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作者/來源：《師哲回憶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康生這個人，現(xiàn)在知道他很壞的人不少，但對他怎樣使壞，知者卻不甚多。從延安時期到建國初期，由于工作關系，我同他接觸較多，也就了解較多?？瞪⒎桥既怀霈F(xiàn)的一個人，他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社會上此類人并不太少見，只不過康生身居高位，危害更大罷了。因此把康生曝光，有利于識別這一類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康生的“搶救運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說是康生的“搶救運動”，是因為這一害人運動確實是他一手策劃、制造的。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在開始時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毛澤東在整頓三風的報告中，闡明整風學習的目的、任務和方針時，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是非，澄清問題，端正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而不是為了追究任何個人的責任，更不是整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所以整風開始后，干部們并沒有感到有任何壓力，能夠集中的讀點書是很難得的機會。除了22個文件外，還有《六大以前》、《六大以來》、《兩條路線》以及干部必讀的六本書等口大家學習都很認真，做筆記，寫心得，自覺地聯(lián)系自己的思想做檢討，思想認識確實得到了提高，獲益匪淺;黨內也出現(xiàn)了更加團結的氣象。但是最終結果卻與初衷大相徑庭。事情是如伺演變的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楊家?guī)X宿舍閑聊時。他向毛澤東的窯洞呶呶嘴說:“我們的同志總不明白，既然我們掌握了政權。卻還不會使用，不知道使用權力?！边@話與他以后的所作作為聯(lián)系起來，實在是意味深長。</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康生是中央社會調查部的部長，是反奸保衛(wèi)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也就是說他掌握了那時的主要專政機器;他又是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澤東，后是劉少奇，都是掛名)，是整風運動的實際上的領導人，于是他實際上掌握了對人的生殺予奪之權。</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整風學習開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為重點;后又轉人審干，他又把中央黨校也作為重點。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馬列學院，院長是洛甫(張聞天)，該院為我黨培養(yǎng)了大批理論骨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但康生對中央研究院的評價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并親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矛頭指向許多黨內的老同志和青年黨員。只因毛澤東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方針、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認識為目的而不是追究個人責任，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罷休。1942年5、6月間他又親自策劃了批判王實味。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研究員，整風開始以后，他發(fā)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報;1942年3月12,13日)、《政治家、藝術家》(《谷雨》一卷四期)等雜文，接著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壁報上發(fā)表了幾篇短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他在這些文章中指責延安干部群眾之間隔閡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態(tài)度待人，對人缺乏關懷愛護，“到處烏鴉一般黑”，而有的人卻認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來”;他指責等級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認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義”;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線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來襯托延安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景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對王實味的這些錯誤言論，毛澤東曾不指名地批評過，說整風中有些人不是從正確的立場說話，而是用絕對平均主義的觀念和冷嘲熱諷、放暗箭的辦法。冷嘲暗箭是一種腐蝕劑，不利于團結等等。毛澤東的批評顯然是為了糾正偏向，是善意的。面康生則是利用了這一問題，打自己的主意。</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會部的干部會議上說: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報紙上發(fā)表了，并責成中央研究院組織批判。5月27日—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揭發(fā)批判王實味的斗爭會，康生多次出席，并給王實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毛澤東的整風報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從事經濟問題研究的成全(陳傳綱)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頓三風，還要整頓“人風”。