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前兩天有游客問我：毛主席從1935年10月經(jīng)過保安縣（今志丹縣），到了延安市，為什么又在1936年定都保安縣，他是返回去的嗎？為什么？這中間發(fā)生了什么？ </p><p class="ql-block"> 就這個問題我最近一直縈繞腦際，查了很多網(wǎng)絡信息，發(fā)現(xiàn)很少有這方面記錄，即使有也是語焉不詳，我又查尋了保安黨史檔案、延安黨史檔案等資料，現(xiàn)還原如下（或者您還有不一樣的觀點請寫在評論區(qū)共同探討）：</p><p class="ql-block">??1936年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當時，蔣介石打著他那盤“一石二鳥”的全局算盤：一方面嚴令中央軍步步緊逼，另一方面驅趕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充當“剿共”急先鋒。他的如意算盤是，既想消滅紅軍，又想借機削弱甚至吞并這些“雜牌軍”，從而將西北的軍政大權牢牢攥在自己手里。</p><p class="ql-block"> 面對這種嚴峻的局勢，毛主席展現(xiàn)出了極具遠見卓識的指揮思想。他敏銳地洞察到，中日民族矛盾已經(jīng)上升為主要矛盾，紅軍絕不能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 </p><p class="ql-block"> 因此，他果斷制定了“避實擊虛、統(tǒng)戰(zhàn)優(yōu)先”的戰(zhàn)略方針：在軍事上，紅軍主力主動進行西征，跳出敵人的包圍圈；在政治上，全力爭取東北軍和西北軍，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正是基于這種高超的戰(zhàn)略博弈，才有了后來黨中央從瓦窯堡到保安，再到延安的這三次關鍵遷徙：</p><p class="ql-block"> <b>一、主動的退讓與驚險的突圍（從瓦窯堡到保安）</b></p><p class="ql-block"> 1936年夏天，黨中央駐扎的瓦窯堡成了蔣介石“算盤”下的風暴眼。蔣介石嚴令張學良進攻瓦窯堡，這讓本就與紅軍秘密達成停戰(zhàn)默契的張學良陷入了兩難：不打是違抗軍令，真打又會傷了與紅軍的統(tǒng)戰(zhàn)和氣。</p><p class="ql-block"> 毛主席和黨中央敏銳地察覺到了友軍的尷尬處境。為了顧全抗日大局，也為了給張學良一個向蔣介石交差的臺階（讓他“收復”一座空城），黨中央做出了極具政治智慧的決策——主動讓出瓦窯堡。</p><p class="ql-block"> 然而，撤退的過程卻異常驚險。1936年6月21日，就在中央機關準備有序撤離時，一支國民黨地方武裝（高雙成部騎兵營）突然偷襲了瓦窯堡。在炮火與夜色中，中央機關緊急突圍西撤。</p><p class="ql-block"> 早在6月中旬，張學良通過秘密渠道給紅軍透了底后，黨中央就派楊尚昆帶先遣隊提前來到了保安縣（為了紀念剛犧牲的劉志丹將軍，保安縣于當月剛改名）。楊尚昆對縣長劉景范交底：“黨中央和毛主席要來這里駐扎，把這里定為首都。為了安全，先別向群眾宣傳。”</p><p class="ql-block"> 中央決定定都保安的消息傳開后，雖然沒大張旗鼓宣傳，但全縣老百姓卻自發(fā)地行動起來，上演了一幕感人至深的“民心筑城”。</p><p class="ql-block"> 為了迎接中央機關，僅僅兩天之內，這個貧瘠的小縣城傾其所有：籌集了50多萬斤糧食、200多頭肥豬、1000多只羊、5000多斤雞蛋和5萬多斤羊毛！當時的縣委、縣蘇維埃政府更是直接把自己的辦公窯洞騰了出來，搬到了偏遠的夕陽溝。炮樓山下的30多孔石窯洞被打掃得干干凈凈，全部留給中央領導居住和辦公。</p><p class="ql-block"> 1936年7月3日，博古、王稼祥率領中央各機關浩浩蕩蕩地開進了保安縣城。原本空寂荒涼的小城，瞬間被騾馬馱隊、紅軍戰(zhàn)士和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填滿，龍王廟、財神廟里都住滿了人，一下子熱鬧了起來。</p><p class="ql-block"> 7月9日，時機成熟，黨中央在《紅色中華》報上正式發(fā)文，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公開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定都志丹（保安）縣城。黨中央之所以選擇這個偏僻小縣城，是因為它位置適中，方便指揮陜北游擊戰(zhàn)爭；同時更接近東北軍和西北軍的防區(qū)，便利于爭取他們成為抗日友軍；更是為了向外界表明，紅軍退出瓦窯堡，是為了依靠這個蘇區(qū)中心，造成西北抗日的大局面。這次“搬家”，完美踐行了毛主席“團結友軍、保存實力”的戰(zhàn)略思想。</p><p class="ql-block"> <b>二、窯洞里的驚天逆轉（在保安的半年）</b></p><p class="ql-block"> 1936年7月到1937年1月，保安這個偏僻小縣城，意外成為了中國命運的“指揮中樞”。這期間最驚心動魄的幕后故事，莫過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p><p class="ql-block"> 當時，蔣介石被扣押，南京政府內部有人主張武力討伐，內戰(zhàn)一觸即發(fā)。