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968年末至1973年末，我在四川省南川縣南平公社蓋石大隊第四生產(chǎn)隊（今重慶市南川區(qū)南平鎮(zhèn)天馬村四組）當知識青年。那里的小地名叫做蓋石溝。我的知青生涯，時間跨越了六個年頭，時段整整五年。在這五年里，我不僅熟悉了全部的農(nóng)活，掌握了一個 “全侉子” 莊稼漢的本領(lǐng)，諸如開山放炮、燒石灰、小煤窯挖煤、砍排花 （煤井支撐木）、砍竹片 （造紙原料）、種煙葉、制作葉子菸等副業(yè)技術(shù)，還比較好地掌握了英語，養(yǎng)成了閱讀英語原著的能力，積累了大約一萬多個英語單詞。這是有方法測算的。</p> <p class="ql-block"> 四川省南川中學校，這是我的初中母校。這是老校門。</p> <p class="ql-block"> 學英語父親是好榜樣。</p><p class="ql-block"> 在漫長的知青生涯中，我沉靜下心來刻苦學習英語，并且樂在其中，這與我從小看見父親讀英語書有關(guān)。</p><p class="ql-block"> 我們的老家是位于四川省南川縣金佛山的頭渡鎮(zhèn)。起先，父親在那里上小學。因為每天上學放學都要過河有危險，所以后來我的祖母讓他改念設(shè)在家中的私塾，而街坊鄰居的孩子們免費與他一起學習。九歲時，他被送到南川縣城皂角井，在廖升庵先生那里上小學。小學畢業(yè)后，他去巴縣中學上初中。巴中，這是四川省有名的中學。父親十七歲初中畢業(yè)。之后，由于家鄉(xiāng)的南平公學 （Nan Ping Academy，即后來的四川省南川第一中學校，簡稱南一中）缺少教師教音樂，父親遂應聘在那里當音樂教師，一共兩年。之后，父親還是想讀書，他進了當時位于重慶土橋的清華中學，讀高中。清華中學的校長傅任敢（1905 —— 1982），我國著名教育家，《大教學論》的翻譯者。當時正值抗戰(zhàn)時期，全國各地的才俊紛紛涌往陪都。在清華的高中生里有許多南洋華僑，也有不少韓國人。傅任敢依照學生的程度，將英語課分為甲乙丙三個班授課。甲班學生多為南洋華僑，乙班學生多來自大城市，其他學生編入丙班。父親來自山鄉(xiāng)，上英語課的時候，只能坐在丙班的教室里。甲班的同學能夠暢讀英文版的《自由西報》。幾十年后，父親談到這一點時，羨慕之情還溢于言表呢。</p><p class="ql-block"> 父親常常說，多一門外語，多一雙眼睛。</p> <p class="ql-block"> 父親的照片，它原本貼在南川市政協(xié)委員會的工作證上。</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傅任敢先生的譯著之一。這是早些時候師范生的必讀書之一。</p> <p class="ql-block"> 傅任敢先生的譯著《大教學論》內(nèi)封面。</p> <p class="ql-block"> 初中時背英文老三篇。</p><p class="ql-block"> 1956年起，父親在南川中學任教，教語文，直至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當選為專職的政協(xié)副主席。我初中時就看到父親學習英語。他朗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屬于美式發(fā)音，比較圓潤。他又抄錄這篇文章，他的英文字跡，娟秀流暢。他還買有一些英文書籍，其中有《把一切獻給黨》，此書的英文版作《工人階級的兒子》。我完整地閱讀的第一本英文書就是它。我還和父親交流過閱讀體會。我說英文版的行文似乎優(yōu)美不少。父親告訴我，英文只能那樣來表達，否則就不像英語了。也許，這和畫畫的情形相似吧：茅屋入畫，美過高樓大廈?？上В@些書都在文革中被抄家了，不知所終。</p><p class="ql-block"> 1964年，省里組織民主人士到全國各地參觀社會主義建設(shè)。父親回來時給我買了三本薄薄的書，裝幀素潔，它們是英漢對照的《為人民服務(wù)》《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老三篇，它們都是32開，英語部分有詳細的注釋。我初中時把它們強行背得了。開頭的時候，差不多每一行都是生詞呢。越讀越有味，愚公移山，其英文表現(xiàn)是：一個愚笨的老人怎樣移動了山 ？我覺得，這比老師上課時講的 “愚公是人的名字” 有趣味多啦！</p> <p class="ql-block"> 知青時通讀毛選四卷。