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回憶錄 一、朱巷村 <p class="ql-block">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南陵縣仙坊公社星火大隊有個朱巷自然村，位于程家渡與斗門口劉家之間的圩埂上，十幾戶人家，只有一戶人家姓朱，緣何叫“朱巷”無考。</p><p class="ql-block"> 1959年共產風加自然災害，父親餓死在了涇縣孤峰，大哥領著我和母親從孤峰到蒲橋農場，后又到了仙坊夏家農莊。1962年推行“三自一包”即：??“?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農莊解散，我們跟隨農莊負責人王德喜，到了他的老家星火大隊朱巷村。</p><p class="ql-block"> 朱巷是個出了名的窮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幾乎家家沒有年飯米。村子里十來歲的男孩，每到夏天都打精屌，人稱朱巷精屌隊。這不是什么習俗，是窮的真沒褲頭子穿，好在大家都打精屌，見怪不怪。 </p><p class="ql-block"> 晚輩們問為什么不回西崔馮老家卻到了朱巷？兩個原因：一是農莊負責人王德喜是朱巷人，受他的影響，這是主因。二是西崔馮老家那邊的土質帶有堿性，不宜農作物生長，朱巷這邊是沙性土壤。</p><p class="ql-block"> 王德喜性情溫和，總是樂呵呵，笑嘻嘻的，和謁可親，且樂于幫人，在星火有很高的威望。</p><p class="ql-block"> 王德喜回朱巷以后一直是星火大隊干部，后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多年。我們剛到朱巷時，在王德喜書記的關照下，經村里人幫忙，在河灘澇里砍了些楊樹，把村里（原陶先讬住的地方）一個廢棄的毛灰屋搭蓋起來，雖然矮小，總算是有了棲身的地方。 </p><p class="ql-block"> 包產到戶，家里分包了幾畝田，秋后小毛灰屋被稻子堆得滿滿的，人沒落腳的地方。在縣城工作的二哥以母親和未成年的弟弟在農村無房為由，找民政部門批了些計劃木材，在朱巷斗門口圩埂上，做起三間穿方（草）屋，結束了逃荒流浪的日子，成為了朱巷村真正的一戶人家。</p><p class="ql-block"> 朱巷村子雖然不大，因為雜姓，人際關系還是有點小復雜。如果硬要說強勢一點的話，也就李家、強家和汪家。</p><p class="ql-block"> 李家當家人李家云，四個兒子，李世才、李世發(fā)、李友連（黃山林校畢業(yè)，在縣木材公司上班）、老四李世昌，小名毛粒子，比我小1歲。老家云在程家渡擺渡船，雖然擺一個人過河只有幾分錢，可在雞蛋只有3分錢一個的年代，也是令農村人羨慕不已的。 </p><p class="ql-block"> 強家老弟兄倆個，老大強周林，屬小奸小滑的那種；老二強和寶憨厚老好。老大強周林兩個兒子，大兒子強良水，小兒子強良雨，小名小毛毛，和我同歲。</p><p class="ql-block"> 汪家老弟兄兩個，老大汪道義，老二汪道昌，兩弟兄基本屬于與事無爭那種。</p><p class="ql-block"> 在這個只有十幾戶人家的小村子里，不管論人力還是講財力，說李家為大戶倒也名符其實。不過，李家還算厚道，和我家基本上還能和平相處。記得一次精屌隊在藕塘踩藕摘蓮蓬玩耍，李家小兒子毛栗子用刮刮子（河蚌）打水漂，砸到了我的屁股，鮮血直流。血淌在水里紅一大片，我倆嚇得各自往家跑。我母親將火柴盒擦火的那邊撕下來往我屁股破處粑上說：“好了！以后別瞎玩了！”剛說完，毛栗子母親拿著三個雞蛋到了我家，說己經打了她兒子毛栗子了。我母親說：“小人在一起玩哪有那么好，又不是顧意的?！痹趺匆膊豢鲜障氯齻€雞蛋。為這事我母感動得后來常說李家人好，不欺生。</p><p class="ql-block"> 相比較強家反差就有點大了！強家姓強，實際上并不強，只是自視恃強，特別是老大強周林，連他的親弟弟都欺負。