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江西古代的“社學”：從朝廷詔令到贛南小縣的百年興廢</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明代江西人李夢陽在《南昌、新建二縣社學記》中開篇便說： “社學者，社立一學以教民之子，所以養(yǎng)蒙斂才，視化觀治者也?！?這句簡潔的概括，道出了社學的三個核心功能——“養(yǎng)蒙”即啟蒙教育，“斂才”即選拔人才，“視化觀治”即觀察教化成效、衡量地方治理水平。然而，這樣一項寄托著朝廷教化理想的制度，在江西落地生根的過程中，經(jīng)歷了怎樣的曲折？它如何在官員的倡導與推動下迎來高潮，又為何在小小的石城縣走向衰微？本文試以江西社學的整體發(fā)展為背景，以石城社學和南贛巡撫興社學為典型案例，梳理一段被方志簡略記載卻意味深長的教育史。</span></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從詔令到落地：社學在江西的制度沿革</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社學并非明代首創(chuàng)。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朝廷已頒令“凡各縣所屬村莊以五十家為一社”，設學校一所，農(nóng)閑時令子弟入學。但社學真正大規(guī)模普及，還是在明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明太祖朱元璋極為重視基層教化。洪武八年（1375年），朝廷下令各地立社學，延請師儒以教民間子弟。洪武初年的詔令規(guī)定得相當具體：每五十家設社學一所，延請有學行德藝之人充當教師，軍民子弟皆可入學，以十月開學、臘月終止。正統(tǒng)元年（1436年），朝廷進一步令提學官及府縣官對社學進行扶持和監(jiān)督，社學中品學兼優(yōu)者，可免試補為秀才。弘治十七年（1504年），再次明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規(guī)定民間幼童年齡在15歲以下者，應送社學讀書。</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江西的社學在明代有較大發(fā)展，在全國具有獨特地位。明代江西最早的社學記錄出現(xiàn)在洪武三年（1370年），同治《九江府志》載，彭澤縣知縣黃安泰建立社學。此后江西社學在天順年間得到較快發(fā)展，提學僉事李齡大力倡導社學，據(jù)弘治《撫州府志》、嘉靖《九江府志》、萬歷《南安府志》等記載，他在江西創(chuàng)辦的社學有44所。在江西各地興建社學的過程中，還出現(xiàn)了一個獨特的現(xiàn)象：毀淫祠與建社學并舉。成化年間南安府知府張弼、弘治年間永豐知縣王昂等人，都曾“毀淫祠、建社學”，將不合國家祭祀原則的民間祠廟拆除，改建為教化之所。這一做法，既整頓了民間信仰秩序，又解決了社學的用地問題。</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然而，朝廷的良法美意到了地方上，常常變了味。李夢陽在《南昌、新建二縣社學記》中毫不客氣地指出了當時的弊病：社學教師不但不好好教書，反而“月征其課金、雞米酒食”，弄得老百姓覺得送孩子上學簡直是服苦役，于是“潛賄其胥吏而脫其子”——賄賂差役把孩子藏起來不上學。社學因“養(yǎng)蒙”之名而成“役民”之實，李夢陽感嘆： “甚哉社學之于治乖也！” 社學不僅沒有幫助治理，反而與治理背道而馳。</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李夢陽與王陽明：江西社學的兩次高潮</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江西社學迎來了兩次重要的推動浪潮，受益于兩位關鍵人物的努力——李夢陽與王陽明。正是他們的接力推動，使江西的社學在全國范圍內(nèi)具有了獨特的地位。</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李夢陽，明代著名文學家，“前七子”領袖，正德年間任江西提學副使。他不滿于社學的凋敝現(xiàn)狀，決心大力整治。他采取了一個非常務實的策略：先在南昌、新建兩縣辦起16所社學作為典型示范，然后逐步推廣到全省。這16所社學各有名稱，如“民彝”“物理”“崇真”“洪恩”“高士”等，分布在省城內(nèi)外，“布散而相錯”。</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李夢陽的改革措施相當系統(tǒng)。他要求精選社學教師，按照規(guī)定免除他們的徭役，給予尊重，“勿令征課金雞米酒食而苦民之子”。對教師實行有獎有罰——有才者舉而用之，不才者黜之。更關鍵的是，他規(guī)定“自今非社學生，其勿入其縣州、府學”——不是社學出來的學生，不能進縣州府學。這一招生政策上的硬性銜接，大大提升了社學的地位，使民間百姓不得不重視社學教育。李夢陽的努力卓有成效，一直到明萬歷年間，江西士人仍在傳誦他的功績。</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如果說李夢陽的改革側重于“制度建設”，那么王陽明的貢獻則側重于“制度深化”。</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陽明出任南贛巡撫。南贛地區(qū)地連閩、粵、湘、贛四省交界，山谷深阻，社會動蕩，百姓生計困難。王陽明花了短短一年多時間，先后平定了漳南、橫水、桶岡、三浰等地的動亂。