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思念——憶父親

柯特

乘小船順著清澈的明江蜿蜒而下，來到馳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遺產地——廣西寧明花山。山上樹木叢生，臨江高高石壁上那陡峭的懸崖壁畫，歷經數千年的風風雨雨，卻依然顏色不洗、栩栩如生，與挺立岸邊火紅的木棉花交相輝映。它們是那樣平凡質樸，面對著川流不息的江水，仿佛在默默地訴說著悠悠往事…… 此圖左下角為我的母親 　　1919年正月十八，父親甘懷勛出生于廣西寧明縣城中鎮(zhèn)一個壯族家庭，他從小喜歡文學，愛看小說，上中學時經常閱讀魯迅、巴金、茅盾和高爾基的作品及進步書刊。 父親甘懷勛初中畢業(yè)時的照片 　　1936年，父親甘懷勛離開家鄉(xiāng)來到南寧，他先在親友間奔走四處求職，經常到書店看書，有時一看就是幾小時，一角錢的糯米飯頂一天,隨身帶的錢很快就用光了。此間父親體驗到了世態(tài)炎涼，嘗到了失學、失業(yè)的難堪滋味。為了賺取一些稿費，父親給南寧日報副刊投稿，不久刊登了一篇描寫關于失業(yè)者的痛苦心情的文章，這是他第一次以“魯夫”的筆名公開發(fā)表文章。 1936年底，父親甘懷勛經過親戚甘惠姑（中共黨員）的介紹，來到當時抗日救亡運動很活躍的梧州，在梧州制藥廠做文書。此間父親結識了梧州地下黨的領導譚敏同志，參加了梧州抗日救國話劇社，上街宣傳演出；與譚敏、何忌等中共地下黨領導人一起參與發(fā)起創(chuàng)辦了《戰(zhàn)地》抗日刊物，開展宣傳中共抗日救國主張和黨方針政策的活動。 父親甘懷勛（右邊下蹲者）1936年在梧州制藥廠做文書時與同事合影。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七、七”盧溝橋事變，發(fā)動了全面侵華戰(zhàn)爭,妄圖強占整個中國。在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zhàn)，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政治主張下，在全國人民堅決抗戰(zhàn)的強大壓力下，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參與“停止內戰(zhàn)，聯合各階層一切抗日愛國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拉開了全面抗戰(zhàn)的序幕。當年廣西是第一個組織青年學生參加抗日上前線的省份，一時在全國引起了轟動。 這是當時報紙刊登的照片。 　　當時在南寧、柳州、桂林、梧州四地設立考區(qū)，從報名應試的5000余人中錄取了280名熱血青年。廣西學生軍的組建，是國共兩黨聯合抗日的產物。在這批學生軍組建時，隊伍中有十名中共黨員，他們是：南寧的鄭忠（鄭少東）、麥英富、黎奇新、潘韻桐（田克）、林顯荊；還有莫如珍（桂平）、易鳳英（桂林）、韋廷安（柳州）、郭柳平（梧州）等。　 　　1937年冬，父親甘懷勛在梧州聞訊即與幾個地下黨員同時報考參加了廣西學生軍，到桂林李家村參加戰(zhàn)地軍事訓練。他們按照陸軍的編制，轄男女各一個中隊，廣西大學學生編為一個分隊，準備北上開赴李宗仁負責的第五戰(zhàn)區(qū)——鄂（湖北）豫（河南）皖（安徽）前線，隨軍作宣傳動員群眾的工作。 1937年9月，國民革命軍廣西第五路軍總部為順應抗日潮流，招考初、高中生及有同等學歷的社會青年，組建第二屆廣西學生軍開赴抗日前線。 圖為第二屆廣西學生軍北上抗日出征前于桂林李家村集訓的照片。 　　第二屆學生軍同學北上抗日出發(fā)前桂林群眾歡送大會會場。隊伍從桂林步行到靈川，再從靈川轉乘汽車到衡陽…… 1937年冬廣西學生軍北上抗日途經湖南衡陽火車站（前排右一為父親） 　　1937年底廣西學生軍隊伍到達武漢休整待命，當時是國共第二次合作，武漢各路抗日力量云集，程思遠（李宗仁秘書）、謝和庚（白崇禧秘書）分別邀請了郭沫若、沈鈞儒、鄒韜奮、史良、鄧初民、劉清揚、沈滋九、李德全等抗日名人志士在武昌抱冰堂給學生軍戰(zhàn)士演講。 　　最難得的是同時請到了周恩來、葉劍英、博古、張愛萍、聶鶴亭、鄧穎超、王明等中共領導人到廣西學生軍駐地演講，給大家分析當時的形勢和中共的抗日主張。 圖為葉劍英作抗戰(zhàn)軍事形勢報告。 　　圖為鄧穎超給廣西學生軍講抗日戰(zhàn)爭與婦女解放。 　　