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按：秦嶺博物館是國內(nèi)第一座全面展示秦嶺的綜合性博物館和宣傳秦嶺祖脈文化的國家級窗口，不管從建筑設(shè)計、陳列布展、文化宣傳、特色亮點等等各個方面，都算得上是全省乃至全國一流的博物館。文物承載燦爛文明，既傳承歷史文化，也維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chǎn)。商洛歷史厚重悠久，文化源遠流長，既是商始祖契和秦國商鞅的封地，也是古代關(guān)中聯(lián)通巴蜀和荊楚的重要通道。作為一名歷史愛好者，抱著觀摩學習的目的，筆者在工作閑暇之余探訪了秦嶺博物館，在大開眼界的同時，內(nèi)心倍感震撼，遂成此文。需要說明的是：一，館藏的夏代玉牙璋為國家一級文物，是實實在在的“鎮(zhèn)館之寶”，本應(yīng)大篇幅介紹，但筆者對玉文化涉獵較少，知識淺薄不敢妄言，因而只是將重點羅列；二，館內(nèi)展陳內(nèi)容十分豐富，藏品繁多，受篇幅所限，本文并未一一列舉，未列舉的不代表不重要、不珍貴，比如洛南舊石器古人類遺存就被列入1997年全國十大考古發(fā)現(xiàn)之首；三，筆者非文物研究專業(yè)人士，僅憑愛好進行探索，一些理解、考釋、推論難免存在偏頗不妥甚至謬誤，故敬請大家不吝賜教。</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夏代玉牙璋</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館藏玉牙璋是陜西考古發(fā)現(xiàn)的唯一可供斷代的夏代牙璋標準器物，為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關(guān)鍵的實物證據(jù)，有助于更準確地確定夏代的歷史年代和發(fā)展脈絡(luò)。在其出土前，陜西境內(nèi)夏代玉牙璋的發(fā)現(xiàn)極少，它的出現(xiàn)填補了陜西夏代玉器考古的空白，也為陜北石峁遺址等后續(xù)發(fā)現(xiàn)的玉器斷代提供了重要參考。</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紅陶人頭壺</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紅陶人頭壺出土于商洛市洛南縣靈口鎮(zhèn)焦村遺址，是1953年當?shù)卮迕裨谛藿ü繒r發(fā)現(xiàn)，原物現(xiàn)藏于西安半坡博物館，本館為復制品。該文物年代為仰韶文化時期，距今約6500年，國家一級文物。器物整體呈高頸鼓腹小平底形狀,高22.5厘米、腹頸13.5厘米、底頸6.3厘米。人頭與壺渾然一體，眉目清秀，鼻梁修長，雙目上視，嘴唇上翹，發(fā)型以扁平錐刺紋表示，左耳存、右耳不存，背面有一扁圓形管道。壺身有明顯痕跡，推測原為手臂，現(xiàn)已不存。</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關(guān)于此壺的用途，一般解釋為祭器、禮器或用于特定場合的特殊器具。即壺背部扁圓管為注水口，當注滿液體后傾斜壺身，壺中液體從人頭的兩眼一嘴中流出，形成母親吐哺畫面，以刻畫女性養(yǎng)育后代的艱辛，并體現(xiàn)母系氏族社會對女性和人類繁衍的重視。因為與同時期的取水器相比，該壺的容量明顯偏小，所以有關(guān)專家推測壺中液體可能是更珍貴的酒或其他液體。除此之外，也另一種說法。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用一個上部有蓋、僅在中部開孔的容器取水時，因內(nèi)外不聯(lián)通，進水會很慢，且容器易側(cè)翻，而打開蓋子通氣后，則可以快速方便取水。所以，該壺也可能是一件生活器具，取水和出水都走背部扁圓管，其頭部開孔是為了方便通氣并兼顧美觀。這種解釋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因為當初發(fā)掘現(xiàn)場并未發(fā)現(xiàn)與墓葬相關(guān)的痕跡，其出土地并不屬于墓葬區(qū)。</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紅陶人頭壺的名氣非常大，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一把壺，代表了遠古時期最高的制陶工藝，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國家文物局聯(lián)合攝制的《如果國寶會說話》的第一集，主角就是該壺。讓人感懷的是，其制陶工藝并未隨著滄海桑田而湮沒于時空長河，因為商州狗娃咪泥哨就代表了紅陶人頭壺的歷史傳承。