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古來酷吏知多少？</p><p class="ql-block"> 李千樹</p><p class="ql-block"> 引子</p><p class="ql-block"> 歷史的天空中，有兩種官員的形象如同鏡像般對立：一曰“循吏”，奉職循理，以德化民，百姓愛之如父母；一曰“酷吏”，執(zhí)法嚴酷，以刑立威，天下畏之如虎狼。</p><p class="ql-block"> 然而，當我們真正走近“酷吏”這一群體，就會發(fā)現(xiàn)事情遠非“好人”與“壞人”的二分法所能概括。司馬遷在《史記》中首次為酷吏立傳，筆調(diào)復雜而曖昧——既有對其慘酷手段的批判，又有對其才能與清廉的贊嘆。這種矛盾，恰恰揭示了酷吏現(xiàn)象的本質(zhì)：它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問題，而是君主專制制度深處無法回避的結(jié)構(gòu)性存在。</p><p class="ql-block"> “古來酷吏知多少？”答案或許令人心驚——自秦漢至明清，酷吏從未斷絕。他們?nèi)缬半S形地伴隨著中華帝國的興衰周期，時而隱身幕后，時而走上臺前。讀懂酷吏，便是讀懂中國政治史的一把鑰匙。</p><p class="ql-block"> 一、何謂“酷吏”？——正名與辨體</p><p class="ql-block"> “酷吏”一詞，首見于司馬遷《史記·酷吏列傳》。所謂“酷”，并非僅指手段之殘忍，更指向其執(zhí)法風格的嚴苛峻切。</p><p class="ql-block"> 司馬遷筆下的酷吏，有三個共同特征：</p><p class="ql-block"> 其一，絕對忠誠于君主?？崂舻囊磺袡?quán)力皆來自皇權(quán)，他們“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杜周作為司法官員，公然宣稱：“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這番話道破了酷吏的本質(zhì)——他們不是法律的守護者，而是君主意志的執(zhí)行器。</p><p class="ql-block"> 其二，極強的行政才能?？崂艚^無庸碌之輩。郅都“公廉，不發(fā)私書，問遺無所受”，張湯“治務在深遠，拘守職事”。司馬遷在批判其嚴酷的同時，不得不承認他們“方略教導，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zhì)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換言之，他們是能干事的，只是干事的方式令人膽寒。</p><p class="ql-block"> 其三，手段的酷烈與不避權(quán)貴。這是“酷”字最直接的體現(xiàn)。郅都執(zhí)法，列侯宗室側(cè)目而視，號曰“蒼鷹”；王溫舒為河內(nèi)太守，令郡中“報請覆奏”往返之間，已殺“千余家”，“流血十余里”。他們針對的往往不是普通百姓，而是豪強權(quán)貴——“行法不避貴戚”是其標簽。</p><p class="ql-block"> 但必須指出：酷吏與循吏并非簡單的善惡對立。循吏重在“教化”，酷吏重在“威懾”；循吏如春風化雨，酷吏如秋風掃落葉。二者都是帝王工具箱中的器物，何時啟用哪一件，全看局勢的需要。</p><p class="ql-block"> 二、酷吏群像——歷代代表人物巡禮</p><p class="ql-block"> 先秦：商鞅——酷吏的鼻祖</p><p class="ql-block"> 若論酷吏之濫觴，商鞅當居首位。商鞅變法，以嚴刑峻法為手段，規(guī)定“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被刑”。其目的是高效的，秦國由此富強；其手段是酷烈的，公子虔被刑，太子傅被黥。司馬遷評價商鞅“刻薄少恩”，班固更直言商鞅變法造成“民貧富懸殊，諸侯相兼并”。秦朝二世而亡，后人普遍認為嚴刑酷法是重要原因。商鞅開啟的模式，在后世不斷被復制——以嚴酷求效率，以恐怖求秩序，最終卻往往走向反面。</p><p class="ql-block"> 西漢：郅都、張湯、王溫舒——司馬遷筆下的典范</p><p class="ql-block"> 西漢是酷吏的黃金時代，也是正史首次系統(tǒng)記錄酷吏的時期。