有一次不知為了點什么小事，哥哥強周林罵弟弟強和寶，兄弟倆爭吵起來，侄子強良水用扁擔把自己的叔叔打得頭破血流癱倒在地。 </p><p class="ql-block"> 有一回，村子里十三、四歲的小伙伴們在河灘草地上玩摔跤，也許我是在上學念書顯得身體單薄痩弱，強家小兒子良雨帶有挑釁的那種找我單挑，結果被我連續(xù)將他摔倒，他哭著跑回家撒嬌告狀去了。他媽跑到我家朝我母親大叫大罵，其中那句“戴笠帽的還想趕走打傘的”使我至今沒忘。意思是說我家是后來的，是戴笠帽的，矮人一等，還敢欺負打傘的（原居民），豈不是反了！</p><p class="ql-block"> 我們兩家關系一直處的不好，我參軍以后，我大哥大嫂和他家相處的更糟，以至于大嫂喝了藥從黃墓醫(yī)院抬回來，路過他家門口的時候，大哥將大嫂遺體放到了強家。雖然大哥的這種做法不對，但是，從這件事情上，足以說明兩家的關系差到了什么程度！ </p><p class="ql-block"> 落戶朱家巷，我們一家始終受到了王德喜書記的關照和幫助，以至后了的歷任大隊書記都受到了他的影響。我回去時和侄兒們常說，人要有感激之情，雖然不能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但是，至少不能忘了人家。</p><p class="ql-block"> 生最美好的時光是童年和少年。12歲到朱家巷，往仙坊中心小學步行八里，早出晚歸念了四年書，1966年文革學校停課，回家做了三年田，18歲參軍，朱家巷的每一塊田、每一口塘、每一條田埂，都有我的汗水和足跡。近年圩提防汛要求，朱巷將拆遷到星火規(guī)劃區(qū)，朱巷將會從地圖上逐漸消失，成為歷史的記憶。但是，朱巷人追求幸福，吃苦耐勞的精神永在。今天朱巷人的生活已經不能同日而語，家家戶戶住上了二層小洋樓，我每一次去到星火，總要到朱家巷的塘埂田頭走走看看，那里有我熟悉而親切記憶，那里有我少年的夢想！</p> 二、念書 <p class="ql-block"> 每每說到念書，總有無盡的感慨，在那肚子不飽的童年，我竟然還念了書。</p><p class="ql-block"> 1954年，林都圩破圩，4歲的我跟隨父母逃水荒到了涇縣孤峰，1958年，剛到上學的年齡，母親把我領到孤峰中心小學要我念書，就是當?shù)厝思业暮⒆右矝]幾個念書的。</p><p class="ql-block"> 經過共產風和三年自然災害的顛沛，1962年落戶到朱家巷，生活稍稍穩(wěn)定好轉，母親用幾塊舊布手工縫做了個書包，又要讓我念書。</p><p class="ql-block"> 村子里強良水、強良雨、王根水、汪柏林、李世昌、甘寶琴等和我年齡相仿都不念書，特別是王根水，父親是大隊書記他也不念書，我想不通，向母親說人家都不念書我也不念，母親也沒說出什么理由，反正我不念書就是不行。</p><p class="ql-block"> 家里沒錢交學費，我不肯去，母親拉著我走了八里多路到仙坊中心小學。母親和老師校長說好話，老師和校長被我母親感動了，學費給免了，書本費好象當時也沒交。母親說我在涇縣孤峰念了兩年書，其實是一年級的兩個學期，老師將我插班在三年級，三年級連我才九個人，七個男生二個女生，和二級年合在一起上課。我的這九個小同窗，丁書勝、田樹森、吳福有、陳光富、汪光增、汪昌光，兩個女生方容蘭、馬蘭英，是我這一生唯有的同學，念念不得忘。曾經也想學人家，感受一下同學聚會的意義與歡樂，可是，怎么也沒哄到一塊。</p><p class="ql-block"> 每天我一個人走八里多路去念書，早出晚歸，中午沒有吃的帶，早上母親想在粥鍋里給我多撈幾粒米，卻又不忍心下田做活的大哥吃的太稀。放學在路上餓得走不動路找小雞草吃，冬天天黑到不了家，母親總是往學校路上接我。</p><p class="ql-block"> 四年級開始寫大字，沒錢買大字本，母親聽村子里（下放的）老甘先生說草紙能寫大字，用納鞋底的麻線將三六表（草紙）穿訂成一個大本子，我不肯要，還翅騷（賭氣）不上學，班主任來家了，說這大字本好才肯去上學。