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萬歷年間明永樂大鐘從京師漢經(jīng)廠，移安至位于京城之西方的萬壽寺后，日供六僧擊之，其聲谹谹，時遠時近，聲聞數(shù)十里。但是，天啟年間世道不好，農(nóng)民起義漸次發(fā)生，帝師的風(fēng)水先生又說“帝里白虎方，不宜有鐘聲”。遂命落鐘于地。白虎方也是指西方，西方屬金，“京師五鎮(zhèn)”中西方之鎮(zhèn)便是指的這口大鐘，本無毛病，又何來不宜，在風(fēng)水中，白虎方是西方，屬金，通常代表兇煞、戰(zhàn)爭、殺戮等，白虎方宜靜不宜動。如果鐘聲不斷，可能會驚動白虎，導(dǎo)致不吉。尤其是在天啟年間，社會動蕩，農(nóng)民起義頻發(fā)，風(fēng)水先生認為鐘聲會加劇混亂。至清雍正年間，社會安定，萬壽寺鐘的移安和使用問題有重新提到了議程上來。</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在1980年成立大鐘寺文物保管所之前，社會上關(guān)于萬壽寺大鐘移安覺生寺的主要說法有兩個，一個是《欽定日下舊聞考》的說法，影響力最大。稱“乾隆八年皇上命移至茲寺內(nèi)”（《欽定日下舊聞考》卷第九十九，第15頁）。第二種說法是“本朝乾隆十六年，移鐘與城北覺生寺?！保ㄇ鍏情L元《宸垣識略》等文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說法，因為是非主流，尚未引起廣泛的關(guān)注。比如：汪啟淑所作《水曹清暇錄》卷十三記載“覺生寺，在西直門外，雍正十年取萬壽寺沈度所書全部蓮華經(jīng)大鐘懸此，而建寺焉?！保ㄍ魡⑹纾骸端芮逑句洝肪硎?，清乾隆五十七年（1702）汪氏飛鴻堂刻本，第5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80年春季大鐘寺文物保管所成立之后，筆者率先聯(lián)系了當(dāng)時的明清檔案館（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在浩如煙海的清宮檔案中，我們發(fā)現(xiàn)了“奏銷檔”中的《移鐘奏折》，即雍正十一年四月內(nèi)務(wù)府奏銷檔《移鐘奏折》：“十六日和碩莊親王臣等謹奏：為移安萬壽寺鐘事，據(jù)員外郎管志寧、主事洪文瀾看得，覺生寺在京城之乾方，在圓明園之巳方，鐘之本體屬金，若移安覺生寺后甚為合宜；若在京城之東南安設(shè)，位屬貪狼木星，有金木之克，未為合宜?？从X生寺殿宇五層，后閣屬土，若在閣后另建一層安設(shè)此鐘，取金土相生之意，甚屬妥協(xié)。如蒙皇上諭允，臣等會同蘇合納，將閣后懸鐘一層繪圖呈覽。謹奏。奉旨：依議，欽此?！弊噤N檔一般是將已履行的奏案歸納而成，可見移鐘之議已無阻礙；奏銷檔是滿漢文行文，滿文豎行是按自左向右循序，移種奏折也是豎行自左向右。</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移鐘奏折》的發(fā)現(xiàn)，立即作為當(dāng)年的一個研究成果應(yīng)用到《大鐘寺文獻資料陳列》中，并載入當(dāng)年的《北京市文物工作簡報》（見圖2、圖3、《北京市文物工作簡報》）以及此后編寫的相關(guān)學(xué)術(shù)論文中。于是，在萬壽寺鐘移安覺生寺的具體時間上，出現(xiàn)了一個有宮廷內(nèi)檔作為第一手資料支撐的新提法，這就是下令移鐘的是雍正皇帝，而非乾隆皇帝。下令移鐘的時間是雍正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完成移安大鐘并建成大鐘樓的時間是在雍正十二年冬季。即《敕建覺生寺碑文》所載：“肇建覺生寺，經(jīng)始于雍正十一年正月，告成于十二年冬。”明言覺生寺的所有建設(shè)工程，于雍正十二年冬季大功告成。