1938年1月，周恩來在武昌蛇山公園抱冰堂前給廣西學生軍作戰(zhàn)形勢的報告。 　　圖為學生軍同學聽報告做筆記。聽了這些報告和演講，尤其是中共領導人的講話，父親頓感大開眼界，更加堅定了北上抗日的決心。廣西學生軍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活動，父親甘懷勛和大家一起上街進行抗日演講唱抗日歌曲，積極發(fā)揮他的筆桿子的作用，編寫演講稿和墻報，表現得很活躍，受到了當時廣西學生軍中黨員同志的關注。 　　第二屆廣西學生軍部分同學在武漢留影。 　　廣西學生軍演劇隊在武漢街頭。 廣西學生軍演出隊在武漢街頭表演抗日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父親也參加了演出。 　　廣西學生軍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文化宣傳。所到之處出墻報、畫漫畫、寫標語、唱抗戰(zhàn)歌曲、演出戲劇、舉行報告會、挨家挨戶宣傳。通過各種形式，向民眾控訴日寇的暴行，揭露淪陷區(qū)人民遭受的災難和痛苦，宣傳全國軍民英勇抗戰(zhàn)的事跡。 　　趁著中共領導人來駐地演講的機會，中共黨員易鳳英和莫如珍悄悄找到八路軍辦事處，她們按要求匯報了這批學生軍中十名共產黨員的名單和情況，受到了周恩來夫婦的接見，并指示八路軍辦事處與中共廣西省工委聯系核實，具體辦理接轉了黨組織關系。 　　1938年2月廣西學生軍進軍鄂豫皖，開赴抗日前線。他們一路出廣西、過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積極喚起群眾、組織群眾，建立抗敵協(xié)會、民眾動員會、群眾歌詠隊，上前線慰問抗日士兵，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種子， 父親甘懷勛與廣西學生軍二中隊84名同學跟著前線部隊到了大別山（省政府駐地），在安徽省民眾抗日總動員委員會各部門從事抗日動員工作。 1938年廣西學生軍北上抗日在田家庵前線。 廣西學生軍在安徽六安縣街頭張貼標語、書寫抗日口號。 　　1938年5月中共安徽省工委派人（譚光廷同志）按照在武漢約定好的暗號建立了聯系。經中共長江局批準，由中共安徽省工委領導，廣西學生軍成立了中共黨支部，根據當時的情況，父親甘懷勛被第一批吸收入黨，成為了正式中共黨員（免候補期）。 1938年8月，紀念抗戰(zhàn)一周年之際，為更好宣傳抗日，廣西學生軍組織“回桂代表團”回廣西，同學們選出了八名代表（其中有莫如珍、易鳳英、甘懷勛、黎琦新、韋廷安等5人為中共黨員）。 廣西學生軍回桂代表團－父親甘懷勛為臨時主席（圖為當時報紙） 1938年父親甘懷勛隨回桂代表團到桂林。 代表團在桂林，梧州、南寧、枊州、貴縣幾處巡講引起了極大反響，他們的巡講對推進廣西抗日救國運動開展，喚起廣大民眾投身抗日發(fā)揮了很大作用。 1938年9月，代表團巡回演講準備返回路過桂林時，同行的莫如珍因感冒發(fā)燒要留下治療（她從此未再返回大別山）。區(qū)濟文等三人青年學生身份從南寧一路跟到桂林，找到父親堅決要求跟著去安徽參加廣西學生軍北上抗日，代表團黨小組經過商量同意了他們的請求。于是，父親甘懷勛一行帶著區(qū)濟文王朝銘等三人返程，于1938年9月回到廣西學生軍第二中隊駐地英山縣城（湖北與安徽交界處）。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國民黨桂系廖磊時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軍閥為了在安徽進一步擴大勢力，他認為廣西學生軍的學生是從廣西帶出來的，尚可信任，遂調廣西學生軍來到安徽立煌委以任用。廣西學生軍黨支部的同志聯系到鄂、豫、皖邊區(qū)黨委委員張勁夫，向他匯報了廣西學生軍黨支部的工作情況。 1938年10月甘懷勛隨廣西學生軍來到立煌，與張勁夫同志一起在宣傳部工作，張勁夫要父親甘懷勛與他單線聯絡，同時指示父親負責與分散在國民黨安徽省政府各部門的地下黨員建立聯系，同時通過父親領導廣西學生軍黨支部工作。1939年，中共地下黨還成立了鄂、豫、皖區(qū)黨委青委會，區(qū)黨委決定由甘懷勛擔任中共青委常委，中共立煌市市委員、組織部長。 　　張勁夫同志傳達了鄂、豫、皖區(qū)黨委對局勢的分析，指示廣西學生軍黨支部利用與桂系的特殊關系，以省動委會的公開合法身份開展工作；并告知此后廣西學生軍黨支部歸鄂、豫、皖區(qū)黨委直接領導。