商州東龍山狗娃咪泥哨是陜西省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之一，它從古代流傳至今，既是一種兒童玩具，也是一種民間陶藝品，主要利用紅膠泥土捏制成小狗模樣，再上釉燒制成型，其外形古樸稚拙，聲音清脆響亮，極具地方特色。如果有條件將紅陶人頭壺與狗娃咪泥哨做成手辦套裝，作為秦嶺博物館的特色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應(yīng)該很具有吸引力。</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卜骨</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博物館館藏有一件商代卜骨，出土于商州區(qū)東龍山遺址，從外形看應(yīng)為牛肩胛骨，骨身有56個鉆孔，且保存十分完整，無綴合痕跡。商代與其他王朝的“另類”之處在于極其重視祭祀，之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截至目前，已出土的商周時期占卜用甲骨約有15萬片，通過整理研究，人們對商代祭祀的內(nèi)容已經(jīng)有了更深入了解，而通過這件文物也能夠一窺當時的占卜流程。商代絕大多數(shù)占卜用骨為龜甲，其次是牛骨，也有用羊、鹿、豬甚至人的骨頭，但數(shù)量不多。卜骨要事先經(jīng)過整治才能占卜，比如該牛肩胛骨就可以看到有錯磨痕跡，即圖中左右露出骨質(zhì)的區(qū)域，目的是為了讓骨板更加平潤。隨后，再使用專用工具對骨面進行開鑿和鉆孔，因為骨厚度不均，所以該過程可能不是一次完成，應(yīng)該有多次鑿鉆的過程。即本骨的右下部可見一淺圓孔，應(yīng)該是還沒有完成二次鑿鉆，故未見使用痕跡。下一步則是灼兆，即一邊灼燒骨板一邊述說占卜之事。灼兆有兩種用火方法，一是直接用明火燒鑿孔，一種是用木枝放在燃火上邊燒邊吹，使之成熾碳，再直接灼于鉆孔之中。而本骨共有56個鉆孔（1個未制作完全），其中絕大多數(shù)均有炭黑殘余，因此可推斷該骨采用的是第二種灼兆方法。經(jīng)過灼燒后，因熱脹冷縮，鉆孔背部就會呈現(xiàn)出特定裂紋，也被稱為兆紋，卜官根據(jù)兆紋走向就可以判斷兇吉。而“卜”的音就來源于灼兆時紋路爆裂發(fā)出的聲音，字形就是兆紋的象形。</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兆紋的豎線被稱為兆干，斜線被稱為兆枝。根據(jù)兆枝走向和卜辭記錄，后人推斷兆枝向上可能為吉兆，向下可能為兇兆，但由于年代久遠，諸多細節(jié)及釋兆標準已無從考證。因此，十分好奇該骨背面五十多個鉆孔呈現(xiàn)的兆紋走向，以及是否刻有卜辭。不過推斷此骨應(yīng)沒有刻寫卜辭，不然工作人員定會將另一面也向觀眾展示。</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虎簋蓋</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虎簋蓋是秦嶺博物館的重寶，屬西周青銅器，于1996年出土于丹鳳縣西河鄉(xiāng)。出土時僅存簋蓋，不見簋體，簋蓋已裂為4塊，但拼接后無一字殘缺。其蓋面有圓盤形捉手，直徑22.3厘米，高5.5厘米。蓋內(nèi)壁鑄有13行金文，每行12字或14字不等，共計161字。</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虎簋蓋銘文全文為：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宮，恪于大室，密叔內(nèi)（入）右虎，即位。王呼入（內(nèi)）史曰：“冊命虎?！蓖跞粼唬骸盎?，乃祖考事先王，司左右戲（虡）。今命汝，更乃祖考，司左右戲（虡）、五邑走馬，汝毋敢不善。賜汝赤舄、幽衡、鋚勒?！被?，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文考日庚寶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銘文大意為：在周王三十年四月初吉甲戌這一天，周王在周地的新宮，來到太室。密叔引領(lǐng)虎進入，輔助虎站到合適的位置上。周王呼喚內(nèi)史，讓他進行冊命之事。周王對虎說，你的祖先曾侍奉先王，管理虎臣。如今命你繼承你祖先的職位，輔助師戲，管理走馬馭人以及五邑的走馬馭人，你要好好履行職責。并賞賜給虎皮制的蔽膝、黑色的腰帶、黑赤色有下緣的衣服、帶鑾的旗子五天，讓他用來履行職責。虎跪拜，行稽首大禮，稱揚天子的美好賞賜?；⑻岬阶约猴@赫的祖先盡心輔佐先王，天子沒有忘記他的子孫，賜給官職，祝愿天子萬年長壽?；楦赣H日庚制作了這件寶簋，希望子子孫孫永遠珍視它，能日夜在宗廟中用它來進行祭祀。