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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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隧道中的大同古城》之一（節(jié)選） 李爾山劉艾珍著? 平城，這座由中國北方北魏王朝于公元四世紀末開始營建的偉大古都，承載了中古百年的恢宏敘事。它英雄輩出，繁華獻盡，為“五胡十六國”的漫長亂世畫上休止符，開啟了波瀾壯闊的民族大融合時代，成為最終登上中國古代史隋唐大一統(tǒng)輝煌的最后一階基石。 平城都的創(chuàng)建者鮮卑族拓跋氏，本屬中國古代的東胡之族。這個族群的歷史在族源敘事和文化認同中與華夏族（漢族）等長，自稱也是炎黃后裔。大約公元一世紀末（東漢）離開原住地大興安嶺舉族南遷，公元四世紀中葉遷至晉朝北部（今內(nèi)蒙古和林格爾縣）建立代國，并創(chuàng)建第一都城盛樂。其后，易代為魏，于公元395一396年，在與雄據(jù)太行山東部的后燕政權進行戰(zhàn)略決戰(zhàn)中，贏得決定性勝利。繼而，帶著“鵬翼圖南”的大夢，遷都平城。 新都平城所在的桑干河中上游，地形上是一頁自西南向東北傾斜的狹長盆地。盆地北界，是沿外長城伸展的“豐鎮(zhèn)臺地”：武周山、雷公山、方山、白登山（今馬鋪山）自西向東迤邐而去；南界，則有恒山、龍山、句注山等山脈連綿如障；其西南邊際，更倚靠著管涔山東麓與蘆芽山東北麓的蒼茫山巒。桑干河（?水）發(fā)源于管涔山，由南而入，自東而出，以一彎弓弧貫穿盆地腹心。有南北兩大水系傾注其中：南部主要為崞川水（今渾河），它納恒山北坡之眾流——淳川水、滱水、黑龍池水、神溪水、李峪水、乳泉水、凌云口水、磁窯口水為一脈，最終在桑干河中游（今懷仁縣新橋村）匯入。北部則為如渾水（今大同御河）水系，挾羊水（淤泥河）與源自西山的武周川水（今十里河）匯合，奔赴今大同市云州區(qū)吉家莊村，歸入桑干河干流。此后，東出盆地，穿幽燕，入津門，歸渤海。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在中原漢民族的信史中，此境其實也是一方開發(fā)較早的“熱土”——《史記·趙世家》載，早在公元前475年，晉國的趙襄子，在夏屋山（今代縣東北部）刺殺了商周所封代國之王，這片肥沃盆地便“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成為“獲之挃挃，積之栗栗”的農(nóng)耕之田。公元前300年前后趙武靈王趙雍，開疆拓土，正式建雁門、云中、代三郡，盆地中心始有建制之設。漢初，?水北岸邑居被稱為平城，以高祖劉邦被匈奴包圍于邑東白登山，始留名于青史。兩晉時期，平城漸為崛起的拓跋鮮卑所據(jù)。當魏（代）政權以盛樂為都時，平城因其南境鎖鑰之位，曾被定為“南都”，成為拓跋氏經(jīng)略中原的前沿支點。 應該提醒今天的人們知道，北魏決定在平城建都，雖然不是在一張白紙上書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和畫圖”，但也是繩床瓦灶，慘淡經(jīng)營。這一點，南朝（梁）史學家蕭子顯在《南齊書·魏虜傳》中記載得十分明確：“什翼珪（拓跋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lt;/b>這就是說，“漢縣邑”也好，“代南都”也罷，用后世的蒙古語形容，不過就是如渾水岸邊的一片“浩特”（近水的聚居地）而已。然而，雄心勃勃的拓跋珪要在這里，完全依照中原王朝的京都規(guī)制和禮法要求，建造一座可與漢晉古都相仲伯的偉大都城來?！段簳ぬ婕o》天興元年（398年）八月條記：“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標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 這標志著新都的營建理念，已非“逐水而居”，而是“制禮規(guī)度”。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道武帝本人對于平城的規(guī)劃和建設具有非常明確的指導思想。《魏書·莫題傳》記：“太祖欲廣宮室，規(guī)度平城四方數(shù)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這就是說，平城建設要“模仿”中原正統(tǒng)都城制度，尤其是要以曹魏鄴城為范本，并兼采洛陽、長安之長。這一定位宣示：建設平城乃是北魏王朝崇仰中原文化，刻意于漢化改革，實現(xiàn)華夏一統(tǒng)的重要步驟。 從魏收的《魏書》、酈道元的《水經(jīng)注》等權威文獻可知，北魏平城都的建設不僅歷時甚久，而且成就輝煌：至北魏再度南遷洛陽之前，形成了極為宏大復雜的城市實體與空間規(guī)模。從地理與空間格局上看，平城都包含了城垣、帝宮、宗廟、御苑、離宮、里坊、水系、道壇、佛寺、明堂、陵寢，等十多個相對獨立的建筑單元。其建設歷程，大致經(jīng)歷了太祖、太宗、世祖與高宗、高祖等四個時期，方臻完備。 遷都平城 1·（宮城）北魏宮城的營建，始于作為國家朝議之所的天文殿。據(jù)《魏書》所載，天興元年（398年）七月定策遷都，八月道武帝拓跋珪即下詔規(guī)劃新都，至冬十月，天文殿已告建成。是年十二月己丑，“帝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此乃北魏于平城舉行的首次皇帝登基大典。建造如此神速，用途如此重大，足見天文殿實為北魏皇權之核心象征，是平城最早、最正式的禮儀性正殿。其營建雖然事急從權，但依舊凸顯出立都之初最高政治建筑的極端重要性。依其宗法地位可合理推想：天文殿應位于宮城中軸線之南端，以彰其“正”。 與天文殿具有同等“國是”功能者，尚有中期的太華殿和后期的太極殿。《魏書》載，太華殿建于高宗拓跋濬時期，顯祖拓跋弘、高祖拓跋宏之登基大典皆在此殿舉行，且“大饗于太華殿”之記載頻現(xiàn)。至太和十六年（492年），此殿被拆除，原址改建為遷都洛陽前的終極正殿——太極殿并附建朝堂。均可印證“大華之重”和“太極以終”。由此，天文殿（初期）—太華殿（中期）—太極殿（后期），構成了北魏平城時代一脈相承的帝國神經(jīng)中樞，清晰勾勒出宮城核心殿堂的迭代升級之路。另，聯(lián)綴《魏書》中皇帝聽政、聽訟、饗宴等碎片信息，可窺早期“朝堂”與“帝寢”乃仿鄴城之制為“駢列式”。最早帝寢應該在天安殿。《魏書·太祖紀》載：“天賜六年道武帝崩于天安殿”，可以為證。天文、天安二殿毗鄰，“天文”正南之“司馬門”，象征政令所出；“天安”正南之“止車門”，則昭示宮禁森嚴。朝堂、寢殿之外，駢立“象魏”雙闕，雙闕之陽，即宮城正門：“中華門”（該“名”出現(xiàn)較晚，見楊守敬《水經(jīng)注圖》）。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所持“天文殿（初期）—太華殿（中期）—太極殿（后期），構成北魏平城時代一脈相承的帝國神經(jīng)中樞”的觀點，是就殿堂的象征意義而言的，北魏頂層實際的政治生活較之要復雜得多。如帝寢，道武時在天安殿，與天文駢聯(lián)，是真正的中樞存在，但在明元帝時中樞即移到了西宮。可能的原因是：拓跋珪后期，因服寒石散致狂暴殺人，常陳尸殿外，更造成其在此殿遇刺駕崩。死前一年天安殿還遭遇雷擊。對此，新君當有所忌。西宮建于天興七年（404年），據(jù)（日）前田正名考稽，西宮位置不在宮城而在西苑中（詳見李憑譯《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鮮卑舊俗，以西為上，在平城早期出現(xiàn)這樣的宮殿布局，亦當合乎情理。另據(jù)《魏書》載，西宮建成時道武帝曾在此大宴群臣，說明其可能是當時宮城之外最大最重要的建筑群。太宗時政治中心不宣而移于西宮可以理解。到了世祖拓跋燾，由于他與皇考（拓跋嗣）順位繼承，權力過渡正常而平穩(wěn)，加之其在做太子監(jiān)國時的泰常八年（423年），曾對西宮進行過一次大規(guī)模修繕（建外垣二十里），所以，明元臨終及太武前期，新老帝寢都應設于西宮（因此《魏書》中才對宮城中的東宮使用“故東宮”字眼）。