雷厲風(fēng)行，可見雍正朝的執(zhí)行力之強。</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雍正十二年仲冬，日講起居住官翰林院編修張若靄奉勅敬書《勅建覺生寺碑》碑拓。</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雍正十二年仲冬，日講起居住官翰林院編修張若靄奉勅敬書《勅建覺生寺碑》碑拓。</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雍正十二年仲冬，日講起居住官翰林院編修張若靄奉勅敬書《勅建覺生寺碑》碑拓。</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1980年8月26日《北京市文物工作簡報》第1頁</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1980年8月26日《北京市文物工作簡報》第3頁</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雍正盛世，經(jīng)“移鐘之議”，當(dāng)時曾經(jīng)探討過將萬壽寺鐘移安京城東南方，被雍正帝御用風(fēng)水師管志寧以“若在京城之東南安設(shè)，位屬貪狼木星，有金木之克，未為合宜?！庇枰苑穸āＳ赫荒暌浦镁┏俏鞅狈剑ㄇ剑┑挠X生寺無疑，因該奏折已歸入雍正十一年的“奏銷檔”，即本項工程已經(jīng)完成。</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但是，因有乾隆《欽定日下舊聞考》“乾隆八年命移鐘”言之鑿鑿，流傳甚廣?！坝赫荒昝歧姟钡奶岱ㄈ匀徊荒苄纬芍髁饕娊猓鐣洗蠖鄶?shù)人引用的還是乾隆《欽定日下舊聞考》“乾隆八年命移鐘”的提法。人們即使知道我們在1980年10月前后公布的新提法，但是，由于《欽定日下舊聞考》的敘事太宏大、太系統(tǒng)、太強大了（在后面的相關(guān)章節(jié)，我還要分析乾隆皇帝《欽定日下舊聞考》之所以形成“乾隆八年命移鐘”背景。不妨先透露一下：這正是乾隆皇帝所要達到的效果），很多人仍舊是沿用“乾隆八年命移鐘”的提法。乾隆皇帝萬萬沒有想到，在《欽定日下舊聞考》成書250多年后，朝廷通過宏大敘事編造的這一歷史謬誤，被一位小女子戳穿了。所以說，這是21世紀北京史地民俗研究的一樁大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要想證實這一提法是否存在謬誤，還要從始作俑者的自身或者與其相關(guān)的史料當(dāng)中去考證。很長時間，這一工作毫無進展。直至2025年7月，以《中國古鐘研究》（大鐘寺古鐘博物館編。第一輯）第97頁《永樂大鐘挪至覺生寺時間考》為標志，由該館年輕的文物工作者、碩士研究生畢業(yè)的副研究館員、社教部主任程呈女士潛心研究、旁征博引、引經(jīng)據(jù)典，終于做了個了斷，乾隆皇帝絕不是下令移安萬壽寺鐘的始作俑者，他甚至也不是覺生寺大鐘樓的營造者。而移鐘和建大鐘樓，都完成于雍正年間，雍正帝才是下令移安萬壽寺鐘、并建成大鐘樓的第一人，也是這一歷史事件唯一的決策人和實施人。茲事體大，對于永樂大鐘的歷史沿革，實在太重要了，而且可能還涉及乾隆皇帝的執(zhí)政風(fēng)格和個人品質(zhì)，非同小可。</span></p> <p class="ql-block"> <span style="font-size:22px;">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新址，位于祈年大道西側(cè)。