此圖為廣西學生軍練珍珠（后排左一）、吳洪寧（前排右一）等在安徽開展抗日活動。 1939年冬天，蔣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安徽開始抓捕進步人士和中共黨員，立煌的抗戰(zhàn)形勢急劇惡化。中共鄂、豫、皖區(qū)黨委指示：要求大別山地區(qū)和立煌所有的地下黨組織的黨員和進步青年約三千余人，有組織有計劃地分批撤退和轉移到新四軍根據地。中共立煌市委進行了精心策劃與周密布置。 時任市委組織部長的甘懷勛努力克服困難，為各黨支部、各部門單線聯系的地下黨員逐一書寫介紹信接轉組織關系，落實撤退的具體時間、路線和行動計劃。他與當時掌管省動委會大印的鄭少東配合，想方設法確保三千多名中共黨員、抗日愛國人士、進步青年全部安全撤離到新四軍根據地，無一錯漏。為保護我黨的許多高級領導干部；為新四軍根據地人才儲備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得到上級黨組織和領導的一至肯定。 1940年初春，國民黨老蔣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立煌的政治形勢進一步惡化，白色恐怖籠罩著大別山。父親甘懷勛接到中共立煌市委指示：要求廣西學生軍黨支部的黨員盡早撤離立煌。支委會召開緊急秘密會議，研究決定全部黨員撤離，同時盡量爭取思想進步的同學一起到新四軍根據地。 他們按指示詳細安排了行動計劃，決定兵分兩路，一路由鄭忠（鄭少東）、韋廷安兩同志率領17人撤到淮北新四軍根據地；另一路由甘懷勛、易鳳英兩同志率領28人（母親潘韻桐也在其中）撤到淮南新四軍根據地。　　 1940年3 月8 日一早，易鳳英帶著一眾女兵以三八節(jié)慰問前線部隊為由，翻山越嶺抄小路出走立煌先按計劃到達目的地，第二天父親甘懷勛帶男兵經過一日130里路的急行軍，趕到約定的深谷小山村與女兵會合，再一同前往淮南新四軍根據地。走了幾天，來到最后一道封鎖線，被駐守在此的廣西軍攔住了去路。父親甘懷勛與易鳳英勇敢機智的用家鄉(xiāng)話與守軍周旋, 終于擺脫了守軍的糾纏，大家忍著饑渴，一個緊跟一個，誰也不敢掉隊，直奔新四軍根據地。圖為廣西學生軍中隊伍，在前的為中共黨員易鳳英。 　　父親跟部隊特地派來的兩名同志對上了約定的聯絡暗號，隨即來到位于定遠縣的新四軍江北司令部。父親遞交了介紹信，他們又來到駐扎在農民家里的新四軍第五支隊司令部（1941年2月改編為新四軍第二師），隊伍在司令部休整待命。父親甘懷勛與吳洪寧、林寶光即隨五支隊政治部的同志上前線，參與戰(zhàn)地宣傳工作。此間父親第一次見到了來前線視察的劉少奇、張云逸。之后回到司令部，父親又奉命擔任羅司令員的臨時秘書，聽說羅炳輝司令員還曾有意挽留父親在身邊……此圖為新四軍攻打來安城入城時的洞口 國民黨安徽省政府長官李品仙獲悉廣西學生軍第二中隊過半數的人已撤離大別山投奔新四軍根據地的消息時，大發(fā)雷霆，下令立即追捕、通緝，國民黨桂系隨即向全國發(fā)出通緝令。遵照中共中央華中局指示，由父親甘懷勛執(zhí)筆起草《為制止反共磨擦廣西學生軍致李宗仁、白崇禧電》的電報，經華中局劉少奇同志審稿批準，通過延安新華通訊社向全國發(fā)出電文。為了躲避國民黨桂系的通緝，避免家里受到牽連，黨支部決定大家都改名換姓，父親甘懷勛隨母姓改名為王陵，母親潘韻桐改名為田克，婆婆練珍珠改名為路寧。至此廣西學生軍宣告解散。 1940年4月初，休整待命了半個多月，父親一行奉命來到當時中共路東省委機關駐地——盱眙縣半塔鎮(zhèn)（時為安徽省盱胎縣后劃為來安縣）報到。身著農民粗布裝的省委書記劉順元同志代表省委領導熱情地歡迎突出重圍的甘懷勛等人，并表揚他們勝利完成協(xié)助黨組織掩護大別山地下黨幾千名黨員干部、進步群眾安全的撤回新四軍根據地的任務，并鼓勵大家準備好迎接新的戰(zhàn)斗。此圖為羅炳輝（騎馬者）和張勁夫（徒步者）檢閱部隊 1940年4月的一天，方毅通知父親王陵（甘懷勛）與易林（易鳳英）、林彬（林寶光）、田克（潘韻桐）等幾個廣西學生軍黨支部負責人到江北司令部，原來胡服（劉少奇）同志要找他們談話。見面后胡服叫父親匯報了他們在安徽立煌的情況，并指示他們做好根據地黨組織和地方政權建設工作。 1940年4月，父親王陵（甘懷勛）由中共路東省委派到安徽來安縣委任組織部長，同年6月調到安徽天長縣任縣委書記兼新四軍獨立團政委（當時新四軍獨立第四團受中共天長縣委、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津浦路東聯防司令部雙重領導）。