在保安簡陋的窯洞里，毛主席和黨中央徹夜不眠，他們面臨著一個重大抉擇：是殺蔣報仇，還是放蔣抗日？最終，黨中央確立了“和平解決”的方針，并派周恩來飛赴西安調停。</p><p class="ql-block"> 正是保安窯洞里的那幾盞油燈，照亮了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道路。與此同時，為了向世界揭開“紅色中國”的面紗，毛主席在保安接受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專訪，講述了長征的艱辛和抗日的主張，轟動全球的《西行漫記》正是誕生于此。</p><p class="ql-block"> <b>三、走出深山，迎接大時代（從保安到延安）</b></p><p class="ql-block"> 1937年1月，隨著全面抗戰(zhàn)即將爆發(fā)，黨中央決定從保安遷往延安。這次搬遷背后，有一個非常現(xiàn)實且緊迫的故事——交通。</p><p class="ql-block"> 西安事變發(fā)生后，周恩來原本計劃從保安乘飛機去西安談判。但當飛機飛臨保安上空時，飛行員傻眼了：保安只是一個小縣城，連個像樣的機場都沒有，飛機根本無法降落！周恩來只能先騎馬趕到延安，再從延安機場飛赴西安。</p><p class="ql-block"> 這件事讓毛主席和黨中央深刻意識到：隨著紅軍即將改編為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黨中央需要一個交通更便利、物資更豐富、信息更通暢的大城市來指揮全國的抗戰(zhàn)。</p><p class="ql-block"> 延安地處陜北腹地，扼守交通咽喉，是當之無愧的“陜北咽喉”。于是，1937年1月13日，中央機關浩浩蕩蕩進駐延安。</p><p class="ql-block"> 從瓦窯堡的主動退讓，到保安的運籌帷幄，再到延安的走向全國，這一路遷徙的脈絡，正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毛主席的指揮下，從艱難求生走向全國抗戰(zhàn)舞臺中央的生動寫照。</p><p class="ql-block"> 進駐保安后的具體工作：</p><p class="ql-block"> 中央機關進駐保安后，原本空寂荒涼的小縣城立刻變成了一個高效運轉的“紅色心臟”。為了在貧瘠的黃土高原上站穩(wěn)腳跟，并指揮全國的抗日大局，毛主席和黨中央在這里迅速開展了一系列具體而務實的工作：</p><p class="ql-block"><b> 安家落戶，自力更生</b></p><p class="ql-block"> 中央機關進駐后，全體領導干部、工作人員、警衛(wèi)戰(zhàn)士以及紅軍大學的師生們沒有搞特殊化，而是全體總動員。</p><p class="ql-block"> 大家一齊動手打掃整修各自的住處，清除路上的雜草和礫石。炮樓山下、小石山下、寨子山下，只要有窯洞、有窨子的地方，甚至城里的龍王廟、文闖廟、老爺廟、財神廟，都住進了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和紅軍戰(zhàn)士，讓這個荒廢的縣城瞬間充滿了生機。</p><p class="ql-block"> <b>設立銀行，保障供給</b></p><p class="ql-block"> 為了保障機關和群眾的生活需求，打破國民黨的經(jīng)濟封鎖，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在進駐當天（7月3日）就以博古（秦邦憲）的名義發(fā)出布告，責成蘇維埃國家銀行西北分行設立營業(yè)部。</p><p class="ql-block"> 7月5日，營業(yè)部在一家木石結構的商鋪里正式開張，專門批發(fā)食鹽、布匹等緊缺貨物，供給各個合作社，穩(wěn)定了當?shù)氐奈镔Y供應。</p><p class="ql-block"> <b>興辦教育，培養(yǎng)精英</b></p><p class="ql-block"> 黨中央將教育視為革命的重中之重。在保安期間，不僅開辦了大名鼎鼎的“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抗大前身），毛澤東親自兼任政委，還在大楊樹下為學員授課；</p><p class="ql-block"> 同時，中央黨校也在6月份遷入保安辦學。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成仿吾等教育家?guī)ьI學員們在露天空地席地而坐，甚至用樹枝在地上劃寫教學，為即將到來的全面抗戰(zhàn)培養(yǎng)了大批中高級軍政指揮人才。</p><p class="ql-block"> <b>完善機構，局部執(zhí)政</b></p><p class="ql-block"> 進駐保安后，黨中央迅速恢復和完善了各項行政職能。中央軍委、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以及宣傳部、財政部、衛(wèi)生部、糧食部、土地部、教育部、外交部、內務部、司法部、國家銀行、政治保衛(wèi)局、工農(nóng)檢查司、印鈔所、中央醫(yī)院、抗日劇社等一大批黨政軍機構全部在此辦公。</p><p class="ql-block"> 此外，還設立了魯迅圖書館，并召開了中國文藝協(xié)會成立大會，展現(xiàn)了共產(chǎn)黨人在艱苦環(huán)境下治理國家、發(fā)展文化的初步能力。