</p><p class="ql-block"> 郅都，外號“蒼鷹”，是酷吏中少有的“清官”。他在濟南太守任上，“至則族滅瞯氏首惡，余皆股栗。居歲余，郡中不拾遺”。匈奴聞其名，為之“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然而這位令敵人膽寒的能臣，最終因得罪竇太后而被處死。臨刑前，漢景帝欲救之，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郅都遂死。功成而身死，成為酷吏命運的宿命開篇。</p><p class="ql-block"> 張湯則是另一類酷吏——精通法律，善于迎合上意。他治獄，“欲陷人者，即緣此深抵之；欲出之者，即緩縱之”，完全以君主好惡為準繩。他位列三公，卻最終被人構(gòu)陷，自殺前仍不忘上書謝恩：“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睆垳篮?，家產(chǎn)不過五百金，且皆來自俸祿和賞賜，清廉如此，卻因“酷”而身敗名裂。</p><p class="ql-block"> 王溫舒則代表了酷吏中最殘忍的一類。他任河內(nèi)太守時，捕獲郡中豪強及相連坐者千余家，上書請斬，奏報往返不過三日，他便“令行，果斬以徇”，“至流血十余里”。然而天道好還，王溫舒最終被人告發(fā)，五族俱滅。</p><p class="ql-block"> 司馬遷筆下這十位酷吏，結(jié)局幾乎都是悲劇——或被殺，或自殺，或族滅?！翱崂舨坏蒙平K”，成為一條近乎鐵律的規(guī)律。</p><p class="ql-block"> 唐代：來俊臣——《羅織經(jīng)》與“請君入甕”</p><p class="ql-block"> 如果說漢代酷吏尚有“公廉”底色，唐代的來俊臣則將酷吏推向了純粹的恐怖主義。</p><p class="ql-block"> 來俊臣本是無賴出身，因告密而得寵于武則天。武周革命之初，人心未附，武則天急需清除李唐宗室和反對派。來俊臣應運而生，與黨羽合著《羅織經(jīng)》，專講如何構(gòu)陷無辜、刑訊逼供。</p><p class="ql-block"> 他發(fā)明的刑具令人發(fā)指：大枷有十種名號，“定百脈”“喘不得”“突地吼”“死豬愁”“求即死”等，光聽名字便不寒而栗。囚犯入其獄，“無貴賤，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矣?！?lt;/p><p class="ql-block"> 更駭人的是來俊臣的邏輯：他“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絕其糧餉，“自非身死，終不得出”。他甚至發(fā)明了“請君入甕”的手段——用周興設(shè)計的酷刑來審訊周興本人。</p><p class="ql-block"> 來俊臣前后“坐族千余家”，也就是誅殺數(shù)千家。然而武則天一旦用完這把刀，便將其棄之。來俊臣最終以罪被殺，仇家爭啖其肉，須臾而盡。</p><p class="ql-block"> 來俊臣標志著酷吏的徹底異化——從“執(zhí)法者”墮落為“構(gòu)陷者”，從“工具”墮落為“毒瘤”。</p><p class="ql-block"> 明代：錦衣衛(wèi)與詔獄——酷吏的制度化</p><p class="ql-block"> 明代是酷吏政治登峰造極的時代。朱元璋廢除宰相后，皇權(quán)空前集中，作為皇權(quán)打手的酷吏也隨之制度化、常態(tài)化。</p><p class="ql-block"> 錦衣衛(wèi)、東西廠、鎮(zhèn)撫司獄，構(gòu)成了覆蓋全國的恐怖網(wǎng)絡(luò)?！睹魇贰ば谭ㄖ尽酚涊d：“刑罰有創(chuàng)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wèi)、鎮(zhèn)撫司獄是已。是數(shù)者，殺人至慘，而不麗于法?！?lt;/p><p class="ql-block"> 胡惟庸案、藍玉案，株連數(shù)萬人。錦衣衛(wèi)都指揮僉事許顯純“毒刑鍛煉”，借汪文言案大肆逮捕，其中六人虐死于獄中，導致“朝署空虛”?？崂舨辉偈莻€人行為，而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p><p class="ql-block"> 清代：文字獄中的幫兇</p><p class="ql-block"> 清代康雍乾三代，表面是盛世，背后是文字獄的血雨腥風?？