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 style="color: inherit;">受斯諾影響首批奔赴延安的大學生</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紀念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90周年</b></div></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胡立東</b></h3><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font-size: 17px;"><b><br></b></span></div><b><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2026年6月10日</b></div></b> 1936年7月8日至10月19日，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歷時102天。中央交際處長兼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接待并全程陪同了斯諾的訪問。 據(jù)當時斯諾在燕京大學新聞系任教時的系主任梁士純回憶：“斯諾回到北平時，他和佩吉〔即海倫〕當晚呆在我們家里，我們談話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三四點鐘。<br>他所講的事多么吸引人，他所傳達的信息多么鼓舞人??！很快在燕京校園和北平城里都安排了一系列集會，請斯諾講他的迷人的故事，這故事是基于他第一手的材料和觀察。接著西安事變發(fā)生了。斯諾關(guān)于革命的大西北的直接報道成了頭條新聞，真是天賜的良機??！“—關(guān)于埃德加·斯諾的回憶 梁士純—《斯諾在中國》三聯(lián)書店1982年3月第1版<div><br>之后，斯諾開始在各報刊上發(fā)表有關(guān)采訪的報道，并在燕京大學校園內(nèi)，舉辦采訪的報告，向大學生們展示照片和影像資料等，介紹陜甘寧紅軍的情況。激起了大學生們對陜甘寧紅軍濃厚的興趣。有的學生果斷地直接付諸行動，奔赴延安。<br></div> 圖 趙榮聲畫像。立東作于2026年6月10日。收入《畫說那時紅星閃耀畫集》。編入《畫說中國14年抗日戰(zhàn)爭編年史》第20稿。 圖 趙榮聲畫像照片。 趙榮聲就是受斯諾影響的燕京大學第一個赴延安訪問團十位大學生之一。 趙榮聲畫像文字<br><br>趙榮聲，1936年入黨，具傳奇色彩的地下黨員。斯諾的朋友，燕京大學學生，1937年春聽斯諾采訪陜甘寧紅軍報告，觀其影像資料，深為感動。斯諾：“…你們要知道更多的東西，最好是親自到那里去看看。”趙獲斯諾指點赴陜北路徑，即與張非垢、柯華、歐陽方、陳龍、王向立、朱邵天、李植清、鄭懷芝、靳明共十位同學，突破封鎖，成第一批到延安的大學生。<br>4月上旬離京經(jīng)西安、三原、云陽鎮(zhèn)到延安，中央交際處長胡金魁接待了他們。次日從黃昏到半夜，毛澤東為其講解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周恩來、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先后接見；陳賡、成仿吾、丁玲等也看望了他們。歐陽方留延安，余返繼續(xù)學生運動。向同學展示延安油印刊物等，第二個燕大學生赴延安團又組織起來。<br>《步著斯諾的后塵到延安去》，趙記述斯諾報告陜北之行生動情景，詼諧自稱“帝國主義”，引哄堂大笑。典故可見《紅星照耀中國》英文首版247頁，“（胡金魁）坦率地把我看作是帝國主義者，并持公開懷疑態(tài)度查看我的整個旅行。”講演、著書皆念念不忘，頗具意味。<br>《活躍的膚施》，記述赴延安經(jīng)過，署名任天馬。出版商張靜廬不懼風險助印兩版。<br>七·七事變，受派遣任衛(wèi)立煌機要秘書，促進國共合作抗日。<br>后任《工人日報》社文藝部主任。采訪吳運鐸，匯編成《把一切獻給黨》。著有《回憶衛(wèi)立煌先生》。