所謂“人風”，無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騎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還對陳伯達提了一大堆批評意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與此同時，棗園的工作人員于炳然也給中央和任弼時寫了一封信，也把陳伯達說得一文不值，這些信我都看過。</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婦委從事婦女運動研究工作)夫婦二人過去認識王實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觸，潘芳、宗正夫婦二人同王實味是鄰居，來往較多，康生便把他們與王實味的關系定為“托派關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康生先在棗園組織批斗于炳然，從于炳然株連到成全和王里，再株連到潘芳和宗正。從8月至1}月，對他們先后開了72天的批斗大會，把他們與王實味一起打成“反黨集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同年加月，在中央黨校斗爭吳奚如，把吳打成叛徒、特務(后來得到甄別平反)。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學把張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務”。張克勤是甘肅地下黨的一名黨員，那時還不到20歲。由于他的父親在蘭州開了一個照相館，光顧照相館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國民黨的軍官、特務之類的人也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據(jù)此.康生就說張克勤父親的照相館是“特務聯(lián)絡點”，張克勤的父親當然是“特務”，而張克勤當然是他父親派到延安來的“特務”，于是逼迫張克勤承認，張不承認，就批斗他七夭七夜，最后還以假相威脅，張克勤終于承認了自己是“特務”，還“供”出一個“紅旗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此后，“紅旗黨”越來越多，幾乎所有黨的地下組織都被打成了“紅旗黨”(所謂“紅旗黨”，意即國民黨“紅旗政策”下的假共產黨—名義上是共產黨，實際上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引誘進步青年加人，而實際上當了國民黨的特務)。樊大畏在很久以后給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信中說他當時并不知道什么“紅旗黨”、‘紅旗政策氣全都是審訊他的人提示他承認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張克勤是“恃務”這件事，謝老(謝黨哉)并不相信，因為他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擔任領導工作時，同張克勤的父親有過接觸，了解此人是比較進步的。但由于康生處在反奸的權威地位，對他無可奈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康生的作用，不僅在于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風學習中正常的檢討、反省引向審干、一肅反，并且把它說成是一種規(guī)律，杜撰出“整風必然轉入審千，審干必然轉入肅反”的謬論。</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康生的能量</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2年1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了《關于鋤奸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大肆宣傳“延安特務如麻”，說什么“一種特務是打進來的，如戴笠派來的特務”‘實際上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入主動交待，并迅速查清，當時稱為“戴案’);“一種是拉出去的，即在我們隊伍里發(fā)展他們的人做特務工作”。報告后，少數(shù)單位審查干部開始，接著各單位也都紛紛跟了上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3年4月，傳出敵人可能進攻邊區(qū)的風聲，康生又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迫害干部。一天，康生把周興(邊區(qū)保安處處長)和我‘保安處一局局長)叫了去，給我們布置抓人。抓入的理由，他說一方面是蔣介石企圖發(fā)兵進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書胡宗冕要來延安，以防有問題的人與胡“聯(lián)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康生手里拿著名單，一邊同我們談話，一邊在名單上作記號，打圈點，嘴里念叨、“這個是‘復興’，這個是‘C?C’、‘漢奸’、‘叛徒’、‘日特’……”。畫完之后，要我們把打了“?！钡亩甲テ饋?，打了“.”的，都送進邊區(qū)行政學院接受審查。</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接過名單逐一看下去，打了“?！钡挠袀€名字是“師樹德”，我脫口而出說“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搶過名單，說“你弟弟?”接著把這個“?！眲澣ァＮ艺f:“該抓就抓，不能因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頭一擺，“嗯嗯”兩聲，也不作解釋，把“?！睋Q成了“.”。兩天以后，從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與此同時，李克農(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汪金祥（社會部二室主任)奉命負責抓中央直屬機關的“嫌疑分子”。</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審干開始。