</p><p class="ql-block"> 我們下鄉(xiāng)的時候，縣知青辦贈送每名知青的禮物中有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四卷的封面均為白色，中間有一顆紅五星。這四本書系有一根紅綢帶。</p><p class="ql-block"> 我是在1968年末下鄉(xiāng)的。 下鄉(xiāng)的頭半年，我住在大隊貧協(xié)主任余大爺勻出來的一間偏房里。門口壘了一個土灶，旁邊有一個火塘，內(nèi)里頭有一張床。我的知青生活就這樣開始了。</p><p class="ql-block"> 下午收工回家，我生活做飯。那時候村民們都燒柴。我坐在小板凳上，對著灶孔，憑借火光，嘗試讀過幾頁《毛選》。不過，閱讀的效果不好，火光畢竟不是燈光，不夠明亮。而且，火光還忽暗忽明，閃爍不定。邊做飯，邊讀書，這只是一種想象中的浪漫罷了。稍微不注意，就會把飯煮糊了。后來，我干脆不用灶，直接在火塘的上方吊一個鐵罐，既可以煮飯，又可以烤火。當然，這是不可能讀書的了。</p><p class="ql-block"> 好在半年后，我的知青屋修建好了。那棟房子有兩大間，旁邊還修建了一個豬圈，也兼作廁所，我自己用三合泥在門前打了一塊小地壩。我們蓋石大隊第一批知青有二十多人，他們大都安置在第一、二、三生產(chǎn)隊，那里是平壩，生活條件好些，勞動強度小些。至于我所在的第四生產(chǎn)隊，一半平壩，一半是山，那里自始至終都只有我一名知青。第五生產(chǎn)隊是大山，那里倒是有知青兩名。一個叫余明德，為人仗義。一個叫郭大寶，人很機靈。他們實際上是小學畢業(yè)生，年齡到了十六歲，也就下了鄉(xiāng)，當知青了。他們是南平鎮(zhèn)街上的人。他們每周六都回家，周一甚至周二、三，才來生產(chǎn)隊里，虛晃一槍，應個卯，因此深山老林對他們無所謂。</p><p class="ql-block"> 蓋石大隊的各個生產(chǎn)隊很分散，所以大家并不走動竄門。這在客觀上為我專心讀書創(chuàng)造了條件。那時候，提倡通讀《毛選》。我們受到的教育說，《毛選》是寶書，《毛選》是威力無窮的精神原子彈。于是，我萌生了通讀《毛選》的愿望。我沉靜下心來，聚精會神地通讀了《毛選》四卷。所有的注釋，我都不放過，我都仔細地閱讀了。尤其是，當我閱讀了《論持久戰(zhàn)》之后，我對毛澤東思想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對毛主席產(chǎn)生了極大的敬意。那是150章的雄文！</p> <p class="ql-block">我們下鄉(xiāng)當知青時 </p><p class="ql-block">獲贈的毛選四卷本</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朗讀英文毛著甲種本。</p><p class="ql-block"> 我的三舅在重慶市中區(qū)大田灣小學工作。三舅是川黔一帶的叫法，意思是三姨媽。姨爹姓冉，他在重慶教師進修學院任教。解放初期，百廢待興，誰只要工作好，就能夠往大地方走，就能夠往上級機關(guān)部門升。冉姨爹解放前畢業(yè)于貴陽大學化學系。那時候的貴大是名牌大學。他們夫婦，從貴州正安縣步行至重慶。冉姨爹挑著兩只大籮筐，一只籮筐里坐著個小男孩。那是他們的兩個兒子。三舅背著背簍，她跟著走。背簍里面是一家人的衣物。</p><p class="ql-block"> 我母親是貴州正安縣人。她在家里是長女。她有個習慣 —— 在外地上學期間總是帶著她的弟弟妹妹。四川比貴州發(fā)達，她在四川省南川縣的協(xié)和小學讀書時，她的弟弟妹妹就在租住的屋里玩耍。她上協(xié)和女中了，她的弟弟妹妹就上小學。以此類推。她后來去重慶上學，還是帶著她的弟弟妹妹。三舅，其實是母親的遠房堂妹。由于三舅的父親去世早，我母親也把她帶著，一直到她學業(yè)有成，參加工作。</p><p class="ql-block"> 我當知識青年一年后，母親就去世了。1969年夏，我給三舅寫了一封信，希望她為我買一本英文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三舅很快回了信，寄給我兩本英文書。一本是《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一本是《五彩路》，那也是我想要的。同時寄來的還有一本緞面精裝的 “紅巖” 筆記本。那是三舅當先進工作者的獎品。在商店里，它要賣6塊錢呢！我好喜歡！