后很少看他們出門，也基本上沒看到有人敲他們家的門。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當上到二樓時，突然發(fā)現(xiàn)“中統(tǒng)先生”家的門開了一條縫，有兩個腦袋伸在門外，四只黑洞洞的眼睛緊緊盯著我，我當時緊張的渾身哆嗦，三步兩步飛奔上了三摟，到家后才松了一口氣。以后每當上樓路過他家門口時我都非常緊張，尤其是晚上獨自一人上樓，樓道沒有燈黑乎乎的，更加害怕。雖然當時我還是小學(xué)低年級學(xué)生，但那時從幼兒園記事起的各種教育和電影熏陶，已經(jīng)有了許多階級斗爭觀念，另外當時曾發(fā)生了一起轟動全國的“大卸八塊”碎尸殺人案，各個單位都作了傳達，因此我們家對樓下這家人就有一種本能的警惕和戒心。但是我那時畢竟年齡還小，在家里玩高興了經(jīng)常和我二姐以及同學(xué)在屋里蹦蹦跳跳、跑來跑去，由于樓房地面不是水泥的，而是木地板做。這樣不斷地蹦跳，樓下可就受不了。經(jīng)常是當我們蹦跳時，就感到樓下面有人用木棍或墩布向上捅地板，這肯定是那兩個兒子干的。這樣他們一捅，我們的蹦跳就停一會兒，但不久就又忘了，接著蹦跳，于是樓下就繼續(xù)向上捅，不斷反復(fù)。但有時候我們玩高興了，樓下越向上捅我們就跳的越歡，故意氣他們。</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28, 128, 128);">終于有一天有人找上門來了。來人正是“中統(tǒng)先生”，平時我父親基本不在家，就是周末也很少在家，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而那天十分湊巧，我父親沒有出門，我估計這位“中統(tǒng)先生”就是要等我父親在家時，才找上門來。雖然我當時還是小學(xué)低年級的學(xué)生，但“中統(tǒng)先生”與我父親的對話我完全聽得懂，他說的不是天津話，而是略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話。我一邊在屋里騎著兒童三輪車，一邊聽著他們說話。這位“中統(tǒng)先生”一來，我就知道他肯定是為我在樓上太鬧而興師問罪的，但出乎意料的是“中統(tǒng)先生”對我父親一開口就是一大堆抱歉的話，大意就是他的孩子都上中學(xué)了，還不懂事，捅你們家的地板，打擾你們休息了等等。我當時聽了就覺得好笑，明明是我們打擾了人家，他卻向我們道歉。很顯然這位“中統(tǒng)先生”是以捅地板為理由上門來對我們家的情況投石問路、探個虛實的。凡是文革時代過來的人肯定都看過老電影《鐵道衛(wèi)士》，影片中一身中山裝、頭戴呢子中山帽、企圖用定時炸彈炸抗美援朝軍用物資火車的國民黨上校特務(wù)馬組長是反派男一號。這部電影我從上幼兒園起就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可以說和《南征北戰(zhàn)》、《地道戰(zhàn)》、《地雷戰(zhàn)》一樣多，所以我一見到這位“中統(tǒng)先生”，腦子里立即就本能地把他與馬組長對號入座了！現(xiàn)在回想起來，他的確應(yīng)該是位訓(xùn)練有素、非常善于察言觀色和豐富社會閱歷的“黨國職業(yè)特工”，因為盡管他態(tài)度表現(xiàn)的十分親切和誠懇，但眼神卻給總給人一種讓人難以捉摸的感覺，當時他的年紀看上去有50出頭。</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當時我們家連一張桌子和椅子都沒有，吃飯和寫作業(yè)都是把兩個箱子摞起來完成的，我父親和這位“中統(tǒng)先生”只能坐在兩個用長條凳支起用來睡覺的床板上交談。在我的印象中我父親基本上沒怎么多說話，大多數(shù)時間都是聽他講，在那個年代我父親的確不易和“中統(tǒng)先生”多作交談，但我父親好像也沒有擺出一副階級斗爭面孔對待這位“中統(tǒng)先生”?！爸薪y(tǒng)先生”應(yīng)該大約坐了十幾分鐘就離開了，這應(yīng)該是我父親和我與這位“中統(tǒng)先生”接觸時間最長的一次。</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那么我們?nèi)沂侨绾沃肋@位“中統(tǒng)先生”的確曾經(jīng)是中統(tǒng)局的人呢？這是由于我們家剛搬到這里時，派出所所長就來家里把這個樓里居民的家庭情況和背景都給我父母交了底。只可惜的是到現(xiàn)在我也不知道這位“中統(tǒng)先生”的姓名，在中統(tǒng)局的具體工作性質(zhì)，是刑滿釋放人員？還是起義人員？歷史上是否參加過具體的反共活動？估計我父母應(yīng)該比我知道的更多。但自從我們家搬離這里后，我父母再也沒有提起過這位“中統(tǒng)先生”，我?guī)缀醵纪诉@段經(jīng)歷?，F(xiàn)在退休了，腦子有了空隙，才突然想起當初怎么沒有向父母親多了解一下“中統(tǒng)先生”更多的情況？可惜為時已晚！從當時我父親沒有跟這位“中統(tǒng)先生”多說話的情況看，估計我父親應(yīng)該對他的情況已經(jīng)有更多的了解。