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歷史興衰的根源

江南風

阿克頓勛爵曾說：“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傳統(tǒng)帝國的歷史，就是這句話的最佳注腳。然而，歷代中國治國者，并沒有對腐敗聽之任之，歷朝歷代，都會有政治強人發(fā)起“反腐敗運動”。但吊詭的是，隨著強人的離世，反腐運動總會人亡政息，腐敗就會卷土重來。例如，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對官吏腐敗懲處之嚴，在歷代皇帝中極為少見。清朝的雍正皇帝，懲處腐敗也不遺余力。兩人在位時，敢于貪污腐敗的官員大大減少；兩人去世后，腐敗均卷土重來，甚至愈演愈烈。朱元璋、雍正的反腐措施為什么沒有演變成相關的制度沿襲下來？為何腐敗的生命力如此頑強，而嚴厲的反腐卻在明清兩代難以持續(xù)？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歷代統(tǒng)治者都堅持“利出一孔”。 ·權力不受制約 ·低薪導致腐敗的惡化。 傳統(tǒng)社會，“利出一孔” 。傳統(tǒng)社會權力萬能，歷代統(tǒng)治者都堅持“利出一孔”原則。那么，何謂“利出一孔”呢？就是天下所有的好處，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從一個孔出來，那就是權力這個“孔”，由皇帝來賜予。 在古代中國，“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權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擴張”。確實，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金錢萬能，那么中國傳統(tǒng)社會則是權力萬能。這是古代中國腐敗的第一個基礎：權力支配一切。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規(guī)律，就是官員們私下征收的雜費，一旦經由朝廷拿到臺面上來明確化，那么另一些灰色雜費又會偷偷滋生，因為“揩國家的油”是官員群體改不掉的本性。這也是所謂的“黃宗羲定律”的一部分。也是利出一孔的必然結果。黃宗羲說，“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贝_實，中國歷史上每次國家稅費改革，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后，都會因為出現新的稅費而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所以康熙說，“自古以來，惟禁止火耗而已，不可開?！薄叭魧⒒鸷拿鞫~數，人無忌憚，愈至濫取?！币簿褪钦f，如果明定火耗標準，官員不但收起火耗來更會肆無忌憚，而且在標準之外還要多收。康熙皇帝認為，既然“揩油”是官員群體的本性，那么皇帝能做的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讓他們少揩一點而已；但完全不給他們揩油的空間，是不可能的。 清康熙皇帝畫像 仔細探討起來，這種“陋規(guī)”思維并不止存在于官場，甚至遍及全社會。民國時人記載說，在北平仆人們來買東西時，商店照規(guī)矩會自動把價格提高一成，作為仆人們的傭金，這在北平通俗叫做底子錢。小康之家給仆傭的工資很低，因為他們明知廚子買菜時要揩油，仆人購買家用雜物時也要撈上一筆。明清皇帝的政治思維，與市井細民的持家打算，真是完全同構、如出一轍。 所以，康熙晚年面對官場貪風的應對策略，一方面是默許官員們在一定程度上需索火耗，另一方面是提倡理學。他希望官員們以“存理遏欲”為思想武器，保持廉潔，或者至少在揩油時保持一定的“度”。這種解決方式，實際上還是把問題輕輕推到“良心”二字之上。應取與不應取，只有一線之隔，如果保持這一線之防，端在人心之“正”與“不正”了。反腐敗的防線如果完全寄托于人心的話，注定是脆弱的。 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第二個基礎，則是權力不受約束。雖然中國歷代王朝為了約束權力也進行了一些制度設計，但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無治法”，所以這些制度實際發(fā)揮的作用很小。 中國傳統(tǒng)的權力制約機制是封閉的，它排除外來力量的參與，特別是拒絕引入民間的監(jiān)督力量。 因此，所有官員都處于同一權力體系之內，受到“官大一級壓死人”這個同樣的游戲規(guī)則的左右，監(jiān)察官員打“大老虎”，隨時可能為其反噬。 所以，傳統(tǒng)時代，大多數時候監(jiān)察官員只能“打打蒼蠅”。萬歷年間，左副都御史丘舜曾經說：“（官場）貪墨成風，生民涂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軟弱之流”。 