崂粼谄渲型撇ㄖ鸀懀盁o惡不作”。莊廷鑨《明史》案、呂留良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動輒株連數(shù)百人，酷吏充當了思想清洗的急先鋒。</p><p class="ql-block"> 三、為什么會有酷吏？——制度根源的追問</p><p class="ql-block"> 第一，君主專制的內(nèi)在需求。</p><p class="ql-block"> 專制皇權(quán)面臨一個悖論：君主需要官僚系統(tǒng)治理國家，但官僚系統(tǒng)本身又可能成為對抗皇權(quán)的力量。酷吏正是皇權(quán)制衡官僚集團的利器。</p><p class="ql-block"> 漢武帝任用張湯、趙禹等人打擊豪強、削弱相權(quán)；武則天倚靠來俊臣、周興鏟除李唐宗室和反對派；朱元璋憑借錦衣衛(wèi)屠戮功臣。每一個酷吏活躍的年代，幾乎都是皇權(quán)高度集中的時期?？崂羰蔷鞯摹八奖?，是他們對付體制內(nèi)敵人的“白手套”。</p><p class="ql-block"> 第二，“打天下”與“治天下”的邏輯差異。</p><p class="ql-block"> 歷代開國之初，懲于前朝積弊，往往需要強力手段撥亂反正。漢武帝時期“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意思是說，當腐敗和混亂像大火一樣蔓延時，不靠強硬手段，根本控制不住局面。</p><p class="ql-block"> 此時酷吏登場，以雷霆手段迅速整肅秩序。但問題在于，這種“嚴打”式的治理一旦制度化，就會走向反面——人人自危，上下相遁，最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p><p class="ql-block"> 第三，寒門子弟的上升通道。</p><p class="ql-block"> 一個容易被忽視的事實是：大多數(shù)酷吏出身寒微。郅都、張湯、寧成、來俊臣，無一不是低層出身。在門閥士族壟斷仕途的時代，酷吏是皇權(quán)從社會底層擢拔的“政治新秀”。他們沒有背景、沒有靠山，唯一的資本是對皇帝的忠誠和辦事的“執(zhí)行力”。</p><p class="ql-block"> 寧成曾說：“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這番話道出了酷吏的野心——他們是以命相搏的賭徒，賭的是用手中這把“刀”換取跨越階層的通道。</p><p class="ql-block"> 第四，官僚系統(tǒng)自我凈化的失靈。</p><p class="ql-block"> 在一個缺乏法治保障、沒有獨立司法和輿論監(jiān)督的制度下，官僚系統(tǒng)的腐敗幾乎是必然的。當常規(guī)手段失效時，帝王便會啟用非常規(guī)手段——酷吏。所以酷吏往往出現(xiàn)在王朝中期以后，當腐敗已深入骨髓，常規(guī)反貪收效甚微之時，酷吏便作為“猛藥”登場。</p><p class="ql-block"> 四、酷吏的危害——一把雙刃劍的傷與害</p><p class="ql-block"> 酷吏的存在，對帝國而言是一劑毒藥，雖然有時能收一時之效，但代價極為慘重。</p><p class="ql-block"> 其一，法治的毀滅。</p><p class="ql-block"> 酷吏“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本質(zhì)上是否定了法律的穩(wěn)定性和可預期性。當法律成為君主意志的奴婢，人人便“無所措手足”。杜周之輩公然宣稱法律隨人主而變，這種觀念一旦蔓延，法治精神便蕩然無存。</p><p class="ql-block"> 其二，冤獄遍地，人心離散。</p><p class="ql-block"> 來俊臣時期，“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狄仁杰這樣的賢臣尚且被誣告下獄，險些喪命，普通百姓的命運可想而知。當人們無法預知自己何時會因“莫須有”的罪名而家破人亡時，對政權(quán)的信任便土崩瓦解。</p><p class="ql-block"> 其三，官員群體的寒蟬效應。</p><p class="ql-block"> 酷吏的存在，使官員人人自危。