</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虎簋蓋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它與其他青銅器組成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時間軸。中華文明具有悠久的歷史，但真正有文獻記載年代的“信史”開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此前的歷史年代只能進行大概推斷。為了精確上古三代時間，1996年國家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國夏商周時期的確切年代。其手段主要通過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歷史地理學、天文學和測年技術(shù)學進行相互印證，并確定歷史事件的確切時間。比如，西周青銅器利簋的銘文記載“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即周武王在木星當空的甲子日早上征商，通過星相學反推，得出其確切時間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而虎簋蓋銘文第一句“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戌”，其中“惟”是發(fā)語詞，無特定含義；“卅年四月”是某代周王在位的年月；“初吉”為西周月相術(shù)語，西周有四分月相說，即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可簡單理解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周）；“甲戊”為具體時間。史料記載，周王世系中，在位超過三十年的只有周穆王，利用銘文記載的時間，就可以將周穆王元年定于公元前976年，而周穆王冊命虎的時間就在公元前947年四月初九。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商洛流傳有很多周穆王的傳說，比如鎮(zhèn)安縣木王鎮(zhèn)原名木王坪，相傳為周穆王巡狩停留之地，后世以木代音穆。</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商鞅方升和戰(zhàn)國銅勺</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戰(zhàn)國商鞅方升是國寶級文物，是中國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標志性器物，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名錄。商鞅方升又稱商鞅量，是戰(zhàn)國時代秦國銅制量器，出土于晚清時期，現(xiàn)藏于上海博物館，本館為復制品。全長18.7厘米，升縱7厘米，橫12.5厘米，深2.3厘米，容積202.15立方厘米，重0.69千克，為長方形的有柄量器，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銘文。左壁：十八年，齊率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與柄相對一面：重泉。底部：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臨。銘文大意為：秦孝公十八年，齊國派遣卿大夫組成的使團前來秦國訪問。這年冬天十二月乙酉日，大良造商鞅監(jiān)制了此標準量器，規(guī)定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積為一升。最初發(fā)放的使用地為重泉（今陜西蒲城）。秦始皇二十六年，兼并了所有諸侯，統(tǒng)一了天下，百姓生活安定，于是立號為皇帝，并詔令丞相隗狀、王綰，把不一致、有疑問的度量衡法規(guī)和標準，都明確統(tǒng)一起來。二次轉(zhuǎn)發(fā)使用地為臨（陜西大荔）。</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商鞅兩次變法奠定了秦國兼并諸侯、統(tǒng)一六國的重要基礎(chǔ)，尤其是度量衡的統(tǒng)一，促進了全國稅收和商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值得關(guān)注的是，館內(nèi)還收藏有一件商州區(qū)出土的戰(zhàn)國銅勺，其底部隱約可見刻寫有陰文銘文。由于年代久遠，加之使用磨損的緣故，部分字跡已難以釋讀，但可依稀辨識出“杜宣”“十五”“三十”“斤”等字樣。雖然現(xiàn)存與度量衡有關(guān)的古代器物較多，比如館內(nèi)還收藏有元代的銅權(quán)（砝碼），但先秦時期的文物還不多見，因此，該勺作為商鞅變法的歷史物證，同樣具有重要意義。