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一、余嘗讀《史記·五帝本紀(jì)》，至堯舜禪讓之事，未嘗不掩卷而嘆。太史公所述，儼然有圣人出而天下治之氣象。“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此等文字，非徒記史，直是繪圣。然余每思之：唐堯其人，果信史邪？抑后世托古改制之虛影邪？</p><p class="ql-block">此非余一人之疑。自宋以來，學(xué)者于古史傳說多有疑辭。至近世疑古派興，竟至于連堯舜禹之人物而并疑之。疑古諸君固有其識見與勇氣，然余嘗謂：疑古之過，乃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今吾輩生于今日，幸運何如？地下之遺物，層出不窮；考古之發(fā)現(xiàn)，日新月異。殷墟之卜辭已證商史之信實，而陶寺之巨城又為堯舜時代投下璀璨之光。所謂“二重證據(jù)法”者，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此治古史之大道也，豈可偏廢其一端耶？</p><p class="ql-block">故余欲以此為綱，探唐堯起源之跡——非徒陳說古書舊聞，亦當(dāng)參以近歲考古所得，以觀其虛實。倘能于傳說與實物之間，稍辨脈絡(luò)，庶幾不負(fù)生于此考古昌明之世也。</p><p class="ql-block">二、唐堯之號，見于經(jīng)史者非一。按《帝系》稱堯為黃帝曾孫帝嚳之子，《世本》稱“陶唐氏”，司馬遷沿之，遂有“唐堯”“陶唐”之稱。《尚書·堯典》備載其功業(yè)——親九族以睦宗親，協(xié)和萬邦以安天下，命羲和以定歷法，咨四岳以決大政。孔子贊之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此語，可謂推崇至矣。后世儒家立道統(tǒng)，遂以堯為首，千百年來，天下讀書人誰不知此巍巍之名？</p><p class="ql-block">然我輩細(xì)究之，堯之名號與地望，諸書所載，已不免齟齬?；矢χk《帝王世紀(jì)》謂“堯都平陽，于《詩》為唐國”，平陽即今山西臨汾，歷來說者多云然。《括地志》亦云“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然而，平陽果為堯之所始居耶？《帝王世紀(jì)》又有一說云：“帝堯始封于唐，又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睍x陽即今太原。一堯之居，而臨汾與太原兩說并傳，此豈非可疑者耶？</p><p class="ql-block">至于更早之事，堯之先世，又何所從來？諸書所載，或謂堯乃帝嚳之子，世系分明；然詳考之，所謂帝嚳者，亦不免傳說之嫌。其實，堯所屬之部落，號陶唐氏，原居河北中南部，至堯時才遷至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渡袝の遄又琛匪^“唯彼陶唐，有此冀方”，猶可為證。冀方者，《禹貢》之冀州，蓋堯舜禹三都皆在境內(nèi)，固非無由也。</p><p class="ql-block">然紙上之文，終歸有限。欲窮其源，非求諸地下不可。</p><p class="ql-block">三、考古之學(xué)，二十年中進(jìn)步最速。而于堯都之探索，尤有一處遺址不可不提——山西襄汾陶寺。</p><p class="ql-block">此事蓋有淵源。民國十五年，中國考古學(xué)之父李濟(jì)在晉南組織考古發(fā)掘，曾感慨曰：“臨汾縣，這是一個勾起人們歷史遐想的城市——帝堯的古都！中國的讀書人又有誰不熟悉這位偉大君王的種種高尚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過一個雛形的城市沒有？”李濟(jì)之問，埋下了近百年探索之伏筆。</p><p class="ql-block">及至陶寺遺址發(fā)掘，始有答案可尋?？脊殴ぷ髡吲卸ǎ账挛幕闹黧w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之間，與古籍所載堯舜之時代大致吻合。更重要的是，其地望正在臨汾盆地塔兒山周圍的汾澮平原——此處正是古史所謂“唐堯”統(tǒng)治之“唐國”屬地，其“帝都”之墟，當(dāng)為此遺址。時間與空間，兩相契合，此豈偶然哉？</p><p class="ql-block">再者，陶寺古城之規(guī)模，令人驚嘆。城墻以內(nèi)面積達(dá)二百八十萬平方米，四倍于北京故宮，遠(yuǎn)大于同時代中原地區(qū)任何城址。外城與宮城并列，實為中國最早之“宮城—外郭城”雙城制都城。尤可注意者，城門設(shè)有高等級之闕樓，形制一如后世皇宮。古人言“闕”為天子之制，觀此可知：此處所居者，必是那一時代地位最崇之“王”。</p><p class="ql-block">又有觀象臺之遺存與圭表之測影遺跡出土，與《尚書·堯典》所述堯“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若合符契。大墓中鼉鼓、特磬等禮樂器成組出土，標(biāo)識墓主至高無上的王者地位。還有扁壺上朱書文字——中國最早的毛筆文字之一——仿佛堯舜之世先民留下的無言自白。陶寺都城遺址出土文物五千五百余件，其文明要素之齊備，足見堯舜之世已非粗樸的部落聯(lián)盟，而是一個具備了早期國家形態(tài)的文明社會。