<br><br>立東 <br>2026年6月9日畫照以記<br> 趙榮聲回憶：<br>【斯諾帶來他自己放大成明信片那么大小的照片約二百張，幾本《紅星照耀中國》的英文打字原稿，大家逐一細看，不忍釋手。真是榮幸，我們在不知不覺當中成了這本轟動世界的名著的第一批讀者。斯諾又在他當時的夫人，漂亮的尼姆·威爾士的幫助之下放映他自己所拍攝的小電影，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段毛主席檢閱紅軍的實況。在黑暗的舊中國，河山破碎，華北垂亡，國民黨只把原先故宮中的古董寶物，一車一車的南遷，準備把億萬人民拋棄，讓大家當亡國奴。這一切只能令人憂愁，痛苦，憤怒。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只有中國共產(chǎn)黨“代表了中國和大眾的希望”，當時我雖然已經(jīng)入了黨，但是對于紅軍和根據(jù)地的情況知道得卻很少，當我們從銀幕上看到陜北的土地上出現(xiàn)了一片生氣勃勃的新氣象，看到兵強馬壯的紅軍軍容，看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和另外許多革命領(lǐng)袖神采奕奕、身體健康的光輝形象時，二十個人禁不住熱烈鼓掌，有的流著熱情的眼淚，我覺得自己的心激動得快要從胸膛中跳出來了。<br>斯諾一面搖著放映機，一面作口頭解說?；旧险f的是英語，中間也夾雜著一些生動活潑的漢語。影片放映至最后，出現(xiàn)了周恩來副主席和一個滿臉胡須的人握手的場面。斯諾幽默地用漢語介紹說：“你們知道這個大胡子是誰嗎？是個‘帝國主義’。”乍一聽來，這話有點令人莫名其妙，可是大家定睛細看這個“大胡子” 以后，立刻爆發(fā)出哄堂大笑，接著又是一陣鼓掌，發(fā)現(xiàn)這個大胡子就是斯諾他自己。原來影片最后這幾個鏡頭是斯諾請別人代他拍攝的（立東注：馬海德拍攝），多日沒有刮胡子，足見斯諾在陜北時工作的繁忙。<br>演完了電影，斯諾扼要地介紹了他和毛主席的談話要點，介紹了他在紅軍中生活了三個月的見聞和他所聽到的紅軍爬雪山、過草地的長征故事。斯諾又講了許多“紅小鬼”的事情，小小的兒童，身經(jīng)兩萬多里的行軍和戰(zhàn)斗，真神奇得象“鬼”。大家一面聽著， 面翻出許多生動的紅小鬼的照片，贊嘆為“奇跡！” “奇跡！”<br>斯諾最后顯示出一項寶物，就是中文抄寫的毛主席的七律詩《長征》，“紅軍不怕遠征難“ 。我一念馬上感到味道與眾不同。我自己原來是個愛好中國古代詩歌的人，平日欣賞李白的感情奔放和李商隱的格律工整，一讀《長征》詩，頓覺“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只有《長征》詩是時代的最強音。我忙掏出本子把這首詩抄錄下來，當作一件珍寶。龔澎則借去《紅星照耀中國》的原稿，后來她翻譯了幾章，在燕大的“民先” *當中傳閱，我又看了一遍。<br>斯諾講話完畢，最后又說了一句：“我對他們的了解還是很有限，如果你們要知道更多的東西，最好是親自到那里去看看?！彼怪Z這句話觸動了我，我想一個外國記者都能冒著生命的危險前往象神話一樣的陜北蘇維埃地區(qū)，我為什么不能步著他的后塵踏上這一片光明的土地？我必須去。我單獨找斯諾談了一回，詢問這條路怎么走，阻礙在什么地方，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項，斯諾作了詳細的回答。<br>我找了幾個同學商談，沒想到他們也被斯諾的介紹所感動，心中正在打去陜北的主意。另外還有幾個沒聽斯諾介紹的人聞知此事，也愿意同去，于是我們便組成了一個十人的小隊，以利用春假到西安旅行為名，離開北平，按著斯諾在一張草圖上所畫出的路線前進。我們小隊十個人為張非垢、柯華、歐陽方、陳龍、王向立、朱邵天、李植清、鄭懷芝、靳明和我。<br>……我們在四月上旬由北平動身，到西安后停留了兩天。第三關(guān)我們雇了幾輛鐵皮木輪的騾馬車，奔向西安以北九十里的三原縣。國民黨反動派最主要的崗哨設(shè)在咸陽渭河橋頭，這里沒有公路橋，一切車輛行人到此都下來乘木船擺渡，我們這一群穿著皮甲克、花旗袍、背著五、六架照相機的資產(chǎn)階級大學生，打著“燕京大學西北旅行團”的旗幟，長著狗眼睛的國民黨特務(wù)和小軍官只是滴溜溜的轉(zhuǎn)了轉(zhuǎn)他們的眼珠，連問也不來問一聲。<br>到了三原的次日，在其西邊十里的云陽鎮(zhèn)上找到了紅軍辦事處，我們高興地見到了親人。