</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商”字瓦當與商印</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瓦當是中國古代建筑物屋頂筒瓦的前端遮擋部分，也稱為瓦頭，主要作用是保護與美觀。館藏“商”字瓦當屬于秦代文物，1986年出土于丹鳳縣古城鎮(zhèn)的商邑遺址，直徑15.5厘米，邊輪0.8厘米，當面呈半圓形，中間橫臥一模印成型的“商”字?！吧獭弊滞弋?shù)陌l(fā)現(xiàn)，有力地證明了商鞅受封于商的歷史事實，也表明了秦代“商”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人們對“商”這個地望標志的重視。</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除此之外，博物館還展出了幾件與商洛有關(guān)的印章（本文簡稱為商印），其中[上雒丞印]和[商丞之印]對商洛的建制沿革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需要說明的是，出土的文物是封泥，印章是根據(jù)封泥上的文字重制。傳世史料包括商洛州縣志均記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設(shè)商縣，包括今商州區(qū)、丹風縣、商南縣、山陽4縣，因商山而得名，上雒（上洛）得名于西漢時期。由于之前在商洛出土過帶有“雒亭”二字的秦代陶罐，加上這兩方印章，有專家考證出秦朝所設(shè)建制應(yīng)為上雒縣，而不是商縣。這樣就將商於古道的歷史追溯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代，比原來大眾認知提前了100多年。</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銅鏡</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銅鏡是古人生活中的必備器具，從古流傳至今的藏品極多，基本上全國各大博物館都收藏有數(shù)量不一的實物。雖然各類銅鏡存世數(shù)量較多，但其中也不乏精品和重寶，總結(jié)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看點。</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一是構(gòu)圖藝術(shù)。除了各類幾何圖形，珍禽異獸、花鳥蟲魚、神話傳說是銅鏡紋飾的主要圖案。這些銅鏡工藝精湛、構(gòu)圖精美，既有吉祥寓意，也有歷史價值。比如海獸葡萄鏡就是唐代銅鏡的典型代表，曾經(jīng)拍賣出1495萬元的高價，其紋飾和工藝是研究唐代歷史文化的重要實物資料。同樣的，本館展出有幾枚金代銅鏡，紋飾為雙魚紋，形象寫實、立體感強。其特點是將游牧民族和漁獵生活與漢文化中的吉祥寓意相融合，形成了獨特的藝術(shù)風格。史料記載，南宋時，陜南一帶是宋、金反復爭奪的地方，后來秦檜割商、秦之半畀金，在山陽縣中部的鶻嶺設(shè)關(guān)為界，南屬宋，北屬金。目前，金代雙魚銅鏡多出土于北方地區(qū)，而館藏的幾枚金代銅鏡，也為研究宋金之際的商洛歷史提供了很好的參考。</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二是銘文。銘文最早出現(xiàn)在青銅禮器之上，常用來祭祀祖先與歌功頌德。隨著手工業(yè)的發(fā)展和禮樂制度的變化，銘文的使用范圍大大擴展，不再局限于高高在上的青銅禮器。銘文開始變得日?；蜕罨⒅饾u出現(xiàn)在銅鏡之上，也被稱為鏡銘。鏡銘內(nèi)容主要有相思、祝福、勸誡、贊美、求仙等主題，寄托了古人對理想的美好追求。同時，銘文中的篆隸體在書法史上也有著重要意義，它體現(xiàn)著不同時期不同背景下的篆書到隸書的演變、發(fā)展和傳承，是中國漢字發(fā)展史中不可或缺的研究依據(jù)。博物館展出的幾件銅鏡都有鏡銘，其一為宋仿漢鏡，鏡銘為“內(nèi)清質(zhì)以昭明，光輝向夫日月，心忽揚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其二為漢見日之光鏡，鏡銘為“見日之光，天下大明”；其三為隋鸞鳥神人鏡，鏡銘為“光流素月，質(zhì)稟玄精，澄空鑒水，照回凝清，終古永固，瑩此心靈?！鄙鲜鲢~鏡按其銘文內(nèi)容，分別被稱為“昭明鏡”“日光鏡”“光流素月鏡”，也是各種帶銘銅鏡中名氣較大者，從這方面也能感受到展陳方的精心布置。</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三是透光現(xiàn)象。透光是某些特殊青銅鏡具有的罕見光學現(xiàn)象，當光源照射鏡面時，鏡面的反射投影能出現(xiàn)與鏡背的文字和紋飾相同的影像。