但是始光元年（424年）之后，西北境柔然入寇的軍事壓力驟增，而西苑處在郭城之外，出于對帝寢安全的考慮，朝廷則于始光二年(425年）重修宮城中的“故東宮（拓跋燾的出生地）”，改建為萬壽宮（奉養(yǎng)拓跋燾保母竇太后）、永安殿、安樂殿、臨望觀、九華堂等一批新殿堂。此后，權力中心則又遷回宮城，帝寢居于永安殿。由于太武帝不幸于永安殿遇弒，文成帝拓跋濬自然難安于此殿，即位后建太華殿而御之?！疤A”遂成為中期政治中心，獻文因循之；獻文遜位，以太上皇居北苑崇光宮后，孝文因循之。直到太和十六年，孝文帝拆除太華殿，建太極殿及朝堂，并“依古六寢，權制三室”——內(nèi)寢（安昌殿）、中寢（皇信堂）、外寢（四下）。完全采用漢家天子的宮寢和朝議制度。這才是平城帝宮權力中心真實的接力傳遞過程。 平城帝宮，除天文殿、天安殿、西宮、東宮、太華、太極等核心建筑，早期還有天興二年（399年）建天華殿、中天殿、云母堂、金華室；天興四年（401年）增筑紫極殿、玄武樓、涼風觀、石池；天興六年（403年）又成西昭陽殿，以及北苑的崇光宮，黃瓜堆的?南宮，城東北的豐宮，城東南的蓬臺、白樓，城南的白臺，等等。亦有論者稱平城宮殿，自始至終，多達六十余座（處）者?？上н@些殿堂中大多數(shù)，我們無法確定其具體位置，但它們共同構成了平城宮殿體系的宏大體度。需指明的是，太祖時宮城尚無完整的物理性城垣，其所謂“宮城”，主要就其功能與范圍而言。 關于平城宮城（作為一個整體建筑群）在今地的確切位置，學界也存在爭議。筆者傾向于采信《水經(jīng)注》卷十三所引《大魏諸州記》“平城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之記載，以此為基準推演?！洞笪褐T州記》成書于北魏初，所載為遷都前舊平城縣地理形勢，而武周塞口（今云岡峪口）為穩(wěn)定之山地標志。由此東行三十里（約合今12.5—13公里），恰至今大同市平城區(qū)武定門外操場城東北一帶。若以此為平城宮城所在，則天興年間所建宮殿群，應在如渾水（今御河）西岸、方山之陽、今白馬城以南區(qū)域。“如渾穿城，南入?水，宮城隔岸，東瞰白登”，此即平城帝宮之大勢。此一推斷，與《南齊書》所載道武帝“截平城西為宮城”之言基本吻合，亦已得現(xiàn)代考古勘察所印證（1988年，平城遺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平城宮城位置示意圖 ? ?2.（宗廟）宗廟、天地、社稷祭祀是古代國家的精神象征，是國家主體民族文化屬性的載體。同時也是設于國都中宣示執(zhí)政者權力合法性最根本的基礎性設施。正是因于此，一代雄主拓跋珪在安排天文殿、朝堂等行政軍事緊急且必設機構的同時，也在對“國祭”等重大文化事項及場所建設作出部暑?！段簳ぬ婕o》載：天興元年（398年）“……詔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這是禮制建設的總綱領，董謐所撰是系統(tǒng)化祭祀禮儀及其基礎設施建設的開篇。天興二年（399年）正月甲子，“帝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為壇通四陛，為壝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壇內(nèi)，壝內(nèi)四帝，各于一方，一帝在未。”這是北魏在平城南郊首次舉行空前規(guī)模的祭天大典，并以神元皇帝拓跋力微（鮮卑族索頭部首領220—277在位）配享（受祀者有一千余神）。天興三年（400年）正月癸亥：“瘞地于北郊，以神元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壝內(nèi)，四瀆大川于外壝內(nèi)?！?lt;/b>。這是首次在北郊祭地（后土），與南郊祭天相對應，初步構建了“祭天于南，祭地于北”的華夏都城天地祭祀格局。由“天南地北”可聯(lián)想到“左祖右社”：就在頭年的十月，太廟已經(jīng)建成：“立神元（力微）、思帝（弗）、平文（郁律）、昭成（什翼犍）、獻明（寔）五帝廟于宮中，歲四祭……”，標志著宗廟制度的正式建立，猶可認定最初太廟是設在宮城內(nèi)東側無疑。同建的應該還有西側的太社、太稷，《禮志》（一）載，“冬十月，平文、昭成、獻明廟成，……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廟之右，為方壇四陛”。綜上，北魏朝廷在遷都的前三年，將新都的國家祭祀活動場所都已建設完畢，此舉已頗見中原王朝之風度。天興三年五月，拓跋珪則“車駕東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堯、帝舜廟。（又）西幸馬邑，觀?源。”河北涿鹿盆地之西南端，古稱“寶帶”（后演變?yōu)楸ａ罚?。原始社會末期，舜帝定都于此，傳承華夏文明。此地古有堯帝、舜帝之廟及舜帝父親之“瞽叟祠。拓跋珪在完成新都“南天北地”，“左祖右社”的祭祀之后，又東巡涿鹿，祭奠堯舜，意在表達其東胡之族與華夏之族同根共祖，西視?水的“潛臺詞”則是“飲水思源”。綜其大成，則在于宣示其對中原江山社稷的合法統(tǒng)治權，禮制意義及其重大而深遠。 北魏王朝在平城時代借鑒華夏天地祖社祭祀方式的同時，依然維系著鮮卑族的“以西為上”的傳統(tǒng)祭天活動?！段簳ざY志一》載：（天賜二年，405年）“夏四月，復祀天于西郊……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祀有朝饗、禘祫、郊天、廟祭；戎有春蒐、秋狝、冬狩。此皆天子之禮，臣下不得專之?！鹘检胩?，歲一舉行。”西郊祭天的場景：設方壇，樹立代表天神的神木（“神桿”），皇帝率朝臣、部族大人肅立恭候。先是“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后肅拜，百官內(nèi)外盡拜。”然后是殺牲、繞壇，充滿鮮卑舊俗。這是一個既涉及權力合法性繼承，又關于禮制文化民族互鑒、漸變過程的典型例證。 關于北魏朝廷的祭祀天地、宗廟、山川等系統(tǒng)性活動，太祖之后各帝都有一些調(diào)整。如永興四年（412年）明元帝拓跋嗣“立太祖廟于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之，亦無常月。兼祀天皇上帝，以山神配，旱則禱之，多有效”?！昂蠖?，于白登西，太祖舊游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這是把祖祭由宮城延展到了郊畿。到了太武帝拓跋燾時代，統(tǒng)一戰(zhàn)爭支配著國家政治生活，與開疆拓土相關的祭祀活動明顯增加。如，太延元年（435年）：“立廟于恒岳、華岳、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弊（帛）?！?lt;/b>祭祀不僅拓展到國都之外，而且具有明確的版圖意義。太平真君年中，拓跋燾得知早年魏（拓跋部落時期）曾居幽都，“鑿石為祖宗之廟于烏洛侯國西北?（今嫩江流域以西、大興安嶺山脈以東一帶）”，且“石廟如故”。即遣中書侍郎李敞，遠赴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詞曰：“自啟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惟祖惟父，光宅中原。”這段祝詞活現(xiàn)了這位飲馬長江征服者的心聲。除了這些具有“版圖”意義的“政統(tǒng)”活動，祭祀還深入到了國家的“學統(tǒng)”之中，始光三年（426年）“二月，起太學于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這是北魏以儒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莊嚴宣示。及至孝文帝拓跋宏的太和改革之年，這種趨向于中原禮制的道統(tǒng)、政統(tǒng)、學統(tǒng)建設，都在不斷深化中完善成形。 