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貴陽黔靈公園大門側，白象山崖壁上，有一處掩映在灌木叢中很不起眼的摩崖石刻，長2米，高0.6米，楷書陰刻“新生活第一紀念林”，說它不起眼，是因其位置偏僻，與黔靈山的“萬古不磨”“黔靈勝境”“第一山”等摩崖相比，鮮為人知。因此在原來黔靈山的文物條目里，一直未見到這塊摩崖。2011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依稀可辨摩崖落款有“民國”二字，才由云巖區(qū)文物部門列為新發(fā)現(xiàn)文物。</p><p class="ql-block">“新生活第一紀念林”摩崖石刻</p><p class="ql-block">“新生活”有“新”字，但并不是一個新詞，這個詞其實是指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發(fā)起的“新生活運動”。簡單地說，是以儒家“禮義廉恥”為中心思想，以“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為行動指南，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改造國民生活形態(tài)以及行為模式”的一場“教育運動”。這場運動以蔣介石1934年2月在江西南昌作《新生活運動發(fā)凡》演講為開端，這個時間和地點的用意非常明顯，即在“軍事圍剿”中央蘇區(qū)紅軍的同時，同步對革命根據地進行“文化圍剿”。與此同時在國統(tǒng)區(qū)，“新生活運動”主要從改造民眾的日常生活入手。舉個例子，譬如走路，就規(guī)定“走路不要爭先”，“走路要靠左邊走”，“走路不吃東西”，“走路不要吸煙”，“走路不要大喊”，“走路時誤碰別人要說對不起”等等，通過對民眾生活細節(jié)的要求，轉移老百姓對蔣政府的不滿，以維護國民黨的獨裁統(tǒng)治。運動的最高組織構架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蔣介石自任總會長，貴州的何應欽、四川的張群等國民黨要員為指導員?，F(xiàn)在問題來了，這么一場“教育運動”的摩崖石刻，怎么會出現(xiàn)在黔靈山如此偏僻的一塊崖壁上，并且和植樹造林聯(lián)系在一起。</p><p class="ql-block">摩崖石刻遠景</p><p class="ql-block">蔣介石來過三次貴州，時間都是春季。第一次知道的人多些，是1935年3月底，蔣坐鎮(zhèn)貴陽，親自督戰(zhàn)，“圍剿”長征途中的紅軍。第二次是1943年3月15日到23日，匯集貴州各地史料，蔣介石幾天的行程，視察了清鎮(zhèn)、黔西和大方三縣。行程中順便參觀了花溪公園（時稱中正公園）和毗鄰的清華中學，還抽時間到距花溪八里的把火寨游覽了一番。據1943年第4期《新運導報》刊載，3月22日，蔣介石以“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總會長的身份，在貴陽出席“貴州各界擴大總理紀念周”活動，并在會上作《要實行新生活運動》的講話。</p><p class="ql-block">蔣介石在貴陽發(fā)表的《要實行新生活運動》講話稿（局部）</p><p class="ql-block">所謂“總理紀念周”，即國民政府規(guī)定，每個星期一，學校、機關、廠礦等各單位紀念孫中山總理的活動儀式。1943年3月22日，正好是星期一。強調這個時間節(jié)點的原因，是因為地方史料對蔣介石第二次來貴州的時間，記錄較為紊亂。蔣會長在講話中，首先回憶1935年第一次到貴州所見情景，治安不好，教育落后，鴉片泛濫。接著又說此次到貴州看到之景象，贊揚省主席吳鼎昌帶領各界同仁，把貴州治理得“有秩序，有條理”，表現(xiàn)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新氣象”，“同過去相比，有天壤之別?！边@篇講話全文兩千字左右，盡管標題是“新生活”，但除去前面和省主席的客套，關于植樹造林的內容，卻占四分之一篇幅。他談到，貴州要開發(fā)和利用山地，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植樹造林。并提出“不怕有山，只怕無林”的口號，如果山地不培植森林，那土地就等于荒蕪。談到森林的好處，其認為不僅可以含蓄水源，調節(jié)氣候，變化土壤，增加生產，而且蒼翠蓬勃的林木，本身就是城市一道美麗的風景。民眾身處其間，可以增長智慧，陶冶性格，強健體格，提高文化。最后，蔣會長號召貴州全體同胞，“人人要以造林護林為第一要務”。</p><p class="ql-block">蔣介石在貴陽發(fā)表的《要實行新生活運動》這篇講話，似乎印證了黔靈山“新生活第一紀念林”摩崖的由來，但事情好像并非如此簡單。根據《貴陽市志》林業(yè)部分的記載，1943年之后，直到貴陽解放，都沒有在黔靈山植樹的記錄，那紀念林的摩崖怎么會刻在這里呢？貴陽大規(guī)模種植紀念林，始于首任市長何輯五。蔣介石到貴州的前一年，即1942年，何輯五就組織發(fā)動機關單位職員和學校師生植樹造林，因為是抗戰(zhàn)時期，便以抗戰(zhàn)建國之名，分別在團坡、蓑草坡和驛馬坡營建了第一、第二、第三“抗戰(zhàn)建國紀念林”。1943年3月，蔣介石視察貴州后，當局又專門在南岳山營造“蔣委員長蒞黔紀念林”。根據記載，這次植樹成活率極低，共有642人參加，種植樺樹4萬株，僅成活1400株。同年市政府在貴陽郊區(qū)紗帽山（今屬烏當）營造的“吳鼎昌主席主黔五載紀念林”，同樣植樹4萬株，共有488人參加種植，卻成活15500株。相比省主席紀念林39%的成活率，蔣委員長紀念林3%的成活率，當局是無論如何無法交差的。</p><p class="ql-block">1943年前后貴陽市種植紀念林示意圖</p><p class="ql-block">黔靈山歷史上便有“攢木千章，圍繞如幄”的記載，森林密布，植被茂盛。1935-1938年期間，貴陽還未建市之前，貴州省農業(yè)改進所為打造這一黔中名勝，又在黔靈山一些荒坡上，集中植樹造林數萬株，根據記載，成活率非常高。原貴州省作協(xié)名譽主席田兵有詩云：“古樹參天秀，群花四時開，清泉響夜靜，白鳥穿霞來”。南岳山植樹造林失敗，但黔靈山有現(xiàn)成的。因此，筆者有理由懷疑黔靈山“新生活第一紀念林”是南岳山“蔣委員長蒞黔紀念林”的移花接木。同時，這也能夠解釋志書中獨獨不見“新生活第一紀念林”的原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黔靈山“新生活第一紀念林”摩崖雖然2015年才被列為文保單位，但這是全國首次發(fā)現(xiàn)關于“新生活”內容的摩崖石刻，因此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引自網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