其原理是鑄造和研磨過程中，在鏡面形成了特定的應(yīng)力和幾微米的起伏，雖然肉眼不可察，但通過光線反射放大，就可以看到背面的圖案投影。這種特殊銅鏡極其少見，據(jù)報道上海博物館檢測了上萬枚銅鏡后，才發(fā)現(xiàn)有4枚有透光現(xiàn)象。不過日光鏡是發(fā)現(xiàn)擁有透光現(xiàn)象最多的銅鏡，很好奇本館的日光鏡是否也有透光現(xiàn)象。</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小結(jié)</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陜西是歷史大省、文化大省，從三皇五帝至今，在三秦大地上數(shù)不清的遺址、文物、傳說閃耀著整個中華文明史。客觀而言，雖然商洛出土的文物與關(guān)中相比，數(shù)量上存在一定差距，但從秦嶺博物館的布展中，仍然可以直觀感受商洛歷史文化的厚重，以及展陳方的細微用心。比如，館內(nèi)展出的士山盤（復制品，現(xiàn)藏于國家博物館）雖然原出土地點不詳，但其銘文內(nèi)容與商洛有重要關(guān)聯(lián)。其銘文記載周懿王十六年九月甲申日，冊命士山前往茽國，征收鄀方和楚國的職事貢賦等事。史料記載鄀國原位于河南淅川，西周中期一部分人北遷至商密，被稱為上鄀國，而商密就在如今商洛境內(nèi)丹江河谷一帶。再比如，館方將綠松石、銅礦渣并列展示，以凸顯綠松石作為古人選礦示蹤物的特別意義?？偠灾?，秦嶺博物館建筑設(shè)計獨特、展覽內(nèi)容豐富、文化教育功能強大，值得細細觀覽。</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補遺：探析商州出土二件帶銘青銅器的前世今生</b></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民國二十八年（1939），時任陜西第四區(qū)（商洛）行政督察專員溫良儒組織相關(guān)人士編撰了《續(xù)修商志稿》一書，該書為民國時期商州所修的唯一一部縣志，也是商州歷史上的最后一部舊志。全書共24卷、29志，內(nèi)容涵蓋沿革、地形、河流、水利、土壤、氣候、建置、物產(chǎn)、農(nóng)林、工商、交通、合作、職官、財政、荒政、軍警、兵事、黨務(wù)、司法、自治保甲、教育、祠廟、古跡、戶口、氏族、風俗、災(zāi)祥、人物、藝文等各個方面，屬于歷代商洛州縣志中質(zhì)量尚佳者。其中，古跡志古物篇記載的2件文物值得關(guān)注和進一步探究。</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癸[?]匜?！般憙勺郑幙罟锵乱蛔炙迫f似孫，然銘文三兩字者未見有，萬字類孫下半亦非，未詳究為何字。器通高七寸二分，長九寸六分，重約四斤。口下作龍紋，腹作饕餮紋，腹下鳥紋并間以小回紋，尾執(zhí)作怪鳥形，四周有八棱流，下亦一棱，是商器也。X年X月出土，舊藏邑X氏X堂。民二十二年（1933）冬攜售于上海。與民二十五年（1936）倫敦中國國際藝術(shù)展覽會出品中故宮博物院舊藏之商器亞方簋之制作花紋完全相同，惟器一為簋、一為匜。當是商器無疑?！?lt;/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父子[?]觚?！般懭?，陽識，子下一字未詳。器高約八寸許，口徑四寸八分，重二十余兩。腰際有蟠虬紋，上下均有紋而不顯。是商器，與癸[?]匜同坑出土，舊藏邑X氏X堂。二十二年（1933）冬售于上海?！?lt;/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商縣出土銅器雖為有數(shù)，然多三代物，癸[?]匜、父子[?]觚二器足以代表。誠以商為歷史名區(qū)，前賢之所封邑而有如是也。二器出土不久，未經(jīng)金石家著錄，即遠售上洋輪車交馳。今歸何地？良可惜也！若非存有照片收入，幾使三代古器淹沒無聞矣。今后愛好金石之君子，對此二器當留意焉，萬一有意再見，亦幸事也?！?lt;/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雖然商州二件青銅器出土不久即流落，但《續(xù)修商志稿》作者提供的大量信息仍可以讓我們大膽勾勒它們的真身（原書有照片，但現(xiàn)已不存，同時作者也稱未見過實物）。在上個世紀初，殷墟的發(fā)掘工作剛剛起始，出土的甲骨文及商代青銅器還比較少，相關(guān)研究還處于收集、整理階段，因此作者對商代的卜辭、祭辭以及諸多銘文的含義不了解也屬正常，以至于作者稱未曾見過兩三字銘文的青銅器。首先，癸是商代王族的日名。按商制，王族按照天干取日名，比如商紂王帝辛，日名為辛。其次，作者之所以不能釋讀“似萬似孫”的第二字，是因為該字大概率是一個綴合字。比如商代青銅器銘文中常見的亞+[X]，通常將[X]字寫入亞字內(nèi)部，從而綴合為一個新字，并代表新的特定含義。