</p><p class="ql-block"> <b>嚴密保衛(wèi)，構筑防線</b></p><p class="ql-block"> 面對復雜的敵情，保衛(wèi)紅色政權的安全成為中心任務。中央不僅在駐地周圍布置了嚴密的五重警戒（包括群眾步哨、流動偵察、隱藏檢查等），還成立了西北政治保衛(wèi)局，統(tǒng)籌保衛(wèi)黨和蘇維埃領導的安全，確保在統(tǒng)戰(zhàn)區(qū)域和蘇區(qū)都能有效防范敵探破壞，為中央機關的指揮工作提供了堅實的安全屏障。</p><p class="ql-block"> 正是這些具體而微的日常工作，讓保安這個陜北小縣城在短短半年多時間里，真正成為了一個功能完備、指揮若定的“赤色首都”。</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定都保安后的歷史大事記：</b></p><p class="ql-block">1936年：</p><p class="ql-block">7月3日：中共中央機關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正式進駐保安縣城，開始在此辦公與指揮。</p><p class="ql-block">7月9日：黨中央在《紅色中華》報上發(fā)表社論，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公開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定都志丹（保安）。</p><p class="ql-block">7月22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對地主和富農(nóng)的土地政策進行了重要調整，使蘇維埃的土地政策更具廣泛的人民性質。</p><p class="ql-block">7月27日：中共中央批準成立中央西北局，進一步統(tǒng)一和加強了對西北革命力量的領導。</p><p class="ql-block">8月25日：中共中央發(fā)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吁集中國力一致對外，明確提出國共進行談判，以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p><p class="ql-block">9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向全黨發(fā)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標志著黨的對蔣策略從“反蔣抗日”向“逼蔣抗日”轉變。</p><p class="ql-block">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決定將“人民共和國”的口號改為“民主共和國”，以利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p><p class="ql-block">11月22日：中國文藝協(xié)會在保安成立，毛澤東在成立大會上發(fā)表講話，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nóng)大眾和民族革命戰(zhàn)爭服務的思想，標志著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萌芽。</p><p class="ql-block">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fā)。</p><p class="ql-block">12月13日-24日：中共中央在保安緊急召開政治局會議，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并派出周恩來等代表赴西安調停。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努力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p><p class="ql-block">1937年</p><p class="ql-block">1月8日：中共中央發(fā)表《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zhàn)通電》，敦促蔣介石實行諾言，下令停止進攻西安。</p><p class="ql-block">1月10日：中共中央機關離開保安，向延安轉移。</p><p class="ql-block">1月13日：中共中央機關正式進駐延安城，開啟了延安時期的中國革命新篇章。</p><p class="ql-block">關注“尋真札記”，帶你看不一樣的歷史！如有轉載請注明出處！</p> <p class="ql-block">原創(chuàng) 婉玉 婉玉 尋真手札 </p><p class="ql-block">2026年5月27日</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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