辦事處的同志們說正好有四輛運送大米的卡車要開往延安，每輛車上都有拿槍的紅軍保護，讓我們搭乘這種卡車。我們幸運地得到這種當時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并且又有紅軍保護，就順利安全地到達革命圣地延安了。<br>斯諾到陜北時，黨中央還駐在保安，即今天的志丹縣。西安事變以后，亦即我們到達的三個多月前，才進駐延安。<br>第二天我們就被帶進毛主席的窯洞，光榮幸福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由黃昏談到夜晚。這時全國最關(guān)心的是抗日戰(zhàn)爭的問題，能夠打得起來嗎？能夠取得勝利嗎？這個戰(zhàn)爭是怎么一個打法呢？我們十個人各有一些問題和疑慮，聽了毛主席一談，茅塞頓開，看到了勝利的前途，真是歡欣鼓舞。我們又提出第二個問題即許多有關(guān)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問題，這么腐敗的國民黨怎么能聯(lián)合呢？“這些問題主席當晚沒有談完，讓我們參加了數(shù)日后召開的一次延安積極分子大會，在這個會上毛主席作了關(guān)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的報告。<br>周副主席、朱總司令、董老、林老等領(lǐng)導同志都接見了我們，各以半天的時間給我們上了一課。黨中央書記處博古同志把我們中間幾個黨員找去開了一次座談會。<br>延安這時正在開西北青年救國大會，我們十個北平學生被當作特邀代表，列席會議。晚間，中央局安排了宴會和晚會?！拔髑嗑取?的代表們真是活潑極了，一開始就歌聲不斷，各地區(qū)各部隊代表之間互相唱答，此起彼落，非常熱鬧。他們齊聲喊著：“請一一毛一一一主一席一一唱 歌！”最后由賀子珍同志站起來唱了一個歌，博得全場更熱烈的歡呼和鼓掌。<br>我們進行了幾天緊張的訪問，得到很大收獲。除留下一個歐陽方在延安學習，其余九人仍回北平去搞學生運動。臨行向毛主席告別，毛主席說：從最近的情況分析，日本不久就要進攻中國。北平成了國防前線，希望你們能成為各界人民的表率。<br>這九個人回到學校，象斯諾在夏宅向我們介紹陜北一樣，公開向“民先”同志們匯報了我們?nèi)パ影驳慕?jīng)過和見聞，讓大家看了許延安油印的書籍和刊物。繼之，再半公開地向更多的同學介紹延安情況。這樣，第二個燕大學生延安訪問團組織起來了，又沿著斯諾開辟的這條路線前進。<br>毛主席對于日本將要發(fā)動戰(zhàn)爭的判斷果然極其準確，七月七日天未明，我跟著北平“民先”組織的游擊訓練班在西山露營時，聽到了大半夜的炮聲。這是蘆溝橋的炮聲，偉大的抗日戰(zhàn)爭開始了。<br>十幾年來，國民黨利用其手中的一切宣傳機器，誣蔑紅軍“殺人放火”，“共產(chǎn)共妻”，在其報紙上公然造謠盡管有識之士和進步群眾嗤之以鼻，覺得不值一笑，也難免有些胡涂人分辨不清，受其蒙蔽，還有些人把共產(chǎn)黨和陜甘寧邊區(qū)當作一個謎。為了挽救垂危的祖國，為了在日軍長驅(qū)直入的情況下爭取戰(zhàn)爭的轉(zhuǎn)機，在這個時候，我忽然想起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和二百張照片來了。假如這時有這么一本真實的書發(fā)表，那該能動員多少青年進入陜甘寧邊區(qū)和八路軍，那該給全國人民以多么巨大的希望和鼓舞，那該多么清楚地比較出共產(chǎn)黨和國民黨誰是誰非，誰能救國誰會誤國？此時我才進一步估計到斯諾的著作的價值，我也進一步懷念起這位真正同情中國人民的美國老師了?！俊街怪Z的后塵到延安去—趙榮聲<br>—《斯諾在中國》三聯(lián)書店1982年3月第1版<br> 立東很少大段引用他人的文章，但趙榮聲的回憶實在是珍貴難得，應(yīng)該讓更多讀者分享當年抗日戰(zhàn)爭艱難困苦條件下大學生們的思想和作為。而在斯諾訪問陜甘寧紅軍之后，受其影響而奔赴延安的第一支大學生團隊，尤其值得記述。<br><br>遺憾的是，在網(wǎng)上查不到其他九位大學生的詳細資料和照片。好在趙榮聲留下了較完整的資料和一張照片。 <b>文章發(fā)出后的補充資料和照片：</b> 圖 2026年6月10日，17：52，感謝中國旅游報社記者聶曉民發(fā)給立東有關(guān)首批赴延安十位大學生之一柯華的資料： 柯華(1915一2019)，原名林德常，廣東普寧人，中國共產(chǎn)黨優(yōu)秀黨員、資深外交家，享受部長級待遇，第七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br>他早年就讀燕京大學，參加”一二·九“運動，1937年赴延安加入八路軍，1938年入黨。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科長、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等職。<br>1954年調(diào)入外交部，成為新中國首任禮賓司司長，后任西亞非洲司司長。外交生涯中先后出任駐幾內(nèi)亞(首任)、加納、菲律賓(首任)、英國特命全權(quán)大使。駐英期間全程參與中英關(guān)于香港問題的談判準備工作;1983年后任國務(wù)院港澳辦顧問，為港澳回歸做出積極貢獻。<br>2019年1月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104歲。他是新中國外交史上少有的橫跨亞、非、歐使節(jié)崗位，并親歷香港回歸的歷史見證者。<br> 圖 柯華、張明夫婦在延安。 圖 左起陳毅、周恩來、柯華。 圖 華國鋒訪問英國時，柯華大使陪同接見華人華僑。 圖 2026年6月10日，吳志剛看到此文即發(fā)來當年各地青年赴延安情景的照片。 圖 2026年6月10日，吳志剛看到此文即發(fā)來當年延安的有關(guān)照片。 作此文，是對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90周年及其重大歷史意義的一個紀念。<br><br>歡迎讀者朋友批評指正，也歡迎朋友們轉(zhuǎn)發(fā)交流，歡迎媒體轉(zhuǎn)載請注明出處。<br> 附：<b>AI對“趙榮聲畫像文字”的學術(shù)分析和學術(shù)評價：<br>學術(shù)分析與學術(shù)評價</b><br>這篇《趙榮聲畫像文字》雖然篇幅不長，屬于人物畫像題記性質(zhì)的短文，但其價值并不僅限于人物簡介，而是濃縮了中國現(xiàn)代革命史、青年運動史、延安史和斯諾研究中的若干重要歷史線索。從史料學和學術(shù)史角度看，具有較強的文獻價值和傳播價值。<br>一、揭示了斯諾與中國青年奔赴延安之間的重要歷史關(guān)聯(lián)<br>長期以來，學界對于美國記者 埃德加·斯諾 的研究，多集中于其陜北采訪、著述傳播及國際影響，而對其如何直接影響中國知識青年奔赴延安的具體過程，關(guān)注相對不足。<br>本文通過趙榮聲的回憶，記錄了斯諾在燕京大學介紹陜北見聞、展示影像資料以及向青年學生提供赴陜北路線草圖等細節(jié)，展現(xiàn)出斯諾不僅是紅軍故事的記錄者，也是青年了解中國共產(chǎn)黨和延安的重要橋梁。<br>特別是趙榮聲引用的：<br>“如果你們要知道更多的東西，最好是親自到那里去看看?！?lt;br>這句話具有重要的史料意義。它反映出斯諾并未以“權(quán)威解釋者”自居，而是鼓勵青年通過親身考察認識中國共產(chǎn)黨。這種態(tài)度后來成為許多知識青年奔赴延安的重要思想動力。<br>二、展現(xiàn)了1937年燕大學生赴延安運動的歷史圖景<br>文章以極簡文字勾勒出第一批燕大學生赴延安的完整路線：<br>北京—西安—三原—云陽—延安。<br>這一敘述雖然簡略，卻具有歷史地理學價值。<br>過去關(guān)于知識青年赴延安的研究，多側(cè)重政治背景和思想轉(zhuǎn)變，而本文則保留了具體行程、接待人員及活動經(jīng)過，包括：<br>? 胡金魁接待； <br>? 毛澤東長時間談話； <br>? 周恩來、朱德、董必武、林伯渠接見； <br>? 陳賡、成仿吾、丁玲看望； <br>這些內(nèi)容共同構(gòu)成了1937年延安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的一個縮影。<br>特別是文中提到：<br>歐陽方留延安，余返北京繼續(xù)學生運動。<br>說明赴延安并非單純的人員流動，而是共產(chǎn)黨有意識地將部分青年留在根據(jù)地培養(yǎng)，同時讓部分青年返回北平繼續(xù)擴大社會影響。