但“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軍事上的勝利只是治標之策，真正的長治久安，必須從教化入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王陽明在贛南的治理，以思想道德教化為中心，系統(tǒng)性地建立了“立社學、建書院、聯(lián)講會、舉鄉(xiāng)約”四管齊下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在社學方面，正德十三年（1518年）四月，王陽明在平定動亂后，認為“民風不善，由于教化不明”，隨即頒令要求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他還親自制定了社學教育的綱領性文件，包括《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和《教約》，合稱《社學教條》。</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社學教條》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系統(tǒng)社學教育規(guī)章制度，對全國社學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其核心內(nèi)容包括五個方面：將道德教育擺在首位，以培養(yǎng)“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目標；批判當時死記硬背、體罰學生的教育方式，指出體罰使得學生“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仇寇而不欲見”；強調(diào)教育要符合兒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讓兒童在愉快而非壓抑的環(huán)境中學習；制定詳細的日課表，“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在教學內(nèi)容上主張“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避免學生因負擔過重而產(chǎn)生厭學情緒。</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可以說，李夢陽為江西社學建立了制度框架，王陽明則為社學注入了教育理念和方法論，兩人的接力使江西社學進入了全盛時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南贛巡撫對社學的推動并不止于制度發(fā)布。《王陽明全集》記載，他視察龍南縣社學時，發(fā)現(xiàn)當?shù)厣鐚W場地狹小、設施簡陋，當即下令擴建，并親自題寫匾額。在贛州府城，王陽明設立陽明書院講學，將書院教育與社學教育貫通起來。他還將社學與十家牌法、鄉(xiāng)約制度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從兒童啟蒙到成人教化的完整教化鏈條。</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石城社學：一個縣域的社學興廢錄</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如果說李夢陽和王陽明代表了江西社學“面”上的整體推進，那么石城縣社學的故事，則提供了一個“點”上的微觀樣本。</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石城縣地處贛南萬山之中，有“八分山水一分田”之說，土地瘠薄，物產(chǎn)稀疏。就在這個偏遠的山區(qū)小縣，社學的設置同樣被納入了明代的制度框架之中。</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據(jù)乾隆十年《石城縣志》及順治十七年志的記載，石城縣的社學“一所三間”——僅僅一所，三間房屋。這與其他江西州縣動輒數(shù)所甚至十數(shù)所社學的設置相比，規(guī)模不可謂不小。然而，小歸小，其制度卻是完備的：社學的選址，遵循了明代縣治規(guī)劃的經(jīng)典布局——譙樓之外，左右各設申明亭與旌善亭，申明亭在西，旌善亭在東。申明亭用于里老調(diào)解糾紛、申明教化；旌善亭用于表彰善行義舉、旌表節(jié)孝。社學最初建在譙樓外西側、申明亭之后。社學與這兩座教化性建筑為鄰，絕非偶然——它揭示了一個重要的制度邏輯：在明代的基層治理體系中，社學從來不只是純粹的教育機構，而是一整套教化系統(tǒng)的有機組成部分。宣達政令、彰善懲惡、啟蒙教育三者同在一處空間布局中展開，國家意識形態(tài)正是通過這種空間的排布，一步步滲透到基層社會。</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石城社學在其存續(xù)期間，經(jīng)歷過一次遷移。明天順七年（1463年），典史宋斌在譙樓外西側、申明亭后建造了最初的社學。到成化十四年（1478年），知縣吳文瑞將其遷至東側、旌善亭之后——也就是后來縣總鋪的位置。這次搬遷，或許是為了使社學與旌善亭的功能聯(lián)系更為緊密——“彰善”與“啟蒙”本就是一體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然而，到了清順治十七年修志時，石城社學的命運已經(jīng)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折。方志編纂者用一段沉重的話記錄了社學的結局： “旌善亭后之社學，廢而未復者，蓋已有年矣?！?社學的原址已改建為縣總鋪（急遞鋪）。當年吳文瑞遷建的社學，至清初已廢且未復，修志者的一聲慨嘆，道盡了一個教育設施的百年滄桑。</span></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江西社學的特征：為什么江西獨具特色？