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今天寫自傳《人生百篇》第四篇——《父親的后半生》，特配我家老屋照片。</p><p class="ql-block"> 此屋建成于1949年，與新中國同齡。高檐落水、走馬樓式，由東陽木匠小海師傅與本地泥水匠海法師傅聯(lián)手構(gòu)筑，曾是村里首屈一指的樓房，今雖空置，卻承載著父親后半生的榮辱悲歡與歲月回響。</p><p class="ql-block"> 房子所有和成分劃分</p><p class="ql-block"> 解放時，父親的家有些復雜：祖父母門下有四子一女，女阿華已出嫁。四個兒子，除我父親跟他們住在一起外，老大、老三、老小三兄弟住在杭州，并創(chuàng)業(yè)成功，辦有實業(yè)“興源布廠”，。三兄弟發(fā)達后，沒有忘記鄉(xiāng)下的父母和兄弟，為他們購置了10來畝田地和開始修造這幢房子。1949年解放了，三兄弟無法再出資繼續(xù)造下去，父親只好自己想辦法來完工。52年土改，財產(chǎn)的擁有和成份的劃分掛了鉤。有廠、有田、有房子，有人要劃我家家庭成分為地主、有人認為是工商業(yè)兼小土地出租，又有人認為頂多是個中農(nóng)。土改工作隊查證落實：興源布廠我父親是沒份的，若只是這幢尚未完全建好的房子和10來畝田，土改時家庭實際人口5個：除奶奶外，我父母親有兩亇小孩。那么最多劃個中農(nóng)。父親1943年就參加革命入了黨，51年任中共大橋鄉(xiāng)第二任支部書記，52年土改時在次塢供銷社工作。土改工作隊領(lǐng)導錢佳明（后浙江日報社工作）、羅賢燦（后諸暨城關(guān)中學工作）和區(qū)政府李恩源科長(后諸暨縣商業(yè)局工作）找父親談話時口徑都是一致的。所以土改結(jié)果這幢房子和土地都歸在我父親名下，父親的個人履歷檔案填寫家庭成份都為中農(nóng)。直到四清時，有人反映村土改檔案中我父親的家庭成份是“工商業(yè)兼小土地出租”，我沒有見過真檔案，不知是否有人做了手腳。但文革后我找過上面提到的三位土改領(lǐng)導人核實過情況。四清時，最終父親仍以“四清”的干部資格繼續(xù)擔任黨支部委員、大隊調(diào)解主任等芝麻綠豆官，并以共產(chǎn)黨員和過去是工會會員的身份參加了貧下中農(nóng)協(xié)會。</p><p class="ql-block"> 硬頭官和新外公</p><p class="ql-block"> 硬頭官是父親在次塢供銷社時，職工的評價。他自己工作兢兢業(yè)業(yè)，也不允許職工懶懶散散。當時社里有個女職工是區(qū)委書記的夫人，她有點官太太的架子，多次遲到早退，父親先是找她談話，說這樣影響不好，也丟書記的面子。她打燈籠一一照舅（舊），父親毫不客氣在職工會上批評她屢教不改。后來區(qū)委書記到我們大橋鄉(xiāng)出差時，特地到我家投宿和父親交流思想，肯定我父親做得對。</p><p class="ql-block"> 而新外公是上峰古竹村男女老少對父親的親切稱呼。1958年，父親響應(yīng)黨“干部下放勞動”的號召，到古竹村當支部書記，領(lǐng)導辦農(nóng)業(yè)社。白天和大家一起勞動，晚上除開會便和大家拉家常。我記憶中有一本篇篇文章有毛主席寫編者按的書，叫《中國農(nóng)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吧，是父親經(jīng)常和大家學習的。起頭，有的人，按供銷社里父親的職務(wù)叫他“邵主任”；有的人，按村里的任職，叫他“邵書記”。表示的是一種恭敬。后來，得知父親是村里一位叫來法的干部的堂丈人，于是大家便跟著他的兒女叫我父親“新外公”了。這個新外公啊，也真像外公一樣為村里人辦事。當時，為提高生產(chǎn)效率，推廣使用雙輪雙鏵犁。父親親自下田操作累得吐血。但實踐中他認定雙輪雙鏵犁并不適合水田使用，如果硬推廣非但提高不了生產(chǎn)效率還會勞民傷財。他不怕被扣上右傾帽子，替群眾向組織上實事求是地反映了問題。</p><p class="ql-block"> 落葉歸根和老驥伏櫪</p><p class="ql-block"> 1959年，父親又重返供銷社當主任。但工作地點變了，先是大橋、再是應(yīng)店街、然后是十二都。1961年，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國家財政困難的第三年，黨中央號召干部職工自動辭職下鄉(xiāng)務(wù)農(nóng)，減輕國家負擔。父親打報告提出了辭職申請?？h委組織部、市商業(yè)局都舍不得這位得力的基層干部，組織部長劉長忠、商業(yè)局長李恩源都找他談話挽留。但父親卻婉言謝絕了。</p><p class="ql-block"> 父親挑著被鋪箱子回了村，自己說是落葉歸根，有人還以為他犯了錯誤被開除了。父親前腳剛進門，后面大隊干部、公社干部便跟了進來，要求父親參與大隊領(lǐng)導工作。</p><p class="ql-block"> 父親回來后，家里門庭若市：不是干部來商討工作，便是群眾來拉家常。泡茶泡得茶葉告急，只好用紅葡葉、野菊花來替代。接下來幾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父親都是大隊或生產(chǎn)隊的主要干部，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父親賣力的工作，也確有成績。我岳父之所以答應(yīng)把女兒嫁給我，就是他說的“文化革命前幾年，倷爹當干部時，整亇十都弄堂董家塢的稻頂好！”</p><p class="ql-block"> 最后歲月和臨終遺囑</p><p class="ql-block"> 岳父的話是對我父親最生動的肯定。文革中，父親吃了苦，家人也受到牽連。我們被抄家好幾次，作為“漏劃地主、走資派、叛徒”三頂大帽子者的子女，我們兄弟姐妹入黨參軍招工婚姻都受到影響。直到兩個反革命集團被粉碎，父親被平了反，我們才揚眉吐氣。我們老二入了黨當了干部、我們小老讀了大學成了工程師，我也由代轉(zhuǎn)公做了人民教師。只不過有些喜事是父親去世后發(fā)生的，父親沒有親享喜樂。</p><p class="ql-block"> 父親是1979年去世的。父親很樂觀，走得不慌不忙。他立下了給兒女三條遺囑：一是兄弟姐妹要團結(jié)；二是對母親一定要孝順：三是要自力更生，不要找集體和國家的麻煩。天地可鑒，鄉(xiāng)鄰可證，我們都做到了。</p><p class="ql-block"> 父親去世時，走得也很體面。他的金蕭支隊戰(zhàn)友，那時還沒有離休的供銷社老干部應(yīng)奎標坐鎮(zhèn)我家，操持喪禮。公社黨委送了花圈，大隊黨支部召開了追悼大會，全大隊黨員干部、群眾代表和親朋好友送他入土為安。</p><p class="ql-block"> 寫就此文，也是給父親獻上一瓣心香。</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