山西平遙的古代“監(jiān)察院”遺址 盡管有所謂的監(jiān)察體系，監(jiān)察官員和其他官員一樣，也受利益最大化原則支配。當他們發(fā)現巴結權貴有利于自己時，就會輕易將手中的監(jiān)察權力作為向權貴們討價還價的資本。所以，在歷史上很多時期，監(jiān)督者與被監(jiān)督者很容易“貓鼠一窩”，在竊取“天家”利益時結成同盟。歷代王朝后期，隨著官僚體系的腐敗，監(jiān)察系統(tǒng)也會高度腐敗。明代言官的權力非常大，特別是“風聞言事”的特權讓他們擁有非同尋常的殺傷力。這并沒有導致明朝官場風紀特別嚴明，反而導致了明代后期言官系統(tǒng)的腐敗特別嚴重。因為手中握有的監(jiān)督和考察官員的權力，他們公然索賄，買官賣官。明代后期人稱科道監(jiān)察官員為“抹布”：“言其只要他人凈，不顧己污也?！北O(jiān)察系統(tǒng)腐敗的結果，使這個系統(tǒng)完全失去作用。 比如崇禎年間，都察院考核地方官吏，已經完全流于形式——拘私情，通關節(jié)，結果全是“稱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低薪，是嚴重腐敗的土壤 。第三個是低薪制導致腐敗的惡化。低薪制度是中國古代王朝腐敗的一個特殊背景。朱元璋不能理解元代官吏貪污橫行的制度基礎正是薄俸制，他制定的俸祿水平比元代還要低。比如明代正七品縣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以今天的購買力計算，最高估計也不過在2500元人民幣左右。那時的官員，并不享受國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別墅、小車、年終獎，也沒有地方報銷吃喝費。用兩千余元養(yǎng)活一個大家庭甚至家族，這個縣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貧民水平。 所以，明清兩代的清官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窮，比如海瑞；而之前的清官，比如包公，并不是這樣。包公的清，是指他正，但他并不窮。權力巨大，不受約束，又只給開低薪。這就形成了“渴馬守水，餓犬護肉”的局面。你讓一條狗去看著一塊肥肉，卻一天只給它二兩粥喝，那么無論你怎么打它罵它嚇唬它教育它，它也還是要偷吃，因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 即使是最低薪的朝代，也仍然會有個別清廉官員出現。所以，對個體來說，低薪只是貪腐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朱元璋的反腐手段，令人不寒而栗 但是，從歷史大數據看，收入過低，很容易引發(fā)大面積的貪腐。那么，由此又引發(fā)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歷代大都實行低薪制呢？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官員數量過多。中國歷史上有一個鮮明的規(guī)律，就是歷代官吏數量呈不斷擴張趨勢。明代劉體健稱“歷代官數，漢七千八百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钡搅嗣鞔奈涔賳T共十二萬余人。為什么官員會越來越多呢？這是皇權專制制度不斷強化的結果。中國歷史上的君主專制制度強化，表現出兩個方向：一個是皇權不斷向下延伸，控制起社會的方方面面，國家權力不斷向基層擴張；另一個方向是隨著君主專制的發(fā)展，官員權力被不斷分割，皇帝也信不過官員們，所以要讓官員相互制衡，由此造成一官多職，官僚隊伍進一步擴張。 比如，宋代為了防止地方割據，不斷增設機構、分化事權，“昔經一官治之者，今析之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為六七”。所以，中國歷代官員就越來越多。官員越來越多，但稅收是有限的。中國傳統(tǒng)稅收，主要只有農業(yè)稅一途，官吏數量過于龐大，使得俸祿成為財政支出的第一大項。西漢末年，官員俸祿支出就占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支付官俸成為財政上一大難題；為了節(jié)省開支，薄俸制就成為大多數時候不得已的選擇。 表面光鮮，掩蓋不了內部的腐爛 至此，我們不難發(fā)現，中國歷代執(zhí)政者并未放任腐敗橫行，他們對腐敗的打擊力度前所未有，他們對歷史經驗反思之深刻，制度設計之巧妙，不由得讓世人驚嘆。然而，中華帝國卻始終擺脫不了“問題越解決越多，越解決越糟”的歷史窘境——腐敗橫行，直至徹底拖垮一個又一個的王朝。認識歷史，重要的不是看一個王朝表面上的短暫繁榮，而是看它在歷史長河中的影響和作用，更是看它在廣闊空間中的定位，探尋歷史興衰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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