</p><p class="ql-block"> 在下鄉(xiāng)當知識青年的歲月里，我徹底地閱讀了英文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許多許多遍。我分三步走：一是批出生詞，二是默讀理解，三是大聲朗讀。其中，《矛盾論》《實踐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名篇，我朗讀了至少五十多遍。這讓我終生受益。</p> <p class="ql-block"> 訂閱了兩種英文雜志。</p><p class="ql-block"> 1970年五月初蓋石溝通了電燈。在蓋石溝的燈光下專心致志地讀毛主席著作，這是我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p><p class="ql-block"> 蓋石溝的生產(chǎn)隊領(lǐng)導是素質(zhì)好的干部。</p><p class="ql-block"> 胡志祥，生產(chǎn)隊會計，解放初期初級小學校畢業(yè)，他是唱著歌《農(nóng)業(yè)綱要四十條》長大的一代人，他有建設(shè)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的抱負。他上工的時候，老是唱：</p><p class="ql-block"> 合作化的農(nóng)村，</p><p class="ql-block"> 一片新面貌哎。</p><p class="ql-block"> 社會主義的根子，</p><p class="ql-block"> 扎得牢又牢！</p><p class="ql-block"> 農(nóng)業(yè)綱要四十條，</p><p class="ql-block"> 哎嗨哎嗨呦……</p><p class="ql-block"> 胡在祥，退伍軍人，他眼界開闊，干勁十足，點子很多，工作方法好，尤其善于處理各種復雜的人際矛盾。</p><p class="ql-block"> 那年頭糧食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問題。人均只有一分自留地，這是上級的規(guī)定。各家都把自留地盡可能地用來種糧食。吃菜怎么辦？好辦！生產(chǎn)隊成立多種經(jīng)營小組，集體種菜蔬，隔三岔五，分一次蔬菜。大宗蔬菜，諸如蘿卜、白菜、青菜、南瓜、四季豆、豇豆…… 基本上都分。集體種葉子菸，分土菸給男子，只算很少一點兒錢，年終分配時再扣款。生產(chǎn)隊有紙坊，分草紙給婦女，只算很少一點兒錢，年終分配時再扣款。生產(chǎn)隊有石灰窯，各家各戶日常用石灰免費。因此，蓋石溝家家戶戶的豬圈廁所都是干干凈凈的。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蓋石溝燒煤的人家戶逐漸多起來，煤炭也分，一個月分一次，人均一次300斤。</p><p class="ql-block"> 胡永樓，鐵匠出身，大隊黨支部書記，他的家在我們生產(chǎn)隊。他不左，默認生產(chǎn)隊里許多的做法。</p><p class="ql-block"> 蓋石溝的勞動值也在逐年增加。</p><p class="ql-block"> 1968年，一個勞動日（10個工分折合一個勞動日）0.46元。</p><p class="ql-block"> 1969年，一個勞動日0.48元。</p><p class="ql-block"> 1970年，一個勞動日0.50元。</p><p class="ql-block"> 1971年，一個勞動日0.52元。</p><p class="ql-block"> 1972年，一個勞動日0.54元。</p><p class="ql-block"> 1973年10月30號，我考上中專離開了蓋石溝。那時生產(chǎn)隊還沒有做年終分配，于是姑且按照1972年的工分值為我做了結(jié)算。我滿心歡喜。</p><p class="ql-block"> 這是實打?qū)嵏沙鰜淼氖聵I(yè)。這是那些年的真實寫照。</p><p class="ql-block"> 我每年能夠干300個勞動日，能有收入150多元！這是好大的一筆錢啊。須知，供銷社營業(yè)員月薪為14.5元。須知，剛參加工作的小學教師月薪為28.5元。在這種情況下，我從1971年起，訂了兩種英文刊物，一是《中國建設(shè)》，一是《中國文學》。這兩種英文刊物惠我良多。</p> <p class="ql-block"> 英文版毛著受用終生。</p><p class="ql-block"> 我后來當了中學英語教師。國家恢復高考后，我考上了重慶師范學院（今重慶師范大學）外語系的英語專業(yè)。