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圖書收藏家胡思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熊步成</p><p class="ql-block"> 胡思敬一生酷愛書籍，是江西有名的藏書家。據(jù)劉廷琛《胡公漱唐行狀》載，胡思敬在京師任吏部主事時，"朝政漸失，而部司清簡，""益肆于學，日至書肆搜求經(jīng)籍，老仆負囊從其后，無所不收，蓋亦無所不讀。"他在離京時寫的《別琉璃廠書賈》一詩中，有這樣的詩句：</p><p class="ql-block">荊妻頗安貧，隨我震薤粥，</p><p class="ql-block">見我抉書回，相對眉喑蹙，</p><p class="ql-block">徐徐進畿規(guī)，謂我無多祿，</p><p class="ql-block">矯俗辭炭金，又勿貪館谷，</p><p class="ql-block">積此充屋梁，饑不果君腹。</p><p class="ql-block">東家軍校宮，出門美裘服，</p><p class="ql-block">西家秘書郎，趨走盛童仆。</p><p class="ql-block">宦游當廣交，胡獨守敝麓。</p><p class="ql-block">東西屋兩頭，列置逾萬軸，</p><p class="ql-block">人壽曾幾何，白首難遍讀。</p><p class="ql-block"> 面對妻子的嘮叨規(guī)勸，他認為"我知婦言忠，雖忠卻嫌瀆"，依然"行行廠東門，過門輒停載，一瓶時往還，咀嚼甘于肉。"當時在京師，藏書達二十萬卷。離京時全部攜歸，除捐贈一部份給江西圖書館外，都藏于問影樓。并命名"退廬圖書館"，公開開放，供人們閱覽參考。定居南昌后，他也是除了逛書店買書外，別無他往，使圖書館藏書日益豐富。抗日戰(zhàn)爭期間，南昌淪陷前夕，退廬藏書，全部遷至宜豐縣城胡家私宅，并仍對外開放。惜解放宜豐減前夕，散失不少。一九五一年，宜豐縣文化館因無力整理存放，報請江西省圖書館處理，結(jié)果用船全部運往南昌，現(xiàn)仍存江西省圖書館。并經(jīng)圖書館清理入庫，至今供人研究使用。</p> <p class="ql-block"> 胡思敬除了購買書籍收藏以外，還多次帶抄手，到南京抄書，這當然是發(fā)現(xiàn)珍貴狐本，又不能夠購得，才不得已采取手抄的辦法。他在《答趙芷蓀書》中，普寫道："仆四十以前，亦為功利所誤，手抄政治、輿地、洋務(wù)書，不下數(shù)十百種。"可見他的好學嗜書，是一貫的，而且內(nèi)容不僅限于國粹古籍，對新的科學，也曾涉獵。</p><p class="ql-block"> 胡思敬自青少年起，即善詩文，劉廷琛在《胡公激唐行狀》中，稱贊他"詩學太白長吉，文有賈長沙蘇子瞻之風"。他的著作，生前自己刊印的有《退廬疏稿》、《驢背集》、《丙午厘定官制色論》、《戊戌履霜錄》、《王船山讀通鑒論辨》等。他死后，又刊印了《國聞備乘》、《大盜竊國記》、《審國病書》、《九朝新語》。友人魏元曠，又編印了《退廬文集》、《退廬詩集》、《退廬箋牘》。還有他著的《古文辭類纂補》、《圣武記纂誤》、《魯論六要》、《類釋詩文集》若干卷，藏在他家里，一直沒有出版。他死后，其弟胡思義，還將他逝世后，親友寫的碑傳、祭文、哀辭、挽聯(lián)，匯編為《陟岡集》，于1923年印行。</p><p class="ql-block"> 胡思敬是宜豐縣人，宣豐縣自清同治庚午（1870）由宮家修過《新昌縣志》以后，就一直沒有修過。胡思敬于是從同治十年辛未起，一直寫到宣統(tǒng)三年辛亥止。把這四十一年的史實，寫成一部地方志書，命名《鹽乘》，不僅是他私人修纂，而且自費由退廬圖書館刊印。為什么不叫縣志，而名曰《鹽乘》呢？