此魏鴟吻 3 .（鹿苑）繼宮城之后，平城另一項核心建設工程是“鹿苑”。顧名思義，它雖具皇家園林之形，實則遠非一般園囿——既承載游賞功能，更蘊含安置部眾、戍衛(wèi)都邑的重大戰(zhàn)略意圖。道武帝拓跋珪決意將平城打造為如鄴城、長安、洛陽一般的漢化都城，隨之而來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安置其陰山舊族“八部大人”？如何處置盛樂舊京的鮮卑下層僚屬？又如何安排那二十萬追隨他轉戰(zhàn)河北、幸存下來的精銳部曲？這些皆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之眾。而“建設鹿苑”（包括設置“六鎮(zhèn)”），正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終答案。因此，“鹿苑”之名雖雅，其背后實則貫穿了北魏朝廷深遠的首都安全布局，亦凝結著拓跋珪本人深厚的部落情結。 《魏書·太祖紀》卷二，天興二年（399年）二月庚戌條是這樣記述的：（天興二年春正月至二月間，北魏軍大破高車族），“以所獲高車眾起鹿苑，南因臺陰，北拒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shù)十里”。這則記載中，除“臺陰”一說尚有爭議外（筆者傾向于“白登臺之陰”，即今大同城東馬鋪山之后山），已將鹿苑的興建時間、役使人力、地理范圍與工程規(guī)模表述得十分清晰。無怪乎日本學者前田正名評價其為“中國歷代首都所僅見”之例。 天興二年（399年）秋七月，拓跋珪親臨鹿苑巡視，并于此舉行盛宴；至天興四年（401年），又下令增筑“鹿苑臺”，以示此苑為國之長設。凡此種種，亦可見證鹿苑的辟建在北魏平城時期的多種必須與不可或缺。??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在今大同市北“上皇莊→安家小村→白馬城→馬家小村”一線發(fā)現(xiàn)夯土墻。遺跡東西長約4000米，基寬3～5米，殘高3～5米，夯層厚約0.10米。經(jīng)考定，認為其屬于平城都“北垣”遺存。《魏書》卷二·《太祖紀》這樣記：“秋七月（407年），車駕自濡源西幸參合陂，筑北宮垣，三旬而罷，乃還宮?！?lt;/b>這是北魏遷都平城第九年，所筑的第一首城垣。依文理推敲，這條引文中的“北宮垣”，應是南瀕平城，北及參合陂的大型山川圍場之南墻。 ?在絕大多數(shù)平城研究者的心目中，這條一千五百年后，仍然斷斷續(xù)續(xù)裸露在高原上的鹿苑南墻，同時也可能就是平城都之北垣墻（或北苑墻）。它是建于桑干河北岸臺地上新都之城市部分與北山基部在北魏時代的人造物理分界線，標志意義十分重大。因鑒于此，筆者曾多次考察這一重要遺跡，并自主丈量其與其它重要座標的距離。實測得：從白馬城點（墻垣）到操場城南墻（考證中的宮城南門）一線距離約3公里，到明清大同城永泰門（考證中的外廓南門）約7公里，白馬城一線與城南明堂一線相距約8.5公里。這三個“距離”對于整個平城南北向空間位置的研究，甚至對于城市南北中軸線的定位，其重要價值自不待言。特別是那足夠高、足夠厚的墻體更能夠非常直觀地說明鹿苑對于首都平城在北方軍事防御、政治場所布局、經(jīng)濟活動區(qū)劃、民政文化分類等方面的戰(zhàn)略定義。 平城宮苑示意圖 4.（離宮）“離宮”是漢族朝廷對于都外別宮的稱謂，其與游牧民族王廷習俗中的“行帳”制度雖然本質(zhì)相異，卻有許多兩相通同的地方。這對于新近入主中原的鮮卑朝廷而言，顯然具有重要的過渡性意義。因此，平城新都甫一定奪，北魏離宮的建設便被提上議事日程。天興六年，在對平城宮城與鹿苑工程作出安排之后，道武帝拓跋珪便馬不停蹄，先北巡（七月），筑離宮于豺山（在今右玉縣境內(nèi)）；緊接著九月，又巡行?水（桑干河）之南，親赴黃瓜堆戰(zhàn)略要沖進行規(guī)劃?！段簳ぬ婕o》載其“行幸南平城，規(guī)度?南，面夏屋山，背黃瓜堆，將建新邑”。此處的“南平城”，實指代國建南都平城時期，拓跋珪之高祖猗盧于313年在黃瓜堆所筑之“小平城”（亦稱“南平城）。如今，他承繼先祖遺志，決意將此地擘畫為平城帝都的副中心。 關于黃瓜堆地理位置，清代地理學家顧祖禹考定其“在大同府西南七十里處”，即今懷仁、應縣、山陰交界處的“黃花梁”。馬邑川水（古桑干水）與源自陰館累頭山的枝津，自西南向東北并行其南，又在其東合流為?水（今桑干河）。因二流交匯、水量豐沛，在此形成東西兩浦相連的葫蘆形天然湖泊，史稱“南池”。黃瓜堆東又有小丘，因道武帝曾于此畋獵遇白狼之瑞，故名“白狼堆”。這正是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中所描繪的“長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的塞上特異風光，可謂修建離宮的絕佳去處。 黃瓜堆副中心的主體工程在?水南岸，故稱為“?南宮”?！段簳ぬ婕o》詳載其規(guī)模與始末：“（天賜三年，406年）六月，發(fā)八部五百里男丁筑?南宮，門闕高十余丈。引溝穿池，廣苑囿。規(guī)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jīng)涂洞達。三十日罷?！?lt;/b>這座征調(diào)八部五百里內(nèi)男丁興建而成的宮苑，規(guī)?；趾辏T闕高聳，不僅里巷井然、街路通達，更渠沼縱橫、園囿壯麗。其周邊亦建有眾多配套建筑，南池東北之巨魏亭、白狼堆之故宮廟，兩河汊中的桑干郡（舊邑），以及孝文帝時期在拓跋猗盧“小平城”基礎上重修的日中城和新建的早起城、日沒城、繁畤宮等，共同構成一條特色鮮明、風光綺麗的景觀帶，終使拓跋氏半個多世紀幾代人的夙愿得償。 拓跋珪及其統(tǒng)治集團出身于遷徙不定的游牧族群，本是“馬上梟雄”。擇吉地、建離宮，固然有其習性淵源，然而，拓跋珪之意圖，絕非僅止于此。正如日本學者前田正名所指出的：“南池附近地當交通要沖，東行可至今渾源縣，再東南折，經(jīng)莎泉、靈丘，即抵中山，如此則河北平原盡在掌握；南下經(jīng)陰館，過雁門關，可達太原，由此經(jīng)汾河路或其他路線前往黃河流域亦非難事；至于北面，與平城相互呼應，更不待言?！?lt;/b>而豺山離宮擇址善無（今右玉），亦正在于扼守從平城至云中（今和林格爾一帶）的交通咽喉。由此可見，拓跋珪時期所建的黃瓜堆副中心及豺山離宮，其根本出發(fā)點，仍是一種深遠的都城安全戰(zhàn)略考量。 黃瓜堆副中心地理位置圖 5（御苑）公元409年道武帝拓跋珪去世。北魏的歷史進入太宗時期（409一423年），這一時期朝廷不再全力進行對外征討，而把內(nèi)政和都城建設當作工作重點。繼太祖之后，開啟了宮城、外郭、北部長城等重大項目。大規(guī)模興建了平城的里坊，修建了西苑、北苑、東苑，疏浚了如渾水、五周川水兩大水系，基本上完成了平城山水人居防護一體化的格局。 ?御苑主要分布于宮城北、西、東三面，地處由平曠臺地延伸至北部群山的緩坡地帶。此地坡面如掌，溝壑平緩，植被豐茂，極宜營造苑囿。從規(guī)劃設計看，此區(qū)域可視作宮城與北部廣袤鹿苑之間的功能過渡帶。初期或僅依其方位，泛稱北苑、西苑、東苑，彼此互通，界限模糊，甚至可能允許平民進出。然隨都城建設迅猛推進，尤其在天賜四年（407年）北宮垣（鹿苑南墻）建成，及至太宗時代，東西兩苑亦相繼劃地筑垣，三苑終成皇家專屬之禁地，與民間徹底隔絕。 日本學者前田正名在《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中，對平城三苑著墨甚多，考辨精深，字里行間不乏驚嘆與欣賞。綜合前田氏的研究與筆者實地考察，我們認為：平城“三苑”原為鹿苑與南部城市之結合帶，功能定位相對模糊。其后漸次向西、東兩翼拓展，并分別自北垣墻兩端向南延伸，終成包抄武周山東麓與白登山西麓的超大型園林。其間，西、北兩苑緊密相連，東、北兩苑隔如渾水相望，三者共同構成 “一體三苑，半抱平城”的獨特格局，使山川形勝與人文創(chuàng)造水乳交融，形成風光絕佳的帝都氣象。 分而述之：在初始時，西苑規(guī)?？譃槿分?，其主體建筑為著名的西宮（后稱洛陽殿），建成于天賜元年（404年）。