</p><p class="ql-block"> 平時總期望能看到有人扔紙煙盒，撿起來拆開疊平，用針線穿訂起來做草稿本。四年級老師要求用水筆寫作業(yè)，星期天坐船去縣城找二哥，二哥給我一支新農村牌水筆，高興的掛在洋布掛子上面小口袋顯擺，下船時一彎腰，水筆掉到了河里，眼淚一直流到家。</p><p class="ql-block"> 在仙坊中心小學念了四年書，拿得唯一一個獎是寫大字第三名。算術（數(shù)學）沒及過格，倒不是我不用功，算術不能缺課，一缺課作業(yè)就不會做。那時候的路不象現(xiàn)在，下雨爛泥多深，沒膠鞋沒雨傘就不上學，母親讓我穿蓑衣戴笠帽上學，我死活不肯，說人家都打傘，惹母親慪氣。現(xiàn)在想起兒時念書的這些事，真想對母親說：“媽，兒子錯了，兒子對不起您！”</p><p class="ql-block"> 中國的母親們，不論識字還是不識字，不論富足還是貧困，都會傾心傾力讓自己的兒女念書。</p> 三、做田人的艱辛 <p class="ql-block"> 中國古代文人墨客，對做田人的艱辛寫有很多的詩詞歌賦，我比較喜歡的還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觀刈麥》。幾千年以來，中國農民就是這樣艱辛而窮苦的過著。解放以后，雖然農民翻身當了主人，但是，做田人的勞作方式和生活境況直到改革開放，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觀刈麥》的場景和名句依然是做田人的寫照。</p><p class="ql-block"> 一九六六年開始文革，學校停課，小學沒念完回到朱巷村做了三年田，那年我虛16歲，那是人民公社大集體的年代。</p><p class="ql-block"> 不做田真不知道做田人的艱辛， “農家少閑月”。做田人一年忙到頭，除了忙種忙收忙田間管理，撈塘泥、打嵩草、修埂、打壩、挑圩……，沒完沒了，活兒永遠做不完。忙時，月下勞作是常事，哪里還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太陽出來了才干活，太陽一落就休息的日子。</p><p class="ql-block"> 做田的日子是艱辛的，起早貪黑，收益低下，為溫飽所困。做田三年，讓我真正理解了千百年來，做田人為什么要“跳農門”。</p><p class="ql-block"> 做田的日子是難忘的，做田人雖然勞累，卻很樂觀，勞作稍息的田間、地頭、稻場上、樹陰下，只要有男人和女人，就有開心的嘻嘻哈哈的打情罵俏的歡愉聲。做田人雖然窮困，人際關系卻很融洽，村子里哪家有困難大家都會熱心幫助，哪家修房建房全村人都會主動義務幫忙。</p><p class="ql-block"> 每當說起當年做田的這些事，已經沒有多少年青人相信了，孫輩們甚至說我是在刮西游。</p><p class="ql-block"> 每當社會生活日益深刻的改變往日痕跡的時候，我對生產隊日子的回憶更為強烈。</p><p class="ql-block"> 做了三年田1969年我報名參了軍。做田三年是我人生的第一課堂，深刻地影響了我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也成了我一段難以忘懷的生命歷程。</p> 四、掙工分 <p class="ql-block"> 掙工分是人民公社大集體時代，參加生產隊勞動取得勞動報酬的一種方式。那個年代，做田人家穿衣購物、油鹽醬醋、孩子上學等所有開支都是靠掙工分。</p><p class="ql-block"> 生產隊每年年底，決算分紅后，根據(jù)每個人的勞動力強弱和技能高低，評定來年每個人出勤的工分標準，叫底分也叫工分模子，每個人每天出勤按照底分記工分。最高為10分，叫整勞動力，然后分三六九等。婦女一般為6分或7分，頭一年我從學校回來，體力和技能都不如同齡人，生產隊給我4.5分，同齡人5分。</p><p class="ql-block"> 4.5工分能值多少錢，這得看當年的收成。生產隊的分配方式是：生產隊年純收入除以生產隊全年工分總數(shù)再除以10，是一個整勞動力（10工分）的日報酬，其他底分按比例折算。