后來，我在四川大學外文系攻讀近現(xiàn)代英美文學專業(yè)的碩士學位。后來， 我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yè)的博士學位，然而英語用得極多。復旦大學的各個專業(yè)都與國際深入接軌，它們都不是土不啦嘰的學科。后來我留學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都是國家公派。1993年5月，我的人事檔案進入武漢大學。1994年元月14日，我來到武漢大學中文系任教。武漢大學對教師要求高。在武漢大學工作，樣樣都難，惟有出國，一點不難，因為要考，每年名額，都用不完。你曾經(jīng)下過深刻功夫的事情，在關(guān)鍵時刻往往會發(fā)揮意想不到的作用。人生際遇，大約如此。</p><p class="ql-block"> 我從英文受益極多。可以說，在人生的每一個轉(zhuǎn)折關(guān)頭，比如找工作、升職稱、出國留學、走向領(lǐng)導崗位，都是英文助了我一臂之力。</p><p class="ql-block"> 我的英文底子是在蓋石溝燈下讀毛著的時候，像打夯那樣，一杵一杵打下的。</p><p class="ql-block"> 英文版毛著，我受用終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史料附錄：</p> <p class="ql-block"> 《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在當知青的五年里，這本書我朗讀過五十多遍。</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這是英文版《矛盾論》的開頭兩頁，我當時遇到的生詞好多啊。其他每頁差不多都這樣，把生詞找出來，細細地批注好，再默讀幾遍，理順語法，看懂文意，最后才朗讀。</p> <p class="ql-block"> 這是英文版《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的封底。該書的英文版只有甲種本，沒有乙種本。</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我把這本書仔細包好，又用鋼筆寫上書名。這是因為，此書我現(xiàn)在還經(jīng)常在使用。我做翻譯的時候，往往翻檢此書，用來核對行文中的英文句型。</p> <p class="ql-block"> 這是哈佛大學的邀請函。劍橋大學的往來信件已經(jīng)在喬遷新居的時候弄丟了。算了！俗話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p> <p class="ql-block"> 回國后的部分成果。此書出版于2013年，那時候，嚴格地說，我已經(jīng)退休三年了。這是因為，2010年武漢大學為了學校的長遠發(fā)展，突然宣布正高六十周歲一律退休，院士七十周歲一律退休。不過，按照原計劃錄取的研究生還是繼續(xù)帶。我在2021年還招了幾名博士生（含兩名美國人），于是我盡義務(wù)，實際上課至2017年7月15日。</p> <p class="ql-block"> 這是該書的英文內(nèi)封面，它表明了將此浩瀚的著作翻譯成英文的是我本人。此書是我獨立完成的。當我在電腦上敲完最后一個字符的時候，剛好是子夜零點，也可以說是凌晨零點，那一刻我剛好年滿六十周歲。據(jù)說，我半夜出生于金佛山的頭渡鎮(zhèn)。</p> <p class="ql-block"> 這是該書的版權(quán)頁。當然，國家支付了我較高的稿費。</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我把三卷本英譯包好，又用毛筆寫上書名，因為此書我自己也經(jīng)常使用。中國文學批評史，這是我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準確地說，我攻博的單位叫做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為了簡單起見，一般也說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的專業(y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圖片均為實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