前田氏考證甚明，曰：“西宮位于西苑之內(nèi)，而非宮城之中”。太宗拓跋嗣極喜此宮，常居此理政，并最終于此崩逝。至泰常年間，西宮歷經(jīng)監(jiān)國太子拓跋燾的大規(guī)模擴建，并筑起周回二十里的西苑圍墻，規(guī)制愈宏。后又于延和元年（432年）拓跋晃被立為太子時，再度修繕，“分西宮三分之一”，建成新的“東宮”——兩宮各備屯衛(wèi)，新東宮，“亦開四門，瓦屋，四角起樓”，形成兩宮并立體系（這個體系已預示了十年后那場“太武滅法”、“恭宗幽閉而亡”的政治風暴）。北苑之主體建筑為北宮（即崇光宮），建于皇興元年（467年）至五年（471年）間。此處為獻文帝禪位后之“太上皇”居所，見證了平城中期復雜的宮廷權斗（今此地有上皇莊、下皇莊村落，疑其名有所由）。北苑另一亮點則為虎圈，設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乃收容各州所貢虎豹猛獸之所，兼具觀賞與可控狩獵之功能（約在今臥虎灣一帶）。《魏書》載，文明太后馮氏曾伴顯祖（獻文帝）臨虎圈，忽有逸虎幾近御座，左右驚潰，唯太后神色不變，其場景之驚險，可想見當時觀虎實況。東苑之主體建筑亦稱東宮（非太子所居之東宮），建成于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專門為東郊祭祖而設。它毗鄰白登臺——漢高祖劉邦曾被圍之處。泰常六年（421年）明元帝又發(fā)“京師六千人，起自舊苑（鹿苑），東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圍墻干脆把白登山也包圍起來，這是三苑中建垣最早、且規(guī)模后來居上之苑，成為皇帝拓跋嗣彰顯孝道的禮制之所。 此三處御苑與四座別宮，其興筑年代與功能特色，恰如一把鑰匙，為我們解鎖了北魏平城在不同帝王統(tǒng)治下的政治焦點與生活圖景。三苑原本皇家宮苑，后來貴戚勛臣也有憑恩旨入居者，如北苑中之“白馬城”（今名），即疑為重臣“白馬公”崔浩之居處?？上攵?“一體三苑，半抱平城”的獨特空間格局，是何其極美尊貴。在即，足令時人仰慕。于今，也可使平城躋身中國最美古都之林，讓人無限感嘆。 6.（城垣）城垣問題，是當年平城都主體建設之綱，也是今天平城研究中爭議最激烈的問題之一。爭論的要害是：平城之城垣體系究竟有幾層墻體？由于《魏書》等權威歷史文獻，對于平城“宮城”和“外廓”都有具體且不容爭議的記載，而未見中間層次的明確記述或說法，于是焦點更集中于“中間一層墻體到底存在于否？”的問題之上。主流觀點認為平城城垣由宮城、外城（官方文件稱謂）、廓城“三重”城環(huán)環(huán)相套而成，可稱為“三重城”論——此論以辨識“外城”為目標，在自我“認定”的基礎上，聲言“平城”在漢、晉都城二垣體系的基礎上，首開“三垣”先河，是隋唐三重城體系的“領頭羊”，故而占據(jù)論辯的“制高點”，登高而招，從者甚眾。筆者詳細研究三重城論者的觀點，知其內(nèi)部又細分為兩派，分別依所引論據(jù)不同，稱為“外城”論和“中城”論。 ①“外城”論的核心論據(jù)是：《魏書》道武帝天賜三年（406年）六月條，“發(fā)八部五百里內(nèi)男丁筑?南宮，門闕高十余丈；引溝穿池，廣苑囿；規(guī)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jīng)涂洞達。三十日罷?！贝藯l記錄，本文在“離宮”一節(jié)中曾作為黃瓜堆副中心的建設內(nèi)容引用過。但“三重城”論者認為：這條記載的后半段“規(guī)立外城，方二十里……”并非說?南工程，而是指平城的“外城”，特別強調(diào)其中有“外城”二字，稱其是特指平城中間城垣的。為了強調(diào)這種“拆分”式解釋的正確性，論者還引天賜三年另一條記載：“發(fā)八部人，自百里內(nèi)繕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lt;/b>借此說明此次“發(fā)八部人”之役，是一項“百里之內(nèi)”的都城總體工程。既包括平城之“外城”工程，也包括?南工程。 ②“中城”論的核心論據(jù)是：《魏書·世祖紀》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條，“（蠕蠕）吳提果犯塞．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論者認為，柔然犯境，邑人避入“中城”，這個“中城”就是他們要找的平城城垣體系中的“中垣墻體”。至于“中城”從何而來？論者也沒有再去糾纏“黃瓜堆”的那條“外城”設計，而是另指泰常八年拓跋燾做太子監(jiān)國時于“癸卯，廣西宮，修外垣墻，周回二十里”者即是。關于此條，筆者在“宮城”一節(jié)中，是作為西宮所在的西苑墻曾引用過的，但在這一派“三重城”論者筆下，則成了平城居民為避難柔然（蠕蠕）犯境的夾在宮城和外郭之間的“中城”了。 勿須諱言，筆者是一個對“三層城”論持懷疑態(tài)度的論者（或可以稱為“二重城”論者），竟管他們的出發(fā)點很“高尚”。我們對于上述幾條《魏書》的原始引文的理解是：首先，關于道武帝天賜三年（406年）六月條所載?南宮條中之“規(guī)立外城方二十里”之內(nèi)容，筆者認為這是一條“規(guī)劃”，而非實際工程，而且，根據(jù)上下文之間的關系，在?南宮外圍擬修建“方二十里”的“外城”，原本順理成章，毫不違和。?南宮所在黃瓜堆地界戰(zhàn)略地位十分重要。乃是北魏在盛樂時代就已著力經(jīng)營的“小平城”，遷都以后，安排的新建項目亦很多（上文已備述）。作為戰(zhàn)略要塞和首都副中心，規(guī)劃建設一個“方二十里”的“外城”當是題中應有之義。而且論規(guī)模，也與此役前后營建的東苑（周三十里）、西苑（周二十里）不相上下，甚至還小些。這讓人懷疑，欲把“規(guī)立外城方二十里”的記述從?南宮原句中拆出，去另證平城“外城”的存在，似有過度推演，缺乏實據(jù)，不得已移花接木之嫌。 其次，關于柔然吳提果犯邊，邑人避走“中城”條。引文中之“七介山”，地近云中，位于今內(nèi)蒙陰山地區(qū)（約涼城縣蠻漢山一帶）。從七介山到平城，尚有三百余里，且中有泰常八年所筑長城，以及“一宮一苑兩垣”之阻隔，即：豺山宮、鹿苑、北宮垣、平城外垣，此時也都已有了城圍，其初衷都是為防御柔然而設?！叭爻恰闭撜?，何以知其所謂“中城”，不是此四者之一，而非得去找“西宮外垣”來硬充！更何況，西宮外圍能建方二十里之墻垣者，本已反證其不可能在宮城之內(nèi)，更不可能夾在宮城和外郭之間。此類“硬充”之論，還須一駁嗎？ 第三，就常識來講，如果平城在宮城和郭城之間真有一條所謂的“外城”亦或“中城”，那么，在理論上它就應該是首都雄糾糾氣昂昂、最具標志性的“主城垣”，其象征意義當超過宮城、郭城。退一步說，假設?南那條“方二十里”的設計也是專為“主城”而做的，那么，到了太宗時代，該是這圍“主城”竣工“亮相”的時候了！但是《魏書》始終沒有出現(xiàn)這樣的明確記載。而是在太常五年（420年）四月條，專門呼應了?南宮的建成：“丙寅，起南宮！”另，《太宗紀》泰常七年（422年）條還記錄了“外郭”的筑成信息：“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這顯然都與所謂的“外城”“中城”風馬牛不相及！這就不能不讓人懷疑，所謂的“中間城垣”本就子虛烏有！ 其四，關于平城外郭的記載，不僅見于核心文獻《魏書》，還見于南朝（梁）史學家蕭子顯所撰的《南齊書》。《南齊書·魏虜傳》載：“其郭城繞宮城南，悉筑為坊……其郭城東西八里，南北十里。” 此記表述極為清楚：環(huán)繞于宮城之南的，并非“外城”，而是明明確確的“郭城”。而且郭城呈矩形，東西八里，南北十里。這個規(guī)制與《魏書·太宗記》泰常七年條的記錄有一些差異，但與現(xiàn)代研究的實測距離（從僅存的平城北垣遺址到明清南城墻）更接近，故更加值得采信。 