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薩凡納海灘）</p> <p class="ql-block">【巴特拉姆“游記”】2. 再版前言（續(xù)2）出版過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綾子 （節(jié)選翻譯）3/3/26周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787年至1791年間，沃爾特的《卡羅林植物志》（Flora Caro. liniana，1788年）、艾頓的《邱園植物志》（Hortus Kewensis，1789年）、拉馬克的《方法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1783-1797年）、萊里蒂埃的《新物種》（Stirpes Novae，1785-1791年）以及格梅林的《自然系統(tǒng)》（Systema Naturae，1788-1793年）的部分章節(jié)相繼問世——所有這些著作都描述了巴特拉姆在18世紀(jì)70年代或更早時期發(fā)現(xiàn)的某些新物種，但直到1791年才正式命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與此同時，一位來自費城、充滿進取心的年輕醫(yī)學(xué)生本杰明·史密斯·巴頓（1766-1815）的出現(xiàn)，為這一領(lǐng)域注入了新的活力。1786年，他前往愛丁堡大學(xué)攻讀醫(yī)學(xué)。在他旅居海外的三年間，他至少給舒爾基爾河畔的這位博學(xué)之士 巴特拉姆寫過五六封信。其中至少有兩封信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提議：允許巴頓出版巴特拉姆的作品，并加入巴頓自己的補充。雖然我們沒有巴特拉姆對此的回應(yīng)記錄，但他無疑拒絕了這個提議，而且拒絕的方式非常友好，絲毫沒有影響他與巴頓之間一貫的友好關(guān)系。巴頓后來的事業(yè)表明，他曾多次試圖利用巴特拉姆淵博的博物學(xué)知識牟利，而且往往屢屢得逞，卻從未充分表達過對巴特拉姆的感激之情。在他1787年8月26日從愛丁堡寄出的一封信中，他嚴(yán)厲批評了斯托里，這或許促使巴特拉姆與這位出版商斷絕了關(guān)系；無論如何，在另尋出版渠道之前，巴特拉姆的著作出版工作耽擱了數(shù)年（4年）之久。</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顯然，直到1790年，費城另一家印刷出版公司詹姆斯和約翰遜才提出了出版這部作品的新方案。紐約公共圖書館保存了一份副本。首頁的總體公告之后是兩頁摘錄，內(nèi)容是巴特拉姆對阿拉楚阿草原的熱情描述——這片土地顯然是他記憶中最珍視的部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羅伯特·帕里什是巴特拉姆在費城的朋友，或許也是他出版公司的雇員。1790年6月20日，他從紐約寫信給巴特拉姆，報告說他已經(jīng)獲得了包括華盛頓總統(tǒng)和亞當(dāng)斯副總統(tǒng)在內(nèi)的多位人士的預(yù)訂。華盛頓一貫堅持自己的立場，拒絕將這本書獻給自己。然而，就在同一天，他寫信給費城市長塞繆爾·鮑威爾：“我很高興[認(rèn)捐了這部作品]；我衷心祝愿它取得與其價值相符的成功”。三天后，當(dāng)時在紐約的湯瑪斯-杰佛遜認(rèn)購了“巴特拉姆的旅行 ”一書。</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最終選定的獻詞人是托馬斯·米芬，他是美國獨立戰(zhàn)爭中的一位少將，曾任國會主席（1783-1784）、賓夕法尼亞州州長（1788-1790）和國會下議院議長（1790-1799）。毫無疑問，巴特拉姆對獨立革命事業(yè)的奉獻精神體現(xiàn)在他曾考慮將富蘭克林、華盛頓、米芬等人視為表達敬意的標(biāo)志。</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詹姆斯和約翰遜版的“游記”價格廣告上寫著“兩西班牙銀元”，而斯托里版的預(yù)售價是“一美元藍皮書”。如果1791年版的印刷或銷量超過一千冊，那將令人驚訝。如果銷量達到一千冊，作者將獲得10%的版稅，相當(dāng)于200“西班牙銀元”。但是，誰又能衡量創(chuàng)作出一部自然史經(jīng)典和一部名垂青史的文學(xué)瑰寶所帶來的精神回報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植物學(xué)家威廉·鮑德溫在1817年7月3日寫給威廉·達林頓博士的信中提到，巴特拉姆可能根本沒有機會閱讀他的游記校樣。如果他能好好利用這個機會，書中許多排版錯誤和其他已出版的不一致之處或許就能避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雖然扉頁上標(biāo)注的日期是1791年，但似乎并沒有確鑿的證據(jù)表明該書出版于當(dāng)年。顯然，它的出版時間是在1791年8月26日之后——即扉頁背面登記通知的日期。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接近出版日期的證據(jù)似乎是亨利·穆倫伯格（Henry Muhlenberg）日記中1792年1月27日的一條記錄，這條記錄由威爾曼·斯龐（Willman Spawn）好心告知我：“我仔細閱讀了威廉·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的佛羅里達游記，其中包含大量值得注意的資料”。</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因此，該書的出版時間不晚于1792年1月，也可能是在1791年末。除非有更完整的證據(jù)出現(xiàn)，否則最好接受扉頁上的日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未完待續(x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