</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牌匾</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習(xí)近平總書記關(guān)于檔案工作的批示：“檔案工作存史、資政、育人?！?lt;/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相關(guān)的證據(jù)都被程呈女士找到了，從而，“成全”了1980年創(chuàng)建大鐘寺文物保管所的提法，了斷了這一歷史公案。程呈女士認為：“首先，在乾隆帝還是皇子時就曾到覺生寺游玩，并寫下了詩篇《覺生寺大鐘》和《夜聞覺生寺鐘》贊頌永樂大鐘的精妙?！保ā吨袊喷娧芯俊?，大鐘寺古鐘博物館編，第一輯《永樂大鐘挪至覺生寺時間考》第100頁）其依據(jù)之一是她查找到的故宮博物院：《樂善堂全集》，《故宮珍本叢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覺生寺大鐘》和《夜聞覺生寺鐘》?！斑@些詩篇中身為皇子的弘歷不僅已經(jīng)稱永樂大鐘為‘覺生寺大鐘’，還寫到在夜間聽到覺生寺大鐘鳴響的事。” （同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弘歷在《覺生寺大鐘》一詩中寫到“洪鐘二長高，其圍乃數(shù)倍。隆洞系旋蟲，含光耀精彩。摩挲古質(zhì)想前朝，精鐫表里龍蛇高。標題歲月去如海，空余巨響振云宵。即今猶眩俗人眼，那論曾傾萬家產(chǎn)。道場水月喚莊嚴，此語吾聞諸內(nèi)典。層樓重建梵王家，仿佛諸天散雨花。一聲擊撞獅子吼，沙界同音演法華?！保ǔ坛剩骸队罉反箸娕仓劣X生寺時間考》，見《中國古鐘研究》第一輯，第101頁。引自于故宮博物院《樂善堂全集》乾隆二年（1737年）刻本內(nèi)）“即今猶眩俗人眼，那論曾傾萬家產(chǎn)?！薄八兹搜邸?，可能說明了雍正時期的覺生寺是對社會公眾開放的；“那論曾傾萬家產(chǎn)”則些許反映出弘歷作為皇子，講出的話還是比較隨性的，多少含有對于皇權(quán)的蔑視，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此時的乾隆，鮮有得到皇位后的矜持，尚存與民同樂的情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樂善堂全集》是弘歷在藩邸時期詩文作品的集結(jié)。”（程呈：《永樂大鐘挪至覺生寺時間考》，見《中國古鐘研究》第一輯，第101頁。）弘歷此時作為親王（藩王）居住在王府（藩?。┑哪嵌螝q月，游歷京師名勝，留下詩文，白紙黑字。他怎么又在《欽定日下舊聞考》中，另行敘事呢？這不僅是個謎題，其背后的邏輯很可能另有隱情，這本身就很有探索價值。</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程呈女士遇到這樣大的歷史疑案擺在面前，她也尤為謹慎，如此嚴肅的重大北京史地民俗課題，容不得半點疏忽。一開始并不順利，主要是一直找不到線索，所以程呈女士就想，如果檔案沒有，那總得有文人墨客去過吧。他們應(yīng)該會寫詩詞或者日記。然后就開始找這個時間段的大臣的作品。她曾經(jīng)在課題經(jīng)費不足的情況下，經(jīng)常到處跑，買書和各種復(fù)印資料，數(shù)額之高，乃至數(shù)千元，程呈女士也在所不辭，真是一位潛心研究的優(yōu)秀的文物工作者。功夫不負有心人，她又發(fā)現(xiàn)了幾條有分量的證據(jù)，摒棄孤證，實錘了萬壽寺鐘確實是在雍正末年已經(jīng)移安覺生寺，并且懸掛在鐘樓內(nèi)的歷史真相。</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再就是乾隆對雍正朝政策的調(diào)整。雍正朝以雷厲風(fēng)行的執(zhí)行力著稱，而乾隆朝更注重文化建設(shè)和意識形態(tài)控制。乾隆可能通過重新敘述移鐘事件，來強調(diào)自己統(tǒng)治期的“文化復(fù)興”，從而與雍正朝的“務(wù)實”風(fēng)格保持距離。