到了天長縣，父親王陵（甘懷勛）放手發(fā)動群眾，積極開展敵后武裝斗爭，他暗下決心不辜負省委的重托，在工作實踐中努力學習，在艱苦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磨練自己。 　　父親到任后即深入群眾調查研究，要求各級干部正確貫徹執(zhí)行省委制定的路線和政策，很快地打開天長縣各方面的工作局面?；茨下窎|省委書記劉順元同志在省委擴大會表揚父親王陵（甘懷勛）是“年輕的模范縣委書記”。此時劉少奇同志剛好到淮南路東省委檢查工作，他聽劉順元同志的匯報并看父親寫的報告后稱贊說“這個同志政治成熟早，理論水平挺高！”。 中共天長市地方歷史大事記（中共黨史出版社）——感謝安徽省滁州天長市新四軍研究會名譽會長劉揚生同志提供的資料。 　母親田克（潘韻桐）1940年12月至1941年7月調任安徽天長縣汊澗區(qū)黨委組織委員。當時，反動地主武裝暴動剛過，日本鬼子又掃蕩，來勢兇猛，區(qū)委委員都分頭深入到各鄉(xiāng)，領導民兵自衛(wèi)隊和群眾展開反掃蕩斗爭。區(qū)委決定要求做到：人不離隊，隊不離鄉(xiāng)；敵人來犯，村村抵抗，鄉(xiāng)鄉(xiāng)放槍。時任區(qū)委組織委員的母親田克領著民兵自衛(wèi)隊在鬼子出行必經的路上隱蔽放哨，監(jiān)視敵人，配合新四軍主力打伏擊。為了便于隨隊戰(zhàn)斗行動，母親田克索性剃了光頭，來了個女扮男裝（掃蕩結束后很長一段時間頭發(fā)才長齊）。 　　1941年1月5日天長縣干部大會結束后,母親田克跟父親王陵(甘懷勛)舉行了結婚儀式，他們僅用生活補貼的5元錢買了花生糖請大家吃，在婚禮上大家高興地唱歌為他倆祝福，婚后第三天父親王陵（甘懷勛）和母親田克就分別下鄉(xiāng),又投入了工作和戰(zhàn)斗。 此照片為1946年父母親在江蘇淮安重逢時的合影 　 　　1994年4月我陪母親重返蘇北根據地時，中途汽車路過天長縣汊澗車站，母親滿懷深情的講起了英年早逝的父親和她們只養(yǎng)育了一個月的兒子……特別在此下車并留影。 1941年8月，父親王陵（甘懷勛）的縣委書記工作干得正上手并得到上級的表揚肯定之際，從淮北傳來了令人震驚的消息：新四軍四師發(fā)生了“托派”案件，從大別山到新四軍四師的廣西學生軍中共黨員都是“托派”分子，懷疑黨支部系“托派”組織，曾是廣西學生軍支部的黨員已被逮捕關押，中共黨員韋廷安竟被錯誤處決（后得以平反追認為烈士）。由此，該案牽連了撤退到淮南新四軍二師根據地中廣西學生軍的近50名黨員同志，父親王陵和在淮南的其他學生軍同志均被以 “托派分子嫌疑”而撤職關押了起來。此為新四軍四師中共黨員韋廷安，因“托派案”被錯誤處決（后于1981年得以平反追認為烈士） 　　母親田克雖是參加廣西學生軍前在廣西南寧入黨的也受到牽連，她當時已懷有身孕，被關押不久生下了我的大哥。母親田克一直不承認自己參加的是“托派”組織，生完孩子滿月后，組織對她結束了審查并恢復黨藉，從軍部分配到蘇北新四軍三師根據地工作。當時日本鬼子對蘇北根據地進行瘋狂大掃蕩，母親無法把滿月的嬰兒帶在身邊撫養(yǎng)，只好忍痛送人，從此再也沒能找回。 　　當時淮北淮南根據地的有關部門對這個所謂“托派”案件中被關押的同志都采用了逼、供、信的手段，致使案情復雜化、擴大化。當時處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許多情況無從調查核實，敵人經常掃蕩，肅反部門覺得難于管理，曾上報路東省委要將父親王陵（甘懷勛）、謝東來、吳啟增等人執(zhí)行槍決。路東省委轉報中共中央華中局請示，劉少奇同志看后批示：“此案無事實根據，不可殺人?！?lt;/p>此圖為1942年二師堅持敵后斗爭，拔除的津浦路頑軍據點 1942年6月，路東省委把他們押往蘇北新四軍鋤奸部，有人提出將父親（王陵）遣散離隊：如果愿意回廣西，可給路費，愿就地自謀生路可給些本錢。王陵（甘懷勛）斷然拒絕了，堅定地說：“我沒有作對不起黨的事，愿意留在隊伍里接受組織的考驗審查，就是死我也要死在隊伍里，死在抗日戰(zhàn)場上”。父親一直堅持跟著部隊行動，同年12月，在查明了王陵（甘懷勛）工作中并無危害革命利益的行為，父親被鋤奸部釋放，經軍部分配到蘇北參加反掃蕩工作。 