其五，尤為精采的是，清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02一1905年）期間，清朝研究《水經(jīng)注》的專門家、湖北宜都人楊守敬，在他的弟子熊會貞襄助下，并結合清朝前賢黃儀、顧祖禹、閆若璩、胡渭、全祖望、趙一清、戴震、董祐誠、汪士鐸等學者對于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的研究成果和考證實據(jù)，繪出了巨典《水經(jīng)注圖》。這一源流來自北魏酈道元注文的重要圖典，將北魏平城的城垣體系作為都城形制的典型案例繪出（同一單元中還繪有鄴城、洛陽、長安等），圖中，清清楚楚描繪出了北魏平城“宮城+郭城”的二重城垣及其它56條重要地標信息。這張地圖用流傳有序的古老元素與《南齊書·魏虜傳》的記載構成了千五百年的“互文”。這是一條鐵證，而絕非孤證或后世杜撰。 綜上五條，我們認為，平城所謂“三重城制”，實則是因核心文獻記載的模糊性，而造成的一座“海市蜃樓”。多少年來，論辯各方都在為一重幻影般的“城垣”而勞神費力，其實它本不存在！人們總是一廂情愿地認為，拓跋氏帝王會在短期內(nèi)依照鄴城、長安、洛陽的藍本，建立起一座具有中原經(jīng)典禮制規(guī)制和強大防衛(wèi)功能的都城來，甚至可以創(chuàng)造出一個超越時代的更新特的“模式”來?？上?，客觀歷史并非如此。相對來講，能夠揭示北魏平城城垣建設真實情況的，倒是那些從事實學研究的學人和來自北魏敵對方的記載。如《南齊書·魏虜傳》載：“什翼珪（拓跋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木末（拓跋嗣）始土著居處。佛貍（拓跋燾）破梁州、黃龍，徙其居民，大筑城邑。截平城西為宮城，四角起樓、女墻，門不施屋，城又無塹?！?lt;/b>此段記載，出自敵對政權，所記或許會有一些貶損和輕蔑，但其具體描述應多基于使節(jié)之目擊、商旅之傳述及諜報之偵察，于關鍵數(shù)據(jù)上往往更具史料價值?？紤]到當時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和技術水平，特別是新建都城百事繁雜，輕重緩急，等客觀實際，酈元之所云，《南齊書》之所記，楊守敬之所繪，或許更加符合平城前期的歷史真實。 太宗以及世祖時代，平城都的戰(zhàn)略性城防工程，除了“周回三十二里”的郭城，《魏書》卷三泰常八年（423年）條記：“二月戊辰，筑長城于長川之南。起自赤城（今屬張家口），西至五原（今屬包頭），延袤二千余里，備置戍衛(wèi)。”世祖時代，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又“發(fā)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筑畿上塞圍，東起上谷（今懷來）西至于河（河套），廣袤皆千里。”這兩條“長城”除了擔負畿內(nèi)不受北方寇侵的任務之外，同時也起著與北方地區(qū)隔絕的作用。這表明北魏之國家意志已決心走向同中原地區(qū)實現(xiàn)一體化的道路。如此規(guī)模的兩城，目的既備戰(zhàn)當前，又顧及長遠，這是當時最大的戰(zhàn)略投入，所需國力可想而知，其意義當然也是劃時代的。 楊守敬《水經(jīng)注圖》中北魏平城圖 ? ?6.（里坊）里坊雖非平城建設中最先動工的工程，卻是決定北魏能否在短期內(nèi)實現(xiàn)其“北方中心城市”政治宏圖最為關鍵的一環(huán)。其問題的實質(zhì)，在于空前規(guī)模的人居安置。據(jù)相關的研究和統(tǒng)計，北魏王朝在遷都前后，通過頻繁戰(zhàn)爭，動遷人口逾二百八十萬。其中，出于各種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目的被特遷至新都平城的人口，竟達百萬之眾。在短時間內(nèi)令如此龐大的人口得到妥善安置，并使其轉化為預設的生產(chǎn)力與統(tǒng)治基礎，無疑是一項極其繁重且艱難的浩大工程。 既往研究多將平城里坊建設詮釋為一項都城制度的革新，認為草原民族采納中原人居方式，變“游牧”為“守土”，是一場深刻的文化革命。然而，在筆者看來，平城里坊建設的首要驅動力，實為巨大人口壓力下的現(xiàn)實訴求。百萬新增人口多數(shù)來自太行山以東及黃河以西的漢族居民，欲將其快速安置并轉化為服務首都的功能性群體，最佳且唯一的選擇，便是實行里坊制。 由于中國古代史書寫本質(zhì)是“官人史”而非“平民史”，《魏書》等核心文獻中對里坊的記載寥寥無幾。目前可考的關鍵記載，僅見于上文“城垣”一節(jié)所引《南齊書·魏虜傳》：“其郭城繞宮城南，悉筑為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其郭城東西八里，南北十里?！?lt;/b>這段附于城垣之下的簡略文字，揭示了平城里坊的三個基本事實：第一，平城東西八里、南北十里的外郭之內(nèi)，除去公共設施全部用于建設里坊，以安置居民；第二，坊與坊之間開辟了必要的街巷；第三，里坊規(guī)模不一，或依據(jù)遷入群體的人數(shù)隨機而定。此外，該記載與《魏書·太宗紀》中泰常七年（422年）筑平城外郭之事可相互印證，表明平城的里坊體系在明元帝泰常年間已基本成形，而非遲至太武帝時期。以上信息，構成了我們研究平城里坊的全部基礎。 鑒于北魏平城真正里坊至今未有考古遺址現(xiàn)身，文獻又極度匱乏，我們只能依據(jù)公認的人口遷入數(shù)據(jù)與上述有限記載，嘗試建立一個推演數(shù)模：①設定遷入總人口為100萬。首先，將陰山舊部、盛樂班底及后燕戰(zhàn)爭幸存者約20萬人，依游牧習俗安置于平北六鎮(zhèn)及平城鹿苑，令其戍守；其次，將河北、山東、河西、甘涼遷來的漢族農(nóng)戶約50萬人，按“計口授田”政策分散安置于京畿田畝，立戶農(nóng)耕；其三，將新納士人、僧侶及各類官奴約5萬人，隨其主人安置于宮城、園囿與寺廟之中。最終，所余25萬人，主要為擄掠而來的工匠、商賈（另加本地世家大族），需新建里坊予以安置。②將這25萬安置人口以戶均5人計，得5萬戶。再依《南齊書》所載，以大坊、小坊折中，取平均值每坊208戶，則共需建造 240坊方能完成安置。③平城廓城總面積，據(jù)《南齊書》東西8里、南北10里，合80平方里。按1北魏里約合435米換算，約為15.1平方公里。④ 在此總面積中，扣除宮城、園林、水系、道路、商肆等公共用地（參考洛陽模式，保守估計占比60%），則里坊實際占地為：15.1 × 40% = 6.04平方公里。在此有效面積內(nèi)建造240坊，每坊占地僅0.025平方公里，直觀呈現(xiàn)為一個邊長約158米的正方形。在此范圍內(nèi)容納208戶人家，戶均占地僅120平方米。 通過這一數(shù)模，我們可將文獻中的歷史碎片轉化為清晰的空間結構。它揭示出：北魏平城居民生活在一種高密度的空間形態(tài)之中。每戶120平方米的占地，須囊括其住房、院落及在坊內(nèi)共享的一切道路與公共空間。這絕非閑適的“田園詩”，而是由國家力量強力塑造的、帶有軍事化管制色彩的聚居模式。平城里坊，正是這一“高壓型”都城在空間組織上的終極體現(xiàn)，即典型的“編戶”。當然，這個“數(shù)?！眱H僅是一種利用人口和土地基數(shù)所作的理論推演，真實的人居情況或許并非如此。事實上北魏統(tǒng)治者還有另一手“硬牌”可打，那就是組織大規(guī)模的集體勞役：如太祖時代建造鹿園、黃瓜堆副中心；太宗時代修筑郭城、兩千余里北長城；世祖時代筑千里畿上塞圍；高宗時代開鑿云岡石窟；高祖時代的石窟續(xù)建和明堂建設，等等……這都是容納數(shù)萬人、十數(shù)萬人、甚至幾十萬人的浩大工程，不僅可以有效消耗擁入首都的勞動力，緩解住宅壓力。而且尚顯不足，還必須繼續(xù)通過戰(zhàn)爭手段再事勞力補充：戰(zhàn)爭一徙民一勞役一工程，這是帝國的“鐵律”。是成就“偉大”的必由之路。 里坊模型 7.（御苑）御苑主要分布于宮城北、西、東三面，地處由平曠臺地延伸至北部群山的緩坡地帶。此地坡面如掌，溝壑平緩，植被豐茂，極宜營造苑囿。從規(guī)劃設計看，此區(qū)域可視作宮城與北部廣袤鹿苑之間的功能過渡帶。初期或僅依其方位，泛稱北苑、西苑、東苑，彼此互通，界限模糊，甚至可能允許平民進出。然隨都城建設迅猛推進，尤其在天賜四年（407年）北宮垣（鹿苑南墻）建成，及至太宗時代，東西兩苑亦相繼劃地筑垣，三苑終成皇家專屬之禁地，與民間徹底隔絕。 