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嘗言：“經(jīng)過對陶寺遺址四十多年的考古發(fā)掘與研究，我們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考古—文獻(xiàn)—人類學(xué)’證據(jù)鏈，指向陶寺都城遺址為堯舜之都?！贝朔翘撗裕喾沁^譽。</p><p class="ql-block">然余竊思之，由地下實物以證紙上遺文，此吾輩幸事。然僅以此論堯都之所在，猶未足以盡唐堯起源之全貌也。蓋堯之為堯，非徒居一城而可盡，其精神氣象、制度創(chuàng)制，更須稽之典籍、揆之事理，方能窺其大略。</p><p class="ql-block">四、《史記》敘堯之事跡，莫大于禪讓。堯年老，問四岳：“誰能嗣我？”四岳舉舜。堯遂以二女妻舜，觀其內(nèi)政；使舜慎和五典，觀其外治。舜皆能之。于是堯命舜攝行天子之政，崩后天下歸舜，此所謂“天下為公”之典范也。</p><p class="ql-block">然禪讓之制，果如儒家所言，合乎大道而行邪？《竹書紀(jì)年》別為一說，謂“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此說雖不見于正經(jīng)，然亦非絕無道理。蓋上古之時，邦國紛爭，強(qiáng)凌弱，眾暴寡，權(quán)力之傳遞，未必盡如圣人垂拱而治之理想。孟子嘗云：“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贝耸橇x理上之當(dāng)為，而非事實上之必然。余謂：禪讓與爭權(quán)，未必截然對立。舜之以賢受命，或有權(quán)力博弈于其間，二者并行，未可知也。理想派之圣王傳說與權(quán)力斗爭之史實，或互為表里，經(jīng)后世儒者剪裁，終成“禪讓”之美談。此理雖幽微，然細(xì)審之，亦非不可通。</p><p class="ql-block">王國維于《屈子文學(xué)之精神》嘗云：“我國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稱道堯、舜、禹、湯、文、武。”此言精辟。蓋后之儒者，將堯舜道統(tǒng)化，以“尊王”之框架將其神化。然考諸上古實際，堯之所處，乃黃河中下游風(fēng)起云涌之英雄時代，其功在戡天災(zāi)、合萬邦、定禮樂、立綱紀(jì)。孔子稱其“煥乎其有文章”，此“文章”者，非獨辭令之美，實指制度文明之濫觴也。</p><p class="ql-block">五、余嘗于月明之夜，獨坐書齋，掩卷長思：堯之精神，何以超越三四千載，猶令吾輩仰望而不已？蓋其所以為“圣王”者，不在權(quán)位之高，而在自省之深、察人之明、法天之敬、容物之厚。唐堯之“則天”，非謂神話之威力，而在天文歷算之實學(xué)與政治德性之自覺。正如《論語》所言：“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贝艘徽Z，意味深長——堯之所以為堯，正在于他能法天而行，不以私智妄作。</p><p class="ql-block">今陶寺之觀象臺已得實證，圭表測影之遺跡猶存，可知《堯典》“欽若昊天”之語，非虛言也。堯之時代，先民已能觀測天象、制定歷法，以農(nóng)耕為本，以天文為綱。此非后世托古者所能憑空杜撰，實為中華文明理性精神之源。</p><p class="ql-block">然則，唐堯之起源何在？吾人今日，既不可執(zhí)著于某一狹域，亦不可拘泥于純?nèi)恢脊呕蛭墨I(xiàn)。河北唐縣存其傳說之根苗，山西臨汾陶寺保其都城之形跡，河南伊川傳其姓系之余韻。三地并源，各有所據(jù)。此乃中華上古文明之常態(tài)——多元并起，漸趨一統(tǒng)。堯的文化身影，絕非一時一地所能囿限。</p><p class="ql-block">六、余為是說，非敢云已盡唐堯之實，亦不敢云已得古史之真。然自甲骨文出，商史成信史；自陶寺顯，堯舜之世亦非空言。數(shù)十年的考古成果已初步表明，“堯”的存在是有跡可證的，傳說中的上古都邑經(jīng)過調(diào)查發(fā)掘，已有多次證明不是空穴來風(fēng)。王國維所謂“二重證據(jù)法”者，正此之謂也——地下之發(fā)現(xiàn)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則疑云可散，真諦可窺。</p><p class="ql-block">或有問余曰：“堯之德高潔若此，與后世暴虐之君相去何遠(yuǎn)，豈真實之人所能及耶？”余答曰：凡古圣之記載，必經(jīng)后世理想化之洗煉。堯未必事事如圣，而圣之名因史而聚光。吾輩之責(zé)，不在膜拜一完美之偶像，而在拂去重重傳說之塵埃，細(xì)觀他何以能在數(shù)千年前開創(chuàng)一種文明之格局。其仁政、禪讓、法天、任賢，皆非憑空虛構(gòu)，而是早期國家治理智慧的結(jié)晶與升華。</p><p class="ql-block">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庇嚯m才疏學(xué)淺，然探索古史真跡之志，未嘗稍懈。今草此篇，既以表敬慕古哲之情，亦欲喚醒吾人面對大歷史時，既不要輕信口耳相傳之虛辭，亦不可錯失考古學(xué)術(shù)所證之確據(jù)。以文獻(xiàn)為舟，以考古為楫，以理性為帆，則可溯古而上，與陶唐對望矣。</p><p class="ql-block">堯乎堯乎，其神雖遠(yuǎn)，其氣猶存。今日中華文明之根脈，溯其源，實自陶唐始。此余之所深信，亦吾輩學(xué)術(shù)追尋之歸宿也。</p><p class="ql-block">（文成于乙巳年仲秋，鄂邑紫韻坊主之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