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杜永鈞走了，走得那樣匆忙，又那樣安詳。</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們很悲傷。他是我們少年時的同窗，知青歲月中的戰(zhàn)友，彼此感情深厚，親如兄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們的相識，要追溯到1964年。那時我們正是一群求知若渴的少年，剛步入初中不到三年，就被卷入那場長達十年的動蕩。于是我們成了“紅衛(wèi)兵”，成了“革命小將”，后來又成了“逍遙派”，最終戴上了“知青”的頭銜，上山下鄉(xiāng)，開啟了別樣的人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杜永鈞是班里較早離開青年點的同學之一——他隨父母參加三線建設，走上了另一條人生路。記得那是1970年夏秋之間，分別那天，白國禎和劉賀平送他到雙廟子火車站，我因在學校擔任民辦教師有事未能同行。他反復說著：“這輩子就這一回了，再見面不知何年何月。”眼中淚花閃爍，滿是不舍。那一次離別，成了我一生最揪心的記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之后我們一直保持通信。他在貴州凱山——一座大山中的七機部工廠工作。在所有參加三線建設并離開沈陽的同學中，杜永鈞是回沈陽次數(shù)最多的一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曾帶著全家四口回沈陽。那時電話尚未普及，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系主要靠書信。彼此留下的都是單位電話。他們一家抵達三臺子時已是晚上，他去七棟找李效東，恰巧對方不在。黑夜中無處可尋，最終全家只能在三樓走廊里擠了一宿。第二天他找到我家，聽他說起這段經(jīng)歷，我心里十分難過。</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杜永鈞對遼寧懷有極深的感情。兒子出生后，他為其取名“建寧”，寓意“建設遼寧”。他的兩個孩子大學都就讀于沈陽航空航天大學，畢業(yè)后雙雙進入沈飛工作，都成為科研生產(chǎn)的棟梁之材——這或許是值得他最欣慰的，終于圓了他回報家鄉(xiāng)的夙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然而天意難測。2008年，他不幸罹患腦出血，幾年后又添了腦梗，身體日漸衰弱。幸虧有一位好老伴不離不棄、悉心照料，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續(xù)。就連疫情那樣艱難時期，他都挺過來了。可如今……他還是走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杜永鈞走了。孩子們失去了一位好父親，妻子失去了好丈夫，我們失去了一位好兄弟，這人世間也少了一個好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杜永鈞對事對人有著自己的堅持。記得當年動員知青下鄉(xiāng)時，號召大家自愿報名，我還在猶豫，觀望。他就對我說：“自愿不自愿，不都得去嗎？你能躲得過去？躲得了初一，躲得過十五嗎，晚報名不如早報名?！币痪湓掽c醒了我，我很快報了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杜永鈞走了。我們失去了一位性情中人，一位眼里容不得沙子、看問題特別透徹的朋友。他走得太突然，卻又那樣安詳。我們懷念他，懷念那個年代，懷念我們一起走過的人生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