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向中央直屬機關作動員報告，當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時，許多同志嚇得面色蒼白，茫然失神。</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接著，康生把假特務張克勤當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禮堂、邊區(qū)政府禮堂以及一些單位做“坦白交代”的報告?？瞪闹鴱埧饲诘募绨蛘f:“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張克勤根據(jù)審訊人的提示和讀過的偵探小說編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卻說三“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張克勤提出了‘紅旗政策少”;“張克勤提出‘紅旗政策”，使我們對國民黨的特殊政策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使我們對大后方的黨組織不能不重新估計，使我們對延安特務的數(shù)目之多，得到了一個答案”。</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于是他把甘肅、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貴州、浙江省的地下黨，統(tǒng)統(tǒng)宣布為“紅旗黨”。他當時還不敢說陜西的黨全是“紅旗黨”，但他說關中、漢中的黨組織是“紅旗黨”。這“紅旗黨”就是這樣從康生的頭腦中設計出來，通過審訊人員教給被審查者，變成“供詞”之后，又反過來作為康生擴大“肅反”的依據(jù)。</p><p class="ql-block">1943年轟動一時的“綏德特務”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這里僅以綏德師范為例:該校師生員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達162人。該校語文教師欒丁生被打成“六個縣的特務頭子”。</p><p class="ql-block">那時，假坦白成風，只要點到誰，誰就會立即承認是“特務”，而且誰瞎編得越多、越離奇，誰就越受賞識，越光榮?？瞪中蕾p“綏德經驗”，不僅在延安到處推廣，還通過新華社，廣發(fā)到各根據(jù)地。</p><p class="ql-block">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屬機關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并邀了綏德師范一個女學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發(fā)言，該女生編了一套她自己怎樣“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務組織，又怎樣用美人計進行特務活動等玄妙的故事?？瞪鷺O為欣賞，讓她到處作報告，待為上賓，和首長同坐主席臺上。</p><p class="ql-block">綏德的肅反擴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強烈不滿，為了弄清真相，組織上派我?guī)讉€人到綏德去處理那里的爛攤子，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受到邊區(qū)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視的?？墒俏以?963年被捕之后，康生仍企圖把它變成我的罪狀之一，說我“放走了許多特務，把綏德的特務線索搞斷了。</p><p class="ql-block">1943年10月間，我應召回到延安。我在綏德期間，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這些人集中在兩個地方:一個是邊區(qū)保安處，一個是棗園后溝的社會部，這兩處關押的人，被認定為“特務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黨校、邊區(qū)行政學院和西北公學等處，有上千的人，是被認為社會關系復雜、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p><p class="ql-block">更多的人則留在本單位進行“勸‘說”，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個花招，叫做“‘搶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已’”。而轉為“自救”之后所發(fā)生的變化僅僅是打人罵人的現(xiàn)象少了，吃不飽飯的現(xiàn)象卻未改善，逼供變成了誘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紅花，騎大洋馬，上主席臺。于是出現(xiàn)了更多的冤假錯案。</p><p class="ql-block">康生的“功勞”</p><p class="ql-block">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將審干、肅反工作做個總結。這個總結報告由我和周興起草，我們如實地敘述了運動的經過，承認了許多缺點錯誤，提出了糾正的意見。康生命我們寫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于是分段送給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給他以后，他壓了好幾夭，最后說“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編了一套。</p><p class="ql-block">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了題為《關于反奸斗爭的發(fā)展情形與當前任務》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不但不承認錯誤，反而大擺其“功”。他說:“在這一年另兩個月的工作中，我們清出了許多暗藏的偵探奸細，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創(chuàng)造了新的反奸路線，獲得了巨大的成績”。</p><p class="ql-block">這些“巨大的成績”是什么呢?