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父親王丕年</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生活中的父親 </b></p><p class="ql-block"> 我的父親，在黨的事業(yè)中，走過長長的足跡:在工作崗位上，隨職務的變動，有過許多的稱謂。但是，他在我們家庭的生活中，不管是分分合合，度過漫長的人生，還是喜怒哀樂，共伴日月，卻始終只有一個角色——父親。父親1915年出生于陜西省衡山縣武鎮(zhèn)王臺村，因家境貧困自幼放羊，<span style="font-size:18px;">只讀過小學。</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爺爺奶奶在陜北窯洞前</span></p> <p class="ql-block"> 13歲的父親就隨革命洪流鬧學潮，被抓入獄，爺爺用兩個大洋把父親贖出，在同鄉(xiāng)高崗(學運領袖）的直接引領下奔赴延安找到工農紅軍，與劉志丹領導的部隊——第二十六軍打游擊。毛澤東率領的蘇區(qū)紅軍到達陜北后，我父親緊跟革命主力承擔重任，于1940年成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縣縣委書記，為中央各項工作、生活及當?shù)孛裆峁┱Ｕ希陂_展大生產(chǎn)運動中起主力作用。毛澤東親自手書獎狀并親手頒發(fā)給王震、賀龍、習仲勛、王丕年等22位模范人物。作為侯補代表出席了黨的“七大”。中華民族天翻地覆的變化在這里演繹。</p><p class="ql-block"> 不過延安也有那個烽火年代的革命友誼和幸福生活。據(jù)講，陳正人在想方設法給賀龍與薛明當“媒人”時，我父親也參合一回，主謀巧妙“設計”他們見面，嘿!一舉成全一對革命夫妻。然，父親也沒“閑著”，1942年與同是陜北人且在延安青干校學習的高雪晴相識，用母親的話:“革命式結婚一切聽組織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就成家了”。</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1942年毛主席為任延安縣委書記的父親親筆題寫獎狀(材質為延安土布)</span></p> <p class="ql-block"> 父母從烽火連天的戰(zhàn)爭中到新中國熱火朝天的工作中各自忙不暇接，但相濡以沫的生活里6位子女一個接一個問世。他們的名字也是父親的特別用心，每位孩子的名都有一個“延”字，加出生地名：王延晨、王延霞出生于延安白求恩醫(yī)院，同住延安保育院；王延龍（后改王延平）出生于黑龍江；王延連出生于大連；王延濱出生于哈爾濱；王延江（后改王延敏）出生于松花江?？梢娧影睬閼研趵@于心，從延安到東北一路接續(xù)，用血脈傳承子孫后代。</p><p class="ql-block"> 說到父母的子女不得不再敘述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1945年9月受黨中央派遣，父親隨兩萬干部大隊急赴東北奪取政權。與蔣介石賽跑，干部團先期出發(fā)，家屬團只能隨后追趕。母親把兩個女兒放進用毛驢馱的褡褳里，由警衛(wèi)隊護送艱難前行。途中常常不得安寧，休息時簡單洗漱，匆匆喂飽孩子。但最不幸的是常常遇到國民黨殘余、地方土匪的襲擊。摘錄母親回憶錄中的一段記載：熱河的一天，大家都在洗衣搞衛(wèi)生，城外我軍和國民黨部隊正在激戰(zhàn)，突然軍區(qū)偵察員報告說：“有敵情，部隊和敵人交火啦，離這里只有二十里，組織上讓地方政府趕快轉移?！笨h委和政府的男同志馬上撤走了。我和婦聯(lián)主任收拾東西帶上孩子就出發(fā)。離河邊不到一里地，后面來人報告說“第一道防線撤啦，你們趕快上山?！蔽乙宦牼图绷?，牽上毛驢夾帶孩子，加快腳步淌過河往山上跑。可是熱河的山都是石頭山，馬都上不去更不用說人騎馬了。我只好背著小女兒，大女兒由警衛(wèi)隊戰(zhàn)士抱走。走到半山腰，敵人雖然已經(jīng)進我軍的包圍圈，但我們都走不動了。這時我和婦聯(lián)主任商量，把手槍里的子彈挑選一下，留兩顆給自己，剩余的埋在土里，萬一敵人逼近也不至于被活捉?？