可能是一則有別于官修，一則既名縣志，就只能從立縣后開始寫，而宜豐最古叫鹽步鎮(zhèn)，上限就大大提前了。</p><p class="ql-block"> 當他著手寫《鹽乘》時，手頭只有道光甲申志和同治庚午志，自宋代以來歷代縣志，都已散失，而且道光志也是殘缺不全，同治志又是"仍道光之舊，無一字增損，惟將科學施表、隨類增入，如簿冊然。"（見《鹽秉》凡例）因此，要編成象樣的志書，就得花費不少心血，簡直近乎創(chuàng)作了。</p><p class="ql-block"> 他在編輯過程中，搜采、查閱了史記、漢書等史書48種，冷齋</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夜話等子部12種，范石湖集等集部34種。還查閱了大量的各署案卷、各姓氏族譜牒。以氏族志為例，他根據(jù)各姓氏族譜牒，將當時全縣八鄉(xiāng)四十一都每個村坊的各大小姓，依次編寫。一族分居數(shù)村的，一村有數(shù)姓的，不僅人丁成千上萬的要寫，甚至某姓在某村只數(shù)家、一戶，也詳為記載。每村每姓，又記清何時從何地遷來，其發(fā)展變化如何，功名官宦者多少，一一列舉。由此足見其工作量何等巨大，工作做得多么細致??！</p><p class="ql-block"> 在編志的方法上，他主張"著書之體，首重簡要"。道光志多至三十卷，同治志增為三十二卷，如果以后越增越多，"直與簿書案牘無異，不但閱者難于卒業(yè)，即鏤刻亦無此工資"。因此，他在選材上，精益求精，把《鹽乘》縮為十六卷。</p><p class="ql-block"> 他沒有沿用舊志編目，墨守陳規(guī)，而是采用志、表、略、傳。即十一志，疆輿、氏族、官師、營建、食貨、禮俗、學校、訟獄、武備、藝文、災(zāi)異；五表：選舉、官族、恩例、孝義、節(jié)婦；八略：包括十九令尹、兩知州、明十三知縣、三丞、清朝十五知縣的政略，諸典史、四學師的事略，七十七傳：除歷代政治、武備、文學等方面名人的列傳外，還對方技、神仙、高僧、列女，分別立傳。他還將舊志中，對宮吏你呼不統(tǒng)一的、人物學名字號謚號不統(tǒng)一的、官名簡省有誤的，一一仔細校正。</p><p class="ql-block"> 他在文學史學上的另一成就，是和南昌魏元曠一道，校輯了一套《豫章叢書》。他們搜輯了歷代江西先哲散佚的著作孤本，逐一?？?，書后一般附有他倆寫的?？庇?，自1912年至1920年間，先后由南昌豫章叢書編刻局出版，共計一百一十種。對保存祖國學術(shù)遺產(chǎn)，作出了一定貢獻。</p><p class="ql-block"> 這一百多種書籍，有的是自己早年收藏的，有的是朋友處借贈的，還有的是雇人從南京手抄的。印刷的紙張，有一部份是在本縣鄉(xiāng)間，自辦紙槽，雇工自制解決的。他在《答潛樓書》中寫道："弟有三事絆身，亦不克自由行動，一新刻叢書十余種，須逐篇覆校，方能開刷。"又《致魏潛園書》云："近日所出叢書，如王局</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所刻三孔恥夫激書各種，頗有江河日下之憂。鄭局加價一分，已承允每月刻字六萬，若果能足數(shù)，王局便應(yīng)核減，與其潦草了事，不如少刻求精。"他的認真嚴肅的工作作風，可見一斑了。</p><p class="ql-block"> 他在晚年，還致力于營建鄉(xiāng)賢祠宇。</p><p class="ql-block"> 又在宜豐城倡設(shè)"鹽步書院"，聘請邑中名宿熊孝廉等任教，教授經(jīng)史?？傊耐砟?，對桑梓政治、文化，對故鄉(xiāng)后人是有一定貢獻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