1943年春節(jié)后，王陵（甘懷勛）在蘇北阜寧縣縣委書記馮國柱（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主要領導）和縣長劉丹領導下努力工作，在這一年半時間里，積極開展糧食征購、動員擁軍支前、減租減息、組織民眾反掃蕩，工作得到了上級領導的肯定，不久縣委任命他為阜寧縣第五區(qū)區(qū)長。盡管組織上仍未對本案平反，但王陵（甘懷勛）毫無怨言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1945年夏秋間，在鹽阜地委黨校參加整風運動時，組織上正式宣布結束對他的審查，并做出了“取消托派嫌疑，恢復黨籍，恢復名譽”的平反決定。此圖為1943年鹽阜區(qū)人民慶祝反“掃蕩”勝利。 1945年9月，日寇投降后王陵（甘懷勛）調鹽阜地委宣傳部工作，參加了新四軍攻打淮陰的戰(zhàn)斗。此圖為1945年9月，新四軍三師發(fā)起兩淮戰(zhàn)役，聯合進攻作戰(zhàn)，殲敵7000余人，解放淮陰城部隊戰(zhàn)后合影。 1946年1月，父親王陵（甘懷勛）被華中局指名調到《新華日報》任編輯部副主任。母親也調入中共華東局機關報與《新華日報》合并的《山東大眾日報》報社工作，父親任編輯部主任、支部書記，母親任采訪部記者組組長，期間參加過孟良崮戰(zhàn)役的報導。 父親（后排右一）田克（前排右一）跟美國記者葛蘭恒及戰(zhàn)友在大眾日報合影 1948年春夏間為配合中原、華東野戰(zhàn)軍主力逐鹿中原，開辟新解放區(qū)，華東局決定在山東等地抽調大批干部組成中原支隊隨粟裕兵團南下，父親王陵（甘懷勛）奉命參加華東局中原支隊，任中原支隊第五大隊政治部主任，隨陳毅、粟裕兵團一路南下……1948年父親王陵（甘懷勛）與母親田克南下到山東合影 父母親服從命令，南北跋涉、轉戰(zhàn)中原，先在河南臨汝中心縣任縣委書記，又調湖南邵陽地委副書記。此為父親（后排右一）在河南臨汝任縣委書記時和戰(zhàn)友合影 1949年廣西即將解放，張云逸、莫文驊等在武漢組建廣西省委，需要廣西籍干部，指名將父親從湖南調回廣西工作。經張云逸同志提議把王陵改回原名甘懷勛并注明壯族，中原局下令任命甘懷勛為廣西平樂行署專員、中共平樂地委副書記。此為當時中原局給父親甘懷勛的任命書（已捐贈予廣西革命紀念館） 1949年12月24日，父親甘懷勛（左二）奉命到任廣西平樂專員，與平樂地委班子來到了地委行署所在地賀縣八步。 　1949年12月，桂林解放后的第３天，父母親跟隨陳漫遠、何偉一行回到桂林，時任省委書記張云逸指示，由父親甘懷勛執(zhí)筆起草了《告廣西全省人民書》。此圖為父親（右四）于1949.12與桂東地下黨會師攝于八步 到任的父親甘懷勛～～當時山區(qū)仍隱藏有國民黨的殘兵敗將與地方反動武裝勾結的土匪，社會治安秩序十分混亂。 　1950年周恩來總理簽屬給甘懷勛的任命書（已捐贈予廣西革命紀念館） 1951年4月，平樂地委領導與解放軍145師領導合影父親甘懷勛（后排左四）、田春（后排左二）、祝維干（后排左三）母親田克（后排右一） 遵照省委指示，父親與平樂地委領導班子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和對策，很快打開了平樂地區(qū)的工作局面。1951年開始土改，他親自帶領工作隊到荔浦縣蹲點，做深入細致的思想發(fā)動工作，為全面開展土改工作摸索經驗、培訓干部，他的工作得到了上級的肯定。 1952年8月，省委將他調到省委辦公廳工作，先后擔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主任，省委副秘書長、秘書長等職務。甘懷勛1955年任中共廣西省委秘書長，在此期間，他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為省委貫徹執(zhí)行黨中央的方針政策掌握第一手情況，為推動各項工作制定具體執(zhí)行措施積極做好服務和參謀工作。此圖為1953年父親甘懷勛（中）與何忌（左）江平秋（右）合影于廣西省委 1954年父親甘懷勛與母親田克夫婦于廣西省委宿舍（南寧市七星路128大院） 1956年父母親與我們兄妹在廣西省委宿舍 1956年，父親甘懷勛負責主持籌備了建國后召開的中共廣西省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開得很成功順利，受到領導的肯定和表揚。