</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縱觀江西社學的整體發(fā)展，可以概括出幾個顯著的特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其一，起源早、分布廣。 江西最早的社學記錄出現(xiàn)于洪武三年（1370年），在全國范圍內(nèi)屬于先行者。及至明中期，江西各地普遍設置了社學，形成了一張覆蓋城鄉(xiāng)的基層啟蒙教育網(wǎng)絡。</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其二，官員推動力度大。 從李齡、張弼到李夢陽、王陽明，一批有識之士對社學傾注了巨大心血。他們不是簡單地傳達詔令，而是因地制宜、改革創(chuàng)新，使江西社學走出了不同于其他地區(qū)的獨特路徑。</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其三，與鄉(xiāng)約、牌甲等社會治理措施緊密結合。 王陽明在贛南的實踐最為典型：社學負責兒童啟蒙教育，鄉(xiāng)約規(guī)范成人道德行為，十家牌法維持基層治安，三者形成一個從幼到長、從教育到管理的完整體系。這種將教育嵌入社會治理的整體性思路，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教化”理念的深層邏輯——教育不是為了培養(yǎng)脫離社會的精英，而是為了塑造符合地方治理需要的“新民”。</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其四，與陽明心學的傳播深度交織。 王陽明在贛南興辦社學，不僅是行政命令的執(zhí)行，更是其心學理念的實踐?！爸铝贾迸c“破心中賊”的理念，通過社學教育輸送到南贛的每個角落。此后，江右王門的學者在江西各地組織講會、興辦書院，將心學進一步推向民間。在吉安，社學、書院和講會共同構成了“幼齒啟蒙、高等教育與學術交流三位一體的教育系統(tǒng)”。社學在這里扮演的已不僅是知識傳授的角色，更成為心學“化鄉(xiāng)”精神——即陽明學者以萬物一體的濟世理想和責任為動力，通過講學和教化影響地方社會——的基層通道。</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其五，民間化和社會化的程度較高。 在江西許多地方，社學的經(jīng)費主要來源于學田租息和鄉(xiāng)紳捐助，而非朝廷撥款。教師多由本地生員充任，他們既是知識的傳播者，也是地方文化秩序的維護者。這種官倡紳助的辦學模式，使社學具有了較強的生命力和社會根基。</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社學的衰微與歷史啟示</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石城社學“廢而未復”并非孤例。入清以后，江西社學普遍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義學的興起。</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究其原因，首先是制度變遷。明中葉以后，官學的教學功能逐漸衰減，書院與講會承擔了越來越多的教育職能，社學的地位被逐漸邊緣化。其次，社學自身的積弊難以根除——教師素質(zhì)參差不齊、經(jīng)費保障時有時無、官方的監(jiān)督檢查難以持續(xù)。王陽明所批評的“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的狀況，在社學式微時期尤為普遍。再則，清代的基層教育需求發(fā)生了變化，官方更加重視能夠靈活應對地方需求的義學——這類學校既可以是官辦，也可以是民辦，在經(jīng)費籌措和辦學模式上比社學更加多元。正如王圻在《續(xù)文獻通考》中所言：“明興，義學遍于天下，或官建，或民辦，以教貧不能學者，與社學相輔而行”。社學被義學取代，本質(zhì)上是從“制度強制”向“功能替代”的轉變。</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然而，社學的興衰并非一個簡單的“失敗”故事。它的歷史價值，恰恰在于它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教化”理念的制度化實踐——將教育嵌入基層治理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使“養(yǎng)蒙斂才”與“視化觀治”同構。從朱元璋的詔令，到李齡的倡議，到李夢陽的改革，再到王陽明的深化——這項制度在實踐中不斷調(diào)適、日益完善，雖然最終未能持久，但它所承載的“蒙以養(yǎng)正”的教育理想，以及“化民成俗”的治理理念，已經(jīng)深深嵌入了江西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之中。</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明代江西人對社學的寄托，可以從李夢陽的一段話中讀出來：社學的學生中若能產(chǎn)生一鄉(xiāng)的善士，進而為一國的善士、天下的善士，那么“社學之設”，也就不虛了。贛南萬山之中的小縣城，也正是在社學“養(yǎng)蒙斂才”的推動下，走出了北宋溫革以家資購書建樓、開義館以來遠近愿學之士的宋代義塾先聲，經(jīng)歷了明代從宋斌到吳文瑞兩代官員接力建社學的曲折歷程，到清代又見證了王士倧倡率士紳共建的義學——一個偏僻之地數(shù)百年弦歌不輟、文脈不絕，這恐怕是對“養(yǎng)蒙斂才”最好的歷史回響。</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