他說:“我們在黨的組織內清出了托派、國特王實味等內奸分子;在政權系統(tǒng)中清出了王毓琪、吳南山、樊作材等特務分子;在軍隊中清出了吳奚如、許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眾中清出了楊宏超、鄧應賢等特務分子及其組織;在學校系統(tǒng)中清出了欒丁生等特務分子，在工廠系統(tǒng)中揭破了張志剛等特務分子……”</p><p class="ql-block">他所列上述名單中，除了吳南山確系“戴案”分子、楊宏超是軍統(tǒng)特務(此人并未向軍統(tǒng)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他瞎編情報為了賣錢，并很快破獲了)，鄧應賢、張志剛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余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錯案。</p><p class="ql-block">他報告的基調是一味肯定成績，反對“極右”。他說:“我們這次反奸并未完結，僅僅是從坦白運動開始轉入甄別工作。在過去坦白運動階段中，我們突破了特務，鞏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滅了被資產階級同化的危險，在組織上保障了內部的純潔，在反奸工作上創(chuàng)造了新的路線，新的方法，得到很大成績。如果不進行這項工作，就會使黨受到很大損失。在這一點上如果還有懷疑，那就是極右的觀點?！?lt;/p><p class="ql-block">對運動中的錯誤他也說了一些，但他是這樣說的:“有些同志以‘特務如麻’的主觀主義代替群眾性的正確認識，不曉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務嫌疑時，必須慎重。許多人只是有些可疑，就認為定是特務;既是特務，在我區(qū)定有龐大組織;既有組織，定有領導機關；既有領導機關，必有下層組織。</p><p class="ql-block">因此，對每一個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龐大的特務組織系統(tǒng)，一定要求他供出許多特務關系，一定要信以為真，不準懷疑。如果是這樣一一確有許多地方是這樣，那是錯誤的。如果有了這種主觀推論的方法，必然產生擴大化的結果，產生出逼、供、刑的各種形式來?！?lt;/p><p class="ql-block">他所說的這一切錯誤估計和錯誤作法、全部是他自己所為，他從來不曾提醒過人們“慎重”，然而他把責任輕飄飄地一股腦兒推到別人(這些人是誰也不知道)頭上，與他絲毫無干。所以周興對我說:“這樣的報告，只有康生能做，我們是作不了的。’，</p><p class="ql-block">康生在“搶救運動”中的主要發(fā)明正是所謂“特務如麻”。為了證實他這，一估計的正確性，就必須使用逼、供、信的手段。這里簡單剖析其幾種主要手段:</p><p class="ql-block">一、精神折磨，刑訊逼供。首先給被懷疑的人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接著進行肉體的折磨。1943年5、6月間，康生召集過一次會，討論起草《審訊條例》。參加會議的有許建國、周興、譚政文、周同、錢益民、李克農、汪金祥和我。會上為可否用刑逼供，兩種意見尖銳對立。有的人主張在條例上規(guī)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堅決反對。為此，康生大發(fā)脾氣，說“不用刑，那怎么審訊?!”有同志說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氣壯地說:“有材料還要你審訊?!”所以在“搶救運動”中用刑逼供是相當普遍的，如打人、罵人、抓人、關押、“車輪戰(zhàn)”、“疲勞戰(zhàn)”、假槍斃等等，無所不用其極。被關押的犯人則常常不讓吃飽飯，不讓睡覺，用這些辦法逼迫被審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p><p class="ql-block">二、挑撥離間，互相“揭發(fā)”。整風學習時，有反對自由主義一條，而康生把它利用來為自己的肅反擴大化服務。他說:“如果你不把黨內的自由主義思想清除掉、那么內奸就清不出來，這個自由主義就是奸細活動的營養(yǎng)劑。我們的經驗就是:哪個地方的自由主義特別嚴重，那個地方的奸細也就特別猖狂”。造成誰不“揭發(fā)”誰就受“自由主義”壓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間起碼的信賴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間的某些矛盾讓他們互相“咬”，然后又作為根據(jù)去抓人、關人、通供?？瞪堰@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說:“利用反革命分子進行鋤奸工作，張克勤打了頭一炮?！鳖愃茝埧饲谶@樣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獲至寶，再去逼牽連到的人，就是這樣滾雪球，傷害了許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嚴重地傷害了同志間的感情，破壞了黨內團結!同時也使多少個家庭破裂: </p><p class="ql-block">三、審查檔案，無限上綱?？瞪蟾鲉挝坏慕M織部門翻閱干部檔案，從檔案中找問題，美其名曰“調查研究”。怎樣找問題呢?康生說:“……叫做三種自傳(下面實際說了四種，但他原話如此—筆者注):剛來邊區(qū)時寫的自傳，整風時寫的自傳，審查時寫的自傳，到反省機關后寫的自傳，把這三種自傳一對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爭的，先留下一個大綱，有個大綱寫一百遍都不錯。你就叫他當面寫自傳，在我們這里寫自傳，他的大綱在家里，在這里寫就有了漏洞”，他為的就是抓住“漏洞”，無限上綱，進行逼供。</p><p class="ql-block">四、布置人員，“引蛇出洞”?？瞪趯徃砷_始時，就專門布里一些人，故意說些過頭話、錯話、甚至反動的話，把另一人的言論“引”出來，然后揪住辮子不松手。</p><p class="ql-block">五、“坦白”光榮，備受優(yōu)待。與上述各種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黨的寬大政策，制造“特務光榮”的氣氛。你不“坦白”，就關起來，要受種種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給自由，吃好的，瞎編的越多越受優(yōu)待。于是有些人為了不吃眼前虧，，也就紛紛“坦白”。</p><p class="ql-block">以上所引康生的話，都是他在棗園、在楊家?guī)X、在保安處、在各種干部會議上多次講過的，他的作法都是當年的過來人親身感覺過的.康生這一套使許多許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組織。</p><p class="ql-block">后來雖絕大部分甄別平反了，但到了“反右”、“文化大革命”時期，又給他們“回籠”，直正是后患無窮！康生的“功勞”可謂大矣！他究竟為誰立了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