</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在文革那個特殊時期，這位“中統(tǒng)先生”一家三口能住在兩居室的單元樓房里也應(yīng)該算是很優(yōu)待了，他家的人均住房面積已經(jīng)超過了我們家。所以我想他在中統(tǒng)局時應(yīng)該是個科長至處長級別之間的干部，另外天津解放時可能有一些立功或主動交待問題的表現(xiàn)，才會有這樣不錯的待遇。如今回憶起文革時期一位曾為國民黨中統(tǒng)局效力的“黨國特工”和一位在解放軍總參謀部任職的師職干部成了鄰居并在家里交談聊天是多么的有畫面感的一件事?。∫膊恢肋@位“中統(tǒng)先生”當時看到我家家徒四壁的情況會有怎樣的感受？實際上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在天津的軍隊干部住房條件要比北京相同級別的干部高出不少，許多師級干部住房條件基本都是五、六間一套的住房，其中相當一批師級干部住在聞名全國的八國聯(lián)軍時代建造的“五大道”小洋樓里，團級干部也普遍有著四居室的住房條件。50年過去了，也不知道“中統(tǒng)先生”一家人到哪里去了？無論如何，我衷心祝愿那個年代特殊的鄰居“中統(tǒng)先生”一家生活幸福！</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28, 128, 128);">我家在這個二居室單元房子內(nèi)住了將近四年時間，當時居民的房子基本都是公產(chǎn)房，不過公產(chǎn)房也大概分兩種，一種是屬于單位的公產(chǎn)房，另外一種就是地方政府房管部門管理的公產(chǎn)房。而我們家的這兩居室單元房是屬于政府房部門管理的公產(chǎn)房，房本主人是我母親的名字。當我們家又回到部隊大院后，我父母就將房本和房子一起交了出去。但實際上這個房子完全可以由我母親一直持有支配，因為這個房子既不是部隊的，也不是我母親單位的。只要住戶自己不退房，按時交納租金(當時的租金便宜的讓人難以想象，絕大多數(shù)居民的房租每月不會超過十元錢)，無論搬家或調(diào)動工作與否，只要你自己不主動交房本，沒有人會讓你退房子。這也是單位公產(chǎn)房和房管局公產(chǎn)房的區(qū)別。2000年房改后這里的房子成為了私產(chǎn)房，大約2010年左右，我們原來住的這一片居住民區(qū)拆遷了，這里居民得到的補償款每平米四萬多元，所以我們住的那套二居室單元房應(yīng)該得到不低于二百萬元補償。在福利分房時代，人們?yōu)榉孔訂栴}鬧得不可開交、打得頭破血流的情況比比皆是，一但有機會多占房子的人能主動退讓房子的事則少之又少，一般都是全家搬到外地才會有這種情況。古今中外，人類只恨房子少、不嫌房子多的天性是很難改變的。記得40多年前曾與我們家住在一個大院的一位縣團級干部當時就占有三處住房，而且每處住房都是三居室的單元，這些房子都是他都是向單位要的，據(jù)說能得分到這么多房子的理由是三個兒子要結(jié)婚了，因此住房緊張，而他們的單位結(jié)婚都不給分房子。所以我當時就在想，按需分配的共產(chǎn)主義是否近在眼前了？</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2010年天津市為建國以來沒有享受到分房福利的離休干部發(fā)了住房補貼，我母親就屬于這一類情況，因為我母親是1949年3月北平解放后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zhàn)軍的南下干部。雖然與那些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的老紅軍、老八路遠遠不能相比，但也是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500多萬將士行列中極少數(shù)頭頂著國民黨飛機的轟炸，從北平一路行軍渡過長江、最終解放廣州的女戰(zhàn)士之一，當時還被混入部隊的國民黨特務(wù)列入暗殺名單，險遭暗殺。當時為解放海南島，上級臨時抽調(diào)包括我母親在內(nèi)的一小部分女同志隨大部隊參加渡海作戰(zhàn)，我母親根本不會游泳，但還是亳不猶豫地上了船，等待最后萬船齊發(fā)的時刻。只是在渡海命令即將發(fā)出前，突然又接到命令，一律不允許女同志參加渡海作戰(zhàn)，已經(jīng)上船的一律下船而作罷。然而我母親盡管享受正處級離休待遇，卻是沒有得到一分錢這個住房補貼待遇的極少數(shù)人，其理由就是文件硬性規(guī)定把我父親單位分的四室一廳房子算到了我母親頭上，這樣就視為我母親已經(jīng)享受到了福利分房待遇。關(guān)于此事可見我的另一個美篇《母親一生做的這三件事，每件都是對人性的考驗》。