武則天時期，“朝士多因入朝，默遭掩襲，以至於族，與其家無復音息。故每入朝者，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不？’”這種恐怖氛圍下，官員們要么選擇沉默自保，要么選擇阿諛奉承，敢于直言進諫者寥寥無幾。</p><p class="ql-block"> 其四，酷吏本身的悲劇宿命。</p><p class="ql-block"> 幾乎每一個酷吏都不得善終。郅都死、張湯自殺、王溫舒族滅、來俊臣被啖其肉、周興流放被殺……這不僅是“天道好還”的道德寓言，更是制度邏輯的必然——君主用完這把刀后，必須將其拋棄以安撫人心?？崂羰堑弁醯摹氨冲亗b”，替君主承擔了本應由制度承擔的罵名。</p><p class="ql-block"> 五、如何鏟除酷吏滋生的土壤？</p><p class="ql-block"> 歷史是一面鏡子?？崂衄F(xiàn)象的本質(zhì)，是權(quán)力不受制約的產(chǎn)物。</p><p class="ql-block"> 歷代反貪、治吏不可謂不努力。漢武帝用酷吏反腐，一時收效，但晚年“盜賊滋起”，數(shù)千人為一群，“攻城邑，取庫兵”。乾隆皇帝懲貪的決心不可謂不大，處死的貪官不可謂不多，卻放過了最大的貪官和珅。</p><p class="ql-block"> 為什么反貪總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長一茬？根本原因在于：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反貪的力度和方向完全取決于君主的個人意志。君主既可以反貪，也可以縱貪；既可以打蒼蠅，也可以保老虎。一切以君主的政治需要而定。</p><p class="ql-block"> 酷吏也是如此。他們能被制造出來，也能被拋棄；他們能打擊豪強，也能殘害忠良?？崂舻谋举|(zhì)，是權(quán)力不受制約、法治不能獨立的必然產(chǎn)物。</p><p class="ql-block"> 王春瑜先生歸納出一個“歷代王朝興亡周期率”：初年狠抓反貪→中葉后反貪有名無實→末年腐敗猖獗→王朝滅亡→新王朝初年再抓反貪……酷吏的出現(xiàn)與消失，也遵循著同樣的周期。</p><p class="ql-block"> 要跳出這個周期律，唯有靠制度而非人治，靠法治而非特權(quán)，靠公開透明的監(jiān)督而非秘密警察的恐怖。當權(quán)力被關(guān)進制度的籠子里，當任何人的權(quán)利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當“以言代法”“以權(quán)壓法”不再可能——酷吏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p><p class="ql-block"> 尾聲：歷史的警示</p><p class="ql-block"> “古來酷吏知多少？”這個問題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個時代都有酷吏的種子，只待合適的土壤便會生根發(fā)芽。</p><p class="ql-block"> 酷吏不總是面目猙獰的小人，他們往往是能干事的“能吏”，甚至是廉潔的“清官”。正因如此，他們才更具迷惑性。郅都公廉，張湯清廉，但他們依舊是酷吏——因為他們的“能”與“廉”，服務于一個不受約束的權(quán)力，最終傷害的是法治的根基和社會的肌體。</p><p class="ql-block"> 回望歷史，我們不應簡單地譴責酷吏個人，而應追問：是什么樣的制度設(shè)計，讓這樣的人能夠產(chǎn)生、能夠得勢、能夠為非作歹？又是什么樣的社會土壤，讓嚴刑峻法比德治教化更有市場？</p><p class="ql-block">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研究歷史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了警示。讀懂酷吏，不是為了詛咒黑暗，而是為了守護光明。當權(quán)力的獠牙再次顯露時，我們能夠認出它，并記得歷史的代價。</p><p class="ql-block"> 2026年6月9日于濟南善居</p> <p class="ql-block">酷吏不是奸臣，往往還是忠君報國的廉吏能臣，且最終往往都沒有好下場。</p>