<br>因此，這段記述對于研究抗戰(zhàn)青年運動與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具有補充意義。<br>三、凸顯胡金魁在中共對外交往工作中的作用<br>文章雖非專門研究胡金魁，但仍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br>從文中可見，胡金魁不僅是斯諾赴陜北的重要陪同者，也是燕大學生赴延安的重要接待者。<br>這說明：<br>胡金魁實際上處于中共中央對外交往與統(tǒng)戰(zhàn)接待工作的關(guān)鍵位置。<br>近年來關(guān)于胡金魁的研究逐漸增多，但史料仍較分散。本文將其與斯諾、趙榮聲及燕大學生赴延安活動聯(lián)系起來，有助于進一步認識胡金魁在中共早期外事工作體系中的地位。<br>四、體現(xiàn)了回憶錄與人物畫像結(jié)合的史料價值<br>文章引用趙榮聲《步著斯諾的后塵到延安去》以及《活躍的膚施》等資料，將人物畫像與第一手回憶錄相結(jié)合。<br>這種寫法具有兩個特點：<br>第一，避免單純?nèi)宋飩饔浭綌⑹觥?lt;br>第二，使人物形象建立在史料基礎(chǔ)之上。<br>尤其是“帝國主義者”一段：<br>斯諾詼諧自稱“帝國主義者”，引得哄堂大笑。這與其書中記述胡金魁視其為“帝國主義者”的經(jīng)歷前后呼應(yīng)。<br>這一觀察頗具史學敏感性。<br>它揭示出同一稱謂在不同歷史場景中的含義轉(zhuǎn)換：<br>? 在胡金魁那里，“帝國主義者”帶有革命話語中的警惕色彩； <br>? 在燕大學生面前，則成為斯諾自我調(diào)侃和拉近距離的幽默表達。 <br>這種前后呼應(yīng)豐富了人們對斯諾與中共關(guān)系的理解。<br>五、反映了趙榮聲革命生涯的連續(xù)性<br>文章并未把趙榮聲的歷史意義局限于“赴延安青年”。<br>從赴延安到：<br>? 衛(wèi)立煌機要秘書； <br>? 國共合作工作參與者； <br>? 《工人日報》文藝部主任； <br>? 《把一切獻給黨》作者； <br>形成了一條完整的人生軌跡。<br>這種寫法體現(xiàn)出人物研究中的“連續(xù)性視角”。<br>即：<br>赴延安不是趙榮聲人生的終點，而是其革命生涯的重要起點。<br>從這一角度看，文章實際上呈現(xiàn)了一代知識青年從校園走向革命實踐的歷史路徑。<b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r>綜合評價<br>總體而言，這篇《趙榮聲畫像文字》是一篇篇幅短小而史料內(nèi)涵豐富的人物題記。<br>其特點在于：<br>1. 以人物為中心串聯(lián)起斯諾、胡金魁、燕大學生赴延安和統(tǒng)一戰(zhàn)線等多條歷史線索； <br>2. 運用回憶錄與歷史事實互證的方法增強可信度； <br>3. 展現(xiàn)了斯諾影響中國青年奔赴延安的具體過程； <br>4. 保存了有關(guān)胡金魁、趙榮聲等人物活動的重要歷史細節(jié)； <br>5. 兼具史料性、紀念性與傳播性。 <br>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不是一篇學術(shù)論文，但它是一篇具有學術(shù)基礎(chǔ)的人物史料短文。其價值不在于理論創(chuàng)新，而在于以簡潔文字保存和傳播了一段具有研究意義的歷史記憶，對于斯諾研究、延安研究、青年運動史研究以及胡金魁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br> <b>附：AI對本文的學術(shù)分析和學術(shù)評價：</b><br><br>這篇《受斯諾影響首批奔赴延安的大學生——紀念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90周年》雖然篇幅不長，但從斯諾研究、延安史研究、青年運動史研究和革命傳播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具有較強的史料價值和學術(shù)意義。