銘文中的“萬”有兩種含義：一是作數(shù)目用，如萬年；二是作氏名、地名、族徽用，比如萬鼎。商晚期青銅器萬口鼎的銘文為“萬口”，而帶“口”族徽的金文至少有9件，比如口父辛觚，說明“萬口”為綴合字，是萬族和口族組成的復合族徽。同樣的，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癸[?]簋，器內(nèi)底有“癸[?]”二字銘文?！癧?]”為族徽;銘文表明此器是[?]族為日名“癸”的先輩做的祭器。那么，合理推斷“似萬似孫”字應(yīng)該為萬族與另外一個族徽組成的復合族徽。最后，《楚帛書》：“逃為禹為萬，以司域襄?！庇砑聪挠恚f讀為禼，即商契，禼與契、偰互通，契乃商之先祖，封商於之地，其后代完全有可能以祖先的名字“萬”為氏名即氏族族徽。綜上所述，可將此匜稱為“癸[萬孫]匜”，銘文含義是萬族衍生的[萬孫]族制作了這件禮器，用來祭祀、緬懷一位叫“癸”的先祖。</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相比于癸[萬孫]匜，父子觚這件青銅器的銘文由于句式奇怪，因而較難考釋。作者稱此器有三字銘文，為父子[?]，但父-子-[?]句式的祭辭難以解釋。在甲骨文中，子代表王族，為王族的同姓分支小宗，比如卜辭記載“商王令犬侯為大將，率領(lǐng)多子族征伐周方?！备缸忠话愦砀赣H以及叔伯等男性先輩。故正常的祭辭句式應(yīng)為子-父-[?]，即祭祀日名叫[?]的王族男性先輩，比如存世的子父癸觚（臺北）。也就是說，“父”字后一般是天干日名，而“子”字是地支，不太可能作為日名。在金文中，“子”“辛”二字的字形有時會比較類似，比如旅父辛觚、父辛尊的“辛”字銘文字形就非常像“子”；加之民國時成像技術(shù)沒有現(xiàn)在清晰，很有可能作者將此觚的“辛”字誤釋為“子”字。此外，作者稱子下還有一字，而在傳世的銘文中，族徽位置在父字之上居多，但也有部分在父字之下，也有在左在右的。綜上，此觚可以被考釋為“[族徽?]父辛觚”，即[?]族人為祭祀、緬懷日名“辛”的王族男性先輩鑄造的一件禮器。值得說明是：一，雖然二器同坑出土，但[?]父辛觚與癸[萬孫]匜的族徽一定不同，不然作者定會指出。二，因作者無法釋讀，所以[?]字應(yīng)該不是常見銘文，故推測為族徽。三，同坑異屬族徽并不少見，可以用“赗贈”助葬制度加以解釋。即商周之際，生者往往助葬死者輿馬、衣服、玉貝、禮器等，是一種社會常禮。</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如果癸[萬孫]匜、[族徽]父辛觚依然存世，那么這兩件青銅器可能會對商洛歷史極為重要。這是因為，雖然史料記載先商始祖契因協(xié)助大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但古商地的具體位置多有爭議，有河南商丘說，陜西商洛說，等等。商洛到目前為止，還未出土發(fā)現(xiàn)與商王族有關(guān)聯(lián)的青銅器，而這兩件器物很有可能成為關(guān)鍵的證據(jù)。作者在書中提到“即遠售上洋，輪車交馳”，看來應(yīng)該是隱約知道二件青銅器可能已經(jīng)流失海外。通過網(wǎng)絡(luò)檢索，遺憾的是未發(fā)現(xiàn)含“癸”字匜的相關(guān)信息，說明確實如作者所說未經(jīng)金石學家拓印收錄就流失了；但在搜索“父辛觚”相關(guān)信息時，結(jié)果顯示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父辛觚”，其尺寸、外觀與《續(xù)修商志稿》的描述非常接近，這很可能是一條重要線索。</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目前，存世的商周青銅器數(shù)量不少，其中代表最高鑄造技藝的是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但最為珍貴的當屬何尊與利簋。何尊因最早提到“中國”二字、利簋因記錄武王伐紂的精確時間，而成為禁止出國展覽的國之重寶。秦嶺博物館的展品繁多、內(nèi)容豐富，大有應(yīng)接不暇之感，唯一遺憾是未見帶有銘文的商代青銅器。但這并不能說明作為歷史名區(qū)的商洛，沒有發(fā)現(xiàn)過珍貴的商器，《續(xù)修商志稿》作者提到“清末民初關(guān)中古董商時赴其地暗中購買”，這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在查閱資料過程中，當讀到“今后愛好金石之君子，對此二器當留意焉，萬一有意再見，亦幸事也”之時，筆者心中百感交集，遂對記載的兩件帶銘商器進行了考釋，以期為將來的重新現(xiàn)世埋下草蛇灰線。最后，由于個人才疏學淺，又非專業(yè)人士，加之僅憑文字信息對二件帶銘商器進行“邏輯推理”，不妥及謬誤之處還敬請大家指正。</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