（2021年慶祝建黨百年時，自治區(qū)黨委辦公廳辦黨史展，有同志翻閱檔案后得知此情況，專門找我尋要父親當時的工作筆記，照片……） 以上為家中珍藏的照片與證件，均已捐贈予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黨委辦公廳 1957年7月，父親調任中共南寧地委地委書記。當時南寧地區(qū)幅員最大，管轄的縣最多，有四個縣跟越南接壤，父親深感責任重大。他認真學習領會上級有關方針政策，同時注重深入基層調查研究。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這是父親的口頭禪。母親曾聽原地委的同志說：父親甘懷勛下鄉(xiāng)到村里群眾家，經常是鋪蓋還未及打開剛坐下，村里干部群眾就圍攏上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打開話匣，順耳的逆耳的父親都認真聽耐心記，對群眾反映的意見，他都是用商量的語氣擺事實講道理，讓干部群眾聽得心悅誠服。I 1958年父親甘懷勛視察煉鐵爐。 1959年10月，父親下鄉(xiāng)蹲點時遇到母親到寧明參觀，高興地在豐收的稻田里一起留影并郵寄給親友。 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各地都在擺擂臺、放衛(wèi)星，導致浮夸風曾一度盛行。不久遇到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全國各地出現了較嚴重的糧荒。父親能保持較清醒地頭腦，他當時提出：一個地方、一個縣工作有沒有成績不能單憑他口頭上說的，最重要得看實際，最終還要看地里長出多少糧食才算數”，提出“要確保糧荒不餓死人！ 　　父親甘懷勛親自帶頭下鄉(xiāng)蹲點，千方百計，想方設法幫助群眾解決糧食困難問題。他根據農民群眾提出的要求，大膽地向區(qū)黨委提出了把閑置農田借給農民種植冬季農作物的可行性報告，獲得了上級的批準實施，推廣了這一靈活務實的舉措，為幫助群眾擺脫糧荒困境發(fā)揮了有效的作用。 　　此圖為1961年3月朱德視察南寧時接見廣西黨政領導人合影父親甘懷勛二排左六，母親田克二排左三 　　1963年南寧地區(qū)10多個縣一連幾個月未下過透雨，特別是邕寧縣旱情最重，10多萬畝晚稻受到嚴重減產、甚至顆粒無收的威脅。為了盡快的幫助群眾解決難題，甘懷勛帶領地委、縣委的領導干部幾天幾夜連續(xù)奮戰(zhàn)在抗旱救災第一線。不幾天，30萬人投入了日夜抗旱的熱潮之中，使旱情很快得到了緩解——摘自母親寫的懷念父親文章。 此照為甘懷勛（右）與陳楓1962年在北京參加七千人大會期間。 　　那些年我上小學，印象中父親總是下鄉(xiāng)，我們經常睡到半夜聽見汽車響，就知道父親回家了……還記得父親曾跟我們爭著看新書——他外出開會或下鄉(xiāng)回南寧，如果遇白天有時間，常先去逛書店，新書買回來還會跟我們兄妹排隊爭著看…… 父母親與我們兄弟姐妹在南寧地委宿舍家門前 　　父親甘懷勛在地委工作期間，認真學習黨中央和區(qū)黨委的文件，每次運動都親自蹲點，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實行以點帶面。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曾拜當時廣西著名水稻專家張國材為師，下鄉(xiāng)時常邀張專家同往，下到田間學習研討防治水稻病蟲害的措施；經常與時任廣西科委主任的陶希晉（原國務院秘書長）一起到邕寧五搪辦水稻高產實驗區(qū)，總結推廣高產經驗。 父親甘懷勛在地委工作期間，做為地委書記，除了機關開會外，經常深入基層，搞調查研究，并親自動筆寫調查報告，為地委全面開展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決策依據。他經常在鄉(xiāng)下召開現場會議，研究布置工作，在他的帶動下，其它地委領導同志也分別下去蹲點，父親經常說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要時時把群眾放在心上。 父親甘懷勛任南寧地委書記以來，開會做報告、會議做總結一貫堅持自己寫講稿。據許多原來聽過他報告的同志回憶說：甘書記講話做報告經常不用講稿，都能把問題講得很透徹，哲理性、趣味性、實踐性很強，同志們都很喜歡聽，據說他的發(fā)言記錄不用整理就可直接形成文件下發(fā)。尤其是他做的政治形勢報告，更是受到干部的歡迎，報告的會場從來都是座無虛席。 1966年為送準備參軍入伍的姐姐（后排右一）父親甘懷勛（南寧地委書記兼南寧軍分區(qū)政委）特意穿上軍裝拍的全家照。 