粗鴳阎械男∨畠海惶鞗]進食很“乖”，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了，我心如刀絞。正在我們準備犧牲時 ，山下響起了號角，?。橙顺吠肆?。我們下山走到天黑，在山溝的一老鄉(xiāng)家終于和撤退的同志們會合了。清點人數(shù)時發(fā)現(xiàn)我的大女兒不在，我心驟然掉入無底洞。組織上立刻派人去找，得知小戰(zhàn)士在危機中把女孩放在老鄉(xiāng)家，敵人搜索時雖發(fā)現(xiàn)了換下的小八路服的我女兒，但被老鄉(xiāng)遮掩過去了。萬幸，兩個孩子都保住了?？墒悄俏恍⊥緟s沒了下落，他拉的馬和衣物也都丟了。第二天派人偵察，才知道那位小同志犧牲了，他的頭被敵人掛在城門上……。革命傳統(tǒng)教育常講：“我們下一代的幸福生活是用無數(shù)先烈的鮮血換來的”一點不夸張。雖然父母沒有對我們政治說教，但“嘮叨’起這件往事不僅難過，還想方設法尋小戰(zhàn)士的姓名和他父母，線索太少，沒有結果呀。直到退休后寫回憶錄父母的心底也難以釋懷。</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與姐弟妹的兒時合影</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前排左起:王延濱、王延敏、王延連；后排左起:王延平、王延霞、王延晨)</span></p> <p class="ql-block"> 1961年我剛滿12歲，父親就帶我回延安老家。那時去延安既沒有火車公路又不好走，陜西省委聽說當年的延安縣委書記來了，特別派“運5”機專程送我們飛到延安。在我幼小心靈中無數(shù)次幻想的父母的出生地，也是中國革命的圣地，第一次映入我的視線，竟然黃土飛揚，舍窮路僻?？墒钱敃r我怎么也搞不懂，爸媽好像絲毫也不在意這環(huán)境，反而顯得特別興奮。在王臺村老家，被老鄉(xiāng)團團圍住，與當?shù)卮┩撩抟\的老鄉(xiāng)那個親呀。吃的最好的家鄉(xiāng)飯羊湯和蕎麥面。直到現(xiàn)在，這兩樣東西一直是我們家的特色飯，那個合了床子保留至今。參觀延安父親任職的窯洞和毛主席為模范干部(其中有我父親）頒發(fā)獎狀的會堂對十幾歲的孩子印象不深，但長大學政治歷史才曉父親從放牛娃走上革命道路，在中央所在地延安縣任縣委書記，又曾聽毛主席親切說“我是你的公民”，這對父親革命生涯是何等重要。</p><p class="ql-block"> 回到哈爾濱不久，不知父親從哪弄來兩只羊交給我放。那時國家遭遇“三年困難時期”還沒有過去，我們也嘗受過忍餓、挨凍和穿補丁衣褲的日子。讓我放羊，我很賣力，每天去兒童公園收杏樹葉喂羊。父親還親自帶我們全家去離市區(qū)不遠的城篙子，在收過的土豆地里溜土豆，回來當飯吃。父親用心良苦，意在不忘本和與老百姓共度難關。我從此養(yǎng)成節(jié)儉的習慣，在我的記憶里，從小學到初中畢業(yè)，從來沒有用過一支整根的鉛筆，都是撿姐姐們用過的筆頭，插上筆帽繼續(xù)使用，直到手無法捏住為止</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1963年父親(前排中）與母親(前排左）重回延安</span></p> <p class="ql-block"> 家庭在社會中是個很弱小的細胞，它有時很脆弱，被政治的、經(jīng)濟的、社會的風浪吹來刮去。家庭生活并不平靜，有歡樂，也有過苦難。父親的政治生涯中竟然兩次被“打倒”。</p><p class="ql-block"> 1947年擔任松江省幾個領導崗位的父親順利調任東北局任人事局長。沒料到，1954年全國建設風風火火之際，我父親因與高崗的鄉(xiāng)友、戰(zhàn)友、工作密友的關系，在東北局工作期間被打入“高饒集團”，受處分后轉黑龍江省降級做省民政廳長。他不在乎，民政工作接地氣，能直接為人民服務，他干歡脫了：一邊國內安置10萬移民開發(fā)北大荒，一邊國際上收養(yǎng)安置朝鮮戰(zhàn)爭孤兒，一舉獲得朝鮮政府頒發(fā)的二級國家勛章。</p> <p class="ql-block"> 嗨，又沒料到，1966年的仲秋節(jié)，讓我始終不能忘卻，過得太郁悶了。國家被突如其來的“文化革命”攪的昏天昏地。