由此可見，父子關(guān)系不佳并非主要因素，更關(guān)鍵的是乾隆的統(tǒng)治策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檔案與官方記載的沖突，反映出乾隆如何“覆蓋”歷史。</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乾隆朝官方敘事的強勢是歷史事實。盡管有這些證據(jù)，但《欽定日下舊聞考》作為乾隆欽定的官方文獻，具有極高的權(quán)威性和傳播力。乾隆可能利用官方渠道“覆蓋”了真實歷史，使“乾隆八年命移鐘”成為主流說法。這種操作在歷代帝王中并不罕見，目的是控制歷史敘事。程呈女士在研究中指出，鄂容安作為乾隆近臣，如果移鐘發(fā)生在乾隆八年，他不可能記錯時間。這反證了乾隆朝的篡改。</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可能的具體背景是乾隆八年的重新儀式化。乾隆八年可能發(fā)生了與永樂大鐘相關(guān)的其他事件，例如修繕覺生寺或舉行相關(guān)儀式，存在此時把祈雨等朝儀，部分轉(zhuǎn)移至覺生寺的可能。在覺生寺附近西墻外幾十米處，有一“九龍崗”，我國古代向有九龍治水的傳統(tǒng)。乾隆皇帝立規(guī)矩，在覺生寺開祈雨之先河，正式將原萬壽寺大鐘，納入宮廷禮制。第一歷史檔案館“宗人府”檔案中，專門建立了覺生寺祈雨檔。乾隆據(jù)此順勢將整個移鐘功績“占為己有”，在《欽定日下舊聞考》中記為“乾隆八年命移鐘”。但是，上述“理由”并不能否定雍正朝實際移鐘的事實。</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我的一位朋友、據(jù)旅法學(xué)者雷陽先生向我提供的一篇學(xué)術(shù)文章，苗潤博的《日下舊聞考纂修考——兼談新發(fā)現(xiàn)的四庫稿本》，文中涉及到乾隆為編纂《欽定日下舊聞考》的政治背景。乾隆非常重視《欽定日下舊聞考》的編撰，纂修《欽定日下舊聞考》是清高宗乾隆之夙願。乾隆專門頒布上諭，其中說到：“著福隆安、英廉、蔣賜棨、劉純煒選派所屬人員，將朱彝尊原書所載各條逐一確核。凡方隅不符、記載失寔及承襲訛舛、遺漏未登者，悉行分類臚載，編爲(wèi)《日下舊聞考》，並著于敏中總其成。每輯一門，以次進呈，候朕親加鑑定。使天下萬世知皇都閎麗，信而有徵，用以廣見聞而供研鍊。書成並即録入《四庫全書》，以垂永久。其如何釐定章程，發(fā)凡起例之處，著于敏中等悉心酌議以聞?！?lt;/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結(jié)論</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乾隆皇帝在《欽定日下舊聞考》中聲稱“乾隆八年命移鐘”，主要原因是他好大喜功的統(tǒng)治風(fēng)格，希望通過官方敘事來強化個人功績，而非真實歷史記錄。父子關(guān)系不佳可能是一個次要因素，但更核心的是乾隆對歷史敘事的操控。這種篡改并非孤立事件，在乾隆朝其他文化工程中也有類似現(xiàn)象。因此，盡管有扎實的檔案證據(jù)支持“雍正十一年移鐘”，但乾隆朝的官方宣傳使得“乾隆八年”說流傳更廣，這反映了歷史書寫中權(quán)力與真相的復(fù)雜關(guān)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 對于學(xué)術(shù)研究而言，大鐘寺文物保管所時期的相關(guān)考證和程呈女士近年來的考證和研究非常重要，有助于還原歷史本貌。在后續(xù)研究中，可以進一步探討乾隆朝如何通過文獻編纂來塑造集體記憶，這或許是理解乾隆時代的一個關(guān)鍵。</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