1966年底，南寧地區(qū)“文化大革命”開始，父親被背上 “南寧地區(qū)頭號走資派”“假黨員”“托派”等罪名，受到錯誤批斗和殘酷迫害，母親也被關在單位隔離審查不能回家，爺爺奶奶被趕出了家門（兩年內先后病逝他鄉(xiāng)）哥哥住校，姐姐當兵，只有13歲的我和9歲的弟弟陪著父親在家。那時候，地委大院里貼滿了批判父親的大字報，還有被抄的家里擺起了“展覽”，家庭的照片和一些衣物、母親因工作需要專為接待外賓自費購置的衣裙等物件成了“展品”。父親每天掛著“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三反分子甘懷勛”的牌子，在大院里掃地，鋤草，沖廁所，不時還被拉去批斗。 　　1967年開始學校停課，工廠停產，交通運輸不時中斷，導致日常生活必須的糧油肉蛋等都要票證且一應俱缺，13歲的我經常半夜起來排隊買凍肉，凍魚；父親教我做紅燒肉，叉燒。那時候最難的是買煤，我一次只能挑4—6個蜂窩煤，要來回排隊幾次才能買完定額煤票。有時蜂窩煤摔碎了哭著回家，父親則安慰我，教我做成煤球來燒…… 　　父親還經常為區(qū)內外各地前來外調的“專案人員”寫干部歷史證明材料，在那個什么都可以“莫須有”的年代，父親因堅持實事求是，不肯寫假材料曾經受過威脅、被打罵。父親曾對我說“最討厭給那些定好對方罪名標題的外調人寫證明材料……”他還以數十年前“托派”假案為例教育我，不論什么時候，都要堅持不說假話，要講事實，要對別人負責，經得起得起歷史的考驗。那時候我和弟弟因是“走資派的狗崽子”經常被人欺負，到學校也受冷眼相待，即使這樣，父親仍然教育我：要正確對待個人得失與國家利益，相信黨組織總有一天會對他做出公正結論…… 1968年文革武斗時期的一天，父親突然被人帶走幾天未歸，急的我不知所措，當時只有我和弟弟在家，害怕得整夜睡不著覺，有個自稱為專案組的人來，問我要父親的日用行李和糧票生活費，才得知父親被隔離審查關押了起來，一直到五塘斗批改學習班，父親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9年9月我初中畢業(yè)時15歲，因為父親是“走資派”，不準進工廠，也不能升高中，只能去農村插隊。那時候學校和父母單位都會發(fā)給插隊的學生購買提蚊帳、棉衣，提桶等生活用品發(fā)票，學校工宣隊說：我是走資派的子女，沒有資格領票。父親申請從凍結的工資里給我取50元，走前與我見一面的請求也沒批準。1970年父親帶著11歲的弟弟一起到了五塘南地斗批改學習班， 我在田陽百育四那插隊四年間，幾次到五塘看望父親，他白天參加勞動，下地拔草，打掃豬舍，晚上和弟弟住在一間四處透風潮濕的房子里，地面凹凸不平，上面被踩踢出很多浮土，兩人的床單和蚊帳都已長出了綠霉。每次我到五塘探家才得拆下蚊帳來到井邊打水洗，漂洗幾次那水都是綠的……就這樣的小床只有兩張，如我去留宿，弟弟就到隔壁徐維芝阿姨那里借宿。 　　父親年輕時在北方因受寒常感冒咳喘落下病根，到地委工作后又經常帶病下鄉(xiāng)，逐漸發(fā)展成慢性哮喘性支氣管炎。在五塘犯病得不到及時有效治療，病情不斷加重，經常白天稍活動則咳喘，深夜聽著他艱難的咳喘聲，叫人非常揪心。 此左上圖為父親甘懷勛在南地五塘斗批改學習班1971年1月 5日于母親結婚29周年紀念日親筆抄錄的毛主席詩詞《詠梅》。右圖、左下圖為2020年與幾位發(fā)小重返五塘斗批改學習班，一起尋找父輩曾經住過的舊址時拍攝。 　　此圖為1973年父母親返回南寧住在桃源路31號時拍攝。 1972年底，母親終于結束了審查，獲得了解放復出，從武鳴學習班回到南寧。她去五塘看到父親已身患慢性哮喘性支氣管炎延誤發(fā)展成嚴重的“肺氣腫、肺心病”，立即設法讓父親申請從“斗批改學習班”回到南寧治療。1973年春節(jié)前，父親經批準從五塘“斗批改學習班”回到南寧檢查身體。南寧地委結束了對父親的批斗審查，由于他已身患重病，組織上讓他一邊治病，一邊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七年間全家人各奔東西，好不容易盼到重獲團圓的這一天，本應該痛快地傾訴離別后的苦與樂，可是此時此刻，全家都在為父親的病情著急。然而父親振作精神安慰我們道：“我們終于團聚了，我們又有家了。實事求是是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真金不怕火煉，我相信自己無愧于黨，無愧于人民。” 