我所在的生產隊沒有任何副業(yè)，種田是生產隊唯一的收入來源，收成好的年份大概3一4毛錢一個（10）工分，收成不好1毛2毛也是常有的，災年就不用講了。按最好年成4毛錢計算，4.5工分值1毛8分錢。也就是說我起早貪黑參加生產隊勞動，一天的勞動報酬是1毛8分錢，這還不是凈收入，因為每個人的口糧是要用工分錢抵扣的，也就是說生產隊分配給每個人的口糧是要用掙工分的錢買的。那時候沒有強制性計劃生育，一家七、八口，人多勞力少，大部分人家掙的工分不夠抵扣口糧錢。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論勞動力強弱，工分掙得多少，口糧是要按政府規(guī)定的標準分配給每一個人的，掙的工分錢不夠買口糧的部分可以先欠著，叫欠款戶也叫超支戶，這些欠款戶超支戶只能等著向政府申請救濟款。很多人家到年底連國家發(fā)的每人3尺4寸布票都沒銭去買，孩子們過年想穿件新衣裳都是一種奢望。記得我回家做田的第三年，生產隊給我評定9.5工分，屬于準勞動力了。大哥可能為我要成家討老婆著想，讓我自立門戶和母親一塊過，年底決算分紅時除去我和母親的口糧款，帳面只盈余29塊錢，而且還拿不到現(xiàn)金，因為，欠款戶超支戶欠著生產隊的銭。</p> 五、栽秧 <p class="ql-block"> “五月人倍忙”。農歷五月是北方收割麥子的季節(jié)，南方的五月早稻抽穗、養(yǎng)花、灌漿臨近成熟，是做田人最難熬的青黃不接的日子。六月六吃新米，稻子成熟的六月，雖然有了收獲的喜悅，卻是做田人最忙最累的時節(jié)，要把田里成熟了的早稻搶收回來，再把收割后的稻田翻犁耙平，將晚稻秧苗搶栽下去，叫做“雙搶”。晚稻秧要搶在立秋之前栽插，否則會減產甚至無收。</p><p class="ql-block"> 栽秧是做田人的基本功、看家功，是最苦累的主要農活。一個大男人從早到晚貓著腰半蹲在水田里，將左手中的秧苗均勻的分送到右手，一棵一棵的栽插到泥土里，既要速度快，還要縱行直，橫行等距，不漂棵。南方農村有這么一句話，叫作“女人生了吃，男人蹲了吃"，將男人栽秧同女人生人相提并論，足見栽秧的苦累和重要。</p><p class="ql-block"> 我的栽秧功夫是我大哥管教出來的。我大哥是遠近出了名的做田能人強人，田里生活那是十八般武藝樣樣超群。我大哥比我大十四歲，有嚴父之威。嚴師出高徒，后了我參軍到部隊，參加東海艦隊崇明島農場“雙搶”，曾被評為插秧抜秧雙快手獲得嘉獎。</p><p class="ql-block"> 栽秧是往后退著倒行的，大哥總是讓我先下田栽頭趟，他緊跟著我，容不得我有半點怠慢和偷懶。特別是栽雙晚，高溫酷暑，要是栽到長條型大田，一兩個鐘頭才能栽到頭，死的感覺都有。為了加快栽插速度不讓大哥追上，我將拿秧把子的左手拖在水面湊向右手不停的分添秧苗，手臂酸麻不搭膝蓋，解秧把子不直腰，簡直就似機器人。否則大哥追上會把你關在里面，行話叫抬子轎子，盡管他不打你罵你，但他那老虎不吃人的樣子，作實讓你有種說不出來的恐懼。記得一次中午栽低畦田，沒有一絲風，“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我起痧子（中暑）倒在了水田里。</p> 六、送公糧 <p class="ql-block"> 1968年，生產隊往黃墓壕里糧庫送“公糧”。在稻場過磅時，我大哥自己裝了150斤，讓我裝100斤，我卻裝了120斤（按重量計工分）。那年我虛18歲，是我第一次參加送“公糧”。</p><p class="ql-block"> 挑擔子是做田人的硬功，首先得要有力氣，“身大力不虧”挑擔子肯定沒有問題。不過挑擔子光有力氣還不行，一兩百斤重的擔子壓在肩上，沒有技巧換肩就換不了。換肩就是左肩累了換到右肩，右肩累了再換到左肩，換肩一邊走一邊換，不是息下來換。圩里人挑擔子和山里人不同，山里人用搭杵，換肩時搭杵往地上一戳就行了。挑擔子也需要鍛煉，做田人也并非人人都是身大力不虧。做田人說“身百斤挑百斤”，意思是說挑自己體重的重量是最基本的，農村那些生得看起來很不起眼的男人們，打稻時哪個不能挑二百斤重的水籽（剛打下來水淋淋的稻谷）。