日本學者前田正名在《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中，對平城三苑著墨甚多，考辨精深，字里行間不乏驚嘆與欣賞。綜合前田氏的研究與筆者實地考察，我們認為：平城“三苑”原為鹿苑與南部城市之結合帶，功能定位相對模糊。其后漸次向西、東兩翼拓展，并分別自北垣墻兩端向南延伸，終成包抄武周山東麓與白登山西麓的超大型園林。其間，西、北兩苑緊密相連，東、北兩苑隔如渾水相望，三者共同構成 “一體三苑，半抱平城”的獨特格局，使山川形勝與人文創(chuàng)造水乳交融，形成風光絕佳的帝都氣象。 分而述之：在初始時，西苑規(guī)模恐為三苑之最，其主體建筑為著名的西宮（后稱洛陽殿），建成于天賜元年（404年）。前田氏考證甚明，曰：“西宮位于西苑之內(nèi)，而非宮城之中”。太宗拓跋嗣極喜此宮，常居此理政，并最終于此崩逝。至泰常年間，西宮歷經(jīng)監(jiān)國太子拓跋燾的大規(guī)模擴建，并筑起周回二十里的西苑圍墻，規(guī)制愈宏。后又于延和元年（432年）拓跋晃被立為太子時，再度修繕，“分西宮三分之一”，建成新的“東宮”——兩宮各備屯衛(wèi)，新東宮，“亦開四門，瓦屋，四角起樓”，形成兩宮并立體系（這個體系已預示了十年后那場“太武滅法”、“恭宗幽閉而亡”的政治風暴）。北苑之主體建筑為北宮（即崇光宮），建于皇興元年（467年）至五年（471年）間。此處為獻文帝禪位后之“太上皇”居所，見證了平城中期復雜的宮廷權斗（今此地有上皇莊、下皇莊村落，疑其名有所由）。北苑另一亮點則為虎圈，設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乃收容各州所貢虎豹猛獸之所，兼具觀賞與可控狩獵之功能（約在今臥虎灣一帶）?！段簳份d，文明太后馮氏曾伴顯祖（獻文帝）臨虎圈，忽有逸虎幾近御座，左右驚潰，唯太后神色不變，其場景之驚險，可想見當時觀虎實況。東苑之主體建筑亦稱東宮（非太子所居之東宮），建成于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專門為東郊祭祖而設。它毗鄰白登臺——漢高祖劉邦曾被圍之處。泰常六年（421年）明元帝又發(fā)“京師六千人，起自舊苑（鹿苑），東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圍墻干脆把白登山也包圍起來，這是三苑中建垣最早、且規(guī)模后來居上之苑，成為皇帝拓跋嗣彰顯孝道的禮制之所。 此三處御苑與四座別宮，其興筑年代與功能特色，恰如一把鑰匙，為我們解鎖了北魏平城在不同帝王統(tǒng)治下的政治焦點與生活圖景。三苑原本皇家宮苑，后來貴戚勛臣也有憑恩旨入居者，如北苑中之“白馬城”（今名），即疑為重臣“白馬公”崔浩之居處?？上攵?“一體三苑，半抱平城”的獨特空間格局，是何其極美尊貴。在即，足令時人仰慕。于今，也可使平城躋身中國最美古都之林，讓人無限感嘆。 御苑風光 8. （水系）北魏平城的水系，不僅是維系都城生存與繁榮的命脈，亦是一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在入主中原進程中至關重要的精神寄托。此水系巧妙融合自然河流與人工渠網(wǎng)，構成一套復雜而高效的系統(tǒng)，堪稱中古以前大型都城水利工程的典范。平城水系之骨架，由《水經(jīng)注》所載兩條河流支撐：源出北山的如渾水（今御河），與自西山而來的武周川水（今十里河）。如渾水作為城東干流，穿廓城而過，流經(jīng)宮城東側，主導城市生活、南郊灌溉及東苑供水；武周川水則鑿渠引向西北，然后亦向南穿行，成為西苑、鹿苑、北苑及宮城西部的核心水源。 遷都之后，北魏王朝對自然水系展開大規(guī)模改造和整治，形成“引、注、分、繞”的立體水網(wǎng)。《魏書·太祖紀》載，天興二年（399年），“以所獲高車眾起鹿苑……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為三溝，分流宮城內(nèi)外。又穿鴻雁池”。此乃平城最早、最關鍵的水利工程——沿西北山腳鑿渠，引武周川水入苑，再疏為三溝，構建起城市西北部的自流供水網(wǎng)絡。該體系既滿足鹿苑的南部景觀與畜牧之需，亦分流宮城內(nèi)外，為宮廷及周邊區(qū)域提供生活與消防用水?！赌淆R書·魏虜傳》曾載北魏宮城初建時“門不施屋，城又無壍”，形制簡樸，未設壕塹。然而至《水經(jīng)注》時代及后世研究皆表明，宮城四周已有水流環(huán)繞，兼具防御之功與漕運之便。與此同時，如渾水亦經(jīng)人工疏導，其枝津被引入北苑，匯潴采涼之北、紅娘之南的清泉，改造白楊舊泉而為著名的靈泉池，成為皇家游賞的核心水域。由此順流而下，永興五年（413年）二月開鑿魚池，泰常元年（416年）十一月筑蓬臺，至泰常四年（419年）臺上宮殿（白樓）竣工，遂使都城東郭內(nèi)碧水如帶，化為時人向往的“蓬萊仙境”。酈元云：“南面舊京，北背方嶺，左右山原，亭觀繡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 尤值稱道者，在于平城水系并非孤立存在，而為一有機整體：一是水源互補：西有武周川水，東有如渾水，雙流并濟，共為城市命脈。二是功能分區(qū)：武周川水系統(tǒng)，偏重西苑、鹿苑與宮城西部，服務于宮廷及里坊日常；如渾水系統(tǒng)則主司北苑、東苑與郭城東部之園林、生活，并承擔南郊農(nóng)耕灌溉。三是水網(wǎng)互通：憑借人工渠系，將東西二水連為一體，于宮城、苑囿與里坊間織就密布水網(wǎng)，終在城南合流，南注桑干。四是因勢利導：平城位在西北高東南低的緩平坡面之上，河渠亦因其地勢，暢而不滯。旱時以自然涇流閘而用其利，洪澇之際則開閘泄其害。此一宏大水系網(wǎng)絡，實為北魏王朝維系百萬人口大都運轉、并營造輝煌園林之根本保障。其規(guī)劃與實施，亦充分展現(xiàn)出北魏國家卓越的工程組織能力與宏闊的都城營造視野。 平城水系示意圖 ? ?9. （道壇）北魏開國之初，為調(diào)和胡漢矛盾，奉行佛道并用的國策。道武帝晚年“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魏書·釋老志》），其尊道立場，為后世諸帝所承襲，明元帝時期，“泰常三年，為五精帝兆于四郊，遠近依五行數(shù)，各為方壇四陛，埒譴三重，通四門。以太皞等及諸佐隨配。遙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余四帝，各以四立之日”（《魏書卷三·《太宗紀》）?！拔寰邸奔礀|方太皞伏曦氏、南方炎帝神農(nóng)氏、西方少昊金天氏、北方黑帝顓頊氏、中央黃帝軒轅氏。其祭祀之說，約始于漢之讖緯之學，故亦為早期道教所推崇。奉常三年（416年）北魏朝廷舉行此類祭天活動，說明其受早期道教影響是不爭的事實。到了太武帝拓跋燾時，這種影響就更加深刻了。泰常八年（423年），明元帝崩，太武帝即位。嵩山道士寇謙之攜其所造《錄圖真經(jīng)》北上平城，詭稱得太上老君玄孫李譜文親授，意圖重振北方道教。他獻上《云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提出一套契合帝國統(tǒng)治需求的教義改革，經(jīng)重臣崔浩極力舉薦，終得太武帝“青睞”。 北方天師道的春天由是而至。太武帝尊寇謙之為“國師”，新天師道在朝廷支持下臻于極盛?！段簳め尷现尽份d：太武帝“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師道場于京城之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jīng)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齊肅祈請，六時禮拜，月設廚會數(shù)千人。”此條明載，平城東南之道壇，乃寇謙之抵京后由國家敕建的最高規(guī)格官方道場，享有國家俸給編制。其始建時間，當在寇謙之初至平城的始光年間（424-428年）。