此上圖為1973年春天父母親團聚后拍的照片，是他們最后的合影…… 此下圖為1973年3月全家六口人分別從五個地方團聚拍攝于南寧。 　　1973年9月我從田陽回到南寧，在廣西醫(yī)學院附設護士學校讀書，父親在附屬醫(yī)院內科住院治療。父親的病情惡化，醫(y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醫(yī)生說“你父親的病程延誤了太長的時間，已錯過了治療的良機，感染一直無法控制，太可惜了！”盡管得到組織上重視，特別批準他轉到廣州就醫(yī)，在廣東省人民醫(yī)院里請到了當時在廣州為西哈努克親王的母親治病的專家為父親會診，可醫(yī)生說各方面情況不好，可惜耽誤的太久了！ 　　轉院到廣州后父親的病情還是未見緩解，他還坦然地對母親說：“這里條件好，病稍好我就出院，再到從化溫泉療養(yǎng)療養(yǎng)，很快就會康復的?；厝スぷ骱笙虏涣肃l(xiāng)，在機關干點別的也行！”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依然念念不忘要為黨工作，那么自信樂觀的與疾病頑強的抗爭。到廣州僅半個月，父親的病日漸加重，1973年12月11日，年僅53歲的父親甘懷勛帶著再也不能繼續(xù)為黨和人民工作的遺憾，懷著對親人們深深的眷戀，永遠地離開了人間。 　　當噩耗從廣州傳到南寧，當時父親甘懷勛未完全恢復原來的職務和待遇，但自治區(qū)直屬機關與南寧地委機關許多自發(fā)前來的干部群眾共有近千人為父親送行。從北京、大連、蕪湖、南京等外地專門趕來了一起參加新四軍的老戰(zhàn)友；同志們都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非常痛心惋惜。 此圖為我們家人與聞訊從北京、南京、桂林等地趕來給父親送行的老戰(zhàn)友…… 當時幾位原南寧地委行署干部正在修筑枝柳鐵路工地上執(zhí)行任務，得知父親逝世的消息時太晚，已經不能趕上參加追悼會，遂聯名給母親寫信派專人送來家中…… 　　當年追悼大會禮堂正中的靈臺上安放蓋著鮮紅黨旗的骨灰盒，兩旁挽聯“為人民服務到底，為革命奮斗終身”，橫幅是“一生革命”。父親甘懷勛（王陵）從青春年少開始探索、選擇、追尋真理，踏上抗日征程，到新四軍根椐地參加革命，解放戰(zhàn)爭隨大軍轉戰(zhàn)南北、重返家鄉(xiāng)投身社會主義建設...... 　　2024年正月十八，是父親誕辰105周年紀念日。春節(jié)前應安徽省滁州市天長市新四軍研究會名譽會長劉揚生同志的約請，撰寫了懷念父親的文章，感謝他在《今日天長》網推薦登載，并轉交推薦在廣州新四軍研究會公眾號連續(xù)四集轉載。 近日劉揚生同志又將我所寫回憶父親的文章轉達天長市黨史辦，被天長市歷史檔案陳列館及《中國共產黨天長地方史—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歷任縣委書記簡歷欄目”里面的歷任縣委書記照片簡歷修訂增補，將父親王陵（甘懷勛）的資料補充上墻。 　　近日有一位朋友對家人說：見到你，想起幾十年前一位姓李的朋友說的舊事——他的一位前輩說，“困難時期”，如果沒有甘懷勛，我們早就餓死了。朋友問：此話怎講？老人說：當時甘懷勛允許我們種紅薯??，紅薯長得快，我們這才渡過難關。 父親體恤老百姓，百姓會永遠紀念他……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五十一年，回想父親甘懷勛的一生可謂歷經風雨和坎坷磨難，無論是面對敵人的槍林彈雨，還是蒙受政治上冤屈，都不能動搖他對黨對人民的忠誠。在他留下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是黨和人民需要，我就愉快地去做，努力奮斗做好，決不虛度年華。”他把畢生的精力和才智奉獻給了人民，真正實踐了自己的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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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思念——憶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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