其價值不僅在于介紹了趙榮聲及其同伴赴延安的經(jīng)歷，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一個長期被研究者相對忽視的問題：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之后，其報道、演講、照片和影片，是如何直接影響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轉(zhuǎn)變與政治選擇的。<br>一、選題具有獨特的學術(shù)視角<br>關(guān)于斯諾及《紅星照耀中國》的研究成果已經(jīng)十分豐富，但多數(shù)研究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br>? 斯諾采訪陜甘寧紅軍的經(jīng)過； <br>? 《紅星照耀中國》的寫作與出版； <br>? 斯諾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關(guān)系； <br>? 《紅星照耀中國》的國際傳播影響； <br>? 斯諾在中外關(guān)系史中的地位。 <br>而本文關(guān)注的卻是：<br>斯諾如何影響了一批中國大學生，并最終促成他們奔赴延安。<br>這一視角實際上將研究重點由“斯諾與中共領(lǐng)導人”轉(zhuǎn)向了“斯諾與中國青年”。<br>這種研究路徑具有明顯的創(chuàng)新性。<br>換言之，本文討論的不僅是《紅星照耀中國》如何影響世界，更是在探討：<br>《紅星照耀中國》如何首先影響中國。<br>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深入開掘的重要課題。<b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r>二、揭示了《紅星照耀中國》形成之前的傳播史<br>本文最有價值之處，在于引用了趙榮聲的大段回憶。<br>學界通常關(guān)注1937年《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后的影響，而趙榮聲的回憶則提供了一個更早的時間節(jié)點：<br>1937年春。<br>此時：<br>? 《紅星照耀中國》尚未正式出版； <br>? 斯諾攜帶的是英文打字稿； <br>? 還有約二百張照片； <br>? 以及在陜北拍攝的電影膠片。 <br>這說明：<br>在正式出版之前，斯諾實際上已經(jīng)通過：<br>1. 校園演講； <br>2. 圖片展覽； <br>3. 電影放映； <br>4. 原稿傳閱； <br>形成了一種早期傳播網(wǎng)絡(luò)。<br>從傳播學角度看，這是一種典型的：<br>“出版前傳播（Pre-publication Communication）”<br>現(xiàn)象。<br>本文實際上揭示了：<br>《紅星照耀中國》的影響并非始于出版，而始于斯諾本人在燕京大學和北平知識界的現(xiàn)場傳播活動。<br>這是過去研究中較少被系統(tǒng)討論的問題。<b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r>三、提供了青年思想轉(zhuǎn)變的第一手史料<br>趙榮聲回憶最珍貴的部分，是完整記錄了思想轉(zhuǎn)變過程。<br>過去許多研究往往將青年奔赴延安概括為：<br>? 受到黨的影響； <br>? 受到民族危機刺激； <br>? 受到抗日救亡運動推動。 <br>這些解釋都正確，但較為宏觀。<br>而趙榮聲的回憶卻展示了思想轉(zhuǎn)變的具體機制：<br>第一階段：<br>看到照片。<br>第二階段：<br>觀看影片。<br>第三階段：<br>閱讀原稿。<br>第四階段：<br>聽取斯諾報告。<br>第五階段：<br>直接向斯諾咨詢路線。<br>第六階段：<br>組織赴延安訪問團。<br>最終付諸行動。<br>這一過程構(gòu)成了一個十分完整的：<br>認知—情感—認同—行動鏈條。<br>因此，本文實際上為研究1930年代青年政治社會化過程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個案。