媽媽被單位叫去集中學習，姐弟都“大串聯(lián)”到外地去了，我是13中的好學生被視為修正主義的苗子，再加上“走資派”子女的身份，沒有哪個革命團體收我，于是一個人在家陪老爸。吃點什么？連月餅都被看成是封建產(chǎn)物而下市了，我只買到2斤點心。爺倆共餐，相對無言。當時省公檢法三家的公安廳長、檢察院檢察長都被“打倒”了，只有法院院長的我父親雖批判待查尚未離崗，自己已經(jīng)岌岌可危了，可是他還把我當作組織外的人，處于保密紀律不對我說實情。那情景與仲秋團圓的節(jié)日本意反差甚大，實在叫人傷感。</p><p class="ql-block"> 到了1967年，我父親也被“打倒”關起來了，法院通知家里送生活用品。媽媽準備了很簡單的小包，收音機是老爸特別囑咐帶去的。我一人到省公安廳二樓的一間辦公室。見到父親讓我吃驚了，他臉色灰暗，一夜之間老了很多。我想喊他，但不知為什么硬是咽回去了。父親沒有表情的臉顯然是下意識地在撐著，讓我不敢再看。與父親在條桌兩側坐下，有“造反派”在場，我們都好像是機械人，互相問了同樣一句話和答了同樣一句話：“怎么樣？”“還好”。帶去的剃須刀被扔了回來?；氐郊?，我與媽媽形容見到爸爸的情景，老媽忍不住落淚。后來，發(fā)生了更蹊蹺的事，省公檢法三個頭頭被關進黑龍江省唯一的高級監(jiān)獄。這個監(jiān)獄是公安廳長衛(wèi)之民1964年為遣返當時俄僑特嫌而修建的，1966年剛剛竣工，還未投入使用就鬧“文革”，沒想到，第一個被關進來的竟是公安廳長自己，接著是檢察院檢察長吳誠、法院院長王丕年。父親作為重犯，帶上了手銬和腳鐐。造反派“優(yōu)待”他們，每人占據(jù)一層。歷史真會開玩笑，不過這個“玩笑”太苦澀了。還有更捉弄人的事兒，可以說猝不及防地在我父親身上發(fā)生了。那是1969年，父親被轉移到鳳凰山勞改農場監(jiān)獄。這個勞改農場是他領導的法院的下屬單位，在職時還未曾到過，第一次來到這卻以“階下囚”身份入住。獄中犯人得知是法院院長“來了”，立馬惡毒地意識到他們入獄是眼前這位大人簽的字，犯人一擁而上打我父親……。怎么會這樣？什么邏輯？是非、黑白、曲直，一切都顛倒了！肉體上的折磨可抗住，最讓人難以煎熬的是精神上的屈辱。我和家人聽說此事，心戳的痛，那段日子太難過了。</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1970年“動蕩”年代可以回家的父親立馬與全家人合影</span></p> <p class="ql-block"> 學校已經(jīng)停課，我們姐弟幾個各自隨要好的同學“上山下鄉(xiāng)”去了。聽說父親也由鳳凰山勞改農場轉到柳河五七干校，雖然照舊是改造，但境況大不一樣，干校是干部自我改造世界觀。不做犯人了，父親開朗起來，勞動之余還參加演節(jié)目，這時的他仍不忘懷他的陜北，他的延安，他常給大家唱“信天游”。有一次，他運好氣，十分投入地剛一亮嗓，哇，假牙掉了，全場哄然大笑。不久，他被編入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去了友誼農場。就算有工作了吧，他不在乎這個宣傳隊是什么級別，自己是什么老資格和高級干部，有事做足以讓他自豪了。后又輾轉到哈爾濱附近的九三五兵工廠他都未回趟家，是我利用休假的機會，騎自行車到工廠給他送去了一些衣物。1974年我在趙光農場被推薦上大學，不料出了岔子，政審材料中沒有父親的平反證明，面對將被取消入學資格的當口，父親得知此事，不由分說帶著材料只身上路，搭乘農場的拉煤車走了一天。初春的寒風有股尖厲勁，掠起煤渣在周圍旋卷，又臟又冷。當我看到已經(jīng)年近60歲的老父親，黑棉襖里緊裹著材料站在我面前時，我說不出話來，父子之情盡在不言中。</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大學畢業(yè)工作出差途中（曾任大學教員、研究所工程師、哈高科副總工）</span></p> <p class="ql-block"> 我上大學后，父親也調回省城，先是整頓省民政廳，后又調他組建新法院。他沒講任何價錢，一門心思投入工作。近60歲的人，又是法院一把手，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我放假回家見他忙，就問他忙啥呢，他興奮而利落地回答“搞三案”。我不解，又問：“什么是三案？”