據(jù)載“其廟階三層，四周欄檻，上階之上以木為圓基……上圓制如明堂”，屬典型壇式建筑。關于其址，學者力高才據(jù)《水經(jīng)注》考定于如渾水東，今馬家堡、曹夫樓一帶。除斯壇外，京城另建有靜輪天宮?！段簳め尷现尽分^“必令其高不聞雞鳴狗吠之聲，欲上與天神交接，功役萬計……”?？苤t之曾奏言：“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圣德。”意在使太武帝以“太平真君”身份臨御天下，奉天師道為國教。故可推知，靜輪宮之興建，當在太平真君年號初啟（440年）之后。其位置，亦采信力高才所考，位于前述道壇東北之牛莊一帶。關于形制，酈道元稱其“臺榭高廣，超出云間”，然在當時物力條件下，此“欲令上延宵客，下絕塵囂”之構，實屬宗教狂想。太子拓跋晃即曾諫言：！此言已暗藏朝中對過度崇道的批判，靜輪宮終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被毀，早已埋下伏筆。 道教是與大自然聯(lián)系最緊密的宗教，寇謙之除了推動朝廷在京近建立宏大道場之外，對名山大川的祭祀機構的建設亦在其盤算之中?！段簳ざY志四》載，太延元年（435年），北魏朝廷正式“立廟于恒岳、華岳、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帛。”這就是說，在太武帝時代，北岳恒山上確定無疑地存在道教的祭祀機構。這是一個帶有90人編制的“侍祀“常設機構”，“歲時祈禱水旱”，“春秋泮涸”時節(jié)，專伺皇帝或朝迋派專員來舉行祭祀北岳大典。由此聯(lián)想到北天師道當時進行的是一次以“音誦”之名整頓教綱的改革，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今恒山腳下渾源縣城北神溪濕地那座名為“律呂”的祈雨神祠（始建于北魏），就是當年“恒岳”朝廷侍祀廟建的山下部分。 我們不能不說，寇謙之的北天師道在皇帝拓跋燾和重臣崔浩的加持之下，來得太過“猛烈”了。致使這場改革的思想成果，被意外引發(fā)的血腥的滅佛運動所完全覆蓋。其結果是人所共知的。先是“太武滅法”（444年），后是“文成復法”（460年），政治變臉，彈指之間。不光佛教橫遭劫難，或死或逃，風吹云散；皇太子被誣謀反，憂郁而終；道教亦遭冷遇，星冠彈落，寇謙之愔寂故去；崔浩亦未幸免，突陷“國史碑案”，慘遭滅族……在公元5世紀的歷史邏輯之中，或許只有一個例外：大劫43年后——太和十五年（491年）這一年正是孝文帝拓跋宏“建明堂”、“改太廟”，進行漢化改革最關鍵的年份。平城東南的大道壇也飄來一紙詔書：“夫至道無形，虛寂為主。自有漢以后，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內(nèi)，居舍尚稀，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梢朴诙寄仙８芍?，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為崇虛寺。（《魏書·禮志》）”此詔中對于平城人居情況的描述，與我們在上文“里坊”節(jié)中用數(shù)模推演出的數(shù)據(jù)恰是一種相互印證。當然也可能存在道教失寵失勢的因素在內(nèi)，但無論如何，在靜輪天宮消匿之后，曾經(jīng)大紅大紫的道壇也與大都會告別了。歷史的結局常常是前因的悖論，經(jīng)多路專家的考證，遷到恒山中的道壇（崇虛寺），就是今天聞名遐邇的建筑巨珍懸空寺。雖然僅存此一脈，但崢嶸而崔嵬，猶顯其“欲絕塵囂”狂想中的風采。 恒山懸空寺? 10. （佛寺）與道教相較，佛教在北魏平城的歷史中雖曾付出沉重代價，然其主導意識形態(tài)之時序更長，所創(chuàng)造之物質(zhì)與精神文明亦更為恢宏。《魏書·釋老志》載，道武帝于定策遷都之始（天興元年，398年），便下詔申明國策：“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lt;/b>遂“敕有司，于京城建飾容范，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碑斈昙础笆甲魑寮壏饒D、耆阇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繢飾。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由此可見，國家宮城初建之時，皇家佛寺已同步興工。考其規(guī)制，這座后世所稱之“五級寺”的伽藍，乃模仿印度靈鷲山（耆阇崛山）與須彌山意象，以“五級佛圖”為核心的“塔主式”佛教寺廟群，而絕非事急從權的草率之作。據(jù)此可推知，當時應詔而至的河北高僧法果（為首任“道人統(tǒng)”），或曾駐錫于茲，甚至主持過此寺建設。正是此段因緣，締結了拓跋珪與法果間的政教同盟，孕育出“皇帝即是如來”的北魏佛教政治理念，自此改寫了中國漢傳佛教之進程。關于五級寺址，已故學者殷憲先生據(jù)清初茅世膺碑記“今華嚴寺，北魏時就建有寺院”，推測其即后世華嚴寺前身，筆者從之。 拓跋珪與法果所奠定的政教同盟，作為北魏王朝之核心遺產(chǎn)為后世諸帝所承襲（太武帝前期亦崇佛）。若論其物質(zhì)遺存，平城時代予后世最宏大者，莫過于云岡石窟。云岡之鑿，始于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然思想和技術準備早已展開。興安元年（452年）復法后，文成帝即詔令“有司”，在道人統(tǒng)師賢（古代印度罽賓王族出身的僧人）指導下，模仿皇帝相貌（“令如帝身”）雕鑿石像。像成則“顏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時論以為誠感。至興光元年（454年）秋，更敕令于“五級大寺內(nèi)，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待此義理與技藝儲備完成，曠世工程方正式啟動。 《魏書·釋老志》載：“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tǒng)……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zhèn)?，冠于一世?lt;/b>”此即云岡一期“曇曜五窟”。偉大的云岡石窟，迄今已歷一千五百六十余載，現(xiàn)存主要洞窟45個，造像五萬九千余尊，乃中國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其本質(zhì)是國家佛教“復法”之宣言，亦即“皇帝即如來”理念最宏闊的體驗場，和佛教造像藝術中國化的直觀展示區(qū)。其顯著特質(zhì)在于純粹的皇家工程屬性：以舉國之財力，云集之役匠，加持著西來法駕、東潤佛雨，建一座石壁上的佛國。主體工程集中于文成帝至孝文帝遷洛前（460-494年）的三十四年間。其藝術靈魂，融古希臘之寫實、印度佛教之哲思與華夏王朝之氣度于一體，磅礴瑰麗，無與倫比。亦深刻體現(xiàn)了北魏王朝衷于文明、樂于融合的國家意志。 云岡工程貫經(jīng)文成、獻文、孝文三朝。其間，文明太后馮氏作為北魏前期改革的主導者和石窟建設的關鍵推動者，深刻影響了這一歷史時期?；逝d五年（471年），獻文帝禪位于幼子孝文帝，此實為馮太后主導的權力和平轉移。遜位后的獻文帝（太上皇）移居北苑崇光宮，朝廷依其“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的性情，特于苑中西山為其建造鹿野石刻佛圖（今大同城北鹿野苑石窟），以供清修。此亦屬皇家石窟系統(tǒng)，可視作云岡之余脈。 自文成帝復法，北魏全域佛教迅速升溫，尤以平城為甚。據(jù)《魏書·釋老志》，至孝文帝太和年間，“平城內(nèi)外寺院已近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全國寺院計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萬七千余人）”。其時都城，除武周山石窟寺外，殿塔林立，其中永寧寺尤為翹楚?！