城里成年男人體重哪個不是一百多斤，讓他挑一百多斤肯定受不了。力氣再大沒挑過擔子或者不常挑，別的不說首先肩膀上的皮肉就受不了。</p><p class="ql-block"> 過完磅，我往肩上試了試，感覺良好。從朱巷生產隊到黃墓壕里糧庫大概七、八里路，出發(fā)時大家約好，到和平電站、任家灣一共息二次。</p><p class="ql-block"> 第一肩挑過程家渡約莫兩里路，我開始感覺有點吃力。但我還是堅持著，跟隨送糧隊伍挑到了和平電站。</p><p class="ql-block"> 從和平電站出來，挑了不到一里路，兩個肩膀感覺火辣辣的疼，我被挑糧隊伍拉下了。然后挑一截歇一下，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艱難的往前挪。挪過任家灣，肩上的皮肉疼的巳經不能換肩，真想扔下不管了，卻又不能，簡直有了絕望的感覺。汗水淌過眉毛，衣服濕透，扁擔從肩上滑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汗水和著淚水往下落。</p><p class="ql-block"> 送糧隊伍巳經回頭了，走在最前的是我大哥。他走到我的跟前放下他的空稻籮，望著我狼狽相，朝我說了句“可犟了！”意思是他叫我裝100斤，我卻裝了120斤。他挑起我的擔子，象挑稻草一樣飛快的往糧庫走去。 </p><p class="ql-block"> “公糧”，做田人叫“皇糧”，也就是農業(yè)稅。據(jù)史料記載，農業(yè)稅始于春秋時期魯國的“初稅畝”，到漢初形成制度。這種繁重的租稅一一農業(yè)稅，一直牽動著中國的興衰，“家田輸稅盡”就是白居易對造成農民貧困之源的繁重租稅提出的指責。</p><p class="ql-block"> “公糧”政府是不給錢的。但是，做田人認為繳“公糧”是天經地義的。不繳“公糧”、抗繳“公糧”是犯法的，是要坐牢的。所以，做田人把稻子收回來以后，太陽曬干風車風凈，將最好的稻子繳給國家，然后再留自己的口糧。 </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七、賣余糧</p> <p class="ql-block"> 繳完公糧賣余糧。 “余糧”是指繳完“公糧”，留下口糧以后剩余的那部分糧食。這部分糧食生產隊不能自由分配，要繼續(xù)向政府繳納。余糧政府是給錢的，所以也叫賣余糧。但是，政府給的是官價，100斤稻子不到10塊錢。對于賣余糧做田人不僅很不情愿，而且還很抵觸。因為自己的口糧是按照政府規(guī)定的標準分配的，一個勞動力一年的口糧只有四百多斤稻子，約300來斤大米，一天只能攤到7、8兩大米。那時候的做田人一頓能吃三大碗米飯，7、8兩大米不夠一個勞動力飽歺一頓。我所在的朱巷生產隊，每到過年大部分人家沒有年飯米。春上只能期盼著政府發(fā)放一點返銷糧、救濟糧。餓著肚子下田干活在那個年代是普遍現(xiàn)象，哪里還有余糧可賣。每年繳完公糧以后，公社和縣里要抽調大量干部下到大隊和生產隊，督促催繳做田人完成賣余糧的任務。做田人每到賣余糧的時候，總是無奈的叨叨著：繳完公糧賣余糧，一年下來又白忙！ </p><p class="ql-block"> 2006年1月1日，沿襲了兩千多年之久的農業(yè)稅得以廢止。從此，做田人再也不用繳公糧賣余糧了。這是我們安徽人胡錦濤總書記任上的事。撲素、憨厚的做田人對胡錦濤的評價很高，他們感謝胡錦濤，記著胡錦濤，胡錦濤的這一偉大的功績將載入史冊。2006年2月22日，國家郵政局為此特別發(fā)行了一張面值80分的紀念郵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農業(yè)稅》，以慶祝廢止《農業(yè)稅條例》。</p><p class="ql-block"> 隨著國力增強，扶農、惠農和脫貧政策的落實，做田人不僅不用向國家繳公糧賣余糧，國家每年按照田畝倒過來補貼做田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