這一問，老爸火了：“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就是平反冤、假、錯案嘛。”他曾為平反一個關于知青的錯案，親自跑到伊春五營法院辦理。那股勁頭，好像發(fā)生在昨天的那些苦楚、冤屈的事都煙消云散了。說共產(chǎn)黨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一點都不夸張。毛澤東說過“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老一代革命者的境界、胸懷、氣度乃至堅定性和責任感，是我們黨和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一點都不過分。在整頓法院初期，案子很多，相互交錯很復雜，父親沒有受“文革”陰影的影響，反而更有緊迫感，再次以法院高級法官的身份閱案審案，正氣凜然地簽上名字。當他發(fā)現(xiàn)犯案人中有不少年輕人就緊皺眉頭，甚至當宣判時還有青年殺人犯沖這位院長問：我會死嗎？父親見到的一張稚氣的完全是法盲的臉，他連猶豫都來不及，斬釘截鐵地答到：“國法難容！”一語吐出，他心中油然泛起一種憂患意識，公檢法被破壞，中國民眾法律意識的淡薄，令人焦慮，加快建設法制國家的緊迫感襲擾于懷，他要抓緊時間做很多很多的事。</p><p class="ql-block"> 畢竟年齡不饒人，工作應當讓給年輕一代了。1980年以后父親先后到省人大常委會和省顧問委員會工作。</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文革”結束恢復工作的仍任黑龍江省法院院長的父親</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任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父親</span></p> <p class="ql-block"> 父親70歲離休回家。脫離了工作群體，卸掉了所有的職務，對視工作為生命的他還有些不習慣、不舒服。到了90高齡還想老有所為，親自與陜西省委書記“要錢”給家鄉(xiāng)修一座利民橋，讓攔住王臺村的大水溝暢通無阻。</p><p class="ql-block"> 其實，老爸你好生休息也沒關系，你始終有一個不變的群體，那就是家；還有一個不退休的角色，那就是我們生活中的父親。</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2004年父親助力在家鄉(xiāng)修建的利民橋</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全家福(子孫滿堂，老少四代)</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兩親家老人送孫子出國留學（前排左起：岳母王恩鴻、岳父張向凌、父親王丕年、母親高雪晴；后排左起：夫人張利、兒子王紀、作者王延連）</span></p> <p class="ql-block"> 2013年3月27日父親結束了他的人生，如愿以償找馬克思去了。母親與當年陜北老鄉(xiāng)、親密戰(zhàn)友習仲勛的老伴祁昕通了電話。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突然到來說是“傳達中央文件”。家人都即刻規(guī)規(guī)矩矩坐好聆聽。哇！時任中央最高領導***發(fā)來唁電并送花圈。省委辦公廳即讓我們停止操辦喪事，一切由公家接管。結果在外地的省委書記等人趕回哈參加告別儀式、唁電花圈一并送上，剎那間諸領導、各地市、各部委紛紛送花圈，靈堂擺不下順了一走廊。爸爸，你又光榮一了回，我們子女的難過心情也被之感染興奮。按照父親遺愿將骨灰送回延安紅軍苑安葬，省委辦公廳派專人陪同我和弟弟前往。聽說“老書記回來了”，延安干部隆重接待，延安老鄉(xiāng)紛至沓來，延安日報追蹤采訪。我含淚述說了我的父親，該報以特別報道整篇幅刊載回憶老書記的文章。</p><p class="ql-block"> 父親可以安息了。生活中的父親永遠活在我們心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