段簳め尷现尽份d，皇興元年（467年）八月，“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永寧寺七級佛塔，堪稱平城后期最宏偉的佛教建筑，亦是承襲漢魏樓閣式塔形制的典范。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漯水》中有一段非常精采的描寫：“京邑帝里，佛法豐盛，神圖妙塔，桀峙相望，法輪東轉，茲為上矣。其水（如渾水）俱南繞城，西出郭外，水西有祗洹舍，并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南，徑藉田及藥圃西、明堂東。又南徑皇舅寺西，是太師昌黎王馮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圖。又南徑永寧寺七級浮圖西。又南遠出郊郭。又南注于漯水。”酈道元的描繪再現(xiàn)了當時平城內(nèi)外“神圖妙塔，桀峙相望”的佛教昌盛氣象。其中特別提到了由馮太后之兄馮熙所建的 “皇舅寺”中的五層浮圖和永寧寺的七級佛塔交相映輝的壯觀景況（據(jù)此可知兩寺兩塔均在平城郭城東南）。反映出北魏后期，皇家，外戚勛貴積極參與建寺，推動了平城佛教全面繁榮的局面，史料價值異常珍貴。 云岡石窟石雕藝術 11.（明堂）北魏平城禮制建筑之營造，始于道武帝南郊祭天，而極盛于孝文帝太和年間之全面鼎革。此番革新，由內(nèi)而外，貫通宮城與郊野：于內(nèi)，廢立宮闕，確立新制；于外，創(chuàng)筑明堂，訂立郊禮。二者共同構成了北魏在遷都洛陽前，于其根本之地完成華夏正統(tǒng)轉型的終極空間宣言。 宮城內(nèi)部的變革，猛烈而徹底。太和十六年（492年）二月，孝文帝下詔“壞太華殿，經(jīng)始太極殿”。拆除舊日正殿太華，在原址興建象征宇宙秩序的太極殿，并附建朝堂及東、西堂。此舉絕非簡單的宮殿更新，而是以儒家經(jīng)典理念重塑國家權力核心的空間革命。緊隨其后，宮城城門制度亦得以完善，太和十六年于宮城夾建中華門、承賢、云龍、神虎、東西掖門、乾元、中陽、端門等九門。特別讓人欣喜的是，楊守敬《水經(jīng)注圖》中的《平城圖》中明確標注了這宮城九門。前二門：中華門（正門）、承賢門（東偏門）；東二門：云龍門、東掖門；西二門：神虎門、西掖門；北三門：乾元門、中陽門、端門；終讓平城都的城垣體系的城門系統(tǒng)有了濃墨重彩的結筆。當然還留有遺憾，那就是外廓上的十二門終無定論。傳為：建春門、東陽門、南側門（名稱不詳）；開陽門、平昌門、朱明門、中端門；雍門、中部門（名稱不詳）、金肅門；廣德門、大夏門。因無可靠出處，終不敢盡信，權列于茲，留作備考。 當宮城中樞煥然一新之際，南郊禮制區(qū)的宏大工程亦同步達到頂峰。其核心即為辟雍明堂。太和十五年（491年）四月，孝文帝下詔“經(jīng)始明堂，改營太廟”。面對古制湮滅的爭議，拓跋宏采納中書令李沖之議，以“去都邑之中心，測景（影）之中”的科學方法，于都城南北中軸線上定位明堂，其制“上圓下方，引水繞壝”。太和十六年正月明堂告竣，孝文帝即“宗祀顯祖獻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至此，明堂“祭天配祖、象天布政”的國典地位已完全回歸中原古制。擬江河之緯，環(huán)辟雍而制歷，與明堂二位一體，構成完整的禮制建筑群。而在此南郊宏構之前，象征文化學統(tǒng)的國立孔子廟已于太和十三年（489年）率先完成于“京師”（具體位置失考）。同時將“中書學”更名為?“國子學”，在體制上奠定中央教育體系之基礎。??此乃中國歷史上首次于都城敕建國家孔廟，其意義之深遠，不亞明堂。 縱觀太和十三至十七年這關鍵五年，孝文帝的營造活動呈現(xiàn)出清晰的文化戰(zhàn)略布局：太和十三年立孔廟，樹文教正統(tǒng)；十五年始建明堂太廟，立天地祖考之禮；十六年成太極殿于大內(nèi)，健全君臣公府之制；十七年建九門于宮城，終完皇都之體表。這是一個從意識形態(tài)（孔廟）、到禮儀核心（明堂）、再到權力中樞（宮闕）與都城框架（城門）的、系統(tǒng)性、全景式的都城改造。最終，中軸線上，嶄新的太極殿朝堂與南郊的明堂辟雍，一內(nèi)一外，構成了北魏平城晚期都城的“雙極”：一極是人間的政治中樞，另一極是通天的禮制圣地。它們與同期確立的“九門”宮城以及“十二門”外郭格局共同宣告，平城已完全褪去草原都城的舊色，成為一座符合華夏禮樂文明理想的“天子之都”。孝文帝“光宅中土”的抱負，正是在這片土地上，通過這片空前絕后的營造，得到了最圓滿的實現(xiàn)。 大同北魏明堂（新建） 12.（陵墓）鮮卑之族葬俗尚儉，自來山陵沉寂?！敖鹆辍敝m見之于史冊——如，道武帝天賜六年，“葬盛樂金陵”；明元帝永興二年，“葬云中金陵”……但“金陵”二字僅泛指通云，實與漢地皇陵，取義相殊。然而，自定都平城后，改革之風，漸吹漸勁，陵寢之制也鑒漢俗，亦步亦趨。平城時代最顯赫之皇家陵寢，不在帝王，而在臨朝稱制、推動江山鼎革之文明太后馮氏墓，名為永固陵。 永固陵，擇于方山（今大同北寺兒梁山）。《魏書》載，太和五年，“陵寢始建，太后親攜孝文帝登臨山阜，規(guī)度萬載之所”。其格局，已全然漢家氣象：陵園呈方形，設思遠佛寺于前，石砌祭殿遺址猶存，冢丘巍然，至今殘高尚達二十余米。地下玄宮雖未發(fā)掘，然據(jù)《水經(jīng)注》載：“廟前鐫石為碑、獸，碑石具在”，可見其規(guī)制崇隆。最可注目者，乃陵園與佛寺一體規(guī)劃，佛教建筑納入皇家陵制，此為北朝首創(chuàng)，映照太后崇佛與漢化并舉之胸襟。永固陵不僅為山石土木，更是文明太后一生功業(yè)之豐碑：自獻文帝時臨朝聽政，至太和十四年崩逝，二十余年間，她以鐵腕與明睿，重塑北魏江山：政治上：整飭吏治，嚴懲貪腐，“罷諸州綦貢”，頒行俸祿之制；使北魏始有官制典章。經(jīng)濟上：行均田令，計口授田，使游牧之民安于稼穡；弛山澤之禁，督課農(nóng)桑，“農(nóng)民布于田壟，桑婦勤于紡績”。平城宮室街衢，多在其時完備。罷關津之禁，促商旅之興；建明堂、辟雍、靈臺，摹洛陽而制禮作樂，故謚號為“文明”。馮氏之治，實為孝文帝全盤漢化之先聲。其陵墓坐北朝南，遙望中原，似喻示著北魏王朝將從代北走向河洛的歷史軌跡。 太后既歿，孝文帝于永固陵東北一里，自營壽陵，號“萬年堂”。其冢略小，亦為磚砌，形制仿永固陵而稍儉。此或是孝文帝初時愿為祖母“長侍山陵”之愿的見證。然而歷史洪流終不可逆，太和十八年，孝文帝決意南遷，平城陵域自此再無新冢?！叭f年堂”竟成平城時代帝王陵墓的終結，而“萬年”之愿，亦隨南遷之詔，化作塞北長風中的一聲嘆息。永固陵、萬年堂、思遠佛寺——這三組石土木磚的沉默存在，構成了平城時代最后的紀念碑群。它們銘記著一位女性改革家的雄才，預告著一個王朝文化轉型的決絕，也昭示著生死禮儀從胡風到漢制的完成。 方山永固陵 歷史的風吹過平城的城垣，挾來鮮卑鐵騎的煙塵，也卷走了一個新生王朝的鼎沸人聲。北魏平城——在南北朝宏闊的歷史敘事中，本就作為一座過渡性的融合之都、一個軍政合一的策源之地而存在。當它完成近一世紀的使命之后，自然要將它的主人——那個懷揣理想、富于創(chuàng)造精神的民族——在抉擇、陣痛與重生中?礪前行的足跡，深深鐫刻進時間的巖層。平城的故事，或許隨著宮闕冷落而告一段落，但它的尾聲卻在南遷的煙塵里、在邊鎮(zhèn)重燃的烽火中、在后代文人墨客的追憶間，延綿成一曲蒼茫的挽歌，低回著“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的永恒慨嘆。 北魏平城在時間隧道中消失了，但它所奔赴的民族融合精神卻與世長存！ 2026年元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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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平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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