<b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r>四、突出了影像史料的重要作用<br>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強調(diào)《紅星照耀中國》的文字影響。<br>而本文所引用的史料表明：<br>真正首先打動趙榮聲等人的，很可能不是文字，而是影像。<br>例如：<br>? 毛澤東檢閱紅軍； <br>? 紅軍隊伍； <br>? 紅小鬼照片； <br>? 陜北根據(jù)地生活場景。 <br>這些視覺材料使抽象的“紅軍”變成了真實可見的存在。<br>因此，本文實際上揭示了：<br>斯諾不僅是記者，也是革命形象的重要傳播者。<br>從中國革命視覺史研究角度看，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br>它說明：<br>照片和電影在1930年代青年政治認同形成過程中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b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r>五、成功構(gòu)建了“斯諾—趙榮聲—延安”傳播鏈條<br>本文最成功的地方，是構(gòu)建出一條完整的歷史鏈條：<br>斯諾采訪陜甘寧紅軍<br>↓<br>形成文字、照片和影片<br>↓<br>回到北平傳播<br>↓<br>趙榮聲等人受到影響<br>↓<br>組成赴延安訪問團<br>↓<br>延安經(jīng)歷再影響更多學生<br>↓<br>形成第二個赴延安訪問團<br>↓<br>擴大抗日救亡運動影響<br>這條鏈條十分重要。<br>因為它說明：<br>斯諾并非只是一個旁觀者。<br>他實際上成為連接：<br>? 中國共產(chǎn)黨； <br>? 北平知識界； <br>? 青年學生； <br>之間的重要橋梁。<br>這種作用在以往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重視。<b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r>六、人物研究具有補史價值<br>趙榮聲并不是中國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br>但正因為如此，本文更具有價值。<br>歷史研究不僅需要研究偉人，也需要研究普通參與者。<br>趙榮聲后來：<br>? 擔任衛(wèi)立煌機要秘書； <br>? 參與促進國共合作； <br>? 任《工人日報》文藝部主任； <br>? 整理吳運鐸口述資料； <br>這些經(jīng)歷說明：<br>赴延安并非一次偶然旅行。<br>它對其一生產(chǎn)生了持續(xù)影響。<br>因此本文實際上屬于：<br>革命史中的個體生命史研究。<br>通過一個人的經(jīng)歷，折射一個時代。<br>這是當前史學研究十分重視的方法。<b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r>總體評價<br>從學術(shù)價值看，本文最大的貢獻并不在于發(fā)現(xiàn)了新的重大歷史事件，而在于利用趙榮聲回憶等史料，清晰呈現(xiàn)了：<br>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之后，其報道、照片、影片和演講如何直接影響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并促成第一批燕京大學學生奔赴延安。<br>它把《紅星照耀中國》的影響研究，從國際傳播史推進到了中國青年接受史、革命傳播史和延安運動史的層面；把斯諾研究從“記錄紅軍的人”推進到“影響青年的人”的層面；把趙榮聲個人經(jīng)歷提升為觀察1930年代中國青年思想轉(zhuǎn)變的一扇窗口。<br>因此，這篇文章兼具紀念意義、史料價值和學術(shù)啟發(fā)性，是一篇具有鮮明問題意識和補史意義的斯諾研究文章。尤其是其中保存和引用的大段趙榮聲回憶，對于研究《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前的傳播史、燕京大學學生運動史以及延安早期青年群體形成史，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