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門坎

笑彌勒

石門坎因此石壁得名。 從貴州威寧驅車來到大山里的石門鄉(xiāng)，盡管只有100多公里，還有很大部分是高速公路，其余路況也很好，仍開了兩個多小時，可見山路還是很崎嶇的。 到了石門小學，車子不能再往前走了。因是周末，學校在開校會，門口停滿接學生的汽車。校區(qū)非常漂亮，遠超我們對深山老林之中小學的想象。 到石門坎我們首先要找的是一座百年前的足球場。但沿著石頭鋪成的山路走了很久，這里沒有路標，沒有說明，終不得要領。 偶遇兩個女孩，其中一個還背著個孩子。問她們是否是當地人，答是，就是這里學校畢業(yè)的。但她們并不知道什么足球場，問道：為什么要找足球場？我一時愣住，一句兩句還真說不清。我正要離開，背孩子的女孩用電話不知向什么人問詢后說我?guī)闳グ?。說實話，山路上上下下走起來挺累的，她們并不順路，帶到后又折返回去，我感謝后想給她們拍個照，但她們害羞得婉拒了，非常純樸。 這就是老足球場，是一片細長的場地，長滿雜草，倒是沒有改種莊稼。遠處有一塊碑，想近前看看，但沒有路，滑下兩個土階，前面還有更高的土階，再往下滑就上不來了，幸而手機長焦不錯，照了一張回來看挺清楚。 至于為什么要找那個老足球場，這涉及到一位神奇的人物——英國傳教士伯格里。1905年，他騎馬翻越崇山峻嶺，來到大花苗（苗族的一個分支）聚集地——石門坎。他靠幫人寫訴狀使當時處于曚昧的苗人認識到知識的力量，從而立住腳，并從頭人那里買了一片土地，開展傳教活動。 為了深入苗人生活，他穿苗服，學苗語（照片中吹笙的就是伯格理）。當時苗族人沒有文字，他甚至組織編了一套苗語，翻譯了苗文版"圣經”和"苗文基礎”等，結束了苗族沒有文字的歷史，這套苗文至今還有人使用。 這是伯格理編制的苗文。 他開辦了醫(yī)院，照片中是為當地民眾接種牛痘。他甚至籌辦了麻瘋病院，這在當地引起極大震動，因為當時對麻瘋病人是驅趕甚至燒死。 他開辦教育，創(chuàng)辦了第一個雙語學校（苗、漢文）和男女同校，這是石門坎光華學校舊址（石門小學前身）。他自編的教材《烏蒙山區(qū)平民識字課本》中,第一課即為:"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因當時苗族人尚無中國的概念。經過一片工地，工人說是維修當年的宿舍樓，上圖是宿舍樓原貌（不知是學員還是教職員宿舍），不管怎樣，100多年前大山溝里有這么一座樓也算奇景了。在伯格里和他繼任者的努下，石門坎地區(qū)的教育得到很大發(fā)展，至1949年，該地區(qū)培養(yǎng)出4000多小學生、幾百名中學生、三十幾名大學生及兩名博士生，萬人大學生比例超全國水平，成為中國西南文化高地。 1928年，石門坎走出的吳性純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獲得美國醫(yī)學博士學位的苗族學生，畢業(yè)后回到石門坎開辦了平民醫(yī)院，被當地民眾稱為神醫(yī)。另一位苗族學生朱煥章于1935年畢業(yè)華西大學畢業(yè)后，蔣介石親邀去政府任職被婉拒，回到石門坎任學校校長直至1955年。走出大山，學成后回哺大山，或是出于信仰，或是出于榜樣的力量，總之伯格理的精神在這些苗族學子們身上得以傳承。 伯格理積極推廣文體活動，他帶領員工花了幾年時間平整出貴州第一個足球場，這里堪稱貴州足球的搖籃，1936年中國參加奧運會的足球隊中就有兩名石門坎的隊員。四川軍閥帶著他的足球隊與石門坎踢了三場，輸了兩場。他當即賞1000大洋，并讓自己隊員把球鞋送給對方，因為石門坎的隊員都是光腳踢球的，還帶走了四名隊員。光華學校每年召開運動會，有附近100多隊參加，上圖是當時運動會盛況，我懷疑是否在足球場開的，因為看起來場地要比現在足球場寬闊一些。現在貴州興起村超，不知石門坎是否還有當年雄風。 伯格理修建了貴州第一個個露天游泳池，分為男女池和深淺池。上圖是當年孩子們游泳的情況，下圖是我所看見的游泳地舊址。 伯格理在回英國探親時帶回一顆樹苗，如今已是枝繁葉茂。 伯格理還建了郵局，照片上的房子是那時的房子，但具體是不是郵局或什么別的，因無說明不得而知。但當時在歐州寄郵件，只要寫"中國石門坎"即可順利到達，可見知名度之高。 1915年，石門坎地區(qū)流行傷寒，伯格理在照料病人的時候，不幸染病，長眠于這片他傾注了無數心血的土地上。上圖是1920年拍攝的伯格理墓，文革中被毀，下圖是照原樣恢復的。 我們想看看伯格理所建的教堂，但石門坎的街道及狹窄，無法停車，再加上我們想象的教堂應是尖頂上有十字架，居然錯過沒有見到。 上圖是教堂舊照，下圖是現照，完全不是哥特式尖頂建筑，因為這是當時信眾一個銅板一個銅板捐助建成的。教堂現在仍在使用，每周日開放，信眾多為中老年苗族人，年輕人很少了。 這張照片顯然是擺拍。1950年后，石門坎地區(qū)被當成帝國主義基地、小臺灣，當地人甚至不能參軍。至1989年，石門坎恢復蠻荒隔絕，是全國最貧困地區(qū)，文盲率80%以上，再沒出過一個大學生。直至胡錦濤、錢運錄任貴州書記，重新重視石門坎，為教育投入巨資，終于重新走上上升途徑。 離開石門坎去昭通的路上，公路兩側水泥護坡塌方，汽車完全不能通過，接送學生的汽車停在這里，孩子們從縫隙中穿過步行回家。而我們則要饒道山路。地質條件如此惡劣，可想100年前伯格理所面臨的困難之大。 我想起倫敦西敏寺外墻上有一個中國殉道者王明志的塑像，他是云南一位牧師，文革中因反對教徒參加三忠于活動而于1973年被錯誤處決。我個人覺得相對王明志，伯格理無論在基督教傳播、對當地民眾文化素養(yǎng)、身心健康、教育程度的貢獻都不是一個擋次的，絕對當得圣人之稱。當然這與建國后我們的宣傳不利有關。 現在這里已被列為省級文保單位，但無論石門小學介紹還是光華學校舊址標牌都設有關于伯格理的知言片語。中華民族應是一個知恩感恩的民族，無論信仰是否相同，為人民做了大量善事的人不應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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