</b><a href="https://www.meipian0.cn/33ttvdnr"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18px; background-color:rgb(255, 255, 255);">母親一生做的這三件事，每件事都是對人性的考驗</a><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28, 128, 128);">1955年軍隊與國家干部實行薪金制后，我母親定為正排行政21級干部，工資62元，直到977年工資級別才做了第一次調(diào)整。文革前高級干部工資基本沒有變化甚至還進行了降薪，1965年我父親工資就從1955年時的250多元降了50元，但1960年代初至文革前，中低級干部的工資都進行了普調(diào)，行政21級干部基本普調(diào)到行政19級，工資在80元左右，而像我母親這樣在干部級別中倒數(shù)第三的干部22年沒長工資實屬罕見。我寫文章有個不好的習(xí)慣，寫著寫著就跑題了。</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28, 128, 128);">回想我的青少年時代，雖然大部分時間是在軍隊大院度過的，但也有近四年時間是在與“中統(tǒng)先生”為鄰的最普通的百姓大眾生活環(huán)境中度過的。這種平民環(huán)境對我的人生觀影響十分重要。姜文導(dǎo)演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等一些影視劇對部隊大院或部委、省、市委大院子弟生活有比較真實的描寫，表現(xiàn)出大院子弟往往有一種不自覺的優(yōu)越感，這是由于當時他們相對優(yōu)越的生活條件造成的。但與我曾共同學(xué)習(xí)和工作的同學(xué)和同事并沒有在我身上發(fā)現(xiàn)這種感覺，不僅如此許多人還認為我是一個比一般人還要謹小慎微、夾著尾巴做人的人。這個長期養(yǎng)成的特性，我認為除了父母親的言傳身教以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那幾年離開部隊大院后比較特殊的生活影響了我。</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28, 128, 128);">粉碎“四人幫”后，據(jù)說華國鋒主席曾說過這樣的話:我要為軍隊“支左”的同志說句公道話。但遺憾的是，華主席還未來得及講出公道話的具體內(nèi)容，就離開了黨和國家及軍隊的領(lǐng)導(dǎo)崗位。不過華主席為人厚道，作事情一向謙虛謹慎、實事求是，特別是能從黨和國家、人民最高利益出發(fā)而不計較個人得失的高尚情操和高風亮節(jié)全國人民是有目共睹。他在文革時期除了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外，還兼任兼湖南省軍區(qū)第一政治委員、省軍區(qū)黨委第一書記等職務(wù)，因此與軍隊“支左”干部接觸非常多，對他們的作用和表現(xiàn)應(yīng)該有深入的了解，相信華主席對軍隊“支左”干部的工作心中一定會有一個公道的評價。無論如何，只有先讓人把想說的話講出來，才能判斷華主席講的話對不對，才能更好地總結(jié)教訓(xùn)和成功經(jīng)驗。然而遺憾的是現(xiàn)在網(wǎng)上連華主席當年的照片都很稀少了，所以我不得不把以前保存的華主席照片發(fā)上幾張。</b></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最后還是以中央文件為準來總結(jié)一下文革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工作吧！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作出的《關(guān)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文革時期的表現(xiàn)作出如下三項評價:</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1.“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wèi)著祖國的安全?！?lt;/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2.“ 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nóng)、軍管、軍訓(xùn))，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wěn)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后果。”</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22px;">3.“正是由于全黨和廣大工人、農(nóng)民、解放軍指戰(zhàn)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